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0-07-27来源：民族复兴网

——在石家庄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2011-12-26

导读：毛派共产党人有一个根本特点，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只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是人民利益的执行者，毛派共产党人唯一要想要做的，就是如何服务于人民，如何听命于人民，如何把人民的要求转化为理论纲领，而不是想着如何去领导人民，如何用某个口号去统帅人民，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和应用。

张宏良注：这是本月10日在石家庄演讲的文字大纲。演讲视频已经上网，题目是《迎战历史危机，推动红色转变》当时演讲受现场氛围影响，与文字大纲出入较大，特别是后来在大纲重新整理过程中，由原先6千多字扩展到2万多字，扩展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奋斗的历史成就、所要战胜的困难，以及三大复兴运动必胜的依据和意义。显然，整理后的内容已经不太符合原有题目，为了保持题目和内容的一致，所以改成了现在的题目，并以此纪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8周年，特此说明。

明天大家要去西柏坡，西柏坡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后一站，是国共两党大决战走向胜利的最后一站。当时毛主席充满信心地风趣说，我们是去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经过60年的历史大考，现在考场上只剩下我们中国一个考生(大国当中)，由于毛派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中国没有落榜，终于迎来了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迎来了席卷全球的世界大众民主运动，迎来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和东方文化的复兴运动。

如果没有毛派共产党人长期坚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艰巨斗争，按照党内极端右翼势力所谓十二届五中全会决定“20年以后重评毛泽东”的说法，2005年就要摘掉天安门上的主席像、拆掉毛主席纪念堂，扔掉共产党的招牌。当时许多曾经位极人臣的党内右派大佬，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执行1985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所谓决议，彻底否定毛泽东，直到去年，还有个苟延残喘的党内退休右派大佬，通过记者采访的方式，呼吁执行所谓五中全会决议和邓小平遗嘱(究竟有没有这么个决议和遗嘱，希望党中央能够澄清一下，省得右派天天用这个东西为共产党叫丧)，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换掉共产党这块招牌。所以，如果没有体制内外毛派共产党人、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斗争，中国这个考生早就落榜回家了。

此时此刻大家来到西柏坡，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又要到来了。如果说2011年是忐忑不安的一年，那么，2012年就是决定命运的一年。2011年的确是忐忑不安的一年，这一年是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太平天国革命160周年，巴黎公社起义14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0周年，另外还是造成中国第一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辛丑条约110周年，造成第二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九一八事变”80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中国入世10周年……如此多的时间窗口交汇在这一年，注定了2011年是忐忑不安的一年。果不其然，今年的确是社会历史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就世界而言，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爆发，是世界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历史转折点；就国内而言，是中国人民政治上觉醒的一年，是美国采用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的颠覆战略在中国破产的一年，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把改革教定性为汉奸的一年，把改革教定性为汉奸，比之任何称谓都更加本质更加深刻更加准确。既然2011年矛盾的性质已经确定，2012年的大决战将不可避免。道理很简单，如果说全民围剿其它什么政治力量，许多人民会感到难以决断，但是全民围剿汉奸，只要是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难以决断。不仅历史上中国十室九空的亡国大祸，全都源自于汉奸，当今中国“财富滚滚向西流”的悲剧，同样源自于汉奸。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才把反汉奸的基因注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你不是中国人”才成为民间最严厉的咒骂。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当前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一是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二是当今中国最紧迫最要害的问题是什么?三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下面就按顺序谈一下这三个问题。

一、历史和现实证明了我们奋斗的方向是正确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进入转型期，世界进入文化转型期，中国进入政治转型期，社会主义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内容，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并且还在继续证明着我们的历史判断和奋斗方向，都是完全正确的。

1．西方大危机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目前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不仅中国走不通，整个世界都走不通。目前大危机可以说是发出了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信号，因为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更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危机，这就决定了在现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范围内，绝不可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只有通过东方文化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以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平等地位，才能找到摆脱危机、建设和谐世界的发展道路。

要知道，解决债务危机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完全不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需要增加人们收入，所以只要资本家阶级让渡一部分利益，就能够走出危机；但是，解决债务危机则相反，需要的是勒紧老百姓裤腰带，让被剥夺的99%人民大众向1%的精英继续输送利益，显然，这是老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从而注定了根本不可能走出危机。所以，现在这场大危机完全是资本主义解不开的历史死结。特别是这场大危机在诸如人的本质、幸福标准、管理规则、社会主体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在哲学法庭上判处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私刑，决定了21世纪必然是人类社会扬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世纪。这也是我们对三大复兴运动充满信心的历史根据。

由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在客观上堵塞了中国全盘西化的道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历史第二次证明了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如果说第一次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第二次走不通，则不仅仅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更是因为资本主义自己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历史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2．席卷全球的大众民主运动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大众政治的新时代。

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是21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今世界的发展，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和追求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的大众民主运动，拉丁美洲的大众民主运动，中东北非的大众民主运动，特别是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美欧大众民主运动，宣告了统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精英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大众政治时代即将到来。风起云涌的世界大众民主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当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是世界性的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中国官僚集团投降西方资本集团而中断的世界大众民主革命的再次兴起，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历史较量中社会主义由失败谷底开始的伟大反转，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埋葬精英统治的最后也是最伟大的斗争。网络社会的高度发展，在客观上已经进入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时代，已经把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当今世界各大门户网站控制在精英集团手中，企图把网络作为控制人民大众的政治工具，但是，网络本身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制度的全面复活，决定了大众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正在到来。

