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纲智库  文章来源于正和岛 ，作者王志纲

两千年帆影不绝，一百年风起云涌，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浓缩了整个时代风云际会的大湾区生成史背后，是一个古老国度的艰难突围与新生……

――本文选自王志纲老师新书《大国大民》

从上甘岭到大湾区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东方之珠》

1997 年，香港回归之际，一曲《东方之珠》传遍街头巷尾。悠扬的歌声，唱出了香港百年沧桑，也唱出了大陆民众对东方之珠的无限向往。

作为外连世界、内通大陆的双重跳板，彼时的香港风光无两。站在港岛中环、铜锣湾向北眺望，白天，维多利亚港碧水深流；入夜时分，万家灯火璀璨，向世人昭示着东方之珠的光芒。此情此景之下，谁能想到：一水之隔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竟然在其后短短二十多年间，从一穷二白、亦步亦趋的模仿者，蜕变为全中国最活跃、最自由、最开放的热土，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近年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摆出一副咄咄逼人之势，频繁挑起摩擦。其惨烈程度，以及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可以说世所罕见。

在中美关系中，最惊心动魄的，当属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绞杀。在当今社会，“科技战”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就如同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一样，中美都在用尽全力争夺，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上甘岭”居然守住了！中国“战士”们虽然遍体鳞伤，损失惨重，但终究力保阵地不失。中国经济的韧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上甘岭精神”之所以备受人们关注，正是因为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自信，打出了世界对中国的不敢小觑。如今，透过“贸易战”的硝烟，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中兴、华为、大疆这些遭受美国制裁或威胁的公司，不仅同属于珠三角，更出自同一个街道。因此，有人开玩笑说，特朗普倾美国之力，发起了与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的“贸易战”。此言固然是戏谑，但在这场与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正面抗争中，珠三角作为和平时期的“上甘岭”高地，顶在了炮火纷飞的第一线，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正式被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时间，大湾区风头无两，各地政府组团前来学习；精明的商人们纷纷用脚投票，抢滩大湾区；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像潮水一般涌来；我认识的那些富豪朋友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挥洒着钞票，把深圳房价推向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这一幕幕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恍如隔世的沧桑感。谁能想到，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椰林稻海，是偷渡客冒死突围、纵使葬身大海也在所不惜的最后一道边界；

三十年前，这里还是走私者的天堂，“一切向钱看”导致纲纪废弛、欲望横流，是备受诟病和质疑之所在；

二十年前，这里正面临在土地、资源、人口、环境上的“四个难以为继”的阵痛，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都传出要把总部搬去上海，走向平庸仿佛是广东难以避免的宿命；

十年前，这里正经受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等一波波浪潮的冲击……一天一个模样，谁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到了今天，一个总人口超过七千万的，多中心、有梯度、有分工、有腹地的世界级城市群正在冉冉升起。在当今中国，或许很难再有其他哪个地方像大湾区一样——集爱恨、恩怨、是非、褒贬于一身。这里有“胜者为王”的传奇，有“大国崛起”的重托，有“一夜暴富”的野心，也有“一房难求”的现实……

“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的话仿佛至今还掷地有声，如雷贯耳。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这位老人是否料到，他划的那个“圈”今天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超级舞台之一？

从 1985 年被新华社调派至广东开始，到日后下海创办智纲智库，从事战略咨询，这三十多年来，我与广东结下了极深的缘分。特殊的职业生涯，也使我有幸深度介入了这部风起云涌的大湾区往事。在这个超乎想象的广阔舞台上，成百上千家企业，如排山倒海般崛起；无数枭雄破浪而出，在这片既如浩瀚深海又如泥潭般的大泽里挣扎奋进，他们之中有人改变了潮水的方向，有人淹没于茫茫大海，有人成龙上天，有人成蛇钻草，演绎着一幕幕大泽龙蛇的传奇，共同构成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大湾区生成史。

为当代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的前沿地带，大湾区有太多的时代迷题需要我们去发掘、把握、提炼与反思。

因此，在这本《大国大民》行将完本之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谈一谈“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找到某种必然性和规律，从而凝聚力量与共识，也算是不枉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吧。

大湾区的前世：帆影两千年

两千年帆影不绝，一百年风起云涌，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浓缩了整个时代风云际会的大湾区生成史背后，是古老国度的艰难突围与新生……

从古至今，广东一次次扮演先锋军和过河卒的角色，恰恰是因为其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大陆国家。在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外敌几乎都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万里长城、九边重镇不时上演着民族间碰撞、斗争与交融的奏鸣曲，而海洋则慢慢被遗忘。

