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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升级的实质 |
王达 · 2020-06-10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独具美国特色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是贯穿美国对华战略演进的逻辑主线。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约束下，意识形态输出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性工具。 【内容提要】 独具美国特色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是贯穿美国对华战略演进的逻辑主线。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约束下，意识形态输出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性工具。作为“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遏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重要手段，呈现出由点到面、由民间到官方、由保守派智库发声到国会立法和政府首脑表态施压等不断升级的态势。中美之争在深层次上是制度之争，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至关重要。中国应从中美长期角力的大局出发，秉持坚守领土主权底线、自主自决人权内政、法律是宗教自由的底线等原则，坚持“四个自信”，深化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反制和回击美国的意识形态遏制。 【关键词】美国 外交战略 意识形态遏制 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简介：王达(1982- )，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 近期，特朗普政府确立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呈不断升级的态势。从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到美国商务部出台更为具体的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出口禁令，再到美国政客不断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进行“污名化”甚至联合多国炒作对华“索赔”疫情损失，尤其是对华意识形态遏制不断升级，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从各个方面持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2019年以来，美国国内各派反华势力由分化转为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各方鼓噪美中意识形态对立之势日盛。2019年下半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多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与主权。涉华法案数量之多、炮制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溢出效应之大，实属中美建交40多年来所罕见。此外，以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和副总统迈克·彭斯为代表的美国现任政府核心官员，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中美意识形态差异，以维护民主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名义，加大对华舆论施压和价值观攻讦。2020年3月以来，美国领导人罔顾事实，试图将新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归咎于中国的体制，从而逃避各方对特朗普政府反应迟缓、抗疫不力的指责。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和“新冷战”思潮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引人深思。与贸易霸凌和科技封锁等极限施压方式相比，意识形态遏制直接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因此对抗的广度和烈度更高，在战略层面制衡中国的作用也更大。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美国不断加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这一趋势，从历史演进和现实约束等不同视角，对美国加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表现、动因与实质展开深入分析，这是中国做出有效战略回应、摆脱美国战略钳制的前提和基础。 一、美国国家战略的意识形态因素 自18世纪法国学者德斯蒂·德·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后，其内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在当代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话语范畴中，意识形态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群体认知世界的系统而连贯的观念”。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则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本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论述和剖析，即国家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统治阶级(集团)构建的价值观念和与之相对应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应，不仅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属性，还具有引领功能、凝聚功能、稳定功能、转化功能以及自构建功能。在表现形式上，意识形态往往以“主义”之名出现，成为激励社会或政治行动的思想或信仰体系，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现代政权的纲领、政党政治以及社会活动都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由于政治制度、国家权力以及外交战略总是以复杂的方式与思想和信仰交织在一起，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当代社会和政治分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全球主要大国中，美国可谓是最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意识形态或者精神的力量对美国而言具有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意义。一般情况下，共同的民族或宗教、历史上形成的疆域以及文化的独特性往往是构成一个主权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美国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并不依靠上面任何一种要素的支持。它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民众，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驱动下汇集、融合，共同组建的民族和国家。因此，在美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它比其他许多国家更加需要某种精神和信念的力量来凝聚民众。美国学者卢瑟·利德基指出：“将北美各个殖民地彼此连接，同时又将这些殖民地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是表达在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之中的思想观念，即献身于自由、平等和共和的普遍观念。”加拿大学者沙卡文·伯科维奇则指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自己制造的神话当中，它是一个由一致的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的、多元的、讲究实际的民族，它有数以百计的派别，虽然彼此之间毫不相同，却在执行着同一使命”。美国独特的意识形态源于其特殊的命运和使命观。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所指出的，美国的意识形态把其国内的自由命运和在国外的使命感，以及相信美国是进步的代理人这一观念结合了起来。美国学者恩里科·奥吉利和克雷格·墨菲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外交事务的信念源于美国独特的命运和特殊使命，即“美国例外论”。作为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源头，“美国例外论”是一把意识形态的大伞，将“美国梦”“新世界秩序”“道德责任”“保护和扩大民主”以及“遏制”等美国外交战略的所有理念涵盖其中。