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之光  来源：文化纵横

✪ 殷之光 |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 刘文娟(整理)

【导读】从5G谣言到诋毁中国，从疫情失控到美版“文革”，2020年的西方世界正发生剧烈变化，以至于诸如弗兰西斯·福山这样的著名新自由主义学者，纷纷发出了“新自由主义已死”的慨叹。那么，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殷之光审视了欧美国家因5G谣言而引发的类似“叫魂”危机，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信息大流行”(infodemic)问题的示警，由此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历史生成和根本逻辑：二战后美苏对抗中，美国提出意识形态战争和“心理战”，动用国家力量形成了一套国家生产、管理信息的体系，由此设置议题，经私人机构、宣传喉舌等层层推进，最终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安全阀”，在全社会“制造共识”。他指出，这套共识就是一个“二元论世界”，即把所有事物区分为真相/谎言、善良/邪恶、我们/敌人，将真理视作武器，从而实现对抗外敌、对外宣传和对内控制选举等意图。于是，对这套逻辑执行最彻底的美国政治成了金钱和信息的结合体，总统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控制信息流动。

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乱了以往的共识制造过程，其背后的制造者只能将社会问题全部压在“安全阀”（反对共产主义、排外、反对“深层政府”）上。作者指出，这种“甩锅”方式反过来又破坏了社会的科学观念和常识认知，造成阴谋论大行其道，而社会的混乱和无序也由此而生，最终导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终结”之问。

2020年6月10日，《文化纵横》主创深度思想直播节目“纵横说”第3场邀请了殷之光先生作为主讲嘉宾。本文为直播内容整理稿，经作者修改和审定，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Infodemic：21世纪的“叫魂”危机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关于谣言的故事。

当我还是个低年级本科生时，读到了孔飞力的《叫魂》。作为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我被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一把。孔飞力从一个有关谣言的离奇案件开始，讲述了一个清朝乾隆时期的故事。书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这种“叫魂”的妖术在孔飞力笔下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它不但彰显了乾隆盛世时中国潜在的不安，更“预示”了不久之后中国注定将要面临的悲剧性命运。所有对中国历史略知一二的读者都会明白，在这之后25年发生的那场著名的有关于“叩头”的争端对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名中国学生，孔飞力所讲述的这段中国历史，也能让我们产生距离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如此相信这些妖术、谣言？这种妖术又为什么能从上到下影响整个社会？

然而今天重读这段故事，它又似乎离我们很近。我们将“1768”替换为“2020”，“中国”替换为“西方”，“十二个大省份”替换为“欧美几个大国家”，“帝王”替换为“总统”或者“首相”，最后把“叫魂”替换为“5G”。随后再读这段文字，便会萌生出一种别样的味道。替换过文字后的这段话，可以用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开头。

在今年的4月份，一系列英语媒体就开始报道在欧美国家，5G谣言对个人与财产造成的具体的伤害。一个广为流传的视频就是一名英国女子，在新冠封城期间，在街上谩骂一名电信公司排光纤的工程师，例如排光纤的工人，在街上被相信阴谋论的人攻击，产生了财产、人身伤害。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一个英国的5G工程师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随后出现了新冠症状。

这些谣言不仅在英国、欧洲传播，在美国同样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民间请愿网站change.org上，各国各地区都有要求封停5G的情愿贴；还有国内有报道的，很多人在封城期间去烧5G信号塔。

那么谣言是从如何开始的呢？

▍5G谣言的来龙去脉

根据《连线》杂志的报道，这些谣言最早起源于一份比利时的荷兰语报纸《最近新闻报》（Het Laatste Nieuws）2020年1月22号（武汉封城前一天）的一篇简短的报道。这篇题为《5G危害生命但却无人知晓》（5G is levensgevaarlijk en niemand die het weet）报道援引社区医生Kris Van Kerckhoven的话，说5G危害生命，但没人告诉公众这个秘密，并暗示5G的出现与新冠疫情流行有关。

几个小时之后，报纸主编以“内容有待查证”为由，把报道撤了。但互联网不会遗忘，谣言已经开始在欧美世界不断流传了。

首先，荷兰语区的网友将报道截图，上传了脸书。几天之后，信息扩展到了英语社交网络，有几十个转载，期间也有不少名人转发支持。3月，美国歌手Keri Hilson 发了一则简短的推特。内容是：2019年11月1日，5G正式在中国开始推广，随后人们开始死亡。短短几个字，把两个毫无关系的内容联系起来，引发联想。这条消息很快删除了，但一个拥有420万推特粉丝的娱乐明星的公众影响力不可小觑。