从版图来看，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可能不产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徐福东渡、丝绸之路、鉴真过洋、八仙过海，无论是神话传说、历史事迹还是商业贸易，不仅体现了先民们傍海而居、耕海牧海的生存智慧，也是烙印在我们文化中的海洋记忆与文化基因。

如果把中国的来自大陆的陆权文明和来自海洋的海权文明看作两大向外辐射的扇面，那么，处于这两个扇面交汇地带的广东，是中国受海洋文明浸淫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联结界面。

中国历朝历代，无论首都设在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背枕五岭、面朝大海的广东都是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从秦汉开始，岭南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等消息再从岭南传回京师，一来一回半年已过，再大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天高皇帝远”的地缘特征，使得广东在政治上也越发边缘化。

万里波涛，长风相送，政治与经济的力量此消彼长，让广东在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同时，也酝酿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这里离僵化的礼教远，离鲜活的市场近；离不测的君威远，离自由的海洋近；离“天下”远，离世界近。滥觞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独步于明清的悠久海上贸易传统，一方面哺育了具有鲜明海洋意识的广东民系，另一方面也见证了中国曾经作为海洋大国的繁荣。

珠三角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年间。秦军南征，平定当地百越部落后，建立了与中央遥相呼应的行政体系，岭南在名义上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两汉时期，珠三角属于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管辖，而番禺是整个岭南九郡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下）》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指中原）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由此可见，远在汉朝，珠三角海外贸易就很发达。各种来自海外的珍奇物品，通过海上贸易流入岭南。番禺成为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到了唐宋年间，珠三角与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乃至竹木金石制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甚至欧洲，而中华文明也随之流传开去。当时最多曾有十万外商聚居在广州西门外，官府专门给他们划了块地叫作“藩坊”。坊间流传的大新街的“珍珠玛瑙次第排”美誉，就是“藩坊”繁华热闹的缩影。当时的广州，既是水陆杂陈的名利场，也是风月繁华的销金窟。

宋元之交，广东又一次在历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1279 年，南宋与蒙古军队在崖山（在今广东江门）进行大规模海战。这场大宋的落幕之战，以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告终，宋朝十万军民跳海殉国，也标志着新旧纪元的分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出海”，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就此中断。成祖朱棣即位后更是下令，把民间原有用于远洋的尖头船，都改成近海出行的平底船。船型转变的背后，是日趋封闭的海洋政策。虽然也有郑和下西洋，但也只为“扬天朝国威”，而无关乎商贸与开拓。到了清朝，海禁更加严重，海边的老百姓向内地搬迁，外贸陷入停滞。中华文明逐渐远离海洋，蜷缩在大陆一隅。

此时，在地球的另一面，西方各国纷纷下海。1492 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发现“新大陆”——美洲，1519- 1522 年西班牙的麦哲伦船队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

风帆所至，无远弗届，殖民开拓的海洋时代正式到来。西风终于压倒了东风，故步自封的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落幕，而广东却在阴差阳错间，成为仅剩的那扇“南风窗”。

从明代初年开始，广州就被指定为专门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进行“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尤其到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 年）撤销浙、闽市舶司后，广州更获得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明清以降，尽管海禁政策时有反复，但广州作为海外贸易合法口岸的地位从未变过。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从此，广州独揽全国海外贸易特权近百年。今天我们在史书记载中看到的那些西洋“珍奇之物”，如望远镜、西洋钟等，大都通过这个窗口进入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也多通过这个渠道远销海外。

“岢峨大舶映云日”的商贸往来，成就了广州“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的繁华市井生活，也给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汤显祖贬谪广东途经广州时写下的“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堪称这千年商都盛景的最佳写照。

自明朝开始，为了监督市场活动、垄断海上贸易，官方扶持广州当地的豪强富户开设牙行商帮，为洋商提供中介服务，这就是日后“十三行”的前身。作为中国最早精通洋务、睁眼看世界的群体，“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道光二十年（1840 年）至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由此，“十三行”垄断的对外贸易特权被取消，失去了“官商”地位。

但是，拥有上百年从商经验的“十三行”商人，嗅觉远非常人可比，他们当中的一批人远赴美国，成为最早一代华侨的前身，另一批则选择迁往新开埠的上海开拓一片天地。沐浴欧风美雨的“十里洋场”上海，果然迅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十三行”商人也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华人社会的金字塔尖。叱咤风云的粤商群体，再次站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风口浪尖上。

