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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治·布莱斯劳尔   编译：赵永莉

【编者按】 用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政党来理解列宁主义政党，总是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错位。在西方世界出现的一种替代的理解进路，就是用天主教的经验来理解列宁主义政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的乔治·布莱斯劳尔（George W. Breslauer）在Post-Soviet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分两部分，分别在该刊2017与2019年两期上发表，在其中对苏共与罗马天主教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由于原文较长，我们对其进行了概括与摘编，以帮助国内读者了解西方理论界的动态。

原文出处：

George W. Breslauer (2017) Reforming sacred institution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compared, Post-Soviet Affairs, 33:3, 177-199, DOI: 10.1080/1060586X.2017.1296729

George W. Breslauer (2019) Reforming sacred institutions, part II: the Soviet Party-State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compared, Post-Soviet Affairs, 35:4, 338-357, DOI: 10.1080/1060586X.2019.1620977

乔治·布莱斯劳尔（George W. Breslau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苏联与俄罗斯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专家

神圣组织改革：苏联共产党与罗马天主教的对比

在这篇长文中，乔治·布莱斯劳尔试图提出的问题是：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的改革，与从约翰二十三世到方济各的历任教皇对于天主教的改革，究竟有何异同？作者首先从结构上探讨苏共与罗马天主教的异同，进而对比两个神圣组织的改革进程，最后得出肯定天主教体系稳定性的结论。

一、苏共和罗马天主教的异同

（一）相似性

“神圣性”相似。“神圣的（Sacred）”在拉丁语中指的是既“神圣”（holy）又“分离”(apart) 的事物。两个神圣组织宣称对超验问题或当下不确定的问题拥有权威答案，并宣称要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通过实践意识形态和神学即可以导向这一目标。罗马天主教宣称掌握现世与来世的关系，能够通过传教拯救灵魂。苏共则宣称对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有独到见解，宣称要打败帝国主义。两个组织都产生了一批官员：党员干部或牧师主教，他们的职责是利用他们对神圣性的洞察，推动运动事业走向个人或社会的完美。“分离”在内部体现为组织的范围较为狭小，组织群体和世俗之间存在较为严格的划分；在外部体现为与对立方的隔绝，防止思想污染，即二者分别与帝国主义和非天主教之间的隔绝。

结构的相似性：神圣等级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有多级行政机构与中央官僚结构（梵蒂冈教廷或苏共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官僚机构有一个当权者和办公机关领导，负责监督和落实“正统教义”。此外，二者的受众范围都是全球性的：广大的天主教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罗马天主教和苏共都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选举会议”（党代会或主教会议），会议的议程通常是组织的发展或新提议正当性的论证。涉及领导人换届等重大问题时，在政治沟通中采用伊索式的语言（Aesopian language），意在消除分歧，并将幕后真正发生的事情局限于那些具有独家“知情权”的人身上。因为经常、公开地表达不同的观点会削弱该组织拥有神圣真理知识的可信度。

语境的相似性。世界各地的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强调物质进步和个人进步的世俗观念。面对20世纪工业社会中日益强大的世俗化倾向，以前的高度隔绝已经过时，如何在符合先知/创始人的愿景、保持自身特权地位的前提下，改革组织以适应日益世俗化和怀疑主义的世界，即如何在减少“分离”的同时保持“神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普世主义成为两个组织改革的推动力。

（二）差异性

意识形态的区别。在意识形态上，苏共倡导唯物主义、无神论，而罗马天主教主张存在超凡脱俗的神。一个表面区别是罗马天主教存在了近2000年，而苏共只存在74年，然而后续我们发现这个区别可能是必然的。

组织形态的区别。苏联是一个国家，而罗马天主教自1870年教皇国解体以来则并非如此。国家享有武力垄断权，规定公民资格条件的权力以及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争取国家安全和繁荣的义务。苏联公民需经官方许可移民；相比之下，神权教会是全球的道德权威，但不通过暴力维系或招募信众，更不用说在国际范围内为安全和经济繁荣而竞争。组织性质的差异给二者的变革带来了不同影响。相比之下，教皇作为会众的领袖，并没有指标的重担，也无附带的正式的“政治”责任。

现实实践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程度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教会形象因其世俗社会中的丑闻或缺点而受损，但它通过纯粹神学与实践神学的分离，承认后者的缺点不影响前者的可信度。这种承认可能会削弱世俗眼中僧侣统治的神圣性，但这种心理评价与纯粹神学的神圣性是脱钩的。相比之下，苏维埃党国在为实现世俗进步承担责任的同时，宣称自己是神圣的，从而将世俗成就的实现与纯粹意识形态的可信性联系起来。苏联的纯粹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历史必然性概念的基础上的。面对物质建设步伐的停滞以及官员腐败的迅速蔓延等问题，干部和群众中的怀疑情绪日益高涨。国家未能实现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的承诺，因此导致公信力的衰退。与之相对，教会“拯救灵魂”的使命无法被验证。