同时，诸如拳击手Amir Khan，好莱坞演员Woody Harrelson等明星也发布了类似有关5G的谣言。其中，英国前足球运动员、非常活跃的阴谋论者David Icke将这场谣言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作为新世纪（New Age conspiracism）阴谋论的坚定信仰者，David Icke除了运营一个个人网站之外，在油管上有72万订阅，在推特上也拥有33万多粉丝。今年4月，他在个人网站、推特、脸书和油管上都发布了同一则视频，题为《新冠与5G，什么联系？》（COVID-19 and 5G, What’s the Connection?）。这个引发联想的话题在油管上被删除之前已经产生了40多万观看量。

当然，如果只有娱乐明星或阴谋论者的支持，谣言总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因此，5G谣言的传播必须依赖有“专家”头衔的支持。《最近新闻报》上那则报道便是这类例子。

另外一则广为传播被当做5G危害健康的“科学”证据的视频来自一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社区医生Thomas Cowan。视频记录的是一场由反疫苗运动者组织的公开演讲，演讲中，他便直接表示，新冠是5G毒害的结果。他的演讲视频，被放在油管上，得到了英国臭名昭著的英国反疫苗医生Andrew Wakefiled 的支持。当然，所有这些“专家”的研究都经不起科学共同体的推敲。

此外，谣言的拥趸还少不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政客。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反疫苗运动人士，罗伯特·肯尼迪（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孙子，大法官肯尼迪的儿子）。他很早就参与到了反5G运动中，并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宣称，新冠封城，是为了让大公司，悄悄地铺设5G基础设施，加速其推广。今年3月，他也转发了Cowan演讲的视频，将新冠的流行归因为5G的建设。他的帖子获得了大量有效互动，有8000多评论，55万浏览量。

当然，上述谣言还仅仅局限在“5G对人的自由造成了伤害”的范围内。当然，谣言并未止步于此。

关于5G的谣言也进入到了传统媒体。据信，最早的信息源于今日俄罗斯（Russian Today）。RT的记者Michele Greenstein在自己主持的栏目与接受同台其他人的采访中，都曾反复强调5G的健康风险，新冠爆发之后，她在节目上暗示，5G和新冠流行，都跟比尔盖茨基金会有关系，且5G对人的生命、健康有影响。她也曾明确表示：5G对人造成的影响，与流感症状类似。

同时，一些英语右翼媒体上，很快也出现了“新冠是人造武器”的说法。提及人造武器，5G谣言就不再是个人问题了，它背后要有一个国家力量，或者至少是很庞大的组织。比尔·盖茨基金会，就符合这个强大组织的形象。它暗中控制人们的生活。

除此之外，谣言论还在英语主流媒体中以某种形式存在。例如，《纽约时报》就曾经采用了类似谣言论“微言大义”式的笔调，将5G谣言视为俄国渗透美国的心理战洗脑武器。《纽约时报》声称，反5G是俄罗斯的阴谋，目的是拖慢美国的电信发展速度，以便让落后的俄罗斯迎头赶上。这样一来，整个5G事件就被美国主流媒体上升到了国家层面。5G谣言是俄罗斯的“战忽”，那么作为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只有支持5G，才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一边。

社交媒体上关于5G和新冠的谣言，总结出来大概有5种类型：

（1） 反对外国政府、反建制谣言。这种谣言主要认为，新冠是政府、外国政府、或者大的组织（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制造的；

（2） 生物武器谣言。即认为新冠是一种人为制造或实验室泄露出的生物武器；

（3） 社会控制谣言。这种类型的谣言在反疫苗等多信奉新世纪阴谋论思想的群体中有极大影响力。这类谣言相信，新冠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就像是5G、疫苗等，均是如“光明会”、“共济会”等有极大影响力的幕后神秘团体对个人施加控制的手段；

（4） 社会混乱谣言。在欧美极右翼无政府主义者与极右翼白人之上主义者中，这种谣言较有市场。这类谣言主要相信，新冠是敌人用来在（白人）社会中制造动乱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封城来打到摧毁社会经济的目的，因此，必须要反对封城；

