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
导读:梵蒂冈虽然蜗居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一角,面积只有故宫的三分之二,和天安门广场一样大,人口不到1000。但是,这里是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机构驻地,同样也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教皇的居所。所以梵蒂冈的国际影响力巨大,在全世界有近13亿天主教徒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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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台湾省的民进党突然宣称说:台湾即将和非洲“国家”索马里兰互设“官方代表处”,“两国”互派常驻代表。
菜菜子就任台湾省长以来,所谓的“邦交国”是一丢再丢,再断下去,台所谓的“外交部”都快成“断交部”了。
所以这事一出,一众台媒欢呼雀跃,纷纷庆祝,说这是:“台湾的重大外交胜利”。
乍一看,着实让人惊了一下,是那个海盗层出不穷的地方和台湾省“建交”了?
揉揉眼再一看:哦,不对,不是索马里,是索马里兰呀。
这索马里兰根本就不是个国家,是1992年索马里内乱后,趁机“宣布独立”的非法割据政权。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个索马里兰独立,邦交国为0。
结果台湾省跑去和这种政权结交???
当然, 台湾省此举自然遭到了索马里政府的严厉谴责,索马里外交部专门发表声明:我们强烈谴责台湾当局严重破坏索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
说完他们还补充了一下,索马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索马里兰经济崩溃,街头贩卖成堆的当地印刷“伪币”。
菜菜子这么做,已经是饥不择食状态了,因为台湾省仅存的这15个“友邦”,都处在断交边缘,而且大多数都是太平洋和中美洲的迷你小国,毫无国际影响力。
仅存的的“邦交国”里矮子里拔将军,最有分量的国家只有欧洲的梵蒂冈。
梵蒂冈虽然蜗居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一角,面积只有故宫的三分之二,和天安门广场一样大,人口不到1000。
但是,这里是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机构驻地,同样也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教皇(又译教宗)的居所。
所以梵蒂冈的国际影响力巨大,在全世界有近13亿天主教徒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梵蒂冈也是世上唯一一个全境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里面的圣彼得大教堂还保存着不少顶级文物。
梵蒂冈和台湾省的邦交关系是很特殊的,它是唯一一个不是因为钱和台湾省保持“邦交”的国家,而且和大陆在意识形态上有极难调和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根源,其实是宗教教会和政治权力的博弈。
现在的梵蒂冈国,其实成立时间还不到百年,它的前身有一个狂拽酷炫的名字——教皇国。
教皇国的起源,要一直追溯到罗马时代了。
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快死的前几年里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是罢黜百教,独尊基督,把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国教。
第二是把罗马帝国交给了自己两个儿子继承,一人管理一半。
基督教的教会就设立在原西罗首都罗马。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罗马是一个公司,那皇帝和教会就都是公司的董事,不过皇帝是实际上管事的,有兵权,教会没有实权,但说话好听,在公司说话贼好使,辅助统治,一呼百应。
西罗马成立不足百年(公元476年,中国南北朝),就被日耳曼蛮族给灭了(精罗落泪)。
管着教会的政治力量没了,董事就有自己单干的想法了。
一开始,教会也向东罗马皇帝臣服(又名拜占庭帝国),但后来就开始自立,利用教会的影响力与资源,在意大利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
后来东罗马也走下坡路了,到了716年,当时的东罗皇帝狄奥多西三世无力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最终被小亚细亚地区的督军立奥篡位,自称立奥三世,建立伊苏里亚王朝,但国号不变,有点像咱们战国时期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替代。
这个立奥三世很反感教会,他认为教会占用了太多土地和财富、女人,还享有免税、徭役的特权,资源吃得太多,而他要拿资源给新兴的军事贵族,两者之间就有矛盾。
于是,立奥三世就在全国搞反对圣象崇拜,和教会撕破脸。
这事儿发展到这里,罗马两大董事分道扬镳已成定局,就看双方各自怎么站队了。
东罗的开明僧侣、新兴贵族和反对教会压迫的下层民众与商人纷纷响应立奥三世。
但保守贵族和僧侣就不支持,时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也很愤怒,于是宣布开除立奥三世教籍。
罗马教廷和东罗马皇帝彻底反目。
东罗马帝国在经历一番猛烈扩张后,开始进入衰败。
等到了751年,东罗马在意大利的土地都被伦巴底人占了,罗马城地区已经变成独立的罗马公国,罗马教廷作为董事,觉得不需要跟东罗马皇帝这个菜鸡混了,独立出来做新公司。
这时候,罗马教廷最兴盛的势头已经过去,但就像失去了公司大半股权的创始人,股权虽然没有了,名气还摆在那里,公司员工都认他。
教皇给哪个皇帝加冕,就好像创始人跟员工说:哪个哪个新来的董事我看不错一样,能帮那些欧洲封建皇帝少不少事,给他们的政权添加合法性。
正好,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篡夺了皇位,为了政权合法性,他就跑去找教皇。
教皇司提反二世给丕平进行了加冕仪式,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法兰克国王。
丕平大喜过望,作为交换,他不仅出兵保障了教皇的安全,还将包括拜占庭帝国的拉文那总督区,也就是罗马城及其周边的地方交给司提反二世及其继任者进行统治,这就是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丕平献土”。
