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法意编译  法意读书

作者：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

JC·沙曼（JC Sharman）

编译：孙晋

封面|网站文章截图

法意导言

本文是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作者采用史学研究方法，摒弃国家中心主义讨论私人特许公司的兴衰过程。作者主要探讨三方面问题：私人特许公司是什么、它为何能在早期的欧洲发展中获得成功、又为何会在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面前衰落。作者认为私人特许公司产生于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需要。彼时，欧洲国家亟待通过海外殖民及贸易发展国力。利润驱动、政治野心与新兴科技助推欧洲率先采取了私人特许公司这种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的合作模式开发海外市场。得益于国家稳定性及企业创新性双重优势，私人特许公司得以成功发展。其后，因国家行政水平和科学技术上的革新，以及军费开支榨取企业利润等多重因素，私人特许公司走向消亡。

本文《私人特许公司的兴衰与国际体系的创建》（Company-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与剑桥大学教授JC·沙曼（JC Sharman）合著，于2020年6月7日首次发表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两位作者合著的《外包帝国：私人特许公司如何创造现代世界》（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近期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下为正文)

私人特许公司是典型的混合经济体，其将传统的主权特权（例如发动战争、进行外交、收税和免除刑事司法）、私营公司的营利需求和股份制结合起来，弥合了“公与私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市场与国家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分歧。私人特许公司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体，也不仅仅是其母国的代理人。它最早出现于17世纪初，由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开创，私人特许公司迅速证明了它们作为殖民贸易和征服的引擎的价值，激起了其他欧洲大国竞相效仿。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先锋，私人特许公司是国际体系演变的中心。采用私人特许公司的模式是考虑其运营稳健、政企关系和谐、远程管理成本低廉的优势。如果我们无法理解被当代人视为核心的混合制经济体是如何成为现代欧洲早期扩张的最重要的力量的，那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西方是如何管理欧洲以外的国家关系的。

虽然在欧洲“近身肉搏”战中，集权国家能战胜敌国，但对于远程商业和征服，私人特许公司往往能战胜主权国家和其他形式的组织。跨洋扩张所面临的挑战，与欧洲内部领土扩张大不相同。距离，是早期欧洲统治者在扩张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困难。

国际关系专家对近代早期国际体系发展的思考，始终以主权国家最终战胜早期封建时期的各种政权小国的经验为主导，故，欧洲的政治经验与全球化发展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为此，撰写本文并致力实现五个目标：

第一、私人特许公司是什么？借鉴新史学成果，指出私人特许公司是一种独特的、自主的制度形式，弥补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认识的不足。

第二、私人特许公司如何诞生？以混合型经济体获得特权开展扩张为线索，梳理私人特许公司的历史沿革，强调其发展过程漫长，并非一蹴而就。

第三、私人特许公司的经验价值及局限？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分析私人特许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形式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意义。在全球化视野中，私人特许公司的模式并非万能，法国、葡萄牙和丹麦君主国效仿的尝试都失败了。私人特许公司模式能否成功，与管理者的意识水平、管理能力息息相关，同时受到世界格局与地方发展等外部因素的直接影响。

第四、为什么私人特许公司从18世纪末开始衰落？私人特许公司通过海事和港口贸易，获取利润，但随着宗主国领域不断扩大，私人特许公司难以调和成本与盈利之间的矛盾。地缘政治斗争的加剧进一步增加了军事和行政成本，牺牲了商业获利。在同一时期，国家军事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欧洲国家越来越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直接武力征服和远程治理。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通过私人特许企业进行帝国扩张和治理。

第五、研究私人特许公司的始末对现世国际体系有何启示？本文摆脱了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更系统地、历史地认识私人特许公司在初创期即广泛存在的多样政体和复杂国际关系，文章以史为鉴，帮助我们审视当代国家和国际体系和秩序。

作者从以下几点分别阐释私人特许公司：

一、私人特许公司是什么？

在私人特许公司的股份结构中，国家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17世纪起设立的私人特许公司具有以下特征：其创始宪章是由君主或立法机关制定的；宪章规制保障商人垄断特定范围内某些商品的贸易特权。其合作逻辑是，国家必须激励冒险进入市场并承担风险的私人资本，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方法是将垄断权分配给新创建的私人公司。

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旗帜，在欧洲历史上，一共有过多个被简称为东印度公司的企业，如英国、法国、荷兰等。

本文论点建立在新修正主义史学基础上，批判了早先将私人特许公司视为纯商业运作，或者仅仅是其母国附属物的观点，该商业模式具有自主和混合的双重特征：既为了政治，也为了利润。

私人特许公司被授予部分国家权力，包括开拓海上和陆地殖民地领土、执行民事和刑事司法权、铸造货币、收税以及武力捍卫和扩大其商业利益的权利。私人特许公司还被授予对非欧洲国家进行外交的权利以及决定区域战争或和平的权力。

尽管拥有广泛的特权，但利润是资本的首要目标。再加上，所有早期跨洲运作受到行政和技术限制，国家对私人资本极度依赖。为此，私人特许公司产生了现代公司的基本形式：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

可以说，私人特许公司是帝国开疆扩土的战略元素。探索出私人特许公司在早期全球化系统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本文对新史学研究中的私人特许公司模式研究的重要贡献。

二、私人特许公司诞生的源委

私人特许公司产生于现代制度环境中，授予特权似乎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实际上，其政企文化可追溯至中世纪。早在12世纪，基督教就将公司（universitas）视为西方法律传统中独特的权利实体。

中世纪晚期，欧洲商界已有主张商行权利和特权的成功先例。从东欧发展和十字军东征的经验来看，欧洲国家已熟悉将殖民扩张的任务委托给宗教团体、冒险家运作，其商业模式和制度规范已成熟。尤其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是，在整个中世纪，私人公司和其他“非国家”组织发动征服战争的权利一直得到持续和成功的维护。