1937 年日军侵占上海，1949 年国民党败退，大量内地富裕人家，诸如董建华家族、包玉刚家族，还有电影界大佬邵逸夫等，都选择迁往香港。国统区大量的财富、人才涌入香港，奠定了香港的产业基础。“十三行”的火种又从上海飘往香港，成就了香港在 20 世纪中期的高度繁荣，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从“十三行”商人到上海滩精英，再到香港巨鳄，最终通过改革开放反哺内陆，“十三行”火种不熄，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从丝路海疆到洋务商行，因海而兴、因海而富的珠三角始终得风气之先；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也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从康梁的“公车上书”，到黄遵宪首倡仿效“明治维新”，再到孙中山誓师北伐，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扮演着“报春花”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革命等方面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比拟。

频繁掀起时代浪潮的背后，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精神，这也是大湾区与生俱来的基因。

大湾区的今生：激荡四十年

中国社会历来都有一个习惯：任何事情成功后，我们总要为其涂脂抹粉，重塑金身，标榜其伟大、光荣与正确。今日我们关于改革开放的态度，同样如此。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奇迹，其力度、强度、深刻度在人类史上都前所未有。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危机倒逼下的自救之举，改革开放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争议。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曾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他的说法，“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也完全出人意料”。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在徘徊迷茫、左右摇摆之中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

细品邓小平的这几句话，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把福建、广东选为开放的前沿阵地。第一，闽粤毗邻港澳台地区，有借助外部动力的可能性。第二，正是因为闽粤位于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汇处，矛盾空前尖锐，1976―1978 年间广东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逃港事件，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逃赴香港。局面之严峻，让中央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闽粤位于边缘地带，远离中央，作为对台湾地区防卫的前沿阵地，时刻备战。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投入在“三线（内地）建设”上，基本放弃了沿海经济发展，大型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在广东落户。因此，即使经济特区的探索出师不利也无碍大局，这实质上还是广东历史上“无足轻重”特色的延伸。

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所谓的经济特区探索，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一场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的微创手术，一场收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精明生意。

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先看看再说”。一旦尝试成功，其经验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全国推广；一旦失败，则吸取教训，另谋新路，把损失控制于福建、广东一隅。

以小博大，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读懂这一点，方能读懂改革开放。而具体到实处，担此重任者，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重要二传手作用的、被广东人民亲切称为“广东的邓小平”的任仲夷。

我跟任仲夷相识，是在我离开新华社创办智纲智库以后。广东商帮成立了广东私营企业总商会，聘请我当总顾问，任仲夷也是总顾问，后来我和他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起当初改革的一些事。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指挥官，任仲夷有几段话在广东广为流传，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不要停。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灯论”。

到了 1984 年，改革开放出现了一定动摇。当时一边是西方的自由化思潮从海外传入，对知识界影响很大；一边是走私猖獗，虽然政府严厉打击，但被曝光者不过是冰山一角，无数人参与到了这场疯狂的游戏之中，同为经济特区的汕头、厦门，连同深圳、珠海、海南一线，构成了 20世纪 80 年代东南沿海走私的黄金海岸，席卷了整个大陆沿海地区。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痛心疾首：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区被描绘成了“走私主要通道”和“香港水货之源”。

这时候的广东承担了极其沉重的政治压力，作为操盘手的任仲夷，硬生生地顶了下来。他说了一句充满了辩证法和政治智慧的话，叫作“开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蚊子苍蝇飞入，我们不能够因为出现问题就一棒子打死。他的坚定有效地稀释掉了上面一些极“左”的浪潮，鼓励下面的人继续走。

任仲夷还有一句话更精彩，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做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一旦看准就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准的，边做边说，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接受教训就行了。

作为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提出的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充满辩证思想的意见，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让广东的干部和官员们解放思想，让企业家们勇敢地往前走。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袁庚。1979 年深圳蛇口炸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蛇口的创始人就是袁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了，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

1975 年 10 月，五十八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因为他就是地道的深圳宝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又过了三年，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职。1979 年，他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

曾经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第一，他因为不懂计划经济，才对其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第二，他有非常发达的海外关系，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现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时不我待，事在人为。他一到招商局就积极配合改革开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

在这块试验田上，袁庚开始励精图治，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和深圳平起平坐。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彼时的蛇口，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招商、平安、华为……无数巨头从蛇口走出，最终走向世界。

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举动，可能很多人都听过。1984 年，邓小平去特区考察的时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就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一场极其大胆的政治冒险，果不其然，也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一时间，蛇口成为舆论焦点，被抨击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想到，邓小平看到后肯定了这条标语。改革开放的风潮由此传遍全中国，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完成了加持。

经济发展之外，袁庚还有蓬勃的政治追求，这也是他后来遭受诟病之处。

1987 年前后，新华社面临一个新的任务—— 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深圳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难以避开的话题。于是，总社安排我去负责报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采访了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