目前世界大众民主运动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她是全世界人民大众第一次联合起来的共同斗争，标志着人民大众对精英统治的反抗和斗争，已经由以往历史上各国人民分散的斗争，进入到了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崭新阶段，毛主席留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口号“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终于实现了。在此之前，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再次获得辉煌性胜利，就是因为全世界精英集团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而全世界的人民大众仍然处于彼此隔绝的分撒状态，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精英集团能够为所欲为的强大力量。在全世界人民大众与精英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都是面临着全世界精英集团组成的统一战线，无论怎么反抗和斗争，都必然要处于极端弱势状态，所谓弱势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拿中国来说，把曾经改天换地、意气风发、具有“五敢精神”的中国人民，变成如今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呻吟的弱势群体，就是因为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精英集团联合的结果。目前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中美国”，就是中美两国精英集团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方式。

面对全世界已经联合起来的统一的精英阶级，全世界人民大众也必须联合起来，“占领华尔街”千城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中国人民反汉奸运动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3．中国社会的红色大潮已经不可阻挡。

自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的命运不仅是相同的，也是相通的，世界进入了大众民主时代，中国同样进入了大众民主时代，并且中国的大众民主运动方向更加明确，发展更加成熟。方向更加明确的标志，就是从最初自发的唱红歌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回归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发展更加成熟，则表现为目前已经具备了“打倒汉奸”的明确政治纲领。可以说，中国红色大潮从最初自发的唱红歌，到目前纲领统一的反汉奸运动，是中国毛派共产党人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毛派共产党人获得的最重要历史成果，也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世界大众民主运动最有效的支持和贡献。

中国毛派共产党人坚持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当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后，邓小平立刻启用朱镕基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清算，把数千万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全面废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发动那些在今天张口闭口叫喊普世价值的法律党，展开了丧尽天良的“三不受理”司法改革，即“下岗工人的诉讼不受理(因为是懒汉寄生虫)、拆迁户的诉讼不受理(因为是钉子户)、股民的诉讼不受理(因为是刁民)”，中国司法界的“带头大哥”曾经站在重庆街头跺着脚大骂“对钉子户就是应该暴力拆迁”(如同当时我们所分析的那样，现在这位“带头大哥”果真把暴力拆迁的屎盆子反手扣到了共产党头上)。当时中国改革教之所以会达到如此无所顾忌的疯狂程度，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完蛋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红色大潮永远不会再来了，老百姓从此将永远都只是一群会说话的牲口，男人唯一的用处就是供他们奴役，女人唯一的用处就是供他们泄欲，整个中国到处都燃烧着对老百姓的极端蔑视和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无论是任何人，好像不在老百姓头上拉泡屎撒泡尿，就不算具有改革精神。只有经历过那个“百年魔怪舞翩跹”的痛苦岁月，才会知道什么叫复辟清算，什么叫风雨如磐!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野蛮年代，即便是在奴隶社会，社会意识形态也没有公开侮辱过老百姓，至少还保留着一种虚假的伪善，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把老百姓踩在脚下随便蹂躏当作政治时尚。

当时有谁能够想到，中国改革教梦想的千年天堂，仅仅过了二三十年，其合法性基础就开始土崩瓦解，在席卷全国的红色大潮冲击下，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今天回首过去才发现，当初改革教之所以能够如日中天，并非是中国人民没有反抗力量，而是因为改革教打左灯向右拐，挂着共产党的招牌，政治上透支毛泽东的储蓄，现在，毛泽东的政治储蓄透支光了，自然也就走到了历史尽头。改革教之所以会这么快走到历史尽头，一方面是现实的苦难教育了人民，让人民看清了改革教是共产党的掘墓人，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是中华民族的掘墓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掘墓人，中国人民不愿意走向死亡，所以便终止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透支。改革教失去了对毛泽东的政治透支，也就失去了继续蒙骗人民的资本，立刻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陷入了人民的声讨之中，自然走到了历史尽头。另一方面，与毛派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长期斗争有关，毛派共产党人捍卫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长期斗争，最终让人民领袖毛泽东再次回到了人民当中。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现在全国各地任何地方，人民群众所有的反抗斗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打出毛主席的旗帜，捧出毛主席的画像。这种情况反映了毛主席已经成为人民之神，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之神。这是毛主席与西方耶稣不同却高于耶稣的地方，西方人是在吃饱喝足了以后才想到耶稣，而中国人民却是在最苦难的时候想到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比之耶稣在基督徒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多出了一层亲人般的感情色彩。

由于毛派共产党人的坚持斗争，中国红色大潮始终没有偏离正确方向，没有成为西方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的颠覆工具，目前中国人民更是直接打出了反汉奸的政治大旗，当今中国的反汉奸运动，本身就包含着反帝国主义反腐败反剥削反压迫的内容，因为后面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与汉奸相关。中国改革教和汉奸势力就是从删除宪法中“惩办一切卖国贼”开始发展起来的，现在，又在全国人民的反汉奸运动中走向灭亡，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最初从哪里开始，最后也从哪里结束。

人民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反汉奸的理念，接下来将要我们回答的，就是如何反汉奸的战略。

