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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保密就是保生命：保密战线上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导 语

党的保密工作始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直到今天，保密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这是毛泽东两次为保密工作所作的题词。“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翻开党的保密工作（情报工作或地下工作或秘密工作）历史，革命先辈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演绎了哪些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01李公馆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保密工作开始于党成立前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中国共产党作为正式建党标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前会上采取了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可以说，保守秘密是党的一大安全成功召开的重要保障之一。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1882—1965）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9年，毛泽东在回顾建党初期的往事时又说：“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就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即今天的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其实，但凡了解一点党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党的一大会址最初是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当时负责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上海开会的是李达和李汉俊，信写得很平常，大意是暑期放假，有教授来沪开学术会议，敬请贵方派两名代表于7月初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报道。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接到通知后，于1921年7月前抵达了学校。只是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的师生都已经放假了，此时陌生人进出学校，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安全，也不利于保密，于是李达、李汉俊决定转移会场。这第二个会场就是李书城公馆。

李书城，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追随孙中山，参与组织同盟会。1913年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斗争。

那时的上海法租界为国民党政治精英的集中居住地，李书城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租了一幢小楼房把家人安顿下来。不久后，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住进了哥哥的公馆。就这样，李书城的公馆成了李汉俊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1921年年初，李汉俊以李公馆为大本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党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会见，马、尼二人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

李汉俊、李达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将一大会址由原定的上海法租界内蒲柏路女子学校改为李公馆。一来李书城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有很好的掩护作用；二来这里地处市郊，周围环境比较僻静，对会议的安全非常有利。

1921年7月23日晚，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13名一大代表陆续走进李公馆，马林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会议。他们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会议进行到第7天，7月30日晚，正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闭幕）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环视四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随后匆匆离去。

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意识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果然，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最后中共一大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开会直至胜利结束。

一大召开过程中三次会场的转移，无不体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一时期，为了保密，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党员人数月统计表的名称是“同学调查表”，校名即地方党组织的名称，党员性别分别以男生、女生标注，党员类别则分工读生（工人党员）、农科生（农民党员）、兵科生（军队党员）、文科生（知识分子党员）等，另外还有正式生、旁听生等等。

不过，在党成立初期，由于反动军阀的镇压，党的活动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侦察保卫组织。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这使得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侦保密组织，并在黄埔军校内部逐步发展起来，但组织还很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党中央事先得到零星情报，却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而且政变后，由于情报没能及时掌握，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未能及时转移而遭捕杀。

02南昌起义严守军事秘密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一致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去九江，临行之前，他对邓颖超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的消息，才得知周恩来去了南昌。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具保密意识的，为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每一步行动都做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即便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仍保持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11军第24师师部，叶挺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与此同时，驻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20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为防止泄露机密，会场高度戒备。而获悉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同样做到严守机密。时任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曾这样考虑：“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也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逐级下达的，“而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现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而对于士兵，则在临近起义打响时才宣布军事行动，在此之前则未透露任何关于军事行动的意图。南昌起义时是第20军教导团战士的涂国林后来回忆说：“起义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移驻小营盘。当晚睡下不久，上边就来了通知，我们一个个耳传着：‘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睡梦中被叫醒，奉命紧急集合。队长宣布进入战斗，任务是消灭附近敌军。”

而对于非作战人员，很多人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起义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2点，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道路、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进行突袭，敌军不知所措，迅速瓦解。

03“打进去”与“拉出来”

“四一二”政变后的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就任中央军事部长。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他认识到，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于是，他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设立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4个科，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行动科又称红队，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如时任行动科科长的顾顺章就曾带队清除出卖彭湃（1896—1929）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

当时，“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

当时，国民党方面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后被称为“龙潭三杰”（亦称“前三杰”）。

李克农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的儿子都上高中了，还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有一次，儿子偶然发现枕头底下有一把手枪，就问李克农是怎么回事，李克农说：“爸爸干的是公家的事，你不要问。”

胡底则被调往天津，并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钱壮飞则当上了 “中统”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中共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个特务鲍君甫。鲍君甫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一边想帮共产党做事，一边又想搞点共产党的情报去应付国民党。

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教育，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任弼时的行动中，鲍君甫提供的情报确实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1875—1931）也被“拉出来”。

杨度早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袁世凯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后来，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世界观开始改变。

1929年，潘汉年打算介绍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中，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能发挥很大作用，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据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周秉德回忆——

“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恽代英很硬气，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可惜，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了，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还把恽代英出卖了，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

“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他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不过，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

之后，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就向上级汇报。”周秉德回忆。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说。

4月28日，得知情报的陈立夫、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却一无所获。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

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04情报工作的“三勤”“三化”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领导党的情报工作。

他具体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与“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核心是职业化。

他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要以固定职业作掩护，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而且必须具备并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

红色特工沈安娜（1915-2010，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就是其中一例。

1935年，沈安娜凭借出色的速记技能，考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重要会议她都参与记录，为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1938年冬，沈安娜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周恩来对她说：“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机密文件。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

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就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会议休息上厕所之际，再偷偷写下来。

1949年4月，身份从未暴露的沈安娜离开国民党，回到上海。张治中曾感慨：“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05中共秘密电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在此情况下，我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就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1928年10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1905-1996，在党内被称为“能人奇才”，曾经试制出我党第一批军火，用双手研制敲打出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为我党培训了第一代报务员）、张沈川（1900-1991，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之一）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信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学习电台机务，可想而知会遇到很多困难。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

张沈川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学习了六七个月他就可以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党组织。

张沈川、李强等人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可以说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信设备。“到1929年10月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而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则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个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至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已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党中央又在苏区建立电台，保持同各根据地的直接联系。

