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2020-07-13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陈果夫等人为何如此紧张证券交易的事业？这不仅源于经济上的损失，令他们更担心的是在政治方面的失败。毕竟，在上海设立交易所、进行证券和股票买卖的构想，最早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而孙中山提出这些想法的目的，是为革命筹集经费。

【文/孙骁骥】

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创建早期的成员里，就有一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

对于日后的“蒋总裁”而言，上海可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发祥之地。由于陈其美的栽培提携，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日渐提高。不过，当他在多年后回顾在上海的岁月之时，却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说，“斯地不可一日居”。这一前一后，两相对比非常强烈。

为什么会有前后如此鲜明的对比呢？其中的原因还在于蒋介石在上海进行证券投机的一段往事，令他对于上海的印象发生了改观。

实际上，自从孙中山提出在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开始，蒋介石就奉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共同参与筹备交易所的计划。说起来，这也是蒋介石仕途不顺，受到内部势力排挤的一段岁月。

为了巩固革命势力，孙中山原本想拉拢广东军阀陈炯明，于是派遣陈炯明回师广东，随即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不过，当陈炯明逐渐崛起成为孙中山麾下的军事实力派之后，其野心也开始膨胀，不但不愿意继续接受上级的管束，而且逐渐有了谋反之心。与此同时，粤军对于具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也是采取疏离和排挤的态度。蒋介石只能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和党内的其他同志一起，开始了自己的证券从业生涯。

关于蒋介石在上海做证券投机买卖的这段往事，最早将其大肆宣传的是很多年前出版的一本章回体小说——《金陵春梦》。在这本以蒋介石为主人公的小说里，第十三回的篇目叫作“寄人篱下饱受排挤，证券交易大抢帽子”，着重讲述了蒋介石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内容写道：

打仗既不行，蒋介石浩然有归志，回到上海以后，索性弃军从商。听说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这门行当，非常吃香，便正式参加进去，报行情、写行情，权充第三十二号经纪。蒋介石为了在证券交易中避嫌，便另外取了一个假名叫作“蒋伟”。

如此的描写，仿佛蒋介石从事证券行业仅仅因为军事失败后无路可走，加上自己贪图财富，渴望从中牟利，于是才从事了投机行业。

但随后，书中又写道：

他在交易所这些有钱的朋友中间，尤其是在年龄较大的富豪面前，完全是以一个伙计的姿态出现，见风转舵，鉴貌辨色，甚至有一点青帮门中徒弟伺候老头子的格式。譬如他们正在打麻将，其中有一个想解手，或者想起了一件什么事要去做，便向一旁站立的蒋介石叫道：“阿伟，来替我！”那个被叫作“阿伟”的便一脸笑“奉命出战”。等到人家回到牌局：“阿伟！好哉！”

那个被叫作阿伟的，便恭恭敬敬起立，回到一旁作壁上观，招呼烟茶点心、递热手巾去也。直到民国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连年大抢帽子，除了嫖赌所费，居然还剩了几个钱。同时他长袖善舞，擅出主意，在交易所已经颇有地位了。

这些段落的描写活灵活现，把当年的蒋介石刻画成了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势利之徒，一个为了金钱忙得团团转的庸俗之辈。这不禁让人想追问：在真实的历史中，蒋介石在上海从事证券投资的生涯，果然是如此不堪吗？

无论文学描写多么逼真，但章回小说的内容终究只是小说家之言。趣味程度有余，真实性不足。如果我们了解此书创作的前因后果，便更不会把这本知名小说里面写的内容完全当真。

值得一说的倒是“金陵春梦”几个字。虽然小说的故事当中有不少属于文学创作加工的内容，但是“春梦”两个字却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描述。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陈果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就用了“春梦”二字来评价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往事：“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此处“元”同“圆”）的交易，佣金总收入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了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的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都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在这场滔滔的“金钱春梦”之中，蒋介石无疑是做梦做得最美的人之一。

通常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蒋介石是戎马出身，对于金融应该是一窍不通，但实际上，蒋介石在早年求学之时就半通不通地阅读过不少经济类的翻译作品，甚至包括《资本论》等著作，对于经济问题有些一知半解的认识。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也不忘在搞革命之余从事一些商业投资活动，以便为国民党筹集经费。对金融投资的关注，其实一直伴随着蒋介石的早年岁月，这从他盘桓上海的岁月里表现出对证券交易所的热情和关注的态度就可看出。

