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土豆  本文来自公众号：一个坏土豆

壹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11月4日，清政府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部于南京起义。

在与张勋部作战的过程中，徐绍桢麾下冷御秋部，有一位安徽籍的连长名叫方振武，因为作战英勇，屡立战功，被擢升为辎重营营长。

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蔡元培和李石曾，联合吴玉章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动员有志青年到法国留学，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践行“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救国理念。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去往法国，在法国组建了华法教育会。方振武避走日本，考入尚武陆军学校，谒见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7年，方振武回国。遵奉孙中山指示，到徐州、山东联络旧部，组建“铁铜队”，准备重建革命武装。

同年，吴玉章也从法国回到中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法国里昂，周恩来与一名信仰“三民主义”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同窗，两人常常就政治问题进行争论。

这名中国留学生名叫李彦和，来自广东惠州，是李石曾推荐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李彦和精通法语和英语，后来获得法国里昂大学药剂学博士学位，成为首个法国的华人博士。

归国后，李彦和先是做了几年药品生意，后来投靠了拜把兄弟余汉谋。余汉谋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司令，李彦和加入十二集团军后当了政治部主任。

1924年9月，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方振武被任命为北伐军支队司令。后因北伐军回师广州戡乱，方振武重返北方。是年，投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任梯队司令，后任直鲁联军军长。

1925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方振武在肥城起义，率部脱离张宗昌，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出任国民军第五军军长。

此后，方振武将军率领国民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1929年，方振武与石友三等军官密谋反蒋，不幸事泄，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关押于陆军监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怒潮的冲击下，方振武获释。

1932年，方振武变卖全部家产，秘密离开南京，到山西介休，与旧部鲍刚、张人杰等共商组建“抗日救国军”。

1933年3月，方振武率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调集7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方将军身先士卒，击溃何应钦堵截部队。5月10日，方振武在行军途中发出通电，再次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耿耿愚忱，可质天日。”

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方振武率部来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就任抗日同盟军前敌总司令。

6月22日至7月12日，方振武、吉鸿昌两位将军率部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4城镇，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日寇伤亡一千余人，俘数百人，是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抗日的首次空前大捷。捷报传出，举国振奋。

为了瓦解方振武的抗日决心，蒋介石一面调集10万兵力攻击同盟军，一面用重金收买同盟军所属部队，致使抗日同盟军由10万人锐减到1.5万人。

在蒋介石千方百计的破坏下，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方振武只身流亡欧洲。

1936年，方振武在巴黎发起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并创办《国人公认》刊物。

同年，“南天王”陈济棠联合桂系军阀，发动了反蒋抗日的“六一事变”。李彦和说服余汉谋拥蒋反陈。“六一事变”失败后，陈济棠经香港赴欧洲避祸。而李彦和则受到蒋介石召见，并希望其能留任南京。

李彦和辞谢后回到广州，继续伴随余汉谋。

贰

1936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方振武获悉后立即由威尼斯回到南京，谒见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日。但蒋介石只给了一个闲职将其打发。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方振武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去往广西桂林兴办农场，收容安徽籍难民和流亡学生。并通过华侨捐款，购置枪支弹药，准备再度奔赴抗日战场。

蒋介石得悉后，派特务对其严密监视横加干涉。方振武只好再次出走，避往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同年，江苏纺丝厂实业家方寿颐的女儿方召麐，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留学期间，方召麐遇见了方振武的长子方心诰。

1938年3月，方振武在香港当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委员。

是年，方心诰与方召麐在国内成婚。婚后，方氏家族先后去到桂林、天津、上海躲避战乱。

1940年，方召麐在上海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战乱中的人们尤其渴望和平与安宁，遂取名方安生、方宁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方振武将军决心回国参加抗日。但他刚踏入广东省境，即被戴笠指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享年60岁。