4．中美之间与狼共舞的时代正在结束，战略机遇期已经到头。

邓小平在把中美关系变成从属关系之后，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几年后又加上四个字“有所作为”，变成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意思很明显，就是像当初越王勾践那样，通过装孙子的办法改变与美国的强弱关系，最终战胜美国。邓小平这个“韬光养晦”的战略，是建立在对当今世界的本质特征是和平与发展这个历史判断基础上的，是要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作为实现自身崛起的时期，所以称之为战略机遇期。可是后来，这个“韬光养晦”利用战略机遇期的战略，被美国霸权主义和国内汉奸势力利用了，把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长远发展，全部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在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时，仍然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沙土里，人为地创造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2001年美国侵占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切断中国与中东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直接威胁中国的新疆和西藏，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接受的军事威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不可能接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就是证明，特别是当时美国总统布什说的十分清楚：“反恐就是反共”，这等于是说，打击阿富汗就是为了打击中国。可是中国为了延长“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仅公开支持美国，与美国站在一起，甚至差点儿把中国新疆的瓦罕走廊借给美国打击阿富汗。

结果就是中国由“韬光养晦”的装孙子，变成了低三下四的真孙子，所以周边所有国家才敢随便占领中国领土，随便抓捕中国渔民。暂且不论被抓的中国渔民还是在自己领海捕鱼，就算是真的闯入对方国家领海去捕鱼，也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渔民捕几条鱼都要被对方逮捕，那么对方侵占了中国众多岛屿和大片海域，是不是比捕几条鱼更加重要?更加应该逮捕?可是中国政府却从未逮捕过对方一个人。既然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可以在有争议海域抓捕中国渔民，为什么中国不能同样去抓捕那些抓捕中国渔民的人?当初日本在侵占中国钓鱼岛之后，又宣布要派科学考察船去韩国独岛考察，韩国总统一声令下，全体海军整装待发，宣称要与日本决一死战，结果保住了独岛。中国外交精英对此鄙夷不屑地说什么，“用武力保卫国土完全是陈旧过时的革命思维，现代思维方式是用谈判解决领土纠纷”，“不用武力保卫领土是一个大国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一个大国的理性和风范”，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甚至提出“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中国是个小道理，世界是个大道理，中国这个小道理要服从世界这个大道理”，怎么服从世界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要承担包括领土在内的各种牺牲，“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就是中国外交学院培养中国外交官的基本理念。

中国外交领域汉奸精英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和平与发展误导中国，让中国患上了“和平与发展依赖症”，无论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弱小国家，都借“和平与发展”敲诈中国，中国则完全如同一个忍气吞声的软弱妇女，为了保住“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任凭街坊邻居随便抢劫、随便强奸。2001年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公开宣布中国是必须铲除的邪恶国家(后来因为经济原因才把中国从邪恶国家的名单中剔除)，公开宣布追求共产主义的中国比法西斯主义德国更加邪恶，甚至连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都被奥巴马总统指责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更是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国要想逃脱被颠覆被肢解的命运“完全是白日做梦”，如此接连不断的持续威胁，连当年日本人侵华之前都没有过。而且并不仅仅是语言威胁，美国对中国军事上的包围、资源上的围堵、技术上的封锁、政治上的颠覆、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围剿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姿态，特别是培育和支持中国台独、藏独、疆独、民运等分裂和颠覆势力，给达赖、刘暁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把热比娅等诸多中国异议人士列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所有这些挑衅和威胁，如果反过来，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落到美国头上，美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对中国宣战。中国忍受这种屈辱的原因，就是为了延长“和平与发展”，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如此的“和平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针对中华民族日益临近的威胁，我们一直呼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结束了，世界进入了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美国不可克服的大危机和不可挽回的大衰落，会使其随时爆发出最后的疯狂，走上颠覆中国的冒险道路，借此摆脱危机。好在目前党中央接受了我们长期以来的判断和呼吁，在最近的六中全会上正式承认了当今世界是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在其它场合也承认了普世价值派是党和政府内部的颠覆势力，承认了当前活跃于舆论界的那些所谓改革派是与美国相勾结的“第五纵队”……最近出现的所有这些积极现象，表明在中国人民觉醒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觉醒了。虽然觉醒得有些晚，但毕竟是觉醒了。我们说觉醒得有些晚，是指美国对中国的外部包围和肢解战略已经启动，美国对中国转基因主粮的推广已经完成，采用基因武器不知不觉灭绝中华民族的战略布局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转型将会付出多大代价，恐怕只有美国资本寡头和中国极少数汉奸知道。但是付出再大代价，也总比在睡梦中像印第安人那样被灭绝要好。况且，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双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再次崛起的情况下，美国极其汉奸走狗未必就敢于走上种族灭绝的冒险道路。

总之，2011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双双觉醒的一年，是中国人心向背大转变的一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不仅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奋斗是卓有成效的。

5．当今中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拉开了人类社会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序幕。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由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由独立化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变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之中，伟大的历史转变必然伴随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文明转型，都伴随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是对农业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爆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精神上把人从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各家各派思想的自由发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奠定了东方文化的哲学基础和人文精神；在政治上确立了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君权至上原则，形成了以权力民主相制约的皇权架构，“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与民权直接统一，使中国农民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中世纪之后，才获得了人身自由。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民主、农民自由、法治观念等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成果。在此我们要顺便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小农经济，完全不同于没有人身自由的欧洲庄园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不仅具有人身自由，同样具有法制观念，所有老百姓的口头禅就是“王法”。所谓封建社会没有自由和法制，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欧洲庄园奴连娶媳妇都要交给庄园主先睡，因为庄园主拥有“初夜权”，庄园主不受也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可以随便杀戮奸淫，属于没有法制的野蛮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界那些“美国鹦鹉”却把欧洲封建社会的特征，强加到中国头上，以此来妖魔化中华民族，为推行全盘西化服务。