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必须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在美国向全世界输出其价值观的过程中，理想主义(追求道德、理想的)外交战略同现实主义(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实现了统一。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识形态和美国外交战略的关系：国家追求权力的动机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是外交政策的推动力并为外交政策提供“辩护和合理的说明”。 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外交战略同样具有十分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将对美国外交战略产生深刻影响的四种意识形态凝练地概括为：“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以及“杰克逊主义”。他认为，这四种思想派别从根本上反映了美国的道德、政治价值观以及不同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和主导了美国与世界的互动方式。米德的研究为我们解开美国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密码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 “汉密尔顿主义”强调建立一个强大的商业国家和捍卫美国商业利益的重要性，为此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并维护全球航行自由、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确保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汉密尔顿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思想作为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是美国主导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并最大化自身商业利益的底层逻辑。“威尔逊主义”则强调“民主和平论”，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支持民主体制不仅是美国的道义与责任，而且是维护人类和平的需要。“威尔逊主义”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扩张和全球干预提供了理论注解和道义支持。“杰斐逊主义”则主张外交战略应置于宪政的严格监管之下，并强调美国应当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因而反对美国在国外承担过多的责任。“杰斐逊主义”是20世纪以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米德形象地称之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倒挡”，即美国需要保持战略低调时的理论说辞。“杰克逊主义”强调外部世界的无序性、国家利益的现实性以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重视国家荣誉观念和信守承诺的重要性。“杰克逊主义”的主要思想发展成为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当代主要地缘政治军事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众多对华鹰派人物都是“杰克逊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总体上看，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扩张性和干预性较强。也正是由于美国国家战略高度强调价值观的输出，因此其对于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异类”(包括国家、地区、政党、组织甚至个人)始终保持着警觉、批判和遏制的态度。 二、意识形态遏制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演进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至2017年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这段长达45年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对华战略始终沿着一条比较清晰的逻辑主线在发展和演变，即从“接触”演进到“接触+防范”，再到“接触+规制”。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则对这一演进逻辑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不仅将战略竞争确定为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而且还在2018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以“脱钩”为特征的战略举措。从总体上看，美国对华战略中消极成分的比重逐渐扩大。而在美国不断加强对华“防范”和“规制”的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遏制始终未曾缺席，并且逐渐从一条中美互动博弈的辅线发展成为牵动大国角力的主线。2019年以来，意识形态遏制已经成为继贸易霸凌、技术封锁、金融施压以及司法胁迫等手段之后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方式，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完全服务于全球范围内的“冷战”战略。因此，反共思潮和意识形态遏制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旋律，也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出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将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转而寻求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自此，美国对华“接触”战略逐渐清晰。当然，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缓和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改造”中国的企图，而是希望通过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尼克松为其调整对华政策进行辩护时曾多次表示，通过贸易和接触，可以推动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他认为，“我们(美国)与东方的接触越多，使东方受到西方榜样的影响就越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升引起变革的内部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和中苏关系的改善，中美战略合作的紧迫性有所下降。于是美国开始逐步恢复对华意识形态施压。例如，在人权方面，1985年前后，美国加大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抨击，并以此为借口扣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经费，加大对华施压力度；1987年，美国提出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并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干预倾向；1989年，美国在人权外交领域再次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而中国则坚决抵制美国以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1992年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在美国商界的大力游说下，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决定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审查“脱钩”，此举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进入“扩大接触”时代。美国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对美国这一对华战略的逻辑做了形象的注解：“从长期看，随着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并融入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赖，其将不可避免地日益尊重人权。” 由此可见，对华“接触”战略的前提假定是深化对华交往能够促进中国向符合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这里面既糅合了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如打开中国市场，扩大美国商业利益)，也包含了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实现对中国的“民主化”改造)。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战略总基调一直延续至奥巴马政府时期。