吴国发 · 2020-05-22 · 来源：乌有之乡

本文先简单介绍了建国前刘伯承与彭德怀的矛盾；再详细叙述了1957年春季至1958年夏季的反对军事教条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由邓小平领导、彭德怀指挥，重点批判了刘伯承，其次是萧克上将，再其次是粟裕大将。最后，文章说明，毛主席对刘伯承和粟裕一直很欣赏、信任。

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刘伯承遭批判始末

吴国发

(2020年5月22日)

作者按：2006年6月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部分中央高层领导档案显示：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不是彭德怀，而是共产党的“军神”刘伯承元帅。我根据有关文章、信息，编写了这篇文章。

内容提要：本文先简单介绍了建国前刘伯承与彭德怀的矛盾;再详细叙述了1957年春季至1958年夏季的反对军事教条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由邓小平领导、彭德怀指挥，重点批判了刘伯承，其次是萧克上将，再其次是粟裕大将。最后，文章说明，毛主席对刘伯承和粟裕一直很欣赏、信任。

关键词：教条主义  刘伯承  彭德怀  粟裕  萧克

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现代军神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今重庆市开州区)。刘伯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教育家，号称中国共产党的“军神”。

刘伯承在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刘伯承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继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26年(除朱德外任政治局委员最长的元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德怀与刘伯承存在矛盾，由来已久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在历史上两人之间存在矛盾，而且矛盾时隐时现。但这种矛盾并非出于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分歧。这种矛盾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并无大的冲突。全国解放，军队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在和平环境下，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种矛盾就会带入工作关系，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

彭德怀与刘伯承的矛盾起源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论。林彪、彭德怀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支持了“洋派”。随后，刘伯承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他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江西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最著名的军事学府，与美国的西点军校齐名。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刘伯承，让他指挥红军，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这样，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军强攻南丰。结果红军损失很惨。彭德怀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只是想“围城打援”。彭德怀固执地将苏区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

事后，彭德怀的话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后来，他认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观点偏颇，及时反躬自省，并反对长征初期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认真向毛泽东讨教，并且逐渐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敌43000多人，拔除敌伪据点千余个。“百团大战”期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通知彭德怀与刘伯承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军队干部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刘伯承这个报告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过分强调正规军，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在敌众我寡时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刘伯承的报告一出，便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认为，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随后，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样，就引起了彭德怀对刘伯承的不满。

刘伯承创办领导军事学院，成就卓著

刘伯承历来很重视军事教育和干部培养。早在中国革命的瑞金时期，刘伯承就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在红军长征期间，任红军大学总教官。

新中国诞生后，刘伯承坚决辞让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主动提出创办军事学院，从事军事教育事业。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刘伯承恳切地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1950年11月，刘伯承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踌躇满志，打算把军事学院打造成为“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

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刘伯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

刘伯承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培养军官的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6年1月，刘伯承创办和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创办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增至1300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罗瑞卿大将(时任公安部部长)、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陪同下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56年，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六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

彭德怀揭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中央支持

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彭德怀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时，刘伯承对彭德怀非常尊重。他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毛主席”，从不越权上报。

刘伯承专心致志地领导军事学院的全面工作，学院的军官教育培训工作顺利推进。此时，刘伯承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1956年8月，军事学院的一个学员给彭德怀写信。11月，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给邓小平写信。他们反应学院存在教条主义的错误。彭德怀看了蔡铁根的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然后，张宗逊向中央军委写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报告，感到南京军事学院存在问题，必须亲自去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月27日到达南京，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听取学员和领导干部的汇报，与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三人交换意见。3月2日，彭德怀等人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三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各位领导人。

在这篇《汇报》的前一部分，彭德怀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的这篇《汇报》指出：“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这就直接指向了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元帅。

这篇《汇报》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汇报》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对彭德怀的《汇报》，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汇报》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彭德怀的讲话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刘伯承于1957年7月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校五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我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957 年7月，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在北京组建高等军事学院;刘伯承为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南京)军事学院和(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刘伯承在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际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军事学院院长，钟期光中将任军事学院政委;叶剑英元帅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李志民上将任政治委员。

1957年夏季，彭德怀元帅发起、党中央同意，开始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全军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进行“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