换个角度来看，金融投机的事业逐渐转移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令他能够从政治失意的沮丧中走出来。为了学习金融交易事宜，蒋介石每天拿着金融方面的书报资料来读，研究怎样才能在股票证券交易中获得利润。哪些是绩优股？哪些是劣质股？如何对股价和证券的走势做出判断？所有这些问题都十分复杂而现实，也是他急需弄清楚的业务问题。这对于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项令他感到既新鲜又有挑战性的事业。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刚刚成立，蒋介石便在上海与他多年来信任的老朋友陈果夫等人商量筹建茂新公司的事宜。根据陈果夫回忆录的记载，当时“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交易所。蒋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陈果夫特地到日本人的交易所参观数次，回来便紧锣密鼓地与同僚商议筹备事宜。

按照最初的设计，茂新公司主要经营棉花、证券两种生意。1920年7月间接连好多天，蒋介石都在不断和同僚商议公司的事宜。以至“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苦思，终宵不能成寐”。

在茂新公司，蒋介石主要负责关于资金的部分，例如筹资等方面。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宜仍然是依靠在金融方面更懂行的陈果夫来操持。

陈果夫在经商方面的确是行家里手，通过蒋的关系联系到大客户，资金由陈亲自操盘。陈果夫操盘有道，拿客户委托他炒期货的钱买股票，又拿炒股赚到的钱投资于期货。在他的经营之下，很快茂新公司的经营开始有了起色，股本也开始增加，从1万到3万，每天的生意不断，佣金总收入都在30万圆以上。

到1920年12月，蒋介石与友人商议，决定改组公司，并且与商人张静江等人合作，成立恒泰号，以继续从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事业。据记载，恒泰号的发起人股份一共有35股，资本35000圆，每股为1000圆。其中，张静江5股、其亲属家人13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蒋介石本人则有4股。按照千圆一股计算，蒋介石原本应该缴纳4000圆，不过，当时的蒋介石自己并没有钱，这一笔资金由张静江代为缴纳，蒋本人则是分文未付。

这位张静江先生，也是民国时代的奇人一个。他出身于商人家庭，祖上在浙江省经营盐业，家大业大。而盐业自古以来都是国家专营，张家能得此经营权，在于他们善于与政府搞好关系，通力合作经营。受到家族生意的影响，张静江自幼年开始就懂得结交政界人物、获得政治支持的重要性。他的政治嗅觉与商业嗅觉同样灵敏。

对善于与政客为伍的张静江来说，经商几乎成了副业，革命倒成为主业。在孙中山等人的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时候，张静江就开始为革命事业慷慨捐款。看起来，捐款是一个只出不进的事情，等于是拿自己的钱无偿给别人使用。不过，张静江并没有做亏本生意，为革命捐款的结果并没有让他的家族财富减少，相反，由于他长期支持的革命获得了成功，之后，他的财富反而越来越多了。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张静江本人在筹集资金方面，确实有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仅仅凭借他一人的力量，据说就筹措到国外的数千万圆经费，用于反袁斗争。这为国民党的军事武装提供了非常强大的经济支持。蒋介石对于张静江这位前辈也是十分敬重。在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及成立交易商号等事情当中，张静江也是负责策划全局的重要人物。

在蒋介石眼里，张静江可以说是自己商业上的“导师”。不过，蒋介石从这位导师的身上学到了多少东西呢？至少从投资的结果来看，蒋介石在商业上学到的本领并不太多。早年间，美国作家霍塞（Ernest O. Hauser）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曾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之所以能在上海取得成功，大概是做股票经纪人比做军人更适合。”这个评价其实并不公允。蒋介石本人的投资水平，与他指挥作战的水平比起来，只会低不会高。

蒋介石在上海的股票投资早期大部分是以亏钱为多。茂新公司第一天开张就亏损1700多圆，蒋介石委托别人代购的股票，也受到了较大的亏损。股票价格低时，没能及时收购，等到价格走高才突然收购，结果只能是高买低卖，造成亏本。之后多亏陈果夫操持有道，才又盈利。

这段时间，蒋介石也是经常奔波各地，生活颇不安稳。当革命同志们在上海忙着买卖股票的时候，蒋介石又离开了上海，来到福建。当时，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力劝蒋介石辅助陈炯明和许崇智处理军务，可是，蒋介石到福建后却发现此二人不和，自己也受到排挤，完全帮不上忙。因此他在福建逗留一段时间后，又决定返回上海。

不过，既渴望政治投机又渴望经济投机的蒋介石并不可能待在上海安心做他的股票交易。当证券交易在上海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蒋介石经常临危受命，不得不离开上海奔赴前线，但每次都因为受到排挤并且内心惦念着上海的投机事业，又很快回到上海。类似于这种在上海与作战前线的来回奔波，在蒋介石的这段岁月里多次发生。