当时的蛇口人心浮动，香港报纸都在大量登载“袁熊大战”。其中，“袁”就是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就是熊秉权，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当时两人的矛盾几乎天下皆知。这种摩擦起初不关乎个人恩怨，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态度不同，但是，随着矛盾愈演愈烈，两人几乎难以共存。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这两个人都向我诉苦，都想积极地影响我。

采访完后，我得出一个判断，熊秉权是个干才，作为开发区的官员绝对一流。他认为，既然是开发区，埋头搞好经济发展就完了，千万不要染政治。袁庚则雄心勃勃。在他看来，蛇口的经济再发达，在共和国的经济总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对整个中国是最好的帮助。他想搞政治特区，这才是他所谓“试管”的真正价值。

按照熊秉权的说法，袁庚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所谓的政治品质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庚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权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痛苦。在采访中，熊秉权跟我说：“他（袁庚）名气这么大，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他为什么玩弄政客手腕？”这是熊秉权感到最痛苦的地方。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只问目的、不讲手段也成全了袁庚。他在先行先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韬略、手段，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实证明，最终蛇口也没存活下去。在袁庚卸任以后，我旁观了蛇口被深圳兼并整合、走向消失的整个过程。但是，毕竟蛇口在他手里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也使蛇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旧；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除了任仲夷、袁庚这两大改革初期标志性人物外，珠三角还有很多个性鲜明、锐意改革的官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广东佛山有两个乡镇企业明星县—— 顺德、南海。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广东本地人，经历也大致相同：从大队支部书记开始，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书记。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非常传奇的人物。

其中一位叫黎子流，当地人称“黎叔”。他在顺德任职之后，被调到江门——破格提拔为江门市委书记，最后退休前任职广州市长。他在推动广州走向复兴，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黎叔有一句话在当时的广东传得很广。他是农民出身，人很朴实，普通话说得不好。他到广州当市长的时候，很多广州干部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泥腿子出身。他就用顺德方言说了一句话：“大不大，木大返顺德。”意思就是：“你们看得上我，行就行；不行的话，老子不过就是回到顺德继续当农民。你们看着办吧！”

另一位更有特点的叫梁广大，当时是南海县委书记，后来成了珠海市长、市委书记，人称“梁大胆”。

今天的深圳不负众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高地；但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也不可小觑。论及深圳的成功，毗邻香港占了很大的因素，这种地理优势无可取代。相比之下，仅有二三十万人口、产业极度单一的澳门，根本无法带动珠海的发展，甚至还要反抽珠海的血，它和香港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并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经济特区的探索不应该简单地用经济总量来衡量。

谈到珠海，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就是它的奠基人——梁广大。在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上，梁广大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写下了“珠海特区好”五个大字；1992 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接近一半的重要讲话是在珠海所讲，这次讲话将中国这辆即将脱轨的列车推回到正轨上来。2012 年 12 月 18 日， 中共最高领导人再次来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南中国的常青树，梁广大与其他三位陪同过邓小平南巡的老干部一起出席。暌违多年后，我再度在新闻中看到梁广大，曾经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故人已经垂垂老矣，岁月的确从来不饶人。值得欣慰的是，梁广大的心血永远地留在了南中国的土地上，那就是珠海经济特区。

在珠海，梁广大四两拨千斤，做出了很多超出其本身政治地位的贡献：第一，他坚持生态优先、环保优先的高门槛，污染行业绝对不能进珠海，给珠海留下了确立花园城市的“魂”，也留下了未来的发展机会；第二，他跳出珠海看珠海，站在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度，谋划了大港口、大机场、大交通等在今天看来都相当惊人的手笔。以机场为例，他不仅要建机场，还要办世界性的航展。很多人觉得他简直是疯了，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带着一帮土农民官员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全世界跑，去荷兰、法国找国际航展公司谈合作，硬是把航展做起来了。

在航展表面风光的背后，是十足的辛苦与窘迫。这种思路毕竟太超前，没有想到坚持了将近二十年后，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终于迎来了巨大发展，珠海航展成了中国展现自己的实力，甚至是出售航空航天产品的世界级平台。在 2018 年的航展上，歼 -20、歼 -10B 矢量验证机等国产先进战机大量出现，四十三个国家的七百多家供应商、采购商纷纷出席，这些都标志着珠海航展成功跻身于世界五大航展之列，从当初以航展为平台的大型展会，发展到现在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工业乃至军事工业的缩影。珠海航展不仅拉动了珠海的航空航天工业，而且给共和国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高端平台和窗口。追根溯源，梁广大功不可没。