（5） 邪教谣言。在美国具有极大影响的各类新福音教会中，这种谣言极为盛行。它认为，5G、新冠，都是由神创造出来用以制造社会动乱的神迹。在经过这些动乱的洗礼之后，社会将会浴火重生。支持这类谣言的新福音教会同时也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支持特朗普。

我们可以看到，5类互相关联的谣言中，最后两种特别具有政治意味。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特朗普在几次疫情记者招待会上抛出的一些很令人瞠目的观点，诸如 “武汉病毒”、“注射消毒液预防新冠”等，这些奇怪的言论其实都最早源于各类福音教会，以及被称为QAnon运动的互联网阴谋论邪教。实际上，即便是在疫情发生之前，特朗普与新福音派及QAnon运动支持者之间就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与互动。这批力量在美国的蔓延，多少也与特朗普当选存在一定联系。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世卫组织就已经注意到围绕新冠产生了大量谣言的现象。对此，他们在2月2日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报告—第13期》报告中便提出了“info-demic”这个概念，以表示危机之下，信息过载，产生的“信息大流行”危害。报告强调，这种信息大流行使得公众在寻找可信赖且能够指导行为的信息时感到非常困难。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危害与病毒传播几乎不相上下，两者都是公共卫生危机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这些年反疫苗运动的大流行，在美国包括纽约在内的不少地区造成了麻疹病毒的重新抬头。

历史上，对许多疫病的大流行的记忆，其实是有延迟的——因为传播手段有限、大量死亡等社会局限，在流行文化中并没有明确的记忆和回应。从黑死病、到19世纪的霍乱，再到西班牙大流感，文化上的记忆都比较模糊。但这次新冠流行却有不同。由新冠流行而带来的信息大流行渗透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更渗透进了政府的决策流程中。接下来我们就希望尝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Infodemic的概念与危害

世卫组织对infodemic的危害有清晰的认知。世卫组织下设“健康危机项目传染危害管理项目”。该部门专事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可能造成的危害。据该项目主任Sylvie Briand认为：

“每次传染病大爆发都会伴随着某种信息海啸……但是，这一次（新冠全球大传染）的不同在于社交媒体将这种现象放大了……在传染病大爆发时，最要紧的事情之一是确保人们会做正确的事情，控制疾病传播，减少其对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每当人类面临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在社会中流传的相关谣言，都会使得社会对抗公共危机的效率大大降低。对此，世卫组织的应对机制是，与三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建立联系，自上而下地通过传递官方信息，改善信息传播途径，以及过滤谣言的模式，应对谣言的影响。这些组织包括：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组织等国际组织。这类国际性组织不但在普及教育与传染病防治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他们原有的网络，在全球欠发达地区，及时传播关于疫病的研究成果和防治方法；

（2） 各国政府。其目的是利用国家力量，强化可靠信息，并探索用法律手段处理虚假信息的方法；

（3） 私人公司。通过与谷·歌、脸书、Pinterest、抖音、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公司联系，建议他们在自己的平台上，传播真实、可靠、有效的信息。并通过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合理筛选与过滤。

目前我们看到，第一个沟通渠道相对比较有效。这一方面由于世界卫生组织与这类国际组织之间已有成熟的合作机制，相互能够有效配合；另一方面，这类国际组织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地区恰恰也是国家能力较弱的亚非拉地区。世卫组织在这些地方有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验，具有一定深入基层社区的能力，同时这些地区地方政府与社区居民的配合度也很好。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原本我们比较担心的欠发达地区，在这次疫情第一波全球传播的高峰期间，防治表现要好过欧美。

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态度，居民对防疫工作配合的程度，以及国家与地方与基层单位之间联动的紧密程度，都会对第二个渠道的沟通效果造成千差万别的影响。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此次疫情中，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程度低的国家，也是各种谣言与阴谋论传播影响最大的国家。