二、苏共改革和罗马天主教改革进程对比

二者在包容性时代都做了如下改变：增加了教义的灵活性，更广泛的政治共同体的定义，降低组织信众和大众的分化程度，面向全球受众的普世主义，减少思想绝缘，减少对正解的描述，缩小差异的定义，不断寻求维持或加强组织正当性或稳定性的选择性包容策略。包容性改革引发了持续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改革的进程极限是多远。作者将改革划分为四种不同进路：神圣等级制改革主义（hierocratic reformism）、千禧年复兴主义（millenarian revivalism）、神圣等级制管理主义（hierocratic managerialism）和反神圣等级制激进主义（anti-hierocratic radicalism）。

苏联与罗马天主教“选择性包容”改革的不同策略

（一）神圣等级制度改革——去斯大林化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神圣等级制度改革需要在不挑战神圣等级制度统治权的同时打破高度排外性特征。在苏联这一标志是“去斯大林化”运动，这场运动终结了斯大林的许多遗产，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神圣等级制度和大众之间的距离。等级制度改革伴随着对外关系的包容性转变。在苏联，赫鲁晓夫宣布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主线，宣布有许多通往社会主义的可能道路等等。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也宣布打破排外的姿态，变革呼吁缩小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的社会和政治距离。通过使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全球受众更广泛的接触到礼拜和神职人员，减少对教徒日常生活的指引（禁书目录等）等等方式来进行改革。改革呼吁在回到圣经的源头的基础上更新教义，促进教会内部各层级的协商。对外，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启了与宗教对抗时代不同的宗教普世主义时代，修复与东正教的分裂与犹太教的和解等等。

在梵蒂冈和苏联，这些改革的变化仍然受到到严格的限制。尽管来自世界平等主义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教会的教义的核心、排斥性的特征（祭祀独身、女性无权担任神职、反对人工避孕）没有改变，正如赫鲁晓夫在改变党国的领导方向和人事的同时没有改变其特权政治地位，也从未挑战列宁主义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原则。改革主义者都承诺了更广泛的的团结和共同体意识，但没有也没有否定自身教义的优越性或者放弃反帝国主义斗争。

（二）神圣等级制管理主义：勃列日涅夫和保罗六世

改革派对于包容性的定义是有争议的，并且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应，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与其改革主义划清界限并改革其措施，教皇保罗六世在1965年结束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并在不久之后试图限制包容性改革的推动范围。保守派领导人都寻求遏制或部分回退的策略，以重新巩固权威。

在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下，对苏联整个历史时期的公开批评都遭到压制。在梵蒂冈也是如此，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保罗六世试图坚守立场，他强烈捍卫教士独身的教义，谴责世俗化现象，并发出“不要侵犯等级制度的权威的警告”。但保罗六世选择性认同了包容性改革的部分措施。例如，某些礼拜实验可以适应当地的实践，然而这不能被普遍化或者定义为教义。总之，保罗六世处理罗马天主教内部世界的方法主要是教义上的保守主义和神圣等级制的重新巩固。

（三）千禧年主义：赫鲁晓夫（19957-1962）与约翰·保罗二世

包容性改革仅仅是程序的，还是对未来组织群体的发展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赫鲁晓夫和约翰·保罗二世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约翰·保罗二世和赫鲁晓夫分别阐述了千禧年愿景以激励世俗群众，通过加强互动，重建或进一步神圣化自己的组织并建设世俗群众的意识形态或神学。千禧年主义是对纯粹意识形态/神学（共产主义愿景以及天主教拯救灵魂愿景）的验证。

1957年以后，赫鲁晓夫推行复兴计划，宣布朝着共产主义理想迅速前进，他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全面建设”。在经济上，他承诺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在生产或生活方面超过美国，同时推行旨在减少苏联社会经济差异的政策。在政治生活方面，他试图提高群众政治地位。他邀请党外积极分子参加中央会议并公开会议。它通过这一切辩护，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让位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和政党。在对外关系上，赫鲁晓夫预言社会主义将在和平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中战胜帝国主义，这超越了通过社会主义和平道路或和平共处将取代核战争的主张。相反，这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将在几十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千禧年愿景。作者猜测外部压力，即社会主义内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竞争，促使赫鲁晓夫转向了千禧年主义路径。

约翰·保罗二世认为现代社会被伦理相对主义、物质主义、宗教冷漠和世俗主义所削弱，而且世界对各地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痛苦麻木不仁。因此他试图将现代社会转变为基督神学的复兴。约翰·保罗二世设计了福音派教皇的职位，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且谦逊的领导者，他可以塑造良好的行为模式并激励人们和基督耶稣交流，从而过上基督道德生活。约翰·保罗二世也努力创建一个全球基督教社区，激励罗马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圣公会教徒以及希望成为新教徒的人的联合。他试图激发一场文化革命，通过呼吁天主教徒与基督徒交流寻找灵感和启示，使社会群众自觉、理智地进行道德选择，过上基督道德的生活，并通过俗世的善行拯救灵魂，从而使世俗化的世界重新焕发光彩。他拒绝教会内部争论的选择性包容的政策，而以信仰复兴运动作为行动方案。

