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熹空腹子  天熹策论

本文原载于2020年6月《国家人文历史》第11期，原题为《势、理、力、谋裹挟下的博弈：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势、理、力、谋裹挟下的博弈

王学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教授

1879年10月2日，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吉亚，清政府盛京将军兼钦差大臣崇厚未经最高层同意，私下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史称《里瓦吉亚条约》）。此外，他还签订了《瑷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陆路通商章程》。

崇厚此行，原本是乘着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南疆之东风，赴俄谈判收回伊犁事宜。然而，四约落笔，结果实在大跌眼镜：

边界问题上，俄国答应交换伊犁九城，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及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大片领土划归俄属，同时规定将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两处的双方边界作有利于俄方的修改。

通商事宜上，俄国除去按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处外，还可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七处增设领事，俄商可在新疆、蒙古全境内进行免税贸易、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

此外尚有赔款一项，清廷赔偿俄国“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和“补恤”俄民共计500万卢布（合白银280万两）。

如此协议，使得伊犁实际上成了一座北、西、南三面受俄方包围的孤城，且搭上了极为沉重的通商、赔款代价。

本是据理力争的交涉，却沦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外交丑剧。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朝野一篇惊愕与讨伐之声，甚至时在翰林院任职的张之洞喊出了“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的主张。

群情激愤，自然左右了上峰。慈禧表态：“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崇厚被勒令开缺、交吏部严加议处，之后革职问罪，判为“斩监候”。

此约难从，自当再兴交涉之举，于是重任落在了驻英兼驻俄公使曾纪泽身上。

凶险之势

接到谕令，冷静分析中外之局，曾纪泽深感此次赴俄，无异于“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可见难度之巨。

曾氏此判断并非夸张，单论形势，清廷彼时所处境遇，堪称凶险。自1860年庚申之变以来，俄国便一再趁火打劫，蚕食我国西陲。凭借《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割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后的意图便是进一步鲸吞新疆，继续南下，将触角伸往西藏，欲与英国争霸南亚。

随着阿古柏于1865年入侵新疆，俄国找到了向新疆渗透的机会。经过几番威逼利诱，1872年6月，俄国与阿古柏正式签订通商条约，俄方承认其为“哲德沙尔元首”，阿方则同意俄国在南疆各地自由通商，在各市镇设立货栈，派驻商业代理人等要求。于是俄国的军、商、学诸多力量不断深入南疆腹地，实现渗透活动。

当然，英国也未袖手旁观，其先后派使者与阿古柏接触，并数次给予军事援助，送给其一万多支洋枪和若干门大炮。1874年，英国代表福斯特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十二条，其中承认阿为“艾米尔（统治者）”，双方可互派大使及商务专员。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新疆，自由输入商品，其势力也逐渐在当地铺展开来。

既然是互相争夺，向来以武力侵夺著称的俄国自然已有准备。为防止阿古柏完全倒向英国，早在1871年2月，俄国政府在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决议侵占伊犁。到了当年7月，俄军入驻宁远城（今伊宁市），完成了对伊犁的占领。直到9月，俄国驻华公使才告知清政府，俄军已将伊犁“代为收复”。

俄国的行径，可谓19世纪7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边疆危机”中之典型一幕。深陷列强环伺，清廷高层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最终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毕竟剖析当时局势，“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因此“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其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此论调博得两宫认可，遂于1875年任命左氏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左宗棠亦不辱使命，历时一年半，打赢了北部之役、剿灭了阿古柏势力、收复了南疆，兵临伊犁城下。

军事上的大捷无疑为谈判上的博弈增加了筹码。按照俄国人的预测，清廷不可能于短期内收复新疆大部。孰料形势变化出人意料，面对清政府提出的交收伊犁的要求，俄方只能一再耍赖，其驻华公使布策坚持“必须将边界各案办结，以见中国真心和好，方能咨请本国派员会商”。可见，其不但拒还伊犁，还企图借此牟取更大利益。三番五次交涉无果，清廷决心遣派崇厚赴俄谈判。

然而昧于形势、昏聩至极的崇厚，在谈判桌上不仅挥霍了来之不易的筹码，甚至泄露了中方的所有底牌，致使局面急转直下。清廷只得重议边界条约。

奈何，最佳的时机一旦错过，重启后的情形便愈发险恶。俄方自然不想吐出口中之食，一面进行外交恐吓，表达不满，一面从水陆两边调集军队，实施威胁。其他列强也非省油之灯，英、法不愿中俄间发生战争，因而不断向清廷施压，逼迫其妥协；则支持俄方发动战争，以求乱中取利；日本也乘机在琉球问题上做些手脚，借清廷自顾不暇之际勒索更多好处。

观上可知，曾纪泽此番出使交涉，绝非虎口夺食这般单纯，它已牵扯诸国列强的利益与对华战略，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之难度较之此前崇厚，不知高出多少倍。这对于一名尚不具备开阔深邃的世界视野和充分老练的国际素养之人而言，挑战性着实过大。