第二次是对工业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爆发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这一历时二百多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精神上把人从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追求感官享受的纵欲主义取代了禁欲主义;在政治上建立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人权至上原则，以资本民主取代了封建社会的权利民主，以资本等级制取代了封建等级制，以资本依附关系取代了封建依附关系，解放了农奴，使工人获得了劳动力买卖的人身自由。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像中国普世价值派政治领袖讴歌得那么完美，而是把人由以往封建社会外在权利统治的奴隶，变成了内在金钱统治的奴隶，奴隶仍然是奴隶，只是奴隶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还有，资本主义把感官享受作为幸福标准的纵欲主义，导致了人文思想的荒漠化，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学和艺术等，全都被锁定在裤腰带以下，社会唯一需要的就是“裤裆思想”、“裤裆文学”、“裤裆艺术”，其他所有高尚严肃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统统被边缘化一种乞丐行为，这就是在资本主义金钱统治确立之后，再难产生思想和艺术大师的根本原因。就拿中国来说，自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迄今30多年过去了，没有产生一个思想家、理论家、艺术家，特别是当初刘宾雁等民运人士，本来都是一些激情四射的大才子，可是跑到西方国家之后，却是到死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才华全都枯竭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投靠了资本，资本需要的是感官刺激，而不是精神追求。

第三次就是目前对信息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爆发了由东方文化复兴运动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构成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把人从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第二次是把人从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这一次，则是要把人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不仅不是神学的奴仆，同样也不是资本的奴仆，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经济的主体，是社会权力的主体。大众民主取代权力民主和资本民主，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根本的政治特征。在既否定神学统治的禁欲主义又否定资本统治的纵欲主义的基础上，把人从单纯的动物性中解放出来，恢复生命原有的崇高的精神本质，确立幸福内容是超越感官享受的崇高精神追求，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根本的精神特征。而废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竞争法则，建立你追我赶、共同发展的人性竞赛法则，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根本的社会特征。

6．毛派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几项工作。

回顾过去，毛派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三项。一是引导并概括出中国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打倒汉奸”，把反汉奸的概念普遍注入了当今中国人的大脑，从而确立了中国大众民主运动的发展方向，这是毛派共产党人最为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二是总结并概括出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经济上要求共同富裕，政治上要求大众民主，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最深刻最本质的历史要求。三是提出了三大复兴运动的口号——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用三大复兴运动的目标重新点燃了已经被改革教熄灭的民族理想和奋斗目标，这三大理想同时也代表了当今世界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历史要求。

如果在当今社会历史转变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我们的这三项工作，就会更加看清楚我们工作方向的正确和卓有成效。当今中国在思想文化上，很有些类似于二千多年之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更加类似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时代;而在政治选择上，则十分类似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稍早些的宗喀巴宗教改革运动。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当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一个千年农业文明;后来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所组成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五百年的工业文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则创造了一个敢于同白种人相抗争的大和民族；而今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会奠定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与右翼势力的争论比较大，这个争论越来越把我们推到类似于当初日本“维新派”那样的位置上，只能和中华民族共同崛起，没有了任何退路。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与欧洲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与藏传佛教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同样的问题——既要从堕落的僧侣阶级和腐败的喇嘛手里拯救基督教和藏传佛教，又不能简单地回归原教旨主义，而要成为引领新时代人们的精神灯塔。今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共产党内的腐败官僚，如同当初倒卖“赎罪券”的欧洲僧侣阶级一样腐败，如同当初奸淫劫掠的西藏喇嘛一样堕落。但是，路德和加尔文没有因此而要打倒基督教，而是革除了僧侣阶级胡作非为的条件，恢复了干干净净的教堂;宗喀巴同样没有因此而打倒藏传佛教，而是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宗教改革，恢复了藏传佛教的干净面貌。

路德和加尔文能够做到的，宗喀巴能够做到的，日本“维新派”能够做到的，我们毛派共产党人更加应该做到，并且还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应该成为红色路德、红色加尔文、红色宗喀巴，回归共产党的阶级本质，回归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当前我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和各种危机

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国面临崛起和毁灭的双重选择，既要看到崛起的希望，也要看到毁灭的威胁，目前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在加速。最初胡锦涛主席也是这样的判断，认为当今中国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只是后来在各种压力下放弃了这个判断，没有再继续强调。中国崛起的有利因素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讲一下目前中国面临的毁灭威胁，中国面临毁灭威胁的一般性因素，过去已经讲的很多了，今天不再赘述，今天主要是就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做一个简要分析。

1．共产党魂体分离，魂不附体，怪力乱神，趁虚而入，这是造成当今中国各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所以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要灵魂归窍。