除了具有上述制度传统和经验，另一个刺激私人特许公司萌发的关键因素是早期欧洲国家羸弱的国力：国家没有军事、财政或行政能力将权力辐射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即使是最先进的早期欧洲政体，也缺乏有效治理领土的“基础设施能力”。

统治阶层便采取了权宜之计，比如通过当地中介机构进行税收、耕种和统治。但早期统治者的财政状况不稳定，英格兰在1694年成为首个建立国家永久公共债务的政体。统治者脆弱的资源获取渠道必然会削弱他们的军事和财政能力，无论是在欧洲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外。

欧洲国家意识到要维护和维持对遥远的大洋彼岸的控制权是异常困难的。然而，此时，伊比利亚君主制在美洲和亚洲建立帝国的成功，凸显了通过跨洋贸易和征服可以获得的巨大商业和地缘政治优势的国家经验。欧洲国家统治阶层和商人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最终形成私人特许公司。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欧洲留下了军事化贸易的文化先例，为其日后形成新型商业模式打下基础。海外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的潜在地缘政治和商业红利，进一步激发了统治阶层和资本的积极性。尽管如此，欧洲统治阶层直接统治、军事和财政能力薄弱，没有有效追求跨洋扩张的手段，私人特许公司应运而生。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先锋，私人特许公司是国际体系演变的核心。

三、私人特许公司在海外扩张的成功要素

为何私人特许公司在对抗其主要机构竞争对手（手无寸铁的散居商人、冒险家和集权政体）方面能取得的成功？因为其不仅使用暴力保护商行的贸易，而且还采取进攻性手段实施垄断和攻击商业竞争对手。

私人特许公司通过其彻底的现代创新，将公司改造成在法律上独立于其所有者的实体，将资本集中在法人团体中，并任命专业管理人员管理，与其他形式的竞争对手相比，享有更大的优势。私人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债务繁重，项目投资失败旋即破产。相比之下，私人特许公司得益于庞大的资本池和会计规则庇护，即使个别任务失败，公司仍安然无恙。甚至，私人特许公司有胆量和能力越来越多地操纵市场价格，比如控制像香料这类关键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私人特许公司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其拥有的强制性权力建立和巩固垄断地位，并以牺牲欧洲和本地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强行进入外国市场。

在扩张和据守殖民地的过程中总有暴力事件发生，相比之下，尽管武装力量是商业模式的组成部分，但与当地政府的外交活动比战争更重要：和平比战争更有利可图。

私人特许公司具备缓解暴力冲突的能力，减少当地政府与人民的反抗活动，为自身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作为被赋予国力支持的私人特许公司，作为具有机构永久性的公司，可以积累外交经验并与当地合作伙伴和赞助人结成长期联盟。由于私人特许公司不直接代表欧洲统治者，公司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自由调整外交政策，而不损害遥远的欧洲皇室的尊严。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将自己定位为土著统治者的宗主、求助者或伙伴。进一步，私人特许公司还会规范跨文化贸易所发生的交易行为，编纂成法典，降低交易成本。

现代化管理模式和雄厚的资本及政治支持，使得私人特许公司在管理早期贸易与殖民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其将主权职责与商业职能区分开来，形成了具有独立法律地位、资本化经营、职业经理人等管理标准化特点的企业雏形。

私人特许公司能否生存取决于母国持续的相对弱势，以及企业强大的盈利能力。到了18世纪末期，这两个条件都无法实现，私人特许公司走向衰败。

四、解释私人特许公司的衰落

18世纪末，私人特许公司的经营步履维艰，比如，英国爱丁堡集团，逐渐国有化，连年被大英帝国剥夺特许经营权，最终被国家收购，服从于英国领导阶层的直接统治。

私人特许公司越来越难以调和逐年扩张的市场和盈利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在跨大陆部署军事力量、管理领土和当地居民方面的能力大大增强。

18世纪的私人特许公司的管理成本超过了贸易收入。甚至在18世纪这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私人特许公司持续处于亏损状态。

18世纪末，私人特许公司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欧洲国家远距离代理人的相对制度优势，其竞争力下降有二：

1、从18世纪中叶开始，私人特许公司越来越多地卷入大规模的领土征服。受技术变革以及军队规模不断增加所驱动，私人特许公司更多地卷入大规模领土征服，军费需求巨大。由此产生的“军事财政主义”压力及更具强制性和榨取性的财政征收政策，削弱了公司盈利水平。领土管理的成本超过了征服带来的收益，根本影响了公司收入。

2、在19世纪，行政和技术上的革新加强了欧洲国家的远程统治和管理能力，这抵消了先前私人特许公司相对于集权国家所享有的体制优势（例如，在远距离管理和代理问题方面的优越能力），进一步加速私人特许公司的衰落。

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是否具备了全球化视野？

私人特许公司已丧失存在的意义：在19世纪新一轮争夺新殖民地的过程中，欧洲统治者试图再次使用私人特许公司的架构、制度和商业代理模式，在非洲、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开展殖民活动。但结果从令人失望到滑稽可笑，新成立的私人特许公司要么很快就倒闭，要么就因为亏损而徘徊不前。

私人特许公司衰落和解体标志着国家和公司之间职能、权责的分离，确立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构成性分界。

私人特许公司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体系的核心元素之一，认可并重视该模式在早期推动全球化方面具有的核心价值。从国家直接赞助鼓励海外掠夺模式到18、19世纪私人特许的商业模式，学术界应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现代化国际关系体系的起源和演变。必须认识到国家间竞争的异质性，真正着眼于全球视野。

文章来源：

Andrew Phillips/JC Sharman, Company-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7, 2020

网络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135406612092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