而拥蒋反陈的李彦和则于抗战期间，出任第七战区政治部主任，获授中将军衔。

《惠州人物志》提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清剿共产党时期，李彦和将军出钱出力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国共内战期间，李彦和的确参与过与共产党的作战，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对李将军有过责怪。

1948年，方氏一门举家迁居香港。

是年12月，黎智英在广州出生。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李彦和认为国民党太过腐败，但他对共产党也不信任，于是携全家隐居香港，不愿再涉入国共政治之争。

这一年，其子李柱铭年满11岁。

1950年，方心诰病逝。方召麐独自经营出入口公司的同时，还得抚养8个子女，生计一度陷入困顿，要靠孩子们的祖母和叔父帮扶才得以维持。

1951年，何俊仁出生于香港。

1953年，方召麐一边经营出入口公司，一边师从赵少昂与张大千学习书画。经过半生磨砺，终成一代书画名家。

1955年，黎智英7岁。黎父是当地有名的汉奸，“汪伪政权”时期，他多次向日军提供情报，协助捕杀抗日人士。这一年，黎父担心被清算，抛妻弃子叛逃香港。

1959年，方安生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文及英国文学。方安生在家中八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是家中长女。为了帮补家计，大学期间当过补习老师。

1960年，12岁的黎智英经澳门偷渡到了香港。也许是命中天生带“毒”，他很快就加入黑帮，当马仔跑腿卖起了白粉。

1962年，方安生在大学取得荣誉学位顺利毕业。毕业后，她加入了港英政府，出任政务主任，是港英政府首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

次年，方安生与香港辅助警察队后备警员陈棣荣结婚，从此在姓名前冠上夫姓，称作陈方安生。

叁

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国共政治斗争的角力场。

李彦和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交情，但他两边都不想沾。李彦和在香港以教书为业，经常搬家。按照李柱铭的说法，蒋介石曾邀请李彦和去台湾，许以高官厚禄，但李彦和认为台湾当局过于腐败，故而不去。

父亲的老于世故，令李柱铭很早就已经认识到：香港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根本没有民主与自由可言，跟英国政府立场不一致的人，都会受到严厉打压。于是他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963年，李柱铭越洋远赴英国，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攻读法律。

1964年，黎智英“跑腿”一段时间后，得到头目赏识，开始在九龙深水埗区做“拆家”（分销商）。

1966年，李柱铭学成返港，如愿成为一名大律师。

不可否认，李柱铭初任大律师时，还是富有斗争精神的。他常常会顶着巨大压力，替一些亲中共的工会工人辩护。

这其中固然有律师工作的中立特质原因——谁人来聘便为谁人辩护。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为左派工人辩护，毫无疑问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有人说这也许是李柱铭此后被中共委以基本法起草委员的原因之一。

但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这样的斗争注定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李柱铭与其父一样，并非坚定的斗士。在斗争接连受挫之后，他逐渐违背初衷，选择向利益低头。

1969年，顽劣学渣何俊仁依靠父亲的荫蔽，勉强于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毕业。两年后，再次凭借亲友的关系入读香港大学法律系。

与此同时，陈方安生却在港英政府混得风生水起。

1970年，陈方安生升任助理财政司；1972年改任助理新界政务司；1975年短暂出任副新界政务司，同年转任首席助理社会事务司；1976年改任副社会事务司，至1979年升任社会福利署副署长。

当了五年副署长后，陈方安生在1984年被擢升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女性署长。

另一边，越做越顺的黎智英，这个时候已经不满足只做拆家，开始从金三角采购毒品运到东南亚，靠卖白粉完成了原始积累。

黎智英用贩毒赚来的毒资，在深水埗搞起一间山寨制衣厂。在此基础上，他还成立了衣贸公司。1981年，黎智英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

1985年，李柱铭被委任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同时，李柱铭还成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

同年，已经毕业成为执业律师的何俊仁，参与成立“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争取“八八直选”和民主基本法。

1987年初，陈方安生被政府送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深造。3月，她获改任为经济司，成为首位女性华人司级官员。

