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华 代渝渝 · 2020-06-11 ·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中国革命史是一部斗争史，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内容丰富而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强调斗争要有目的、有方向和讲原则，分清敌友，注重策略方法，讲究斗争艺术，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要紧紧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

摘 要

中国革命史是一部斗争史，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内容丰富而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强调斗争要有目的、有方向和讲原则，分清敌友，注重策略方法，讲究斗争艺术，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要紧紧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面对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斗争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清形势，抓好主要矛盾;把握斗争规律，解决好当前突出难题;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加强思想教育，占领意识形态斗争高地。

2019年9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出现的核心关键词是“斗争”二字，内容丰富，意蕴深远。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此消彼长，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的时期，并且有可能在一定阶段以不同的形式集中表露出来，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如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而且越来越复杂。要应对好各种风险挑战，就必须要进行伟大斗争，正如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重温毛泽东斗争精神，这对于我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开展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并取得各种斗争的伟大胜利，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五个维度

追溯以往，毛泽东反复强调斗争，且其关于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目标明确，意蕴深远。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斗争不是盲目的、散乱的、漫无目的的，应有目的性、对象性、指向性、方法性和主体性。

（一）目的性维度：斗争要有目的、有方向、讲原则

革命斗争是有目的、方向和原则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主观力量大大削弱，部分同志有了悲观的念头，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除此之外，中央也有所迷惑，“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写给中央的形势估计和行动策略的信中，对“分散”行动策略提出了批评，尽管斗争中经常使用的游击战术大体可理解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但不论是分散兵力还是集中兵力都要以目的为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搞清楚目的、方向才能正确指导革命深入。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指出没有认清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事实，没有深刻剖析中国革命的汹涌之势，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观念，“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合适的”，这也是背离了我们当时的目的和方向的;科学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矛盾，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坚持的革命斗争方向和原则，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势力、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废除与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被日占领的租界成了我们革命斗争的方向、目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和华北危机，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当时国内矛盾纵横交错，但进入到特殊的抗日阶段，国共两党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地主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等通通退居次位，而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了最主要的矛盾。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如何保存自己的力量?如何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如何消灭敌人?进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六点方针“(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个时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是直接和政治目的、方向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达到这个目的，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强大军事力量，团结各族人民，打击共同的敌人。

（二）对象性维度：斗争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搞清楚敌人和朋友，才知道应该要斗争谁，团结谁。如何搞清楚敌人和朋友呢?最主要的是要分析当前形势，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各个革命阶段，因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革命对象也不同，所以事物发展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斗争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的革命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共同的敌人，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但在不同的具体革命斗争时期，矛盾又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隐蔽性，我们的革命具体对象有所不同，“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纵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外来敌人入侵时，我们革命斗争的最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例如辛亥革命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革命斗争的具体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等。

（三）指向性维度：斗争就是要向不正确的思想坚决说“不”

在不同的革命时期，党内的不正确思想略有不同，投降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主义、新军阀主义倾向、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但这些都属于“非无产阶级思想”，需要及时纠正，以防党内政治方向走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势单力薄，也容易被敌人打散，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连连溃败后，“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作‘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紧接着，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号召彻底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1931年至1934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党内，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被纠正。1937年9月，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例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把自由主义比喻成腐蚀剂，“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它对集体组织十分有害，“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在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八路军中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在部分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我们必须向腐化思想作斗争。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指出学风不正，是主观主义毛病;党风不正，是宗派主义毛病;文风不正，是党八股毛病。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目的。

（四）方法性维度：斗争要注重策略方法，讲究斗争艺术

实施怎样的斗争策略是革命斗争的重要问题，这关系到军队存亡、根据地建设得失和革命斗争胜利与否。正确的策略必须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定不同的、适时的方案，毛泽东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

第一，战略冒进还是稳步推进需要根据统治阶级政权稳定或破裂的情况而定。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总结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时指出：“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不顾政权情况而盲目推广或集中，都会导致战争失败。

第二，关门主义还是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如何能够取得革命胜利为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国家，此时党的基本策略是反对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国内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的形势，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团结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组成革命大军，同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

第三，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区，将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导致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敌人力量长期占据中国的中心城市，革命要斗争下去就必须要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因此，“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此外，对待敌军采用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的方法，“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使得“共匪见人就杀”的谣言不攻自破;在游击战的作战战略上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的谈话中提到：“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讲究斗争艺术，因时因地而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达到孤立和消灭敌人的目的。

（五）主体性维度：斗争要紧紧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根本

中国革命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革命斗争要想取得胜利，必然离不开人民群众，斗争必须要紧紧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一，群众路线是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根本。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究其根本，是因为路线不同，国民党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共产党坚决支持发动人民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938年5月15日，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但国民党却暗中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和破坏统一战线，为了揭露这种阴谋，加之纠正党内部分同志的软弱退让态度，中国共产党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强调“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1945年，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为巩固东北根据地，再次强调“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论处于革命斗争的哪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武装斗争胜利，建立和巩固了根据地，一步步走向强大。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第二，是否走群众路线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共产党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否做到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还得打个问号。那怎么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呢?毛泽东提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只要他愿意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就是愿意革命的。不仅要看他说的什么，还要看他做的什么，希特勒、墨索里尼嘴里讲的是“社会主义”，做的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张国焘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启发和提高群众觉悟，组织群众斗争，“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二、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现实启示