曾纪泽之行，以“前程难卜”四字喻之，似再恰当不过。

有理难诉

对此困局，清廷的应对尚算明智。既已先折一局，为今之计便是痛定思痛，制定更为务实可行的预案。

崇厚谈判失败后，清廷迅即启动了以往惯有的高层谋划模式：一纸谕令，要求朝中大臣、各地督抚就改约一事展开广泛讨论，拿出最优策略。经过集思广益，总理衙门在缜密审查《里瓦吉亚条约》的基础之上，整合众臣建议，归纳了《中俄约章总论七条》，以供曾纪泽交涉之依据。

即使如此盘算，清廷心中仍是没底。道理很简单，崇厚谈判时，中方占理，且西北战事顺遂，斡旋空间较大；待曾纪泽出使，便不免带有不认旧账、推翻重来的意味，多少有些心虚，俄国更不会轻易让步。

所以总理衙门特意制定了对俄之上、中、下三策：倘若交涉顺利，以上目的全部实现，则属上策；如果伊犁不能全境收回，只收回周围要地，并将条约其他款项做部分修改，属于中策；一旦交涉很不理想，条约逐条均不能修改，俄国也不归还伊犁，便“将崇厚原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从而保持以后交涉的主动权，是为下策。

换言之，清政府所承受的底线预期是缓索伊犁，将崇约作废，这也是最务实的目标。谁让崇厚第一轮谈判挖了如此一大坑呢！

是故临行前清廷所制定的原则和上中下三策，便使得曾纪泽胸中有数，守住最低目标，能争一分则争一分。

自家国土被人侵占，却不能完全循理而论，有理难诉，这就是弱国的近代境遇。

众力交织

反观俄国，光景也并非明朗。

得到清政府要求修改崇约的消息，沙皇政府立即召开会议，以确定谈判原则与让步限度。

针对清廷最为看重的伊犁及周边地区问题，俄国外交部顾问热梅尼认为：“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和穆索尔山口，这是中国方面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是争端的主要原因。在我们这方面，军事当局已经承认，这个流域和这个山口并不象去年人们所说的具有那么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我们交还这些地方没有任何损失。”

况且如果双方一直僵持下去，俄国势必要加大军队驻防，意味着“要回到维持现状中来，并继续保持守势。但是，这种防守将耗费巨大，我们（俄国）的贸易也将中断。假使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将是我们的巨大负担。”同时国内“虚无党的运动正方兴未艾”，暗杀沙皇与政府高官的事件屡次发生，如果战争旷日持久，便会加剧政局动荡，威胁到自身统治。

可见俄国人也耗不起，所以他们的重点在于通商，“我们同中国人谈判的重点在于商业利益，其他都应该服从这个重点。”从长远看，俄国自然非常希望扩大在松花江流域行船的权利，但彼时西伯利亚尚未深入开发，地广人稀，铁路没有修建，交通极其不便，这实际上大大限制了俄国短期利益的获取，故基于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禁忌，他们转而决定“松花江问题的执行可以通过一项新的协议来确定”，这包括向中国索要更多的赔款。另外作为补偿，他们计划在中国西北“兼并一块土地，用来安置移民，同时要求一些商业利益”。

其实，俄国人之所以耗不起，更大的原因在于整个欧洲局势对其不利。表面上看，1880年3月,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受命在中国西北的中俄边境上加强兵力部署，在伊犁集结了12000名步兵,在斋桑湖一带集结了12800名步兵和6200名骑兵，在毗邻南疆的费尔干省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在中俄东段边境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也增加了兵力。俄海军军事头目还故意发出消息，计划以舰队袭击中国港口。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罢了。

俄国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打得精疲力竭，精锐部队都调往了土耳其战场。因而国力尚未恢复，如果再与中国开战，势必面临财政匮乏、交通困难、士气低落、首尾不顾等一系列力不从心的问题，热梅尼也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认为“俄国的情况很糟，不能打仗”。

更何况与清廷开战，并非两国之事，还须综合考虑他国态度。经过俄土战争，俄国在欧洲遭遇所谓的“贬入冷宫时期”，柏林会议上受到众列强排挤，在国际上处于异常孤立的阶段。

如果中、俄在伊犁发生军事冲突，首先英国不会坐视不理。一旦清政府战败，势必要签订比《里瓦吉亚条约》更苛刻的条约，这肯定会影响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再糟糕的结果，清政府因战争倒台，这更不符合英国的一贯方针。所以英方开始逐渐加强在华军事力量，以期威慑俄国，促使双方达成和平解决的局面。

法国也不希望俄国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开战，俄国必须从欧洲向远东增派兵力，从而削弱了对法国的死敌德国的牵制，法国政府认为“这样做将有利于俾斯麦”。