从仕途之路来说，梁广大走得不算远，但他的命运和珠海的兴衰荣辱紧紧捆在一起，这也算是从政者的另一种成就吧。

那个年代里的广东，出现了一大批这样敢作敢为、披荆斩棘的人，上至省委书记任仲夷，中至蛇口先驱袁庚，下至两个广东“土包子”黎子流、梁广大，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给这批官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正是这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干部，把邓小平在南海边画的一个圈，耕耘成了整个中国希望的田野，成为中国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有人曾经问梁广大：“经济特区对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他的答案是：“试验。”也有人曾经问袁庚：“蛇口对于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袁庚的答案是：“试管。”两者异曲同工，小至蛇口、中至经济特区、大至整个广东省，它们对于中国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是“试管实验”。正是这一系列“试管实验”的成功，给了邓小平最大的底气，这才使得他在第二次南巡的时候能够力挽狂澜。

多年以来，邓小平在各地参观时基本上都不发表讲话，但是 1992 年那次到广东时，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激情飞扬，不停地问，不停地阐述他的思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就是硬道理。”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可谓句句力拔千钧。

在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邓小平甚至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这对于八十八岁的老人而言，其劳心费神可想而知。邓小平仿佛是在讲述他历经风风雨雨后所得出的那些炉火纯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遗言—— 中国之命运、中国之未来、中国之道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清楚的话，容不得他有半点懈怠。

邓小平最后这次南巡，四两拨千斤，把中国这趟几乎脱轨的列车又推回到正轨上来，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节点少数的间接和直接的观察者之一。

今天我们回头讲大湾区前世今生的时候，真的不能忘掉这批人，要向他们致敬。如果没有他们提着脑袋做事情，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辩证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今日山呼海应的大湾区也不可能出现。他们是大湾区真正的奠基人。他们的成功，靠的不是红头文件，不是港资台资，而是对常识的尊重、对规律的顺应、对本质的把握，这是大湾区强势崛起的真正基石！

什么是常识？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什么是规律？陈云同志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什么是本质？两个字：人性。

大湾区的动力之源——人性

如果说大湾区的上半场，是政治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破局，那么大湾区的下半场，便是人性充分释放的舞台。这一阶段的主角，是无数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普通人们，其中又以企业家最为典型。

企业家的进化史，也是大湾区的产业升级史：

从 20 世纪 80 年代，部委企业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走私贩私、倒卖批文的贸易时代；到 90 年代，民营企业开始起步，以华强北为代表，家电、消费电子引爆的元器件需求催生的电子时代；再到进入新千年后，中国入世，互联网产业第一波行情开始爆发，工厂经济向楼宇经济转型，手脚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如今，高科技产业全面开花，大湾区成为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世界工厂。

大湾区的每一次跨越，都踩准了全球产业发展的节奏，也洞悉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抓住了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更完美演绎了一众专家们都看不懂的中国产业化特色。每一次的跨越都惊险万分，但每一次都实现了华丽转身。

透过现象，归结背后的原动力，就是人性的力量。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上千个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甚至不少巨富本来就是草根出身。他们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做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

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他们是遍地燎原的野火，映红了古老中国的天空。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也走上财富之巅，他们富可敌国，却又如履薄冰，仿佛一叶浮萍，命运浮沉。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无暇思考宏大的命题，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他们身上，我总结出了人性的三大特点：贪婪、侥幸、虚荣。这三大特点是所有人的共性，你我都不例外，但细分起来又有积极的、消极的两面。有人把消极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或是无止境地贪婪，以赚钱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或是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空手套白狼，成为胆大包天的“赌徒”；或是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不断搞出些大新闻，吸引大众眼球，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

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人性的贪婪，把它变成雄心，那么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一个人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一个人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那么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

华为与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创办华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者。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彼时的任正非，妻离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六个从家乡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他创办了华为。

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华为，并不是第一天就想着引起美国总统的关注。在华为起步的时候，任正非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这些跟如今的华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却是当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为“倒爷”的天赋有限，任正非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偶然一次，他通过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试水赚到第一桶金后，才决定走技工贸之路，扎根通信市场，最终使华为成为一家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

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贯穿了一部华为的发展史。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华为如果要感激时代、感谢大湾区，那么，不是感激它们的扶持，而是感谢它们的成全，感谢它们提供的机遇，感谢它们对人性的尊重。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任正非这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都将会有迥异于今天的人生际遇。除了企业家外，人性还广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大湾区崛起不是少数商业明星的光辉赞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

如今的珠三角已经是世界级的大湾区，但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无一例外都是俗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普通人们。

改革开放之初，除了深圳、蛇口这种由国家主导的贸易区以外，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记者期间曾经深度调研其发展全过程，并最终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绝非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人与土地被强行绑定在一起。