中央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提出占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实现文化强国，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来，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就是共产共富共民主，与发展中国家共命运。可是30年来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舆论，却是对共产党根本宗旨的持续批判和妖魔化，认为共产是罪恶，共富是落后，共民主是浩劫，与发展中国家共命运更是傻帽二百五等等，把共产党的道义合法性全部打掉了。正是因为极端右翼势力已经彻底铲除了共产党存在的道义合法性，所以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才会发起彻底打垮共产党的号召，公开宣称反恐就是反共，声称共产主义是超越法西斯主义的最大罪恶，呼吁要继承先辈与共产主义斗争的遗志，继续铲除共产主义，美国大使骆家辉甚至赴任之前宣誓要颠覆中国政府，国内外颠覆势力更是借世界动荡之机，不断掀起声讨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风浪。可以说，如果不是中国毛派共产党人紧紧团结人民大众，在抵抗和反击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的“颜色革命”，而仅仅是依靠军警维稳模式，恐怕中国早已是四分五裂，陷入了20世纪初的分裂和战乱状态。这就是我们遭到左右带路党和西方颠覆势力极端仇恨的根本原因。

现在最为可怕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对人民革命的批判，对共产党的批判，特别是邓小平发动的长期批左运动，已经造成了共产党自身机构的非党华，特别是共产党主流媒体已经形成了与共产党信仰完全不同的独立政治信仰，这是除苏联东欧之外十分罕见的历史现象。党校反党，党报反党，党的各种媒体反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普遍现象。凡是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东西，一律封杀，相反，一律放行，这已经成为党报党刊的一种自然反映和自觉行为。特别是以中央党校为代表的党校反党现象，已经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胡锦涛总书记才出面干预，发表了“党校要姓党”的讲话，习近平副主席又对中央党校个别人进行了调整，才暂时刹住了党校直接反党的歪风，但是曲线反党仍然存在。由于共产党媒体在共产党之外形成了单独的政治信仰，造成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空心化，这就造成了无论共产党提出多么好的理论和纲领，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马上就会注入不同性质的政治内容，让共产党所有的理论和政策，无一漏网地全部走向反面，造成相反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所谓“打左灯向右拐”，“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指的这种现象。

最初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否定毛泽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右派会用他这套办法来最终否定共产党。就这一点来说，共产党在道义上的合法性是被邓小平打掉的，但是邓小平又不是故意打掉的，邓小平只是不懂得道义合法性的重要，只是迷信军队和警察，一方面允许右派在道义上随便否定共产党，另一方面又动用军队和警察强行坚持共产党领导，这就造成了今天左派和右派全都对邓小平不满意，左派不满意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主要是反共，右派不满意邓小平动用军队和警察坚持共产党领导。或许很多人不同意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共的说法，而认为邓小平只是反左，其实邓小平讲的“要防止右，但主要是反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右”的含义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指“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反左”的含义已经完全改变了，变成了实实在在“反共”的代名词，只要一提反左，肯定就是反共。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坚持反共宣传，最终把邓小平要坚持的共产党，完全变成了没有政治灵魂的共产党，变成了一个空壳和招牌，与毛主席坚持的共产党已经完全不同。但是，邓小平毕竟留下了共产党这块招牌，包括毛派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到今天，坚持到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和世界大众民主运动爆发的这一天，就这一点而言，邓小平与胡耀邦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就是当今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歌颂胡耀邦、反对邓小平的主要原因。

由于共产党的媒体和机构形成了反共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反共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内特别是在共产党的主流媒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把共产党所有先进理论和先进主张，全都做出相反解释，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奇怪现象。一方面，共产党每一次向自己政治宗旨和阶级基础回归的努力，结果都是适得其反，反倒距离自己的政治宗旨和阶级基础越来越远，如同陷入沼泽地的泥潭之中，越是挣扎就下沉得越快。从当初的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结果无一不是如此。三个代表那么好的理论，却被右派塞满了乱七八糟的陈旧内容，把资本家和企业家说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把纵欲主义和普世价值说成是先进文化，把民企老板的利益说成是人民利益，结果就是好端端一个理论被糟蹋了，变成了极少数精英满足私欲、欺压百姓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坚持共产党的基本宗旨问题上，共产党的机构与民间机构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错位，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报等党的近卫军，在积极充当反党和妖魔化共产党的主力军，相反，像乌有之乡这样的民间网站，却在不屈不挠地坚持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成为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今年乌有之乡与中央党校之间的斗争，与党报《浙江日报》之间的斗争，都是乌有之乡为捍卫中国共产党而进行的斗争，甚至还不是理论观点之间的斗争，而是乌有之乡反对他们造谣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这种荒谬情况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包括苏联东欧都没有出现过。当初欧洲中世纪的僧侣集团无论多么腐化堕落，但是至少没有咒骂耶稣和反对基督教，15世纪藏传佛教的喇嘛同样是无论多么骄奢淫逸，也没有咒骂释迦摩尼和反对佛教，而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党报不仅腐化堕落，还极其恶毒地咒骂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反对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横向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美国之音，还是英国BBC，或者日本NHK，都绝不可能出现妖魔化执政党和颠覆国家的半个字，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才会允许执政党媒体妖魔化执政党，国家媒体妖魔化国家的荒谬现象。

让党校党报等共产党的机构在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之外形成独立信仰，转过来再反对共产党的信仰，这是走上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的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共同悲剧，当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闹得最凶的就是苏共中央党校为代表的党校系统，后来生活最悲惨的也是这些系统的反党人士，现在苏共中表现最革命的还是这些人士。党校党报成为反党先锋(茅于轼辱骂毛泽东污蔑共产党的文章就是在党报《浙江日报》的媒体刊登的，连自由派报刊都感觉太过分而没有刊登)的原因，就在于各国所谓改革，都是建立在妖魔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改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推翻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改革了。由于改革是建立在妖魔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党校党报又是改革的舆论先锋，所以只有率先背叛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才能成为改革的先导力量，这就是党校党报最反党的历史因素。由于中国的党校党报看到了苏联共产党被推翻以后，党校党报人士流落街头的悲惨下场，所以中国的党校党报便开始了疯狂的资本积累，党报《浙江日报》就形成了数百亿的庞大资产，这些资产之所以顶着压力交给具有美国背景的人来管理，显然是为了向美国转移更加方便。有了这些庞大资产做后盾和向海外转移做退路，党校党报反起党来，就更加没有了后顾之忧。