这本质上是双方的一种交易。
在罗马教廷还存在影响力的情况下,教廷拿自己的影响力卖给皇帝背书,皇帝就支付子公司和股权给教廷使用。
至此,罗马教廷另类创业成功,成功上市,成立了政教合一的君主国家——教皇国。
此后,教皇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全欧洲的宗教中心。这就越使得各地的封建领主国王拿着子公司和股权来找教皇交易。
到18世纪时,教皇国的领土达到了巅峰,遍布西欧各地,约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瑞士的面积。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慢慢崛起了。
突如其来的法国大革命突然终结了罗马教廷的好日子,法国人先是在1791年将教皇国在法国的领地全部吞并,到了1796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大举入侵意大利,短短两年时间,罗马城沦陷,教皇国被一锅端了,教皇庇护六世被擒,流放到法国养老。
不过,到了1800年,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后,拿破仑又恢复了教皇国,因为他也想要当皇帝,还是得找教皇。
不过,这时候的教皇再也没有以前那样尊贵了,拿破仑连公司期权都不想给教皇,但还要教皇提供同样的背书服务。
当拿破仑1804年底决定称帝后,他命令教皇亲自到法国巴黎圣母院给他加冕,而不是自己去罗马接受加冕。
加冕仪式进行到一半后,拿破仑不仅拒绝在教皇面前下跪,还不等教皇动手,直接一把夺过皇冠自己戴上,然后再给自己的皇后戴上皇冠,直接把教皇晾一边。
4年后,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并将其名下土地全部占领。
一直到拿破仑战败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再度被重建,但领地大幅度缩水,统治也不再牢固。
到了1848年,意大利统一战争爆发,资产阶级思潮已经席卷全国,腐朽落后的罗马教廷占据财富和土地占了太久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们将其视为眼中钉,教皇国自然也不该留着。
面对意大利军队咄咄逼人的架势,时任教皇庇护九世连夜化妆出逃,跑到法国向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求助,非常狼狈。
路易也想学伯父那样称帝,他联合奥地利出兵镇压罗马起义,并长期派驻军队留在罗马,保卫教皇。
到了这个地步,教廷这个罗马公司的老董事,除了资历和影响力啥也没剩下了,完全沦为靠法国庇护来苟延残喘的傀儡,溥仪看了直呼内行。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撤走,意大利军队趁机攻克了罗马,把教皇的卫队都给灭了。教皇缩进了梵蒂冈城堡,意大利没有继续打,还宣称教皇人身不可侵犯,每年给经费。
但教皇感觉十分屈辱,决定拒绝接受教皇国完蛋的现实,也不听意大利政府号令,自封“梵蒂冈囚徒”,不承认意大利政府对罗马的所有权。
这一幕是不是有点像大清完蛋后,在北京故宫里的那个前清小朝廷?
只是,意大利政府始终没有像冯玉祥那样硬着来,去把教皇从梵蒂冈城堡拿大炮逼出来,双方就这样对峙了60年。
一直到1922年,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上台,他决定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墨索里尼先是各种对教皇示好,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还叫自己和妻女接受神父洗礼,还赔偿教皇一大笔钱,给予教皇世俗统治权,外交权等。
时任教皇庇护十一世也知道这么对峙下去毫无意义,于是双方在1929年签订了《拉特兰条约》,从法理上承认了教皇国的灭亡,但同时也规定梵蒂冈城堡区域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意大利将供应梵蒂冈全国的全部给养。
至此,教皇国从法理上是完蛋了,继任的梵蒂冈城国和教皇国一样,没什么实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只剩下宗教影响力。
梵蒂冈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往来,都基于宗教组织概念,也就是“圣座”,而非实体存在的那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冈城国。
欧洲的皇权和教权兜兜转转争了上千年,也没有把教廷的权力彻底盖过去。
即便是在现代,教皇无权再册封政治领袖,但西方政治领袖上位时,也都保留着手按圣经宣誓的传统——这起码在形式上表示了治权对教权的尊崇。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就发现了,中国和欧洲的这种传统完全不一样。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迄今2200多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作为政治中枢的中央朝廷(政府),不仅有权力管辖任何世俗事务,即便是作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也必须从属于政治权力,由政治权力管辖。
而且,古代帝王自古讲究天赋皇权,皇帝受命于天,直接把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的双重领袖的身份拿到了。
从古至今,中国的世俗权力领袖不需要宗教领袖来册封,反而是宗教领袖需要世俗权力领袖的许可。
历朝历代都有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比如明代就有僧录司、道录司等衙门,归礼部管理;现代则是宗教事务管理局。
古代中原王朝就会册封一些真人、国师,从清代开始至今,对于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教领袖则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新一任的活佛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认可,方才具备合法性。
教权臣服于治权,治权管理教权。
所以,在中国古代,尽管也有宗教号召的反抗朝廷的起义,包括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五斗米教等,但结果都输的很惨。
教权在中国别说夺取政权,压制皇权了,哪怕是出现了“与国争利”的情况,都会被统治者消灭。
比如历史上佛教初到中原时,中国执政者给了佛教较优惠的世俗待遇,出家后免除各种赋税徭役,寺院经济收入无税收等等。
