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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

作者:梁长江 发布时间:2020-06-23来源:民族复兴网

39集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是一部很不错的电视剧,制作认真,真实可信,其思想水平比较高,给人以启发。

首先的感觉是这部电视剧制作很认真,从一些细节上就能看得出。比如,剧中人物的服装有时是棉衣,有时是单衣,体现了季节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剧中的55式军服的布料用的是“人字”呢,和实际的完全一样。能在服装上做到如此仔细,说明该剧的制作是很正规的,很认真的。相比之下电视剧《亮剑》就显得很“业余”了,经历了八年的抗战,李云龙头上的单帽和丁伟头上的棉帽就一直就没有换过。另一个细节就是,护士梁冬芳行军礼的动作很标准,很有力度,这说明演员是下了功夫的。还有其它的一些细节,比如注射器针头,饭馆里的“丰俭由人、节约粮食”的标语等等。能在细节上做到如此认真,说明该剧是一部严肃的作品,不是娱乐产品。这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再一个感觉是,该剧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敬之情,是近几十年来的影视剧中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非常突出。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表现历史关键人物时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偏见。比如在电影《大决战》中,过多地突出周恩来,“抢了毛主席的戏”;过多地突出罗荣桓,“抢了林彪的戏”。可是在表现邓小平和粟裕时又不这样了,十分突出个人,没有人抢戏。历史是这样的吗?比较严肃的电影尚且如此,其它的相关影视剧就更不用说了,让人不可信。《特赦1959》就没有这样,实事求是地再现了毛主席的形象,讴歌了毛主席改造战犯的伟大思想。剧中毛主席和罗瑞卿的对话属于艺术创造,但不失真,很有意思。全剧始终洋溢着对毛主席的崇拜之情,感恩之情。

第三个感觉是该剧的思想水平比较高,体现了当代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深层次的思考。剧中的有些对话可以说是惊天动地,比如王英光与宋希濂对话时说道:“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和顽强斗争意志,使一切军事集团望尘莫及!”这种说法是近些年出现的,这反映出当代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理解程度在加深,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反思肯定比直接认知更深刻,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反思。

剧中特别强调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战犯思想转变的巨大促进作用,整个过程刻画得很细致。当美军登陆朝鲜时,功德林的战犯们有点幸灾乐祸和心存幻想,希望蒋介石重返大陆;当知道中国有可能出兵时,他们又表现出担忧,担心中美对抗;志愿军刚入朝鲜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必胜,志愿军必败;当志愿军取得巨大的胜利时,他们从惊叹、困惑、服气、最后被感动;当他们能为抗美援朝做点事情时,便欢欣鼓舞,尤其是当他们撰写的关于美军的资料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时,激动得不行,齐声高唱志愿军军歌。整个过程合情合理,流畅自然。

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功德林的战犯们积极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马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他们参观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后,心情十分激动,从内心深处敬佩中国共产党,敬佩毛主席。他们说:“看到新中国建设得这么好,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年轻时的理想不就是这些吗?”“这些我们都没有做到,共产党做到了”。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新社会的一份子,成为人民的一员,从而他们在思想上实现了彻底的转变,从旧世界来到了新世界,旧人变成了新人。毛主席的这一大手笔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这一过程中,有困惑,有反思,有思想交锋。困扰战犯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用剧中黄维的话说,为什么共产党总能借到东风呢?强大的国民党军事集团在解放军面前迅速土崩瓦解,这似乎比较容易理解。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腐败不堪,“早已是一堆烂泥”,而共产党、解放军这方面,人人有信仰,战斗意志坚定,又能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但是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志愿军面对的是最强大的敌人,后方支援几乎断绝,两军之间的力量悬殊超过了极限,但志愿军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对此,功德林的战犯们十分困惑,总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王英光告诉他们,这个答案早就有了,就是毛主席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阐述: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叶立三认为这只是一个政治答案,不是军事上的答案,王英光说他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其实,叶立三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毛主席的这段话是从根本上说的,理解人民军队不能停留于此,更不能对这段话作抽象、片面的理解。否则的话,就容易陷入精神万能的泥潭。人民军队既克服了单纯军事的观点,同时也克服了单纯政治的观点,政治和军事是高度统一的。否者的话,毛主席不会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些年有一种倾向,对于三年的解放战争,过多地渲染策反、统战方面,而淡化残酷的军事斗争的事实,如一部闹剧式的电影《建国大业》就是这种倾向的极端。统一战线、敌军工作在我党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的工作,但不能过于夸大,否则,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是十分反动的。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军队千辛万苦打出来的,决不是什么社会贤达杜撰出来的。