这一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深圳举办会议，李柱铭在会上高度赞扬内地法律专家：“明显地，在司法互助及移交疑犯方面，内地法律专家的观念和态度是非常开放和文明的。”

1988年，李柱铭窜访美国，却是另一套说辞：“如果香港继续做100年英国殖民地，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但现在香港却要回归中国。”

1989年，李柱铭的草委资格被解除。他又跑到美国这样说：“英国将550万港人交还中国，就像二次大战将550万犹太人交还纳粹德国。”

也是在这一年，黎智英通过连襟杨森的引荐，认识了李柱铭；不久之后，黎智英又通过李柱铭搭上了彭定康；接着又通过彭定康与西方反华势力取得联系，开始公开宣称“为美国利益而战”，最终成为美英利益在香港的代言人。

此外，李柱铭还将自己的独生子李祖怡介绍给了黎智英，成为其私人律师。正是在这一年，黎智英与李柱铭相见恨晚、狼狈为奸，开始联手祸害香港。

肆

1990年，李柱铭创立香港首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并出任主席。参与组织港同盟的，还有何俊仁。

同年，黎智英将持有的佐丹奴股权全部出售，创办了毒害人心的香港《壹周刊》。为他日后绑架煽动舆论打下了基础。

1993年，陈方安生获港督彭定康委任，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布政司地位仅次于总督）。

1994年，港同盟与汇点合并成为民主党，李柱铭继续担任主席直至2002年底。何俊仁也一直在党内担任核心职位，1998年担任副主席，2006年当选为主席，并连任两届。

1995年，黎智英创办了荼毒社会的《苹果日报》，港民喜欢形象地称之为“毒苹果”。

《苹果日报》日发行量曾超过70万份。此时黎智英掌握的财富已超过5亿美元，拥有了操控舆论与支持港独的资本实力。

1996年4月17日，李柱铭抵达华盛顿，向美国争取把香港问题国际化，呼吁国际社会给中国施加压力，以保证香港政权移交后得以自说自话。

同年，何俊仁发起成立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1996~1998两年间，何俊仁先后四次担任总指挥，亲赴钓鱼台宣示中国主权。

然而看似“爱国”的“保钓运动”，背后却只是卖国贼何俊仁的一盘生意。

自从1956年联合国接纳日本成为会员国之后，日本一直都在多方活动，谋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还梦想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

美国一来不想打破“五常”三比二的平衡局面，二来不愿与日本干儿子平起平坐。但美国明着并不表示反对，暗地里却在寻机加深中日矛盾，达到牵制中日的目的。

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设置了一座灯塔，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美国再次捕捉到了机会。

2019年10月，“港毒”黑色恐怖持续升温。沉默了23年的前保钓委员会澳门指挥罗兆，忍不住站出来，怒骂昔日声称维护国家领土搞保钓、今日幕后策动分裂国土的何俊仁，撕破何的伪装。

更大爆其实早在23年前，何俊仁勾连的美国势力，就已经能够直通联合国38楼（联合国秘书长的办公室在38楼）。

罗兆说，他当年轻信何俊仁是为了维护国土完整，以为何爱国，才不顾人身安危参与保钓，并获得何推荐担任保钓海外国际联系工作。

1996年12月，何俊仁策动反对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何俊仁钦点罗兆，远赴美国与当地的“神秘华人”开会，又获特别渠道直上联合国总部，递交联署反对信。

年过六旬的罗兆慨叹当年误信所谓的“民主派”，沦为“代罪羔羊”。类似的经历今日复印到梁天琦、黄台仰、黄之锋等新一代汉奸身上。他奉劝香港年轻人别再上当，不要堕入“民主”诈骗犯的圈套，冲上前线做炮灰！

