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宪律 · 2020-06-12 · 来源：乌有之乡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经受住执政初期的考验，开展了三反、 五反、整风反右运动，为无产阶级专政交上了一份出色的执政成绩单。

必须搞清楚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的性质问题

作者：黄宪律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经受住执政初期的考验，开展了三反、  五反、整风反右运动，为无产阶级专政交上了一份出色的执政成绩单。

新中国成立仅七年时间，经过三反、五反，(1952。2.1.)枪毙大贪污犯薛崑山、朱贵德，2.10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同时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来得如此之快，中共中央在倍感振奋、充满憧憬的同时，深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充分肯定七大以来的工作，指出11年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各方面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他同时指出： “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

邓小平在中共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也谈到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邓小平分析了官僚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指出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是长期的斗争，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他谈了五点，其中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这同样提到了整风问题。

国内外的一些突发事件，促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思考并下决心整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既揭了盖子，有利于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又捅了娄子，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震动和混乱。出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离心倾向和内乱苗头。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因工人要求未得到满足，引发流血冲突。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持续数周的大规模骚乱，提出实行多党制、退出华沙条约。

中国国内也出现不安定因素。同年9月起，由于城市粮肉、日用品等供应短缺，以及学生就业、复员转业军人安置遇到困难等原因，全国相继发生不少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事件。石家庄某校部分毕业生因就业愿望落空，竟然组织示威游行，并张贴令人瞠目的标语，诸如“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农村也不消停，有些地方闹缺粮、闹退社，发生殴打干部、哄闹事件。知识界批评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多起来了，其矛头之一是针对干部作风，有些意见提得还很尖锐。国内少数人闹事的起因是什么?如何看待闹事的性质?采取何种方法解决?这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尤为关注的问题。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表示，中央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他强调，“我们主张和风细雨”， “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6、327、328页。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说，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改正;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毛泽东表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要以匈牙利领导人为鉴戒，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分析说，发生少数人闹事，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再就是对群众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整风运动的目的及其意义在于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这番重要论述承续并发展了党的八大精神，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面对党群关系不和谐的一面，主动并侧重查找自身原因，明确提出克服官僚主义，并为此酝酿党内整风。

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寄予厚望。他说，建设新中国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毛泽东历来尊重知识分子，在谈到改造和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毛泽东分析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要采取“放”而不是“收”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表示，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

1956年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阐明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导思想、主题，以及具体要求、方法步骤等。《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957年5月1日，该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7年5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讨论制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

此次整风是整顿三风，与延安时期整顿三风相比，用反对官僚主义代替了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三风的排列顺序也有变化。毛泽东起初讲“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此时的正式表述为“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这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整顿三风之轻重缓急的认识：官僚主义是众矢之的，所以被放在首位；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凸显了增强党的团结、防止分裂的重要性，所以反宗派主义被放在第二位；党内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现象，但在思想路线上并无异议，反主观主义因而被放在末位。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回答了整风运动的意义：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社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接着又相继刊发《同群众同甘共苦》、《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等文，为整风运动鼓与呼。

开门整风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创的做法，当时邀请党外群众(主要是农民)帮助整党。这一次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整风。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5 月4 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内云：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指示》说，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议好，他们暂时不要表态，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

根据这一指示，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13 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群众意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迅速进入高潮。

在党的号召和鼓励下，党外人士畅所欲言，所提意见虽然尖锐，但大多比较中肯。例如，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认为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批评“以党代政”现象，但对党组(党委)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民革副主席张治中建议从思想认识、制度、生活和交往等方面，改善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批评党内有四种偏差，一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是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是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打倒);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等等。

1958年5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报告时，对整风运动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指出整风运动“已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战线上收到了伟大的成效”。他的总结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高潮。2.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改变了我国阶级力量的对比。3.清除了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这是党的事业的一个大胜利。4.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出现了新的面貌。5.劳动人民中间的政治空气，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6.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在我国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变化，许多工作人员的命令主义作风有了很大改变。刘少奇强调说：“在整风运动中展开的这样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尖锐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和随之而来的这样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不能设想的。”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52页。