当然，对于当今中国党校党报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士来说，并非是背后拥有政治支持和资本后盾的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就主观因素来说，否定和妖魔化文革，已经成为否定共产党和妖魔化社会主义的一把政治尖刀，通过30多年持续不断地妖魔化宣传，这些单位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把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而否定中华民族，看作是思想解放和改革精神，而把肯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看作是荒谬和罪恶的危险另类，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党校党报以及党的各种宣传研究机构，不可能不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与民间学者司马南辩论时，对党校教授反党感到十分正常，相反，对司马南认为党校教授不应该反党，反倒感觉十分不屑和好笑。就客观而言，中国文革前走的是苏联路，做的是苏联梦;文革后走的是美国路，做的是美国梦;只有文革中走的是自己的路，做的是自强梦。由于苏联梦破碎了，中国梦又变成了浩劫，除了美国梦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自然就接受了美国价值观。只是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料到的是，美国有一个肢解中国的大战略，正好借此机会把中国的意识形态引上了自我阉割、自我妖魔化的自绝道路。

所以，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必须回归信仰，回归宗旨，回归基础，收回自己的政治灵魂，立刻停止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自我阉割、自我妖魔化，坚决刹住党校党报随便反党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要挽救中国共产党，而是要挽救中华民族。中国老百姓由于担心共产党不能完成政治回归，已经自发地开始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政治切割，准备在共产党不能回归时，就跨越共产党，直接跟着毛泽东干。这种政治切割同样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是中国人民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选择的下下之策。所以最好的选择，还是由共产党来解决自我阉割和自我妖魔化问题，恢复共产党的道义力量，这不仅是党之大幸，同样也是民族之大幸。而共产党能否实现政治回归，解决自我阉割、自我妖魔化的问题，关键就是处理好文革问题，如果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那就应该像俄罗斯对待斯大林和苏联时期的一系列事件那样，暂且搁置起来，严禁打着研究文革的旗号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中华民族。最近，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连续开会，落实普世价值派关于再次妖魔化文革的战略部署，声称要守住妖魔化文革这条底线，就从反面证明了妖魔化文革，已经成为国外颠覆势力和国内汉奸势力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把尖刀，只要打掉他们最后这把尖刀，共产党的回归和社会主义的回归，也就有了希望。

2．中国正在出现历史上最为可怕的政治乱伦现象。

如果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党的媒体和机构表现出与共产党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属于灵魂出窍，那么，比这种灵魂出窍更加可怕的是政治乱伦。所谓政治乱伦，是指执政党的重要机构与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合作，依靠颠覆势力来维护国家稳定。政治乱伦与政治道路、政治制度等没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可以走各种各样的政治道路，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都曾经成为国家走向强大的道路，但是无论走什么道路，所有走向强大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进行政治乱伦，不能与颠覆势力共舞，不能与汉奸共舞。否则，一旦国家陷入政治乱伦状态，依靠颠覆势力维稳，亡国大祸将很难避免。当今中国特别让人感到可怕的现象，就是愈演愈烈的政治乱伦现象，执政党和政府机构越来越与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混同在一起，甚至已经相互融合共同生长。最典型的就是南方报系，南方报系是臭名昭彰的汉奸媒体，可是最近广东省委却宣布，要把南方报系打造成为中国一流媒体，显然，这完全是执政党在自掘坟墓。还有，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尽数被外资控制，成为外国势力控制的媒体，这是仅次于军队被外国控制的可怕现象，我们一直呼吁必须尽快收回各大门户网站的控制权，有关部门不仅不采取措施收回这些网络媒体，反倒如同依靠基层党委那样，把外国势力控制的各大网络媒体，当成了维稳的依靠力量，遇有有重大问题和重大政策，先和这些网络媒体商量如何落实，由于这些网络媒体控制在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手中，与这些媒体商量落实的结果，自然就是如何打击爱国力量和爱国媒体。

执政党与颠覆执政党的政治力量相结合，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南宋赵构皇帝与秦桧结合并依靠秦桧，是因为秦桧的公开立场是拥护皇帝而不是推翻皇帝；慈禧太后接受和依靠李鸿章，也是因为李鸿章的公开立场是拥护清朝统治而不是推翻清朝统治；秦桧和李鸿章的通敌卖国，只是暗中进行的隐蔽行为；而如今南方报系以及所联手的网络媒体，公开立场就是打倒共产党，堂堂正正不加任何掩饰，而共产党却把他们看作是依靠力量，支持和纵容他们肆意打击共产党的支持力量，特别是纵容他们对爱国力量进行残酷的舆论镇压，这种政治乱伦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也在积极利用这种政治乱伦现象，加紧打击共产党的支持力量和爱国力量。今年以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聚会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发表30周年，就是政治乱伦的典型事件。一帮要打倒共产党的人，隆重纪念共产党的决议，可见，这个决议已经乱伦到了何等程度。