在第23集,志愿军某部梁政委来功德林作报告,他讲到志愿军胜利的秘密时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对运动战思想的贯彻和运用达到了如火纯情的地步,运动战的思想已经达到了每一个普通的战士!”这句话很有启发性,它揭示了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军事方面的原因。运动战是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战略战术,是毛主席将唯物辩证法在军事领域里的成功运用,具有划时代性。

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既是认识论又是本体论,实体即主体,主体即实体,这就意味着自我和对象、主体和实体都是运动着的。而运动着的对立双方所呈现的态势,与静止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在运动中,空间和时间是可以互换的(这一点在现代物理学中可以用公式表示)。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倘若当年爱因斯坦和玻尔对黑格尔的思想有所理解,他们对量子力学的诠释可能会更进一步。比如,玻尔如果懂得黑格尔的“具体概念”的思想,他的互补性原理会达到更深的层次。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古典思想认识水平的巅峰,同时它也宣告了古典世界的终结。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将其唯心主义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到本来的本质,于是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这种世界观和认识论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静止不动、等待人们去认识的对象,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人类在这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世界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同时也实现着人类自身的改造和升华。而古典世界观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要么把世界看成是上帝的创造,要么把世界看成是人的主观任意的产物,即或有人承认在人之外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也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其终极原因、被规定了的世界。因而古典世界的人们看不到事物本身的运动变化,自然就不会真正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看来,自我就是自我、对象就是对象,二者是截然二分的,要么是自我决定对象,要么是对象决定自我,前者导致不着边际的狂妄,后者导致庸碌无为。新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人的能动地认识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具体活动。在具体的活动中区分出主体和客体,由于人类世界的一切活动在本质上都是物质创造性的活动,人民群众自然就是世界的主体。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科学地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指出了主观能动性的普遍性。这是古典世界里一切思想观念都做不到的,具备这种新的世界观的人们,其视野、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都达到了一个全新境界,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古典世界的人们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

运动战就是这一新的思想观念在具体运用中所形成的战略战术,它精髓就是“在运动中形成有利于我的态势,制造歼敌的良机”,主动权完全在我,四渡赤水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战例(不能在一般的兵法上理解这次战役,必须上升到新的思想观念的层面去理解)。运动中两军的态势和对垒中两军态势完全不同,其军力对比也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用最简单的思维理解:E=MC2表明,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时其能量与质量相等,当物体处于运动状态时,其能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时,新的世界观中有一个中心范畴——实践,通过实践,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此岸与彼岸是相通的,这样精神的力量随时都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最为重要的是,新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掌握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人民群众的力量被动员出来,其威力是难以想象的。在朝鲜战场上,就武器装备而言,志愿军比美军落后了一个世纪,而就战略战术和战略战术所依赖的思想基础而言,志愿军则比美军先进了一个世界(古典世界与新世界的差异)。因此真正说来,具有绝对优势的是志愿军而不是美军,这就是志愿军能够打败美军的军事原因。

运动战虽然威力无穷,“但不是人人都能打的”(剧中王耀武语)。作为运动战的思想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谁都能掌握和运用的,哪些沉溺于古典世界的人们,因总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为少数人服务,无论他们翻来覆去折腾多少遍,都总是不明就里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一门简单的知识学问,它是无产价级的世界观,只有真正代表无产价级利益的人们才能够理解它、掌握它、运用它。而其他阶级的人们由于立场的局限,和受着各种利益的钳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它的,因而自然不会懂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运动战。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军队才能掌握和运用运动战。人民军队对美军也好、对国民党军也好,实际上是新的世界观对旧的世界观的斗争,是新世界的人们对旧世界(古典世界)人们的斗争,因而人民军队具有绝对的优势,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在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昨天还被一些人视为文明之灯塔的西方国家,一夜之间似乎比中国落后了一百年。面对疫情,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计成本地全力展开防治;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危险,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很多地方和企业显示出大公无私的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量的志愿者积极参与抗疫行动,显示出群防群治威力;广大的老百姓也表现出了极强的大局意识,保证了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几个月的封闭隔离的防治疫情过程中,一切井然有序,众志成城!相形之下,西方国家则显示出了巨大的差距。面对疫情,洋相尽出,先是搬出了百年以前群体免疫的观念;再就是医疗资源的选择性配置,“硬性拔管”;最后就是 “甩锅”、嫁祸于人,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索赔闹剧。此外,西方人的那种自由任性、原子式个体的刚愎愚昧在这次疫情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目前美国新冠病毒性肺炎感染者二百多万,死亡十二万多,这些无辜的生命让人叹息!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后续的经济问题更要命,这次疫情在经济上造成损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从这点上说,他们嫁祸于人也好、索赔也好,还真不是某些人的人品的问题,而是他们在危机中唯一的、本能的表现,可见一百多年来他们没有什么进步。