保钓运动，何俊仁一箭三雕，既获得了美国暗助的资金，又赚得了“爱国”的名声，并且收到海内外爱国华人的海量捐款。最后，何俊仁还能得到日本的收买金。

媒体爆料，何俊仁登上钓鱼岛后，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16号至18号新世界大厦阁楼的“碗屋”日本餐厅，大股东变成了何俊仁的胞弟何俊麒，这间日本餐厅原为日本十大商社伊藤忠商事持有。

自从胞弟成为“碗屋”大股东后，该餐厅成为何俊仁与多名民主党高层的“御用饭堂”。日本驻港总领事馆人员也经常在此宴请宾客。

港民慨叹：若再由着何俊仁这么说一套做一套，恐怕钓鱼岛真的要成为日本仔的‘碗中之物’啊！

伍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命陈方安生为首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地位仅次于特首），令她成为特区第一位女性政务司司长。

但陈方安生对此任命并无感恩之心。主权移交之后，陈方安生和特首董建华一直貌合神离，香港政府高层出现两个“司令部”。

1998年夏天，相继发生了震惊全港的“五尸命案”和“张子强案”。但是，两案犯罪嫌疑人均逃至内地，故最后，都在内地法院进行审理。

12月9日，时任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的李柱铭，在香港立法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逃犯危害香港安宁”，动议特区政府安排内地与香港相互移交罪犯。

日后《逃犯条例》中李柱铭反对修订的地方，正是由他本人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并支持的。

1999年7月，香港电台（香港政府官方电台）播出中华旅行社总经理郑安国的两国论，香港政坛一片哗然，认为政府没有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而陈方安生与当时广播处处长张敏仪立场一致，坚持维护郑安国。

2001年，陈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于4月30日退休。陈方安生退休后，政务司司长一职由曾荫权接替。

2002年11月7日，陈方安生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颁授荣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大十字勋章，以答谢她在殖民地时期的贡献，而该勋衔以往通常都只授予香港总督。

陆

在2002年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设想中，“中日韩自贸区”是一个由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构成的三国自由贸易区。

如果这一构想达成，将不仅仅是中日韩的自贸区，势必会向南扩展整合，最终有可能形成一个超过5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亚洲自贸区”。

2011年11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会上，温家宝提出，三方要共同努力，确保2012年启动相关谈判，尽早完成中日韩自贸区投资协定谈判。

2012年8月15日，何俊仁控制下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保钓船“启丰二号”成功抵达钓鱼岛。17时许，该团体5名“保钓”人士通过游泳方式登上钓鱼岛，并将国旗插在钓鱼岛上，宣示领土主权。

约半个小时后，冲绳警方将5名登岛“保钓”人士“逮捕”。1个小时后，同船的另外9人也被“逮捕”。

2012年9月10日，日本金融大臣松下忠洋，在家中上吊自杀。

2012年9月13日，候任驻中国大使西宫伸一在自宅附近倒地昏迷。2012年9月16日上午，西宫伸一在东京医院去世，享年60岁。

此二人，是野田佳彦的左膀右臂，也都是中日韩自贸区的积极推进者。

2012年9月15日，中国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西安、青岛、长沙等数十个城市的民众发起保钓行动。

随着情绪升温，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焚烧或打砸日系车、袭击日本人、破坏社会公物的过激行为。西安有位丰田车主李建利，被“爱国贼”用一把U形钢锁砸穿了颅骨。

中日关系迅速跌至冰点，中日韩自贸区被迫搁浅。

2012年12月26日，野田佳彦宣布正式辞去日本首相一职。主张与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野田佳彦，在首相的位子上，只坐了一年。

其实这次的“保钓”行动，不过是何俊仁奉美国之命蓄意点火而已，故意刺激中日两国的民族神经。

对于美国来说，这笔买卖稳赚不赔。

香港“保钓”人士被抓，如果中国政府不作为，则可以打击中国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如果中国政府作为，则搅乱了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签订步骤。