孙中山于1921年4月在广州当选为非常大总统，随后准备讨伐桂系军阀。因军中急缺人手，孙中山遂多次召唤蒋介石去广州协助作战。但这个时候，正是蒋介石证券事业的上升期，他留恋于上海的投机事业，并不想这么快离开。在孙中山以“军情告急”的反复催促下，蒋介石拖了一个月左右才磨磨蹭蹭地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他颇为失望地发现自己依然面临困境，不仅在孙中山的部下里边没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且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已经在上海成为高端“金融从业者”的蒋介石越想越气，又打算一走了之。这时候，陈果夫从上海紧急来函一封，提到他与张静江之间爆发了矛盾。

陈果夫在信函中抱怨说，张静江在做证券交易时完全不理会自己的建议，而是独来独往，不听劝阻。张静江在交易所里大举进行多头交易，但是由于判断错误造成了很大损失，120万圆的保证金被没收，随即与陈果夫等人发生了激烈争执。陈果夫在情急之下给蒋介石致以电函，希望他能及时回上海扭转局面。蒋读过信函，很是心忧。

陈果夫等人为何如此紧张证券交易的事业？这不仅源于经济上的损失，令他们更担心的是在政治方面的失败。毕竟，在上海设立交易所、进行证券和股票买卖的构想，最早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而孙中山提出这些想法的目的，是为革命筹集经费。根据陈果夫的回忆，每天通过他们设立在上海的证券交易商号，有大量的利润输送给了革命组织，他自己甚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倒贴上万圆接济革命同志。但实际上，这些钱究竟在私底下是怎么分配的、进了哪些人的腰包，恐怕就难以详细查考了。

无论如何，在交易所挣钱的速度，比起传统的钱庄和票号不知道快了多少倍。陈果夫年轻时曾在钱庄工作，据他自己的估计，当市面行情好时，在交易所一天获得的利润，足够钱庄做个十年八年。这话其实毫不夸张。但反过来说，假如遇上了市面萧条，交易所带来的巨额损失，恐怕也是令人难以承受的。

在1921年以前，上海交易所的生意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股票证券行业正是受到人们追捧的时候。蒋介石等人也在很短的时间内不断扩张生意，接连投资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证券经纪事务所，准备趁着这个势头来大赚一票。

但上海的证券交易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就迎来了萧条。世间一切的投机事业，说穿了都是“其兴也速焉，其亡也忽焉”。当时的中国社会基础其实并不稳定。虽然政府当局实行了鼓励工商、发展经济的各种政策，国内的工业增长速度从1911年到1920年一度达到了12%，然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的情形之下。孙中山一面在组织新的革命武装东征西讨，同时也陷入焦灼与迷茫之中，整个社会因为新政权的建立焕发出了活力，但也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在这个历史环境下诞生的新金融市场，自然也是起伏不定、疏漏百出。如此，金融投机行业的大起大落、财聚财散，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

孙中山、蒋介石及革命同伴，很不走运地将并不擅长金融的自己放在了中国金融史上最混乱不堪、最欺诈横行的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证券从业者的蒋介石，经常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上海的商人如何狡猾，证券行业内幕多么黑暗，这种深受厚黑学和社会潜规则毒害的商业文化，甚至令蒋介石“见之疾首”，萌发了要“改造中国”的冲动。

无论这位化名“蒋伟”的证券经纪人如何在个人日记中抒发不满的情感，他依然要面对现实生活中证券投机行业的起起落落。

当蒋介石参与投资了五家证券经纪人商号之后，两个严峻的问题接踵而至。一是交易所的经营情况急转直下，二是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已经彻底和孙中山决裂，密谋发动兵变。

在证券交易的“蜜月期”度过以后，上海的证券市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之前买卖的热潮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资金不足、交易不足、投资者质疑的困难局面。多头市场资金不足，空头市场谣言四起。受此影响，1921年到1922年，上海有大量的交易所倒闭歇业。蒋介石投资的交易商号也不能例外。

之前的生意过于顺利，交易所的投机客们放松了警惕，炒起股来更加肆无忌惮，大肆炒作本所股票的买卖，而且还用空头支票充作现金，不断加高杠杆。实际上，这时候表面上“不差钱”的交易所资金面已经开始捉襟见肘。1922年2月，交易所在买卖本所股票时，因资金不足而违约，不得不停止交易。这件事，随即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这件事令蒋介石的商业盟友张静江在上海遭遇了危机。一贯主张交易多头市场的张静江在上海投资市场的衰退中首当其冲，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其紧密合作的蒋介石当然也受到牵连，亏本甚巨。在1922年3月15日的日记当中，蒋介石颇为痛心地写道：“今日接上海电，言交易所披靡，静江失败，余之损失可观，度已倾倒一空。”