如果这样的疫情发生在民国或者大清帝国,情况也会和他们一样,甚至还不如他们。在抗击疫情中,当代中国与比西方国家强很多,也比旧中国强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她有全新的世界观这一思想基础,而这个思想基础的要点就是人民立场,也正是因为这一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世界的一面旗帜,使得旧世界中的一切势力都不能与之抗衡。

既然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跨入了这个新世界,就不可能再跨回去,这是必然的、绝对的。但是旧的世界还存在,很容易诱发一些人的私欲,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恢复那“少数人优先”的旧秩序,开历史的倒车。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世界之所以能够产生,就在于旧世界已达到了极限,通往旧世界的每一条道路都是死胡同。一些企图恢复旧秩序的人终将一无所获,尽管他们聚集了巨额财富和窃取了很大的权力,但这些随时都可以清零,甚至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既然那么喜欢有鬼的世界,被鬼折磨也是正常的),这就是旧世界难以挣脱的宿命。

只有当这些人彻底归零之后,他们才会重新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就像功德林的那些战犯一样,他们之所以成功地被改造,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过去的历史归了零,相当于走完了一个历史轮回。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让这些人重新活过来,他们一旦活过来,就是新人。今天的那些竭力恢复旧秩序的人,也是在重复他们的轮回。

“当战争来临时,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共产党必然胜利。”剧中王耀武的这句话很深刻。人民的选择,是新世界的灵魂,新世界的一切可能和不可能最终都归结到人民的选择上。当年,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人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共产党,取得了抗击疫情的胜利。将来的某一天,人民也必将选择共产党。选择意味着区别,到时候人民会在区别中选择共产党。执政党和共产党是不同的,执政的可以是共产党,也可以是民主党、社会党、甚至国民党之类,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永远不是也不会成为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党,反过来,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党也不会成为共产党。在共产党内部,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中也许还有机会党、黑手党、拆白党之类。对此,人民自然会有区别,做重新的选择。

总而言之,《特赦1959》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它传递了一些真实的信息,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

作者:梁长江,民族复兴网总编

郭松民 | 细读《特赦1959》:黄维的形象

原创 郭松民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2019-08-19

作 者:郭松民

“这部电视剧也是对这些年来妖艳但又散发着恶臭的‘民国范儿’们重新粉刷民国僵尸努力的一种回击。”

01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用电视连续剧的方式再现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国民党战犯进行成功的教育与改造,的确是最好的“献礼”创意,客观上也构成了对《800》一类意在挑衅的“献礼片”的一种回击,从更加广泛的意义说,这部电视剧也是对这些年来妖艳但又散发着恶臭的“民国范儿”们重新粉刷民国僵尸努力的一种回击。

对国民党战犯进行成功改造,包括同时进行的对日本战犯,对伪满洲国战犯乃至末代皇帝溥仪进行的成功改造,无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领域的继续。新中国的成立,当然是一场极其辉煌的军事胜利的结果,但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则是政治胜利的结果。

凭着高度的人民性,新中国在创造政治认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做为民国的“硬核”,国民党战犯通过在功德林的学习和改造,都抛弃了民国,认同了新中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02

成功改造战争罪犯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么说,并不包含任何夸张的成分。

不仅客观世界是可以改造的,人的主观世界也是可以改造的;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更要改造主观世界。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最终都要体现为人的进步——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最具华彩的篇章,也是改造战犯的基本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只有新中国的做法最具有创造性,也最人道。

新中国看到了战争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更具有政治性,而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简单地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得到解决。因此,教育改造战争罪犯更有利于人类总结历史经验,也更有利于教育人民擦亮眼睛,防止出现新的侵略战争和反人民的国内战争。

03

总的来看,《特赦1959》基本做到了尊重历史,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说,就是“三观”比较正,这和《风筝》一类借歌颂“谍战精英”之名行控诉新中国之实的电视剧已经有了本质区别。

但同时,我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也许是红色影视剧的传统中断时间太长了,《特赦1959》还不能说是一部精品电视剧,细节方面的瑕疵也非常明显。

我们以至关重要的第一集为例来做一点分析。

就对毛主席的表现来说,第一集出现了两个矛盾的方面。

一方面,编导通过刚刚获得解放的北京市民兴高采烈地分发毛主席像的场面,表现了人民对人民领袖的热爱,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非常暖心的镜头。