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收获的是未来。

更何况，伴随着粤语文化的“北伐”，劲歌金曲风行全国，远在内陆的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东南西北中，发财下广东”，就是这一点微小期待，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充满未知的珠三角。

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梦类似，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20 世纪 70 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快速崛起，但到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时候，它们——特别是香港——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问题：劳动力、土地资源有限，生产要素成本急剧攀升。香港一千平方公里的一片弹丸之地，光靠制造业的转移，人均一万美元的 GDP 收入都难以实现。香港想要继续发展，腾笼换鸟成了必然选择。

就在这次产业转移的契机下，中国打开了门户，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天时。但彼时的西方资本一是看不上中国，二是也不敢来。在他们看来，这里没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只有一片朝令夕改的经济特区，前途莫测；没有熟练的劳动力，更没有完善的产业集群，根本不具备投资的可能性。

但是，欧美大资本不进来，总会有人进来，胆子最大的一批人就是港商。他们钱不多，但是有信息、有订单、有渠道，而且跟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就是几年前就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这批人就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从 1980 年开始到 1988 年的短短八年时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本地的农民无须费神费力，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

四十年多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人性。

一个朋友讲的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起自己在深圳的见闻：新一代 iPhone 发售前，苹果公司突然改变屏幕设计，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击赶工。一天午夜，一群工头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每人发了饼干和一杯茶。半个小时后，一条生产线开始以 24 小时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 iPhone。

三四十年前洗脚上岸的农民工、今天的富士康工人，为什么都如此敬业？是因为道德水准高吗？无非人性古今皆同罢了。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光辉温暖的温室花园，而是充满残酷搏杀的黑暗森林。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们可以用正能量引导人性向善，但千万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圣人。按照纯白无瑕的标准来要求普通大众，这个国家只能批量地生产伪君子。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了盛极一时的美国西部片——黄沙与烈酒共舞、牛仔与恶徒相伴的美国西部，是人性的地狱，也是野心家的天堂。但摆脱文学视角，着眼于大历史观来看，始于 18 世纪末、终于 19 世纪末的美国西部大开发，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美国登上世界之巅的基石。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大湾区，正如那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沧海横流的年代，英雄辈出的舞台，激发起了中国人压抑了许久的精气神。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这种对不合理、非均衡社会现象的极大程度容忍，体现在诸多方面：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与突破……这样的容忍使大湾区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今日的大湾区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社会共识得以凝聚，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

总结大湾区四十多年的生成史，关键词是“生态”。一个运转正常的生态体系就像是一把筛子：米往哪里走、糠往哪里走、石头往哪里走，各归其位。上至执掌一方、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中至人生际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体，下到背井离乡、改变命运的普通打工者，他们都是大湾区生态的一部分。

对政府来说，不需要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要在市场失语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生态学中，维持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千分之三的含盐量；类比于社会学中，如何维持合适的比例，是政府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在政府和企业的宏大视角之外，对于每一个希望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抓住机会，改变自身命运、家族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甚至改变了世界。

如果说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 50 后这批被耽误的一代精英的长期积蓄能量的释放，80 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 60 后第一批普通打工者摆脱世代种地的强烈愿望，90 年代的大湾区动力是 70 后的一群普通大学生受改变阶层命运的理想驱使，那么 21 世纪最初十年的大湾区动力就是 80 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不愁吃喝群体的创造力总爆发。

到如今，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依旧如同潮水一般不停地朝这片热土涌来。一代代创业者也在这片土地上崛起，消费品、房地产、互联网成为他们新的主战场。金钱永不眠，欲望永不眠，他们或成功或失败的背后，都是人性的激荡。

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人性的水推动了大湾区的船，顺水行舟最终成就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生态，这是大湾区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大湾区的来世：生意、生活、生命

讲完了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更多人可能更关心大湾区的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究竟能否超越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引领世界？深圳能否引领大湾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热土在哪里？这是所有关注大湾区的人都关心的三大问题。大湾区的来世也隐藏于其中。

从规模上看，大湾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将会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四大湾区中，纽约湾区最强的是金融，是全球资本力量的代言，资本大鳄齐聚，可以说是“财力”强 ；旧金山湾区最强的是科技，是全球科技文明的代言，顶尖人才汇集，可以说“人力”强；东京湾区的现代工业体系最发达，是制造业、工业文明的代言，可以说“物力”强。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处在什么地位呢 ?