彭德怀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刘伯承不仅是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而且是军委训练总监部的首任部长。显然，刘伯承是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主要打击目标。

领导训练总监部工作的是叶剑英元帅，所以叶剑英也成了彭德怀的批判对象。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揪出”了一个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反教条主义斗争相当残酷。萧克为军事学院辩护。黄克诚大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气愤地说：“要多开几次会”批判萧克。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的批斗。有一天他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

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教条主义，元帅检讨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举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接着是八届五中全会，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有100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会议由彭德怀主持。

彭德怀首先讲话。他说，要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好这次会议。他宣布了军委扩大会议的议程：一、如何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二、检查军队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三、军队怎样贯彻“四大”，进一步开展整风;四、战略方针，战争准备，组织编制，科技研究等。

会议没有按原定议程进行，而是顺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趋向发展。50多天的会议，主要是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林彪元帅在会上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6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参加会议，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教条主义是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定调后，彭德怀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指的红军时期教条主义逼死过革命同志，其实也是一场误会。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大学受训练。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入校后，由于文化水平太低，阅历有限，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发展到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余天云事后想不开，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事，连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毛泽东为刘伯承辩护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反党宗派集团”的首领萧克、李达先后在会上检讨了多次，才获得谅解、通过。

陈毅元帅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陈毅检讨了红四军七大排挤毛泽东的错误。1929年6月22日，为解决红四军党内军内发生的分歧和争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会上，陈毅被选为红四军军委书记，毛泽东被排挤。后来，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希望把毛泽东请回来任军委书记。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登载陈毅自我批评的《会议简报》，毛主席批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期间，人们都以为这是文革初期毛主席的指示。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拖着病体回到北京出席会议。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北京协和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代写，写100个字就行了。”可是，迫于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压力，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会议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检讨结束，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继刘伯承在大会检讨之后，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也作了检讨发言。

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批判。粟裕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不仅检讨了近几年来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而且还把历史上的缺点，犹如布袋里倒核桃似的，全部亮了出来。例如，建国初期在华东地区工作时，对陈毅同志支持不够，等等。

会议圆满结束，彭德怀做总结讲话。对于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刘伯承、粟裕等同志，会议没有做任何书面决议；彭德怀的总结讲话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

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结束，余波未尽

1958年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闭幕，标志着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的结束。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受到批判，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来有人传出毛泽东主席当时在批评彭德怀时说过的话：“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指刘伯承)提前休息，一个(指萧克)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这表明，毛主席并不同意彭德怀对刘伯承和萧克的批判、处理。

毛主席一直对刘伯承很欣赏，很信任，曾经六次赞扬刘伯承。刘伯承是毛主席赞扬最多的元帅。红军长征过大渡河之前，毛主席第二次赞刘伯承：“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第六次是在建国后。革命胜利了，刘伯承功成身退，坚辞不受总参谋长一职，要求去南京创办军事学院。毛泽东为之感叹道：“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侯。伯承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刘伯承拥护文革。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和1973年10月的中共十大，刘伯承都被毛主席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刘伯承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不久，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以后升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总参谋长一职，经毛泽东主席提议由黄克诚接任。

毛主席对粟裕很欣赏、信任，曾经说：粟裕是“人才，将才，帅才”。粟裕被免职后，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

粟裕被批判、降职后，毛主席对粟裕说：他们不用你，我用你。因此，在文革中，粟裕得到毛主席的保护。粟裕拥护文革。1975年1月，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协助毛主席领导军事工作。毛主席逝世后，粟裕被免去军委常委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萧克被降职任农垦部副部长。1972年1月，萧克被任命为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3年10月中共十大，萧克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毛主席在世时，没有对1957年-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重新评价。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也不同意否定反教条主义运动，因为他是中央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参考文献：

1. 黄禹康：《老帅中为何刘伯承最先被打倒：与彭德怀早有很深误会》。原载《党史纵览》;“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12月16日。

2. 黄禹康：《一代“战神”刘伯承受错误批判挂印罢官揭秘》。原载《湘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5月18日。

3. 尹家民：《1958：军队“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四大元帅》。《湘潮》2008年第8期。

4. 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