风波一来，之前精诚团结的革命同志也吵得不可开交，翻脸比翻书还快。关于金钱的纠葛和谩骂语言充斥在这一时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的往来信函之中。

就在众人亏钱蚀本、争吵不休的时候，交易所的日本合作方汇来100万圆。这可真是一笔救命钱。大家都盯着这笔钱，各自打着小算盘。蒋介石打听到这个消息，连忙找到证交所的理事魏伯桢，要求和他合作，并且漫天要价，索要巨资20万圆。魏伯桢当场果断回绝。之后，蒋介石还未甘心，又委托魏的同学庄之盘前来说服。庄对魏晓以利害说，蒋介石背景深厚，乃与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是换过帖的兄弟，如果不与他合作，恐怕很难成功。魏伯桢考虑再三，只能同意。

交易所股东开会那天，按照商议，庄之盘雇佣一百个人冒充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的资金和保证金的去向问题。虞洽卿见势头不对，心知其中有诈，于是宣布当天会议延期。会议结束后，虞洽卿打听到是庄之盘和蒋介石在背后搞小动作，于是也如法炮制，雇佣了一百人来到会场针锋相对。局面僵持不下，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发动兵变，蒋介石还没有处理妥当上海的交易所事宜，又马上准备赶往广东面见孙中山。临行前他找到虞洽卿索要路费，却被对方数落了一顿，说上海的交易所经营不当，蒋介石也难辞其咎。有求于人的蒋介石只能憋着一肚子气听虞洽卿训斥，在离开上海的当日前去领了路费，南下广州。

当时，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赶赴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左右四十余日，还一字一句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此举充分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不过，陈炯明的叛变给了孙中山莫大的打击，而蒋介石此时在经济上遭受挫折，政治上也一度陷于迷茫。革命的前途似乎在这段时期变得异常灰暗，而蒋介石自己在上海的证券经营也是以一片惨淡收场。虽然孙中山与蒋介石最后都在这场政变中安然脱险，但他们的心情却依然非常糟糕。

在8月返回上海以后，蒋介石的情绪并没有什么改善。据当时陪伴在蒋介石身边的陈洁如回忆：“每天他摆出一副怒气冲天的模样，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这还是他第一次完全无意于控驭他那脾气。为了他好，我想必须设法减低他这样强的仇恨心态，否则，恐怕他会变成精神病患。”眼见蒋介石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几乎陷于崩溃，陈洁如等人也为他感到焦虑。

回到上海后的蒋介石，面临的是处理交易所的各种善后事宜及偿还所欠的债务。这些繁杂纠结的事情伤透了蒋介石的脑筋，他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也经常感叹说：中国的商家，心计险恶，“市侩诚可诛哉”。交易所遗留的各项杂事，也在这段时期一直追着他不放，令其心情跌落谷底。

根据陈洁如的回忆，这段时间的蒋介石迫不得已全天候投入证券行业之中。“每星期五天，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交易所大楼总是挤满了急切的投资人。自一九二二年九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介石就这样将他的每日光阴，用在这种生意方面。”

在这段沉郁的日子里，受证券市场之害颇深的蒋介石终于痛下决心，以后不再将精力放于证券事业。他在日记中发誓要“竭尽全力以攘除凶顽”，否则“誓不生还”。

上海交易所的善后事宜拖了很久，直到1923年3月才基本处理完毕。同年8月，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

率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从此，蒋介石完全投身于革命，不再过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事务。其后，国民党人在上海创办的交易商号相继宣布停业，蒋介石等人也纷纷南下至广州，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

昔日上海滩的证券投机客蒋先生，此刻已经转换角色，成了威风八面的蒋校长。古今中外，凡是政治上的奸雄人物，无不有多张面孔。以蒋介石为例，他在国民党官员面前是“总统”，在上海青帮头子面前是“兄弟”，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面前是“校长”，在金融大鳄面前是“经纪人”……各种角色与身份之间的自由切换，最后都成了他为自己招揽权力的工具。一旦登上了更高的权力地位，蒋介石对于当初自己在上海那段并不算成功的证券从业往事，自然也就缄口不谈了。

不过，要不是因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潮席卷了上海的证券业市场，恐怕蒋介石的投机生涯会持续更长时间。在这场风波的强烈震撼之下，蒋介石的金陵春梦倏然破碎，之前关于投机发财的各种幻想，都如梦幻泡影一般消失于无形，可谓投机金融不成，才去投机革命。这场金融风波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影响均不容忽视，而与此同时，在中国近现代的金融史上，这场风波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

（本文节选自孙骁骥《股惑》，观察者网获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