最后，世卫组织与私人公司的合作除了存在上述与主权国家政府合作类似的困难之外，也受到公司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没有实际法律制约能力的国际组织，世卫组织仅仅能在诸多问题上提出建议，而具体执行仍旧依赖各国政府以及私人公司技术能力，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感。虽然诸如谷·歌、油管等平台都对新冠相关的信息做了视觉标签处理。例如，谷·歌搜索新冠相关信息，所有来自当地中央政府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均会被自动推到页面顶端，并附有一个标红的“COVID-19”警告标签，下含多个政府及世卫页面有关新冠防治、疫情进展等关键消息。相比之下，同属谷·歌公司的视频网站油管的视觉标签处理就显得暧昧不清。所有与新冠相关的视频下方都会有一个标有“COVID-19”的超链接，需要观众自行点击到各类官方网站上获取进一步信息。然而，对油管的观众来说，从视觉上来看，这种标记法无法立刻区分世卫官方信息与许多与新冠相关的阴谋论视频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有关新冠的大量阴谋论信息，恰恰是在油管、脸书、推特等内容与社交平台上广为传播的。

此外，这种自上而下对信息的“管理”工作，并不能真正有效对应阴谋论的传播。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手段过滤了信息，并努力强化“正面”与“官方”消息。但是，从接受者层面来看，这种挪用线下社会层级管理思维对线上活动进行管理的方式，仍旧遵循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即信任个体会在一种假定的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基础上，做出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而实际上，针对新冠公卫危机进行的“信息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启蒙工作，其内涵除了提供客观的“正确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深入基层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工作。其目的，是调动更多的群众认识并认同何谓“正确”的价值观塑造。

但是，从目前的工作来看，管理者仅仅通过生产信息，尝试规范信息来源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实现教育/启蒙工作中价值观塑造的政治功能。因此，本应当扮演教育与管理功能的国际组织与政府，在放弃了具有参与以及社会组织功能的教育责任后，成为了单纯的信息生产者，需要与包括阴谋论者在内的其他所有信息生产者一起，在平台上进行自由竞争，依赖受众（消费者）的个人“理性”选择来对信息进行取舍。

同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互联网读者具有强大的趋同性。在阅读选择与社区互动方面，会倾向于寻找并接近与自己认识与见解类似的信息与群体。各类基于用户互联网行为分析的推荐算法其基本逻辑也是如此。这样，在留住了用户的同时，也在强化用户的偏见行为，形成了虚拟世界中的“科层化”现象。因此，依照现有互联网信息流动机制，特别是后台推荐算法的逻辑，无法保证官方生产的“正面信息”能够突破互联网上用户趋同倾向创造的屏障。

如果说，在正常时期，传统意义上“理性”的信息与阴谋论之间可以在自由市场逻辑下，进行漫长的博弈竞争，并期待最终会达成“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在一个迅速发展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态度便会对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存亡造成根本打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阴谋论恰恰是自由市场的必然产物。这也就彻底打破了“理性人”与“市场理性”这两个自由主义的神话。

▍“后真相（Post-Truth）”：真相的二元结构

这种市场表现与“理性人”/“市场理性”假设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促使了2016年之后，英美政治学领域对“后真相”的讨论。促使这场讨论的事件，是2016年两场被认为是“黑天鹅”事件的选举结果：美国的总统大选，和英国的退欧公投。

引发讨论的核心疑惑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再关心理性讨论和真相，而更关心所谓的感情和情绪的发泄呢？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变坏了？还是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后真相”的世界了？

实际上，这场讨论的出发点，仍旧基于自由市场与理性人假设，同时，相信优越的民主制度本身具有强大的纠错能力。这种定见也就使得2016年以来对“后真相”的讨论一方面像是徒劳地在为上述定见打补丁，另一方面，这种先入为主的对政治优越性的信任，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世界例外论式的思维定势，甚至侵蚀了本应客观的科学思维，造成了以英美为主的西方世界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不断出现“重新发明轮子”的事例。例如，在疫情于欧美爆发之初，关于戴口罩是否能有效防止病毒传染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在公共媒体上出现的传染病专家以及医生们，似乎全然忽略了来自中国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不断重复政府的官方口径，强调“没有科学证据表明戴口罩能够有效防止新冠病毒传染”，甚至还有专家表示，戴口罩能够为人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此反而会加速病毒的传播。而到了5月底6月初，随着各国口罩储备量上升，重开社会恢复经济的需求强烈，政府改口认为口罩有用之后，又有专家在媒体上为政府态度背书。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之前我们看到的阴谋论对“专家意见”的选择性使用异曲同工。