1930年起，我党不仅在苏区建立了秘密电台，而且在敌后也开设了秘密电台，使党中央对全国的情况逐步了如指掌。

解放战争时期，使用电台、电报是这时中央与各部队各地方进行联系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联络工具，电台、电报的安全和保密显得尤为突出。为了加强电台的保密工作，中央把党政军三大系统的电台按涉密的程度分为三类：一类为特定的，实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长控制使用；二类为半秘密电台，即党内经常使用的党内事务性电台；三类为公开性电台。这对保守党的机密，进而保障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06誓与密码共存亡

1939年春，年仅16岁的董健民和两个姐姐一起在叔父的引领下，从河北老家静海县（今属天津市）辗转来到延安。1940年，姐妹三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董健民被调往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从此与机要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这里，她还遇见了她的丈夫——共产党员钟琪。

1942年，在延安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这两名机要员结为连理。婚礼是朴素的，但他俩的誓言隆重而庄严：“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绝不泄露党的机密，誓与密码共存亡！”

1945年，举国迎来抗战的胜利，面对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就意味着要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北上。钟琪和董健民夫妇接到了党组织的派遣。

1946年，夫妇俩带着刚刚两岁的儿子，携带秘密文件离开延安并由海路经大连奔赴东北。刚开始，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可当船只驶入渤海海域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孩子也不幸被弹片击伤。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捕共产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夫妻两人冷静片刻，迅速做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所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又把孩子揽入怀中，一家三口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一年，董健民23岁。

翻滚的海水瞬间将他们吞没，但他们结为连理那天的誓言久久回荡在一代又一代机要人的心中。后来，有人将夫妻俩的事迹写成一首诗：“夫妻幼子海忠魂，保密捐躯党所尊。真爱无分生与死，心存真理万年春！”

07阎又文：去世30多年后才曝光的“潜伏者”

我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1914—1962）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可以说是我党谍报史上的得意之笔，而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我党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起义的追随者而已。在经过了近50年默默无闻、差点被历史湮灭的时候，他真实版的“潜伏”经历才为人们所知。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后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

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

1946年春节后，王玉再次化装来到包头，一天在饭馆里，王玉在与一个国民党军官闲聊时得知，阎又文是傅作义身边的秘书。

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减轻暴露身份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社会部代理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

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向王玉做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近期很有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当即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然而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王玉在向李克农汇报此事时，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的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了。此时，又是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相，且逝世后仍深度“潜伏”了30多年。要不是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08让保密成为一种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窃取我国国家机密，破坏各项建设事业，企图颠覆新生政权。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全国胜利而产生了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甚至认为：“党和党的政策都公开了，还要什么秘密！现在又不是做地下工作。”

毛泽东对这种麻痹思想进行了批评。1950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第二次全国机要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我们现在比过去大了、公开了，反革命小了，钻到底下去了。公开的敌人可以看见，好打，秘密的敌人看不见不好打。敌人愈打愈精了，我们愈大，漏洞也就愈多，所以，保守机密的问题应该很好地讨论一下。”

1950年10月，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的决定》，指出：“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应引起全党的极大注意。”对会议保密、文件管理、涉密人员审查和保密纪律等做了明确规定。1951年6月，出台了我国第一部保密法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这部法规不仅强调了全民保密义务，还强调各单位须“根据具体情况，将保守国家机密随时向人民群众进行必要的宣传与教育”。

然而百密还是难免一疏。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就在这时，各种宣传媒体在宣传报道各条战线喜讯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严重的泄露国家机密的现象，给敌人搜集我国经济建设情报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我国最著名的“照片泄密案”，就是《中国画报》封面刊出的一张照片——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在他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

日本情报专家据此解开了大庆油田的秘密，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在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并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的直径。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有了如此多的准确情报，日本人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石油用的设备。当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计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

庆幸的是，日本当时是出于经济动机，根据情报分析的结果，向我国高价推销炼油设备，而不是用于军事战略意图。

这当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先是转发了政务院关于1953年保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的报告，接着在1954年12月发出了《关于在报刊出版物上保守国家工业建设秘密的指示》，明确具体地划分了国家工业建设方面的保密范围，规定了哪些工业建设项目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报道，哪些不属于国家机密，可以公开报道，同时规定了报刊出版物保守国家工业建设秘密的措施。

让保密成为一种习惯，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国家组织一批顶尖科学家及工作人员隐姓埋名研制“两弹一星”。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大家秉承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原则，所有关于“两弹一星”的事儿，科学家们及工作人员都守口如瓶。

孙家栋，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时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1959年8月与妻子魏素萍结婚。一个深冬的夜晚，魏素萍被铃声吵醒，只见孙家栋衣服没披就跑到客厅接电话。魏素萍见状，拿过大衣跟过来给孙家栋披上。正对着话筒说话的孙家栋条件反射地急忙用手将话筒捂住，用眼睛示意妻子快点走开。魏素萍默默地走进了卧室。谁知孙家栋一边听电话，一边还想把卧室门关上。但电话线不够长，他就斜着身子伸长脚尖把门勾上了。半个小时后，孙家栋通完电话，回到卧室见魏素萍呆呆坐在床上，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过分，却不知如何来安慰妻子。

魏素萍临产时，孙家栋忙得抽不开身。直到孩子出生的第二天晚上，孙家栋才赶到医院。身体虚弱的魏素萍幽怨地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工作能比老婆生孩子更重要？”

直到1985年10月，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随着电视向全世界直播“长征3号”运载火箭将国外的卫星送上太空，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这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保密工作无小事，细小之处见成败”。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保密和窃密出现了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显得尤为任重而道远。保密，人人有责！保密，时时处处需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