尽管在此期间，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迅速跃升，美国国内反华势力渲染鼓噪“中国威胁论”的声势不断扩大，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由于反恐战争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先后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点，而这些都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尽管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提出了“两边下注”和“重返亚太”战略以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遏制并未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严重干扰。 然而，2010年以来，美国国内要求反思并调整对华战略的声音日渐壮大。一方面，金融危机形势企稳以及全球反恐战争的趋势性终结，使得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美国国家战略需要首先考量的因素;另一方面，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保持着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与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冲击。2007年，美国学者孟捷慕在《中国幻想曲》一书中批判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的前提，他认为，美国难以通过对华接触确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外交战略会向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这一观点拉开了美国战略界反思对华政策的序幕。在奥巴马总统的两届任期内，美国战略界出现了两轮反思对华政策的高潮，总体上看对华判断呈现出显著负面化的态势。第一轮是2010年前后，关于所谓“中国强硬论”的讨论。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趋于强硬，经济政策趋于保守，开放进程“停滞”，这与美国对华预期相悖。第二轮对华政策讨论发生于2015年前后，此次讨论参与人数之多、观点交锋之深刻与激烈，实为“自美国开始严肃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所仅见”。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崛起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进行了深刻讨论，其中意识形态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之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引发美国战略界的广泛关注。这次对华政策讨论的结果是，对华“接触”战略失败论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做了充分的舆论动员和铺垫。 三、“全政府”对华竞争背景下意识形态遏制升级的主要表现 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大转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敌手”；同年1月30日，特朗普在就任后发布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基于对中国角色认知的转变，特朗普政府将对华竞争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与压制性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高度，将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调整为“规锁”，“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推出则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在战略竞争这一主基调下，美国各界对华意识形态的抨击与攻讦声势日盛，呈现出由点至面、由民间至官方、由保守派智库发声造势到国会立法和政府首脑表态施压等不断升级的态势。 1．对华鹰派人物包装兜售新版“中国威胁论” 特朗普竞选团队前首席执行官、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是美国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以信奉“白人优越论”并宣扬意识形态对抗而广为人知。他不仅创办了宣传极端右翼思想的布莱巴特新闻网，还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和兜售“中国威胁论”。因此，班农被视为“麦卡锡主义”回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许多对华极端言论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转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他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所谓的“儒家重商威权主义”，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提出的旨在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系统地对中国的民主制度、人权状况、经济政策等展开批判，并号召亚洲乃至全球的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张。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美国战略界的部分右翼人士对十九大报告中的部分表述进行曲解，将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新时代”的相关表述描述为中国试图实施地缘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所谓“证据”，认为中国旨在通过建设“新时代”取代美国主导下的“旧时代”，进而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在极端右翼势力的煽动下，美国反华势力不断膨胀。 2．保守派智库炮制新概念鼓噪意识形态对立 在本轮对华宣传和舆论施压过程中，美国主要保守派智库也充当起意识形态遏制的急先锋，不断炮制新概念，将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全面扩大至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军事等各个领域。其中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当属2017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题为《锐实力：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的报告。“锐实力”这一经过包装后的概念通过美国主流媒体的渲染，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报告提出，“软实力”这一传统概念已经无法准确概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权威主义国家”对西方社会投射影响力的方式与能力;中国正在以其特有的“锐实力”向全球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从而动摇和侵蚀“西方民主价值观”，因此呼吁西方社会应当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和文化输出采取有效的抵制行动。这种宣扬意识形态对立的观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酵，衍生出众多针对中国的“新概念”。例如，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了“锐实力借贷”，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基于商业原则的借贷，解读为中国投射区域影响力、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举措。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抛出的“债务陷阱外交”论则受到美国战略界的热捧，成为其构陷中国干预和控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罪证”。此外，2018年以来，哈德逊研究所、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威尔逊中心以及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众多美国智库和机构，也纷纷发布报告，对中国的海外活动，包括正常的政党交流、学术活动、文化与教育工作等大加抨击，炒作中国文化外交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主张对华开展“反话语”行动。专业智库的集体发声进一步营造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氛围。 3．美国政府首脑站台宣扬意识形态对立论调 如果说个别对华鹰派人物和保守派智库发布的极端观点尚不能代表美国对华政策主流意见的话，那么美国现任政府的核心人物出面，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站台造势，则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美国当局对华政策的理念与立场的根本性转变。