反之对日本也一样。还可以借机赶走对华友好的执政者，扶持右翼上台。最终目的当然是继续控制日本。可惜当初多数人被爱国激情冲昏了头脑，以为香港保钓队伍多么有民族大义、多么有担当，一边倒地支持他们，辱骂政府无能。

治理好一个国家，哪有那么容易！政府经常被置于左右为难、不被民众理解却有苦难言的境地。

之所以费这么多笔墨叙述“保钓事件”，是因为类似的阴谋往往都披着“爱国”的外衣，非常具有迷惑性，不像“港毒暴乱”那样，不用深挖动机，单从行为上即可分辨善恶对错。

我希望所有真正爱国的人们，都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看清本质，不被这些表面爱国实则卖国的“爱国贼”利用。

2013年，钓鱼岛温度下降，中国海警舰船在钓鱼岛领海实现常态化巡航。

中日韩自贸区也分别于3月在首尔、7月在上海进行了第一和第二轮谈判。

美国又坐不住了，故伎重演，再次放狗。

2013年11月13日，保钓船“启丰二号”号再次出海，赶赴钓鱼岛。

可惜这次美国没能如愿，“启丰二号”出海两小时后，在东海海域被香港海警拦截回港。

柒

2013年10月，黎智英在暗中策划“占中”的前夕，邀约台湾“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前“倒扁”运动发言人范可钦、前“红衫军”副总指挥姚立明等人到家秘密会晤，请教学习“红衫军”游行抗议示威的相关经验。

施明德问黎智英有没有准备坐牢的决心，黎智英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但准备坐牢，还准备死。”

其实，这不过是说门面话。

黎智英借口保密，要求来客把手机放隔壁房间。自己却预先在室内安装了录音系统，以此向美国报功和表忠心。

后来录音文档遭黑客窃取，被香港媒体全部披露。范可钦气得大骂黎智英：“狗改不了吃屎，果然是狗仔！”

香港《大公报》注意到，每当香港局势混乱时，黎智英所拥有的壹传媒等企业的股票就会“一枝独秀”，甚至会一夜暴涨。香港民众认为这种反常现象背后隐藏着卖国卖港的秘密，有一股强大的国际暗流在支持“港独”势力。

一位股票公司老板透露：2014年9月25日前后，黎智英在三大行一共空了约2000张期指，部署完毕后，“占中”行动突然于28日提前启动，黎智英随即高调支持，旗下的《苹果日报》大肆煽动上街，并每天向示威者提供大量餐食。

同时，黎智英联络多名欧美基金经纪人，并邀约掌控对冲基金的国际金融大鳄参与，全力作空港股，打压港元。“占中”短短几天以后，黎智英和其他背后搞手们一共获利超过10亿元。

港民对此表达不满，称“占中”最大赢家就是黎智英，而付钱的是港股投资者、公积金户口和本港商铺、旅游业者的盈利，呼吁有关机构介入调查。

黎智英一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主流政党的主要政治捐款者，媒体曝光的近千份来往邮件显示，除资助“占中三丑”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之外，他还向反对派政党“豪捐”4000多万港币。

而“Foxy解密”也披露，黎智英及其组织是反对派的大金主，近5年来，他的政治献金分布为：公民党1456万、陈日君2000万、民主党1369万、陈方安生350万、香港社民连100万。

收了钱的陈方安生与李柱铭也没闲着， 两人频频跑到国外，向外国政要汇报情况，寻求支持，帮助黎智英继续从事乱港活动。

从2019年2月开始，《苹果日报》在“反修例”的报道中，极力美化暴力行为，不仅连篇累牍地动员港人上街，报社还直接派人参与游行。

2019年6月以后，黎智英借香港反对派和平游行集会之名，通过在港敌对势力纠集黑社会人员冲击香港立法会，极大影响香港社会秩序和特区政府施政。

美国金融公司则通过买入壹传媒集团股票，使黎智英控股的壹传媒股票从6月5日至17日暴涨131.71%。美国通过此途径给黎智英输送了大量资金，再由黎智英以支持香港民主的名义雇佣黑社会和暴恐人员对抗特区政府，冲击警方防线。