那么德国呢？虽然它是唯一力挺俄国开战的，但其动机也是险恶。其一，中俄擦枪走火，德国便可以向两国兜售军火，大赚战争财，并且俄国已经向德方支付了十万支步枪的采购订单；其二，中国西北战乱，自然出现真空地带，这对后起的德国来说无疑是可乘之机；其三，战事一起，俄国东西便难以兼顾，“俾斯麦将乐于利用中国像水蛭一样吸住沙皇不放，把他消耗得精疲力竭”。

环顾四邻，俱是不可低估的威胁力量，俄国如同资金被深深套牢的富人，也是有苦难言，强撑颜面而已。

随机用谋

观形势皆有不利，讲道理难占七分，论实力各有隐忧，倘从世界史角度（当然清政府彼时不可能洞悉国际局势的真相）考察此次修约，曾纪泽并非毫无胜算。借势、循理、角力，更关键的是随机应变、不断切换谋略，便成为清廷外交博弈的命门所在。

正因摸不清俄方真实意图与国际情形，是年5月，清政府给曾纪泽规定的谈判总方针是：

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而于分界通商各节未能悉如所愿，操之太蹙，易起衅端。若徒往返辩论，亦恐久无成议。

倘俄国不同意交还伊犁全境，只可缓索伊犁，将崇约作废，“到此即可暂作了局”，“能将原定约章专条置诸不论不议，是为最妙”。换言之，如遇到俄国强硬态度，中方则选择下策，只把伊犁作为一个谈判筹码，以俄国暂时占领伊犁为条件，和俄国同意修改崇约做交换，为之后留下一些谈判余地，并不在收回伊犁问题上持坚定态度。

然而到了谈判桌上，曾纪泽对此意见做了变通。他依据国际法，对“缓索伊犁”做出重新解释，强调中国保留随时收回的权力。这使中国暂缓收回伊犁的做法具有了主动性。该解释颇令俄方左右为难，正如前述，侵占伊犁不难，难的是长久驻防，耗费巨大，缓索的办法，被俄国理解为“默认之让与”，不是中国“同意”俄国占有伊犁。

根据俄国陆军大臣米留丁的看法，“默认之让与将为恢复主权留下余地；而在某一时刻，恢复主权之要求将使吾人大感狼狈，且自目前起即将逼使吾人为谋边境之安全而耗去巨大之费用”。俄外部尚书格尔斯认为，这种估计是“甚可能之事”，且在国际社会并不占有道义，于是遂同意改约。

改约启动，意味着距离和解进了一步。总理衙门嘱咐曾纪泽秉持“缓索伊犁”的原则，“唯勿先露旧约。通商、分界俟后商办，亦可告知。”曾答复“缓索伊犁是最后一着，须说明是暂缓，非径让”，暂缓索还伊犁和废除崇约，“自系专指目前局势而言。至于将来之归宿，似仍宜办到通商稍予推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可见曾心知暂缓是底线，而真实谈判时条件必须开高，嗓门必须响亮，否则无从谈起。

孰料6月俄军开始向东亚调动军队，意在加强对亚洲区域的防御，并非发动战争。清政府并不了解俄方真实想法，惊慌万分，9月份急电要求曾纪泽尽快降低标准、亮出底牌，“总之缓索伊犁，力争西汉、伯都讷，而西汉尤重。能争此方为妥善，否则本处实无把握。”

迫于无奈，曾氏照会俄国，表示暂索伊犁、全废崇约之意。但曾氏在表达时依旧加了点“私货”：伊犁可缓索，通商事务可与俄国商讨。这种暗示，恰恰戳中了俄方最看重的通商事宜。10月，俄国最终决定不注重在伊犁周围占领土地，而是追求贸易补偿。

形势戏剧性的峰回路转，曾纪泽亦相机筹谋，改变策略，放弃原方案，从缓索伊犁废弃崇约变为收回伊犁及其周边要地。经与清廷几番密议磋商，总理衙门授权曾纪泽自行决定：“至缓索一层，既属无益，不为遥制。”

历时七个多月，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重签《中俄伊犁条约》（时称《改订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俄国归还所占的中国伊犁地区，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割让给俄国，原则上规定修改北疆边界，重勘南疆边界。

（2）中国赔款900万卢布。

（3）俄商可在中国新疆各地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免税。

（4）中国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

（5）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

总体来讲，除却轻易答应俄方一笔巨额赔款外，此次改约谈判之结果可谓意外，其博弈过程也堪称精彩。

以曾纪泽为代表的清廷外交使团能够正确判断局势、遵照国际法为己方据理力争、未完全慑服于对手强力，且临机处置、随时筹谋，未株守定见，终在势、理、力、谋的重重裹挟中博取相对满意的结果，殊为不易。只是综观近代外交史，这样的特殊情形十分罕见，如此的案例自然就凤毛麟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