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和勃列日涅夫是相似的。十六世试图回应教会内部日益增多的性虐待和经济腐败事件，但他没能胜任这一巨大挑战。2013年他辞去职务，这是600多年以来第一次宗教辞职。在神职人员和普通民众看来，二者似乎带来了一个停滞时代，这为第二波包容性改革奠定了基础：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教皇方济各改革。

（四）反等级制度激进主义与神圣等级制度改革：戈尔巴乔夫与方济各

戈尔巴乔夫呼吁打破陈旧的等级制度，把开放、透明作为改革的核心，邀请民众揭露党和国家的腐败，推行自由选举等。戈尔巴乔夫呼吁用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民主，并暗示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会被取代。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正在淡化该政权的实际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意识形态，最终削弱了组织创始人列宁的权威，甚至允许知识分子通过目空一切公开质疑先知（马克思）公认的智慧。而且，效仿日本和瑞典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他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政策最终结束了东欧共产党的统治，导致苏联党的统治崩溃，进而导致苏联自身的解体。他坚持采取革命性的包容策略，却把整座大楼都拆掉了。

方济各认为教会的包容性改革停滞不前，并坚持推动这一改革。他协助世俗法庭起诉被指控犯有恋童癖罪行的神职人员，这与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做法有了显著的转变。与约翰保罗二世的复兴主义不同，方济各重新定义了教会的中心使命，即帮助或改变、而不是评判世界上最边缘化的人口：贫穷和悲惨、受虐待或被遗弃的儿童和配偶、无家可归者、病弱、年老和体弱的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寻求逃离的移民等。福音书是约翰·保罗二世和方济各提出的诉求的源头。方济各选择突出福音书中的“服务”和“仁慈”主题。尤其是扩大仁慈，意味着不要仅仅因为人们缺乏适当的教义地位就把他们排除在教会的教牧使命之外。

在外部，方济各继续并扩展了宗教间对话，并决心将更大的决策权和咨询责任下放给当地的神父和主教以改革罗马教廷。对方济各来说，有选择地扩大群体边界不等同于稀释或取消教会的正当性，权力下放不等于混乱。他坚信教会有能力维护统一（即在会众眼中避免分裂或道德权威崩溃）。但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方济各从未走上激进的反神圣等级制度道路，也许因为教会从未自称民主，也绝不赞成神职人员和俗人之间地位的逆转。方济各也没有呼吁不同神学信仰之间的融合——类似于戈尔巴乔夫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

2019 年 2 月在梵蒂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针对性虐待丑闻的政策，宣称“透明度”是其首要议程。并非巧合的是，这类似于戈尔巴乔夫最终在等级制度和大众之间实现地位逆转计划的第一步。布莱斯劳尔在此发问：方济各的改革仍在推行中，他会是罗马天主教的戈尔巴乔夫吗？

三、总结

包容性改革带来了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改革的内容是否与组织的原始信条一致或是相互冲突，改革是否会在实质上完全颠覆组织？如何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和目标的统治，面对世俗群众对日益腐败的神圣等级制组织的问责，如何维持维持统治者的领导，保持相对于群众来说的神圣特权地位？在一个包容越来越常规化的时代，这些危机会影响这些组织的持久性。

布莱斯劳尔认为，选择性包容给神圣等级制度的组织正当性带来了危机，两个组织的性质差异也决定了两个组织不同的危机程度。苏联在包容性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去神圣化，与自身的原始信条渐行渐远。苏共作为国家，将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设定为自身的目标。然而过度集中、日益腐败和僵化的经济体系是永远无法达成这样的目标的。神圣等级制度下物质目标的无法达成与统治阶级享有的经济特权给政权带来了双面的正当性危机：民众对物质形势的不满以及对政治腐败的愤慨。千禧年愿景被证伪，向最高理想和丰富社会迈进的前景失去了可信度。苏共在激进的包容性改革过程中，在转型和崩溃之间徘徊并最终崩溃。

罗马天主教，一个通过道德权威进行统治的全球集会，并不对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承担正式责任，不太可能以激进的方式（即普通民众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地位逆转）变革，同时也不太可能面临持久性的生存挑战。它的生命力可能在衰退，但它可能并不会消失。事实上，罗马天主教“体系”的稳定性可以用安塞尔(Ansell)的“平衡二元论”来评估。为了回应这种可能被称为天主教的“奥斯曼化（Ottomanization）”，以及为了保证没有教皇退位或教会分裂，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接下来教会会延续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趋势：保守派、改革派，或许还有复兴派教皇的交替，继任者对前教皇产生的不满并采取措施，寻求选择性包容改革与传统身份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