在财、人、物之外，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场”，即一个超级国度所构成的具有巨大单一体量的“超级市场”。市场大就厉害吗 ? 当然不是，核心还是“连结”和“转化”。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上，粤港澳大湾区真正要扮演的角色，是对外“深化开放”，对内“区域融合”，是内外转换的“超级市场转换器”。

从 1.0 阶段的“请进来，走出去”，到 2.0 阶段的“核心城市异军突起”，再到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素流通、优质生活圈共建为标志，成为集全球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地、国际活动中心、全球创新中心、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信息中心、交通枢纽于一身的世界级城市群。未来的大湾区将走向一体化的 3.0 阶段。

2017 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取代了原有“珠三角”和“泛珠”等提法，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更名可谓内蕴深远：“大湾区”三个字，展示比肩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世界级湾区的雄心；“粤港澳”三个字，明确了区域一体化的路径。广东学习借鉴港澳制度透明化、法制化、现代化的先进因素，破除壁垒，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在大湾区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一体化。

作为城市演进的终极形态，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关键在于要素流通，要素流通的前提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大湾区内部，海运、空运、高铁、城轨、地铁组成的多式联运交通网络，是提振大湾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当前城市竞争的关键在于规模效应、满足需求的时效性，而交通枢纽是人流、物流、信息流汇聚的关键。

从商贸物流到人文交流，从产业创新到产业协同，从物理距离到全面互联互通，拥有多种重要交通方式的枢纽区域将成为下一步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刻改写大湾区的经济版图。

伴随交通条件改善，人才、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旅康养等生活要素的流动，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红利。这种红利，我把它总结为三“生”有幸，即生意、生活、生命三者的统一：在生意上分工协作，在生活上丰富多彩，最终为生命创造价值。

深、莞双城记正是一个典型案例。2019 年 4 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他认为深圳将会超越“硅谷”的一大原因在于：“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深圳意识到加工制造的土地产出过低，已经无法支撑国际都市定位之后，就强势启动了一波制造业北迁。深圳的制造业，首先是从关内转到关外（1982 年 6 月，在深圳经济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立了一道关卡——二关线，它就是指关内、关外的分界线。关内包括南山、福田、罗湖、盐田四个区，关外则包括宝安、光明、龙华、龙岗、坪山、大鹏六个区），之后伴随关外土地、房租和用工成本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向临近的东莞溢出。从这个角度讲，华为从市区搬到东莞松山湖，并不是抛弃深圳，而是在同一都市圈内进行资源再配置。制造业会逐渐向都市群外圈移动，核心区高房价留下的是金融与总部经济；东莞多年沉淀的加工制造经验，与深圳形成了完美的配合。

深圳创造、东莞制造，一方面让深圳实现了腾笼换鸟，走向高端产业、产业高端，相同面积的土地，原来收获“土豆”，现在开掘“黄金”；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莞改头换面，大众印象中的东莞就是一个大加工厂，实际上它已经走出了一大批品牌企业。电子行业的 OPPO、VIVO，食品行业的徐福记、华美食品，服装行业的都市丽人、以纯等，都是土生土长的东莞品牌。

相对于东莞中小制造企业的总数量，这些品牌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朵浪花。东莞的品牌塑造，在接下来十年将迎来最好的机会。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小而美的高品质需求，将为东莞的中小制造业提供难得的机遇。更重要的是，东莞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并且这种无缝对接的产业链具有全球的竞争力。可以说，深圳与东莞在这场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实现了真正的双赢。

从生活角度而言，三“生”有幸的表现形式就是同城化，即一小时生活圈：一边享受深圳的发展机遇，一边享受珠海的椰林海风，一边享受着顺德的千年美食，一边享受广州的千年底蕴，生意、生活、生命三不误。

大湾区这几大核心城市的对比，永远是个有趣的话题，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广州和深圳，我是这么说的：广州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虽然有很多枯枝败叶，但盘根错节，极有味道；而深圳则像移植过来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精致，但无法与广州的根深叶茂相比。

生活在广州与生活在深圳的对比，就像深秋去户外游泳，站在岸上看寒潭清冽、水波荡漾，觉得水里冷；待鼓起勇气下水后，再看岸上落叶萧萧、草木摇黄，觉得岸上冷。其实究竟哪里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今天的深圳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隐含着危机——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大幅拉高了深圳的生存门槛。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铁上和街道上很少看到中年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极少有老年人。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心中希冀尚存，而人到中年则更容易认清现实，选择离开。

面对这样的现状，很多人批判深圳的未来被高房价绑架，向上流动空间萎缩，年轻人的创业活力被彻底扼杀。应该说，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国家对深圳一直寄予厚望，所以才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定位，给予众多的利好政策。这些利好的本意，在于助力实体经济、推动创新发展，不能—— 也不应该—— 成了房地产的炒作概念，深圳的确应该提高警惕。