但随着佛教规模的扩大,寺院经济的发展攫取的资源太多了,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结果就发生了像“三武一宗灭佛”运动,狠狠打击了下去。
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的罗马教廷公然发布禁令:要求中国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子,最夸张的是,还禁止悬挂康熙赐给天主教堂的御笔牌匾。
这无疑触及了朝廷的底线,康熙皇帝勃然大怒,颁布旨意:禁止天主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到了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的主权沦丧,中央权力衰落,天主教才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中国各地施加影响力。
而当时的晚清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包括现在的台湾省割据政权)无力干涉,只能任其肆意横行。
随着新中国建立,中央权力恢复,而且共产主义是唯物的,对宗教这些东西一向不感冒。
活佛转世没有中央政府认可同意,那就是伪佛。同理,其他的宗教如果要在中国进行活动,那肯定需得到中央的认可,哪怕是“要有光”,那也一定是组织上许可才能有。
任何宗教来到中国,就必须中国化,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可在中国的天主教却依然保留近代那套我行我素的做法,不听从中央号令。
如果是伊斯兰、佛教,或者是同属基督教体系的新教,这些都还好说,因为这些宗教体系在现实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架构,也没有活着的现实的最高宗教领袖——有的那些都是虚幻的神明,或者是已经过世圣人。
这种结构下,这些宗教的现实组织架构是松散的,也没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权威,所以政治权力可以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保持对他们的控制。
但天主教不一样——它有一个活生生的教皇,而且规定了教皇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那问题就来了——当教皇与中国的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中国天主教徒该听谁的?
所以,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就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形式存在,立足于“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在政治和经济上与罗马教廷完全切割,仅在宗教文化方面存在历史传承关系。
但是,梵蒂冈一直认为,如果不接受“圣座”任命祝福的天主教会就不具有合法性,所以梵蒂冈只承认台湾省的主教团为代表大中华地区的天主教组织。
台湾的大多数“邦交国”都在太平洋小岛国与中美洲地区,这些国家多数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其实是跟着梵蒂冈去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的。
但最近这些年,梵蒂冈渐渐有点在这些要求上松动的意思,因为梵蒂冈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一直在找机会和大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不如以往了,天主教形象也因为各国出现娈童等丑闻而负面影响不断,因此教廷需要获得合法地位来打开中国市场。
再加上不少中国的地下教会已经开始挑战教皇的权威,从90年代起就不断私自设立主教。
梵蒂冈认为,如果和中国建交,就可以用合法架构来光明正大的整顿这些信众。
对于中国来说,和梵蒂冈建交,也能打击节制那些失控的地下教会,对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而且,只要梵蒂冈不让宗教权利干涉世俗权力,那中国人一向是尊重这种宗教自由的。
所以近些年来,中梵两国也时不时出现友善的破冰互动,尤其是在2013年方济各成为第266任教皇之后,两国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2014年,方济各的教皇专机被首次允许飞越中国领空,方济各按照惯例问候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肯定。
当年他还为雅安和鲁甸地震受难者祈福,还在每年中国传统节日时,表达对中国表达友善和祝福。
方济各与2016年首次接见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代表团来访问梵蒂冈,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2018年,中国与梵蒂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内文至今未公布),之后的2019年,中国北京举行世界园艺博览会,梵蒂冈首次派代表参加,并设立了梵蒂冈馆。
今年2月份,中梵两国进行了首次外长会晤,这是双方外长首次举行会晤,也是继1951年教廷驻南京公使遭驱逐出境以来双方最高层级的接触。
按照这个势头看,中梵两国的关系,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实现突破。
到那个时候,如果连梵蒂冈都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
台湾省剩下的那点保持“邦交”的小国,大半可能会追随“圣座”的旨意,和台湾断交。
说不定啥时候,我们就能见证台湾“邦交国”在一夜之间被基本清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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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云石《中国为什么坚持拒绝跟梵蒂冈建交?》
环行星球《梵蒂冈,罗马城里的天国王朝》
环球时报《梵蒂冈教廷感谢中国援助抗疫物资:向你们表示敬重和祈祷》
环球时报《索马里谴责台湾破坏其主权领土完整,中方回应》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梵蒂冈公开表示与西方反华运动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