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不仅否定了传统的对华“接触”政策，而且表达了对中国未能按照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的“失望”，并强硬地抨击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他在讲话中释放出的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的信号，更是被美国媒体解读为对华“新冷战”的前兆。2019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的基伦·斯金纳公开表示，中国既是美国的经济竞争者，也是意识形态竞争者，是美国的长期威胁;美国正在面对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因此需要一个全新的针对异己文明的竞争战略。这一充斥着“文明冲突论”以及种族主义色彩的论调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再次引发了对中美“新冷战”的讨论。2019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将美国关注的议题设置为在全球范围内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并在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表演讲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抨击，并表示将继续关注香港问题。此后，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负责宗教事务的高级官员也公开指责中国在处理香港以及新疆问题上的方式不符合保护民主与宗教自由的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019年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题为“中国挑战”的演讲，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并抨击中国的人权政策，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2020年2月8日，蓬佩奥在美国州长协会发表公开演讲时号召美国民众同政府联合抵制中国对美国进行的所谓的全面“渗透”。2020年3月以来，特朗普和蓬佩奥多次在公开演讲中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等充满标签化、污名化色彩的表述，试图将新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归咎于中国的体制性因素。事实上，美国官方不仅通过公开讲话释放对华强硬信号，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意识形态管控。如2019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中国在美人员的审查和防范力度，大量留学生和华裔科研人员被视为“非传统情报收集者”而接受审查。此外，继美国于2018年9月要求新华社等中国媒体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后，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2月将中国在美五家主要媒体列为外国外交使团，以加强涉华媒体管制，并进一步限制美国研究机构与中方的交流，收紧中国人员赴美签证等。 4．美国国会重构对华意识形态施压的法律框架 近年来，美国国会中各派反华势力由分化转向合流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党派纷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华强硬几乎成为唯一能够达成跨党派共识的政治原则。在对华鹰派议员的鼓动下，美国国会开始系统性地重构对华施压的法律框架，不仅涉华法案数量不断创造历史新高，而且覆盖范围日益广泛，针对事项愈发具体。 美国国会网站的公开资料显示，在2009年以前，美国国会年均涉华立法提案数量仅为10余项。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转为强硬，这一数字逐年增长。在2009—2016年间，美国国会年均涉华立法提案数约为37项。其中，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即2013—2016年期间，美国国会共计提出了129项与中国相关的立法提案，其中仅有8项提案最终经奥巴马总统签署后成为正式法案，但其中并无涉及中国主权与核心利益的法案。然而，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情况发生重大转变。在2017—2019年期间，美国国会涉华立法提案数量高达236项，仅2019年一年便高达117项，其中13项已经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值得注意的是，多项涉华法案直指中国台湾、香港、新疆以及西藏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立法数量之多、通过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国际影响之大，实属中美建交以来之罕见(参见表1)。这一系列动作使得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遏制中国的法律框架日益完善。考虑到仍有大量涉华法案处在立法进程中，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方式持续保持对华意识形态施压将是大概率事件。 四、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战略指向与中国应对的基本原则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认识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逻辑动因和战略指向，是中国理性应对挑战的前提。纵观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演进不难发现：在全球推广和维护民主价值观的强烈“使命感”和反共意识形态，始终在美国对华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与对华意识形态遏制这一理想主义外交战略，构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两个重要部分。二者依据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此起彼伏、相互呼应，是美国实施对华“接触”和遏制战略的两把利刃。具体而言，当维护美国现实利益的需要占据主导地位时，对华“接触”便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此时意识形态因素便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中美关系也将得到改善;当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占据显著位置时，美国就会将中国视为“异类”，采取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和政策，从而造成双方关系的紧张或对抗。正如国内学者周琪所指出的，后“冷战”时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波动和二重性，往往是由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理想主义政策考量和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考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特朗普政府将大国竞争确定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进而加大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正是这一历史逻辑的突出反映。从总体上看，美国加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战略指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为大国竞争战略进行舆论动员、造势蓄力，落实“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实现在长期内规锁中国的战略目标。如前所述，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已经发生颠覆性变化，他将中国视为“敌手”和战略竞争者，进而实施规锁战略。尽管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并非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但从他倡导的实用主义逻辑来看，他仍然通过鼓噪意识形态对立来达到对华极限施压的目的。尤其是与“贸易战”等施压手段相比，意识形态遏制的机会成本无疑更低。换言之，为更好地落实他提出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必然需要倚重形形色色的对华鹰派势力，为对华战略竞争动员造势。尤其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格局日益极化的背景下，打“意识形态牌”有利于凝聚美国的政治共识。在全球范围内亦复如是，渲染意识形态对立，鼓噪“中国威胁论”，有利于组建遏制中国的多边同盟，分散美国单独与中国进行对抗与冲突的风险与成本。 其次，以意识形态遏制为筹码进行战略回旋，胁迫中国在中美战略博弈，特别是第二阶段双方经贸谈判中做出更大的妥协与让步。