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政治制度优越感对科学的侵蚀，使得本应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知识，及其背后的“理性”基础在社会公共讨论中显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当2016年英美学术精英们发现民众似乎不再关心“真相”，并宣称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时，这种政治意识形态需求对公共性的侵蚀实际上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对英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后真相”这个概念，在牛津英语字典里有明确解释，就是指在公共政治讨论和民意表达的过程当中，客观事实和理性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情感与个人信念等主观性的态度。“后真相”最早是1992年，由Steve Tesich——一个从塞尔维亚移民到美国的剧作家，在一篇题为《谎言政府》（A Government of Lie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其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自由世界里的自由的人们，会自由地选择生活在“后真相”的世界里呢？

这个问题里其实包含了英语政治传播的一个核心世界观——二元论。真相的对面永远是谎言，真相代表着道德，而相应地，谎言代表虚伪。与这种二元的道德关相配合的是二元的世界秩序观。在二元论的基础上，一整套的世界观得以确立。在这里，自由对抗压迫。谎言是压迫者的语言，拥抱真实的人则是自由的。与这样的道义判断相关的，则是政治判断——与自由、真实相关的政治实体，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与压迫、谎言相关的，则是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集团。

这篇1992年的文章，仍旧流露着冷战话语的强烈影响：世界上只有两个对立阵营，整个世界被非黑即白地一分为二。西方对抗东方，民主对抗专制，美国对抗苏联。美国代表正义，苏联代表邪恶；美国代表人民，苏联代表敌人。敌人是一定会说谎的，一定是腐败的，一定是诉诸情感的，敌人的宣传手段一定是渗透式的。他们一定会不断重复其谎言，造成谎言就是事实的假象。他们还会嘲弄诸如美德与正义那些我们认为最值得信赖的那些道德观念。

与之相对的正义一方，则代表的是真实，是依赖逻辑与理性的力量。这种正义的力量，就像光芒一样向全世界播撒，其传播的信息都是原创性的，都是知识。

这种二元论的“美感”，就在于世界能够被极度简化，一切都分为正邪两派，其道德对应的现实世界政治载体也非常明显。这套理解世界的模式，也是冷战时期最核心的世界观模式，它信奉一个简单的准则：真理，就是自由世界的声音。

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在华盛顿美国新闻报纸编辑者协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究竟是谁——不是像共产主义宣传描绘的那样的我们。我们必须集中所有自由人民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持续不断地、高强度的项目中去。以此推动自由的事业，对抗奴役的宣传。在这场伟大的真相运动中，我们必须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也开启了之后美国所谓“真相运动”的全球意识形态推广工作。

在这里，一个二元论世界观已经非常明确。事实上，就在这个讲话之前几周，1950年的4月7日，美国发布了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NSC-68）秘密文件。这个文件今天做冷战史的，都很明确地把它作为美国冷战整体政策的开端。文件涉及的内容除了我们经常关注的军备、国防等国家硬实力战略之外，另一个核心，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强调：美国与苏联的这场斗争，不仅仅是一场实力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一场整体性的意识形态斗争。

▍ “真理是我们的武器”：心理战与媒体

实际上，在NSC68号文件之前，还有另一个重要文件——NSC59。该文件于1950年3月成型，其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心理战”的重要地位。

文件强调，心理战要由国务卿负责，其任务就是回应主要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挑战。接下来，包括之前提到的“真相运动”在内的一系列举措，都被称作“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是1950年开始的的“特洛伊计划”。该计划的核心任务是寻找对抗苏联干扰VOA广播信号，将美国宣传送入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方法。计划由美国政府外包给麻省理工的国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和兰德公司，三家合作。从这三家研究机构中，调出最精英的人才、学者，组成临时小组，不再做日常教学、研究，而是专门针对反苏联信号干扰与信息审查工作进行技术攻关。参与该项目的人员除了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俄国历史学家之外，还有物理学与电子工程等方面的科技专家。项目最后成果报告多达4卷，其中有3卷半为具体对策报告。研究提出，应当从技术和政策两个方面应对苏联干扰。强调除了加强信息技术研究，通过技术手段绕过苏联对西方广播进行的信号干扰之外，还提出通过制造大量信息使苏联信息审查系统过载的方法。这些即便是在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心理战、信息战中也是经常见到的手段。

这场信息战争跟其他战争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中央组织，集中调配各个领域力量，非常高效地将人暂时集结在一起，针对特定问题做出回应。在和平时期，用战时模式，进行国家之间的宣传战争。