另一方面,当剧中第一次出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召见公安部长罗瑞卿询问战犯问题的场面时,毛主席却没有讲话,只有周总理和罗瑞卿在讲,似乎毛主席对如何处理战犯还有点心中无数,这就让观众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重要的是,这个细节没有处理好,整部剧就失去了“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了。

一切都处于矛盾和纠结之中,进一步,退两步。我们看到了进步,但进步还远不是那么痛快。

04

第一集一开始,就是解放军官教导大队(临时性的战犯管理机构)政委王英光带领战士们设伏抓捕逃跑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叶立三(《特赦1959》中虚构的人物)的场面,这个情节设计得不错,起到了为全剧定调的作用——被俘的国军党战犯不甘心失败,抗拒改造,未来将有一场艰巨的斗争。

但细节太粗糙了。设伏的地点是一片稀疏的林地,平坦、无草,一览无余,像公园一样,战士们根本没有隐蔽的地方。结果,戴着金丝眼镜的叶立三少将就视而不见地撞进来了,发现被包围还大吃一惊,这就太过儿戏了。

不认真,就会影响电视剧的感染力,观众就容易出戏。

05

第一集中,最浓墨重彩的人物居然是黄维,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相对于第一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来说,对黄维的改造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他属于战犯当中比较“死硬”的那一类。1959年,杜聿明、王耀武都被特赦,但黄维直到1975年才作为最后一批在押战犯被特赦。

黄维一共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当他被押上火车时,站台上一批在双堆集战役中被烧伤的解放军战士愤怒地喊了起来,“黄维出来!”然后就是黄维身披军大衣,非常“威严”地站出来说:“是我下令用火攻掩护国军突围的,这在军事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会承担所有的军事责任。”而负责押解的解放军干部除了怒斥一声“狡辩!”之外,竟然不能做任何有力的反驳。

况且,黄维并没有“狡辩”,而是坦然承认了一切,但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罪行。

的确,在编导设置的情景中,黄维确实是“有理”的。黄维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作为高级将领积极参与了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而并不是他作为战场指挥官具体的军事行为。即便真的开军事法庭对黄维进行审判,这些军事行为也不会被作为罪行受到指控。

但事实上,作为战场指挥官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的确犯有战争罪行,这就是他要求国民党空军向解放军阵地投掷毒气弹,而蒋介石居然真的就下令空军这么做了。

无论按任何标准,使用化学武器,都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行。如果在站台上包围黄维的是被毒气弹伤害的解放军战士,黄维还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吗?

蒋介石在国内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这不是更加证明了他发动的全面内战的反人民、反人类性质吗?

不知道编导为什么不提毒气弹,只提“火攻”(黄维在双堆集固守和突围时,也都曾下令使用火焰喷射器,并要求空军投掷燃烧弹),这就使得这部剧的力度被大打折扣。

06

黄维第二次出现,是他接受华北军区新闻记者徐高平的采访。

徐高平,这位有着当年很罕见的圆胖身材的记者,显然既自命不凡又愚不可及,对即将采访的对象也毫不了解。

黄维一进房间,即把两个凳子摞在一起,表示要和他平等对话,徐高平虽然觉得恼火但竟然也无法提出反驳。

坐定之后,徐高平刚一开口叫“黄维”,黄维就再次打断他,“我比你年长,你应该叫我黄先生。”

经过这两个回合,徐高平已明显处于下风,但他仍未察觉,随即向黄维提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问题:“当初在双堆集,外无援军,弹尽粮绝,你为什么不肯投降?”“在毫无希望的前提下,你选择了顽抗,这不是很愚蠢吗?”

徐高平的这一提问,看似咄咄逼人,其实暗含了一个前提:“军人如果觉得没有希望就应该投降!”这无疑是一个令任何有起码荣誉感的军人(无论他是什么政治立场)都感到不屑的逻辑。

徐高平这个自我羞辱的问题等于白送黄维一个表现自己“大义凛然”的机会,黄维立刻就抓住了,他强硬反击道:“这是什么愚蠢逻辑?我身为党国的军人,效命于党国,杀身成仁。”然后抡起凳子就砸了过去,徐高平反而狼狈不堪。

战犯黄维的形象,蓦然高大起来,简直满身都是“正能量”。这样的战犯,还有谁有资格对他进行教育改造呢?

07

《特赦1959》的这个头,开得实在不好,后面也就可以想见了。

这证明,主旋律的作品,仅仅“三观”正是远远不够的,不深入生活,不认真打磨细节,实际效果和预先设想的效果可能刚好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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