当今中国政治乱伦与单纯依靠军警维稳模式有很大关系。军警维稳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镇压，而暴力镇压又违背自由民主和人权，会带来整个世界的谴责，这就必然会把政府陷入左右两难的政治绝境，不镇压会成为国内公敌，镇压会成为世界公敌，最终结果只能任由美国决定，这就是依靠军警维稳的所有国家，都会轻而易举被“颜色革命”所颠覆的根本原因。中国同样如此，舍弃了群众维稳的强大基础，按照美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建立了一套军警维稳模式，把本来是维稳依靠力量的人民群众当成了维稳对象，把自己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最终被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所绑架，动不动就以“街头革命”相要挟，而政府又不能动不动就进行暴力镇压，结果就只能向颠覆势力和汉奸势力妥协，认敌为友，与狼共舞，希望通过友好协商实现天下稳定，由此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乱伦现象。

3．经济上丧失了资源、丧失了环境、丧失了商品定价权和货币定价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利用高房价和金融空心化，通过衍生品市场对中国发动金融打击，进行财富洗劫；

二是利用商品定价权和外向型经济，推动中国沿海企业大面积倒闭，造成经济和社会动荡；

三是股市中一方面在现货市场上疯狂套现“大小非”，大肆抢劫股民财富，另一方面利用股价指数期货加速股市下跌，做空获利，从股民身上一张股票扒两张皮，把数千万股民逼上绝路；

四是农村土地兼并和转基因种子以及外资对化肥农药的全面垄断，会在无论丰收还是歉收的情况下，都会把农民逼上难以活命的绝路，彻底堵死倒闭企业农民工的回家之路，把2亿农民工变成历史上的造反流民；

五是接受西方国家的所谓碳计划，通过压缩国内消费来保障欧美国家的商品供给，以此方式来达到碳排放指标。

4．美国对华的汉奸战略和第五纵队，已经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崛起还是毁灭的关键性因素。

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会形成发展中国家精英的“汉奸”化，本来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悲剧，这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精英集团的利益一体化决定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只是当今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汉奸势力不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甚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汉奸文化，并且汉奸文化占据了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纷纷以汉奸为荣，已经呈现出精英集团整体汉奸化和意识形态整体汉奸化的可怕趋势，这就是美国竞选总统洪博培和国务卿希拉里对颠覆和肢解中国充满信心的根本基础。

我们之所以把汉奸势力看作是决定中华民族崛起还是毁灭的关键性因素，就在于当今中国汉奸势力的发展规模以及人民大众反汉奸运动的发展规模，直接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实施程度，决定着美国颠覆和解体中国的战略决心。只要中国能够铲除汉奸势力组成的第五纵队，就会立刻动摇和瓦解美国实施对华颠覆战略的决心，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就会立刻收敛起来，中国就会恢复毛泽东时代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和平发展环境，真正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否则，中国必将毁于第五纵队，即使侥幸能够逃脱印第安人的下场，其惨烈后果也绝不会亚于当初蒙古军队入主中原和后来的清兵入关。

5．“左派带路党”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客观现象。

“左派带路党”是专指主张左右合流、主张联合外国势力入侵本国的人，除此之外，无论多么极端多么反动的政治主张，都不属于带路党。“左派带路党”不仅是中国出现的一种局部现象，而是21世纪出现的一种世界现象。参与推翻卡扎菲的伊斯兰革命组织，参与推翻穆巴拉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从斗争开始到最后取得胜利，自始自终都没有改变他们固有的革命主张，特别是利比亚的伊斯兰革命组织，推翻卡扎菲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了卡扎菲引进的全部西方法律，恢复了《古兰经》至高无上的唯一法律地位。他们绝不是右翼势力，更不是“汉奸”势力，是名副其实的左派力量；他们在与美国联手推翻了本国政府之后，仍然没有投靠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反美立场，是名副其实的“左派带路党”。

“左派带路党”既是国内残酷阶级压迫的结果，又与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有关，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需要认真研究的一种现象。只是对于当今中华民族来说，由于面临着崛起或毁灭的生死选择，面临着被颠覆被肢解被灭绝的危险，因此绝不能选择带路党的道路，无论是“左派带路党”还是右派带路党，都必须坚决反对。虽然“左派带路党”形成的根源和斗争目的，与右派带路党完全不同，但是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则完全相同。

好在经过毛泽东思想哺育和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旗帜鲜明地拒绝了带路党道路，拒绝了如同中东北非大众民主运动那样，最终成为美国“颜色革命”的战略棋子，这是值得中华民族庆幸的地方。但是，中国官权阶级残酷的阶级压迫，很容易把一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逼上“左派带路党”的道路，此前我们就曾经指出，中国官权阶级的残酷压迫是产生汉奸的最大温床，官权阶级与汉奸势力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连体兄弟，只要中国存在官权阶级的残酷压迫，就不可能断绝汉奸势力的发展，眼下尤其是这样。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左派带路党”之所以不成气候，是因为主张左右合流的那些人并非真是左派，更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既没有正义的力量，也没有道义的力量，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一旦出现了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充当“左派带路党”，如同利比亚伊斯兰革命组织那样，那将是对我们民族真正的考验，但愿中国永远不会出现那一天，永远不会出现理想主义者参与其中的“左派带路党”。