特洛伊项目最后的报告中还强调，这一场电磁战、信息战、政治战，其最核心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参与该项目的成员之一，后来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学学科主任，Robert Morison建议：要对受苏联、和受其影响的区域进行渗透，硬碰硬不是好方法。要把精力放在苏联还未顾及到的发展中地区、国家，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美国自由民主的召唤。方法便是招募一批年轻人，去那些地区生活2-4年，为那些地区的农村和被中央政府遗忘的、在边缘的人口，带去改良后的公共卫生技术和农业技术。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用个体行动传播强调个人尊严、公平与自主的“美国精神”。这也就是后来肯尼迪政府时期成形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

“特洛伊计划”提议，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应有持续性，且不能通过政府资金。因此，诸如福特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福特基金会通过无息贷款和项目基金等方式，连续自助了包括麻省理工国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以及兰德公司的多项相关研究。涉及领域包括心理战、信息政策、民意调查、媒体文化研究、传播与信息技术等。

参与“特洛伊计划”的人中间也产生了不少后来对美国政治、学术及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例如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斯托（Walt W. Rostow），他提出了在越战中针对越共控制的某些核心农业产地，进行精准地毯式轰炸，以消灭越共整体能力，获取越战胜利。此外，还有McGeorge Bundy，他是70年代福特基金会主席，也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特洛伊计划”培养了一大批信息控制和传播领域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学术圈和政界进行流转，使得政府对于信息流动掌控的能力大大增强。

当然，这群人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美国二战时期的情报官员，承担着宣传美国形象、对抗纳粹的任务。早在1943，战时美国便提出“美国国家形象投影”计划。计划目的之一是“管理所有远程传播媒体的生产”。管理者也是信息唯一有效的来源——美国政府。

政府的信息管理机构不仅有管理功能，还有生产功能。它界定一系列的核心议题，比如：什么是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需要表达给世界的形象。信息生产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方式，但表达的内容是一定的。在他们的界定里，硬实力和道德，是美国形象的两个核心。

参与美国国家形象投影工程人员，则主要来自两个领域：广告和公关。他们创造出了一个信息流动的闭环，定义了公共信息传播的四个相关领域：公共外交——对外交往讲什么故事；信息技术——包括电子技术、干扰对抗等等；情报，就是黑宣传——煽动敌人，做“战忽”；主流媒体的新闻传播。这四个领域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可以很有效地发挥功能。从好莱坞到一般广播，都在为美国形象的塑造服务。

50年代美国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Edward Barrett 写了一本书，书名叫 《真理是我们的武器（Truth Is Our Weapon）》。他认为这个武器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说服他人。美国建立的这个信息体系，在战时（1943）由战时情报局主导，可以很好运作，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可到了1953年之后，四个部分的信息宣传的职能被拆分了。公共外交给了国务院，情报煽动由CIA负责，新闻传播交给了美国新闻处，现在改成了美国新闻署。

今天我们来看这种宣传策略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种机械的泰勒主义式的态度。这种态度相信，传播、信息、意识，是可控的，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对特定事务与观点的认识，都是可以被机械地制造的。

▍制造共识：假信息与泰勒主义的媒体观

前两年的G20峰会上，教皇送给特朗普一本书，即乔姆斯基的《制造共识》。有记者在会上还抓拍到了特朗普读《制造共识》时的照片。

书中详细分析了英美世界的媒体运作模式：它本身是一个多部门组成的复杂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宣传运动。其基本逻辑是二分法。信息通过大众媒体，广告商，信息垄断渠道，新闻评论，四个层次层层过滤，保障最后进入公众视野并寻求“认可”信息是符合信息生产者意愿的。

如果经过层层过滤的信息还未能赢得民众的共识，那么最后的安全阀便是反共。这一问题毋庸置疑，因为它被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自由生活方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在前些日子，乔治·W·布什的侄子乔治·P·布什公开表示，将会投票支持特朗普，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站在美国和社会主义中间的人”。那种冷战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自由社会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又出现了，社会主义就是美国的邪恶对立面。除了乔姆斯基所说的反·共之外，西方社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阀——排外，即种族主义。