不过，总的来说，人的流动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样，企业自然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扩散，部分人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这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

不仅是深圳，香港也面临这个问题，但区别在于：深圳有广阔的内陆作为腹地，香港的青年则毫无退路，只能坐困愁城。如果说以前的香港是江湖，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鱼跃龙门，现在的香港就是玻璃鱼缸，大鱼之下，虾米举步维艰。深圳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无数年轻人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但他们对深圳的未来和自身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以青春赌明天，放手一搏，成败无悔，即使失败了，也有家可归，有乡可回。这个不断逆袭与淘汰、拼搏与进取的过程，使得深圳能够永远年轻。

伴随大湾区 3.0 阶段的到来，一体化将彻底改变大湾区的格局，核心城市的生存压力会得到极大缓解，普通人也可以享受生活，兼顾生意，并且使生命的价值得以充分舒展。这个改变将会在这三五年当中陆续展现出来，其意义非同一般。珠江三角洲很多潜在价值会充分地涌现，比如美食、民宿、民俗文化都会成为大湾区共同的财富。三“生”有幸将会孕育巨大的商机。

回顾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世、今生与来世。不难看出，除了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方式、地位的经济使命之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将在技术突破、社会治理创新、法律监管加强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

和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三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都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同一种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制、社会管理模式、经济自由度、市场开放度、营商便利度、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其他三大湾区所没有的制度难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制度的多样化带来了互补性，如何打破人为的藩篱，使粤港澳大湾区以一种整体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集两制之利打造三“生”有幸，是它未来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放眼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理上的边界、制度上的壁垒确实存在，但人的勇气、智慧与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

“3+1”改变中国

洋洋洒洒近两万字，在本文收尾之际，我想用“3+1”来概括这部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成史：第一组是大湾区赖以生存的基石——尊重常识；第二组是大湾区发展的源动力—— 尊重人性；第三组是未来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即生意、生活、生命的三“生”有幸。最后的“1”，则是广东两千年帆影不绝所形成“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核。

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讲，大湾区的崛起之路，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包容，从传统且发育不全的制造业弱国到世界工厂的艰难转型之路。解读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我们又能得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内在规律呢？我想同样可以用“3+1”来总结。

第一，逼出来的改革。如果没有危机，没有一群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优秀人士能够实事求是，通过危机倒逼改革，中国不可能走到今天。所谓的“逼”，无非就是承认现实，摒弃教条，让效率优先成为共识。

第二，放出来的活力。想要提高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绑。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有求必应、无需不扰。这种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并非削弱政府的职能，恰恰相反，越是自由高效的市场，越需要高度负责的政府，政府与市场两“场”统筹，各安其位，各谋其政，互不打扰，互相成就，活力自然得以释放。

第三，摸出来的市场。指导这一切的游戏规则就是“看不见的手”——价值法则，而价值法则的载体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你说它是洪水猛兽它就不存在，不是打压它它就不存在；它是躲不掉的规律，因为它是效率的发动机。只有市场经济能提供最大的效率。四十多年来，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内在逻辑——市场化。

昨天的中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小则需要补课，大则需要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这所大学校，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甚至把中国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今，民粹主义的思潮在全世界泛起，中国的外部环境难言乐观，我们自己应当有客观的认识：正是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才使中国能够堂堂正正地与世界对话，我们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这三点几乎贯穿了大湾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这也是整个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核心。

至于“3+1”的“1”是什么？我认为是挡不住的国运。中国一路走来，面临无数次的危机，从濒临开除球籍的贫困，到“左”倾严重的保守主义、经济过热的投机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政治风波、国进民退带来的垄断问题、泥沙俱下的权力寻租、大放水而积累的经济泡沫……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极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好多次我们都认为过不来的坎，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往往这都是整个中国更上一个大台阶的前夜。

我从大学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来一直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然而越到晚年，我越倾向于不可知论。前沿物理学理论的探索也印证了这一点：现有技术手段无法观察、解释的现象，不一定都是迷信。因此，国运之说，不当以虚妄之言一概而论。只要不犯颠覆式的错误，我坚信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2020 年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已经构成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次剧烈震荡和冲击。和十七年前爆发“非典”时相比，贸易、金融、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紧密连接，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可以预见得到，本次“新冠”疫情的规模、量级、破坏性，远非 2003 年的“非典”可比。就影响力而言，这次疫情甚至可以说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化合作的大趋势正在退潮，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开始抬头……未来究竟会走向何处，都尚未可知。

但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认清规律的重要性，越要尊重人性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犯颠覆式的错误，走向大国崛起的未来。或许，这才是大湾区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