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相继发动的对华“贸易战”、高科技出口管制、金融施压等遏制措施不仅效果不佳，而且对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出于稳定预期和赢得2020年大选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放缓对华施压节奏并与中国在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由于诸如国企补贴、产业政策等双方争议较大的议题被纳入第二阶段经贸谈判，因此下一轮中美博弈将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之下，能够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的意识形态遏制粉饰登台，其战略指向无疑是十分明显的，即美国可以根据中美战略博弈的需要把控意识形态遏制的尺度，胁迫中国做出更大让步，为美国争取更多战略利益。 在把握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历史逻辑和战略指向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不宜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挑衅与遏制做应激反应式回应，而应当从中美长期角力的大局出发，秉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制。 第一，坚守领土主权底线原则。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所谓的保护民主体制的名义打“台湾牌”，将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在整个远东和亚太地区战略布局中的关键棋子，在牵制和打压中国方面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年以来，美国通过出台新的涉台法案以及强化对台军售等途径，为“反中亲美”的民进党当局站台打气。2020年1月，民进党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后续美国持续干预台湾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得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不断增加。对此，中方应向“台独”分子及妄图借助台湾问题干扰和压制中国发展的外部势力明示我国维护主权的坚决意志和保障力量，在《反分裂国家法》的框架下，继续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底线不动摇。 第二，自主自决人权内政原则。2019年以来，美国打着维护民主、保障人权的旗号，频频插手中国香港事务，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舆论声援和实质性支持，成为祸乱中国香港、打压中国的主要境外势力。人权事务与香港问题都属于国际法意义上的中国内政，因此均应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框架下，由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妥善处理。应当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的插手介入，在揭露美国以支持香港民主之名，行插手中国内政、实现反中乱港之实的基础上，对美国的涉港法案以及相关动作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和反击。 第三，法律是宗教自由的底线原则。近年来，特朗普政府高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并罕见地将其作为联合国大会的主要议题，而置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经贸合作体制等备受各国关注的议题于不顾，其中含义耐人寻味。2019年以来，美国以维护人权和宗教自由为名，持续加大对中国新疆和西藏问题的干预，“新疆牌”和“西藏牌”成为牵制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宗教自由是全体中国公民享受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宗教自由不能突破法律边界，更不能成为民族分裂与恐怖主义的外衣与幌子。应当始终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以事实为依据，以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地区发展为宗旨，因地制宜、扎实有效地开展民族与宗教事务工作，发挥媒体和民间渠道的作用，做好对内团结和对外宣传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情和政策法规的了解，坚决打击境外势力的非法渗透与干预。 五、结 语 回顾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对抗始终贯穿在美国对华战略之中，构成了一条若隐若现、时缓时急的逻辑主线。独具“美国特色”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与对抗战略，始终受到基于利益考量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约束和匡正，进而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选择性工具。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大国竞争取代传统的“接触”战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主基调。意识形态遏制成为特朗普政府转移党派纷争矛盾和对华极限施压的重要手段——从短期来看，旨在转移美国国内矛盾、提高胜选连任概率;从中长期来看，则试图胁迫牵制中国以获取更多战略利益，并为进一步采取对华强硬措施做好舆论铺垫和制度准备。事实证明，以“文明冲突论”为底层逻辑的意识形态差异并非中美战略博弈的本质，中美之争在深层次上是制度竞争。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至关重要。因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对此，我们既要有无比坚定的信念，又要有冷静清醒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要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动因与战略指向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意识形态遏制是美国整体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美国式的外交传统与国家战略特色。尽管它披着维护所谓普世价值的外衣，但其本质仍然是维护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工具。在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意识形态差异成为霸权国家打压竞争对手的口实，意识形态遏制则是霸权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意识形态领域的妥协退让无法改变大国竞争的事实。我们应当坚持“四个自信”，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意识形态遏制是“冷战”的核心逻辑，具有广泛的负面效应和影响力，应当引起充分重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将在一个时期内持续不断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做文章，美国政府也将充分利用意识形态对华施压，特别是联合盟友、多边施压可能成为常态，中国亦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通过开展民间交流、有效利用公共外交渠道等多种方式，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在深化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尤为重要。 第三，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实践则是检验特定的意识形态是否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唯一标准。因此，“用事实说话”是应对美国意识形态遏制的最佳策略。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陈秉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2]程恩富、任传普：《香港修例风波的政治经济根源分析》，《管理学刊》2019年第6期。 [3]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 [4]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5]〔美〕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6]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楚树龙、陆军：《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 [8]刘国柱：《“锐实力”论与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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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3 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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