美国“木棉树公司”董事伊迪斯特里私下表示，该公司近期董事会上一高层人员宣称，某大亨提及黎智英窜访美国后，得到了美国方面2亿美元的资助，相关资金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名义提供。

捌

在黎智英等人的推波助澜之下，暴徒们继续以“反修例”为幌子，包围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徽，公然挑战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

这些人肆意践踏法治，恶意破坏社会秩序，搞得香港乌烟瘴气、动荡不安。一些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独”，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其气焰之嚣张、行径之恶劣，令人发指。

祸港分子在修例风波中的丑陋表演，让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看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发出了“反暴力、救香港”的正义呼声。

一切爱国爱港的人们都站了出来，敢于激浊扬清、扶正祛邪！

2019年8月9日，黎智英被广东顺德黎氏愤而剔除出族谱，斥为“逆子”。

2020年4月18日，警方以非法集结罪名，拘捕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同日被拘捕的还有黎智英的连襟杨森，以及另外11名非法集结召集人。

5月18日下午，案件被告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分三案处理，暂毋须答辩。控方申请押后案件四周至6月1 日再讯，以便控方准备文件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处理。期间各被告获准各以1000元保释候讯。

6月15日下午，香港西九龙法院提讯黎智英。审讯期间，裁判官最终押后案件至7月15日再审，控方指黎智英等被告有潜逃风险，要求各被告遵守更严苛保释条件，即不得离港、每周两次到警署报到及交出旅游证件。

控方还申请添加陈皓恒和何俊仁保释条件，要求法庭下令他们不得离港和定期向警署报到，目的是为了降低他们的潜逃风险。

6月26日，陈方安生发表声明，声称自己已年届八十，会从公民及政治工作退下来。

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香港国安法堵住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漏洞，它的实施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完善，使“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进入了新里程。

玖

2014年2月26日，香港立法会审议年度财政预算案，涉及四千多亿港币，关乎全港民众的福祉，香港各界翘首以待。

身为议员的何俊仁列席会议，本该履行议员职责造福香港。却被记者拍到正在上网浏览“艳照”。因此事件，何俊仁被港民讥嘲，并送外号“AV仁”。可见其人品修养以及职业素养极其之低下。

修例风波中，从煽动造谣到元朗暴乱，从中环密谋，再到违法游行的现场，都可以看到何俊仁上蹿下跳的身影。

何俊仁油腻猥琐、贪财好色、巧舌如簧，丑陋的外表与肮脏的灵魂集于一身。

似这等人渣，与黎智英搞到一起，不足为奇。

可笑的是李柱铭，好歹也算将门之后、律政精英。其父虽然隐居香港，不事朝堂，但从未出卖国家。

而李柱铭却为了蝇头小利，与黎智英这样五毒俱全的毒瘤沆瀣一气，并且公然宣称：“敢于当殖民主义的走狗。”

当汉奸当得如此理直气壮、厚颜无耻，连埋在地下的日伪汉奸都自愧不如。

李柱铭一边鼓动年轻人上街闹事，一边却把儿子送到英国精心呵护。他在儿子婚礼后的次日，还在《苹果日报》上发文，深情追思港英当局时期香港有多么“民主”，回归后有多么“暴政”。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港督由英国政府直接任命，港民从未有过任何自由与民主。年轻时，他自己还为此做过斗争。

李柱铭颠倒黑白、出尔反尔，不过就是为了区区一个“利”字，实在令人可笑又可叹。

最可气的是陈方安生，身为特区二把手，本可发挥所长、报效国家，却自甘堕落，与汉奸卖国贼为伍，辱没先祖一世英名。

想起当年在宣化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铁骨铮铮的抗日名将方振武，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八个血字。

再看看他的孙女陈方安生，顿时百感交集、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