二、与反右派趁机进攻的斗争

另一方面，某些意见明显流于偏颇。有人甚至借机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党外人士对此予以回应，说了公道话。例如，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认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他表示：“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也持这种态度。5月25日，他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发言，批评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结果在会后收到一封匿名信。该信辱骂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劝他“及早回头”，“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又说如果共产党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卢郁文后来在公开场合宣读了这封信。他质问道：“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具体负责人之一，他在20多年后追忆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4页。

中共中央对这股思潮十分关注和警觉。5月14日，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目前不要反驳，各地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两天后，又发出由毛泽东执笔的指示。该文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该文同时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该文重申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反共言论果然在继续发酵。一些党外人士的言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如认为共产党搞“党党相护”、“党天下”;有人甚至提出“轮流坐庄”。国民党、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暗藏的特务、地主资本家在全国各地和高校中串联，挑动不明真相的人反党、反社会主义。5月19日，在“大鸣”、“大放”氛围下，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引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辩论”。有学生在演讲中说，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局面日趋失控。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卢郁文收到匿名恐吓信说起，认为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社论说：“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以此为嚆矢，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拉开序幕。这里，笔者必须要谈谈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问题。

三、整风反右运动斗争经过

1957年7月4日，在书记处召开的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会议上邓小平作《整风反右派报告》。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讲话，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对如何将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如何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分析和部署。

1957年7月4日，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反击右派分子大会”，并通过《对右派分子的声讨书》，表示要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7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电话会议上邓小平作《整风反右派报告》

1957年7月9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讲话。

1957年7月12日，书记处召开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会上邓小平作《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　　党中央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具体部署”。而在此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主持并作《整风反右派报告》和闭幕会上《总结发言》。(《邓小平年谱》)

1957年12月，广州市委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连续开了16天，对广州市的“地方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

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据统计：从1957年6月到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共计43次。而研究反右派问题多达37次，月均5次还多。其中：专题研究整风反右派共20次;专门听取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关于整风反右汇报有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 ，也涉及其他的有8次。

1980年3月19日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58页)这里，邓小平顶住了“彻底否定”反右派的压力，正确地肯定反右派是必要的，同时指明反右派的错误在于扩大化，那么，此种扩大化是怎么“化”出来的?谁应负主要责任呢?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11届5中全会第3次会议上讲话中说的：“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表述，主动承担责任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毛泽东同志是党中央主席，负有不可推脱的领导责任。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是用于改正错误的伟大执政党。1959.9.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的帽子”

1959--1964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先后五批找掉了大部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59年到65年就脱帽了30多万，81年对右派脱帽，对划错的纠正过来了。这里必须说明，1978.11.17《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中央决定，自今年四月起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处理这个问题时，应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是不应划右派而被划错的，应事实求实予以改正。”也就是是说，的的确确是右派的，只是脱帽，并不是改正更不是平反。只有划错的才改正。

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台湾国民党特务、香港蒂特分子利用挑拨极个别人员脱帽右派否定反右的正确性，歪曲历史，无限扩大负面影响，认为右派当年进攻是正确的。然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一个人，以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今天应该理直气壮的按邓小平所说，“当年右派确实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今天是先进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讲究事实求实。这就是说，反右这个运动的性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任何事务都有偏差，对扩大化错的人应该改正，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因此上，不能今天一提到“曾经被划为右派”就都是被冤枉的，只是经过改造脱帽而已。

最后，笔者还得说，虽然，刘少奇同志所总结的整风运动意义重大。邓小平同志也说“当年右派确实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不过，笔者认为整风、反右还是有认为扩大化的问题存在，有些单位或领导干部甚至借机整人，把针对单位或某个领导人的批评意见视为右派言论，将当事人划为右派。这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受到不小冲击，党接受党外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力度大为削弱，反对官僚主义也不彻底，今后应该吸取教训。

作者介绍

黄宪律 男 四川自贡富顺人，原中国中铁党校教务处处长兼中铁研修培训中心主任，党校华强学院常务院长，职称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电视台《品真》书画鉴定专家。第七届第八届艺术评论奖一等奖获得者.

河北省法制局经济法行政法研究会，河北省经济法学会八十年代会员。作者在八十年代初第一个向人大提出《尽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制度》，参加过多部法规的起草修改工作。

河北省科技英语协会常务理事、八十年代中期的译员。曾代表河北省在联合国教科文翻译《农村教育革新之路----中国河北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三.C.”实施国家方针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措施”1--5的全部英文翻译，受到联合国教科文亚太地区总办事处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