实际上，按照乔姆斯基的分析，媒体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任务便是制造话题，再通过各种机制层层过滤，把话题制造变为共识并最终形成民意。民意是参与式民主的合法性教条里，最核心的神话。故事反过来讲是这样的：为什么参与民主能够实现？因为有一个公共空间。“自由”媒体的存在是沟通执政者与全体公民之间的重要桥梁。公共空间的存在，为每一个理性的个体提供了参政的机会。有了这种公共空间的有效保障，民意才能通过“协商”这种模式正式形成共识。共识又可以对政府决策机制所参考，形成良性循环。而实际上，这种公共讨论，绝大多数时候，是乔姆斯基讲的这样，由特定社会既得利益部门以及有能力去掌握媒体渠道的人左右话题并制造共识的过程。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公众意见对民主国家立法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反，为少数既得利益群体代言的游说团体以及利益团体则具有几乎能够左右立法结果的能力。

▍选举机器：政治传播与公共性的死亡

“制造共识”背后揭示的逻辑实际上与泰勒主义密不可分。这个最初产生于美国工厂资本主义生产经验中的管理理念强调，要通过科学、理性化的手段，对资源进行管理，其目的是强调效率，减少浪费。这一理念在20世纪20年代起便对欧美乃至之后的日本商业、工业、乃至知识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英国，泰勒主义的影响也同样进入到了国家计划层面。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中，新成立的“帝国市场委员会”（Empire Marketing Board）秘书长史蒂夫·塔伦慈（Stephen Tallents）就英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即便是很小的资产，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靠任何计划对其进行成功管理”。而当前英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在塔伦慈看来，就是“缺少具有效力的、旨在促进帝国经济资源有组织发展的计划”。

塔伦慈认为，应当以“理性化”的思路，有效合并与管理各部门的资源；同时，还需要战略性地运用现代媒体手段，创造、保护并开拓市场。这一思路实际上也回应了当时英国商业界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减少无效信息轰炸并缓解经济萧条的诉求。

他强调，非但现今英国人的生活与遥远世界相互联系，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需要英国对外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解释自身在全世界的行动。因此，他提出，英国迫切地需要成立一个“国家投影学派”（School of National Projection），对内对外叙述并解释自身行动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一直说，美国是军工和政治的结合体。而这个政治，本质上又是金钱和信息的结合体。在这个结合体中，总统最重要的一个权力，就是控制信息流动。这是很多任总统明确表示过的。而这个政治逻辑中，美国到底是谁，必须要由它的敌人来决定。因为保证这个政治机制良好运转的基础，就是对敌人的恐慌。美国的政治核心永远在寻找一个对手，以支持其宣扬的二元世界观。美国价值观代表人类自由，这是基本的道德准则，美国所对抗的，就是邪恶的敌人。

然而问题在于，冷战时期，敌人非常明确，所以这个机制运转良好。可那冷战之后呢，苏联没有了。所以90年代，特别是以“文明冲突论”为主的一批学者，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寻找美国的敌人。伊斯兰主义？俄罗斯？还是今天的中国？

明确的敌人没有了，加上互联网兴起，正在消解这个漏斗状的过滤机制。例如著名的“剑桥分析”，直接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对选举结果进行预测和干预。它令美国传统政治学者非常恐慌，因为它让社交媒体取代了传统的垄断信息渠道。同时，新闻评论的力量也消失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多元。

最后，放到今天，乔姆斯基所描述的信息过滤机制应当变为：社交媒体、自媒体，广告公司或数据公司。最后的安全阀则除了反·共、排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深层政府（deep state）”。所谓“深层政府”即回到了我们讨论最初时的阴谋论。这种阴谋论强调，存在一些诸如骷髅会、共济会、光明会等极少数精英集团的秘密团体，他们真正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运转。这类阴谋论在欧美具有右翼倾向的群体中，会演化为种族主义，强调这些秘密团体背后的真正主人是犹太人。而在具有左翼倾向的群体中，则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温床。

在这个结构下，选举、政治就变成了一场“真人秀”，真实成了真人秀的真实。政治选举，就要看哪一方更能控制信息的流动。但由国家控制的二元论，必须要有一个敌人才能有效运转。因此到最后，只有一个话题可以在公共空间产生影响力，就是这个系统里的安全阀——反·共、排外，反“深层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今天西方社会中运行的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促生并依赖阴谋论而延续。这也许便是今天西方社会令人不安的“叫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