当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重大风险挑战，斗争什么、如何斗争，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等问题可从毛泽东斗争精神中探知究竟、总结经验、获取营养、启迪未来，对切实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障

革命时期，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确保了斗争目的和方向的正确性，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当下，中国迈入了新时代发展阶段，有更加宏伟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取得全方面斗争胜利的根本保障。

大海航行靠舵手，世界就是大海，中国的舵手就是中国共产党，若不想迷失在汪洋大海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时代发展要求，是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孕育的丰硕成果，是世界人类文明进程的真实写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与党的发展共存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扎根中国土壤，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摸索中阔步前进，反映人民意愿，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这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和党、国家的战略目标息息相关。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形势下，都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等于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就会偏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偏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党的全面领导”比以前的提法多了“全面”两字，寓意深远，意义重大，强调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更强调党的领导要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始终，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任何时候、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松懈。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挑战更多、风险更大、矛盾更突出、问题更复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新时代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时刻做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斗争准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持民主集中，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是近14亿人民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有9千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如何做到总揽全局?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必须要做到“两个维护”。如果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形成核心，领导的就是一盘散沙，就不能将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集中起来，就不能将千万党员团结起来，就不能形成强大合力，关键时刻还会走错方向、迷失目标。所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关键。

（二）认清形势，抓好主要矛盾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忽视的客观规律，也是毛泽东用来说明矛盾道理的常用词，“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一方面斗争是矛盾演变的产物，事物的发展结果由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另一方面矛盾促进斗争的解决，要想斗争胜利、事物往好的方面发展，就需要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之中，必须要认清形势，正确处理内外两方面矛盾，抓好当前主要矛盾。分析国际形势看，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和核心认同;旧中国变成新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如今迈入的新时代是不同于任何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综合国内外因素分析来看，我国发展要上新台阶，实现新飞跃，主要还是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既满足人民期待也符合世界潮流，集中精力谋发展既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关键，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抓主要矛盾，辨好方向，不能让干扰事件蒙蔽双眼，耽误发展黄金期。2018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90万亿，增速很快，并且在未来几年内升值空间可预见性很大，显现出中国发展的惊人实力，还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但同时，也引来了部分国家的担忧和嫉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制约中国的发展步伐，主动挑起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加码，在经济上给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制造难题，如“中兴”“华为”“大疆”等高新科技企业被美国“断供”和“封杀”;在政治上争夺国际地位的话语权，例如第70届国际宇航大会，美国又玩拒签“伎俩”，与会者纷纷发问“中国代表去哪儿了”，中方严厉谴责美方把签证问题“武器化”。尽管在一定时间内，这些事件会博得眼球，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清醒的大国，能够站在世界大势和中国发展的角度清晰分辨，能够处理好次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能够处理好矛盾的次要方面和主要方面的矛盾，这些干扰事件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荆棘，并不能阻挡中国发展的步伐，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困难和挑战。我们也清楚地明白，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狠抓发展，一刻也不能偏离这个中心。

（三）把握斗争规律，讲究策略方法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

要想成就大事，不光有勇，还需有谋，勇为基础，谋为关键，有勇有谋方能百战百胜。“谋”可理解为谋略、策略、方法等，这是赢得斗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和新型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在斗争中诞生、发展和壮大，是因为培养了一大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党员干部，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新型人民军队特点的斗争规律、斗争策略和方法，这可谓是有勇有谋的典范。

我们走在大路上，从不畏惧艰险，也不害怕斗争，“始终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三大改造”的完成让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等全方面封锁，我们艰难勇敢地探索社会主义;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仍然坚定的走自己的路;2010年，中国崭露头角，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世界各国同频共振、命运相连的共建美好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越来越靠近国际舞台的中心。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斗争中，把握了斗争规律，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灵活机动、游刃有余地运用斗争策略和方法，才让中国在逆境中快速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面对当前国内外的发展态势，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提升我们的预判敏感度，提前筹划应对的策略和方法。

（四）坚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基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论是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共创辉煌历史。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国人民过上了从温饱不足到了小康富裕的生活，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侧重点在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围绕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一切依靠群众，到群众中去，侧重点是要将党的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任何工作的落地、生根、开花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脱贫攻坚战是新时代的一场“硬仗”，与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相比，不同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的区别;共同点是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进来，同心同向夺取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至-49-2018年，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两不愁”总体实现，“三保障”稳步推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么多人口脱贫，是世界一大奇迹，不仅为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还为世界脱贫事业作了巨大贡献，更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脱贫经验。

一切为了群众，为了一切群众，为了群众一切，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我们党始终要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切依靠群众，依靠一切群众，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创造伟大历史。

(五)加强思想教育，把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需要时常清洗打扫，才不会蒙上灰尘和污垢。思想教育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放松。革命斗争时期，思想教育是增强战斗力、凝聚力，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新时代，砥砺奋进，思想教育仍然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当今世界，西方话语权强势，文化渗透严重，已经深入影响到部分人民群众的思想认知，他们习惯性用西方思维评判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非常危险的。习近平指出：“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西方国家也曾用类似的手段，占领国际舆论阵地，发布负面新闻，通过持续不断的舆论唱衰苏联，导致其思想领域出现严重分歧，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是全方面的斗争，思想领域的斗争虽看不见摸不着，但仍然潜藏危机、腥风血雨，思想领域斗争不能缺位。因此，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思想教育，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放松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要争夺意识形态高地。

(作者简介：徐茂华，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代渝渝，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