6．陷入危机而找不到出路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会铤而走险。

自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危机——战争——革命的历史三部曲，就强加到了人类头上。数百年来，每一次大危机的结果都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相互转嫁危机引起的。目前西方国家的金融和债务危机，是百年来最大的危机，又是根本不可克服的危机，虽然从2008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在向中国转嫁危机，迫使中国人民承受危机的后果(美国金融危机后股价指数翻了一番，而中国股市却跌去70%以上，就是转嫁危机的结果)，但是，当一般性转嫁危机的方法已经不能使美欧国家摆脱危机，而美欧国家又不愿意接受就此衰落的命运时，与中国的全面冲突将很难避免，除非是中国能够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相信，一旦发生冲突他们将会更加倒霉。

目前，拉美33国共同体的成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转被动为主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甩开美欧，与拉美共同体发展经贸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我们从非洲赶了出来，我们再进入美国后院发展生意，看美国敢不敢把拉美也变成第二个中东北非，如果把拉美变成第二个中东北非，美国就死定了，将从此推出世界霸权舞台。因为世界大众民主运动已经爆发，一旦美国把拉美国家变成战场，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美洲人民，就会彻底推翻美国的精英统治，终结美国的霸权时代。现在的关键，是看中国有没有这个眼光和勇气。如果有这个勇气，我们就是安全的;如果没有这个勇气，我们就是危险的。

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会不会发动战争转嫁危机，还要取决于当今世界的大众民主革命，按照目前世界大众民主革命的发展趋势，很有可能会打破资本主义传统的“危机——战争——革命”的三部曲，跨越战争这个阶段，由危机阶段直接进入革命阶段，使人类能够摆脱转嫁危机的世界性战争。如果说20世纪初经济危机的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那么如今21世纪初危机的结果，将有可能是革命制止战争。而革命制止战争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席卷全球的大众民主运动。

三、中国摆脱危机、实现三大复兴任务的发展道路

1．首先是解放思想、端正路线，这是根本。

所谓解放思想具体到目前，就是共产党还能不能回头，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复兴，共产主义还有没有希望，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首先是思想上认为能不能复兴，其次才是行动中去怎样复兴。就目前而言，思想上认为能不能复兴，比行动中去怎样复兴，更加重要。站在今天复兴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比较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些维新派，比较一下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路德和加尔文，比较一下藏传佛教改革运动的宗喀巴，让我们深深感到，坚定不移的复兴信仰比什么都更加重要。路德和加尔文没有因为那些僧侣卖赎罪券而否定基督教，宗喀巴没有因为那些喇嘛淫乱而否定藏传佛教，我们同样不能因为那些腐败现象而否定共产党。有些人总是说什么，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恢复过去的共产党，才要回归社会主义。如果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共产党一样了，也就不需要我们现在的奋斗和革命了。毛主席当初搞文革讲得很清楚，说文革是一场演习，演习什么？就是演习让共产党重新回头，让国家重新回归社会主义！毛主席还说，文革不是搞一次两次，而是搞许多次，为什么要搞许多次？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会反复许多次。现在才反复了一次，就要打倒共产党，这样做的人还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还能算是毛派、左派？况且，目前重庆已经进行了一些成功探索，薄熙来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儿共产党份内的工作，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既然重庆的共产党能够回来，全中国的共产党同样能够回来。我就不相信，基督教能够通过宗教改革实现复兴，藏传佛教能够通过宗教改革实现复兴，我们社会主义就不能通过变革复兴?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在座的这些红色路德、红色加尔文、红色宗喀巴，全都信仰坚定起来，全都行动起来，中国的红色事业就同样能够复兴。

2．还是要走党群一体化道路，此外没有其他选择。

社会历史有着自身发展的轨道，不是人们能够随意改变的。革命同样有着自身固有的历史轨道，同样是不能够随意改变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由矛盾自身性质决定的，绝不是人们能够随意选择的。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集团的联合，国内外党内外右翼势力的联合，决定了单纯依靠共产党的力量和单纯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都绝不可能战胜对手，使中华民族摆脱危机。道义上的陷落和政治上的乱伦，使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战胜国内极端右翼势力和汉奸势力的力量，特别是这些势力已经渗透到共产党内部各个地方，这是单靠掌握军权和国家专政机器所无能为力的，能够有效对付汉奸势力的，只有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则没有力量战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强大军事力量，当年义和团的悲剧就是典型。所以，当今中国只能选择党群一体化的道路，共产党抵御侵略、外争国权；人民大众内惩国贼、打倒汉奸；以此解除民族危难，实现民族崛起。

有人担心，党群一体化会不会使毛派共产党人重演当年义和团的悲剧，我们坚信肯定不会，中国共产党有民族复兴的理想，毛派共产党人有民族复兴的途径，人民大众是民族复兴的力量，这就是党群一体化最牢固的政治基础。有了这个共同的民族理想做基础，共产党就不会成为慈禧太后，毛派共产党人就不会成为义和团。

3．确立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的政治纲领。

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政治潮流，是当今时代人民大众的根本要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是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的主要内容，是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本质特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派共产党人，必须要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顺应人民大众的时代要求，把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政治上的大众民主，作为我们现阶段奋斗的纲领，不要离开人民大众的明确要求，再去另外创造什么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一些人总是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概念和原理，来衡量和选择什么样的口号和纲领，否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们一定要明确，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的纲领，人民的利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进步的政治派别相比较，毛派共产党人有一个根本特点，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只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是人民利益的执行者，毛派共产党人唯一要想要做的，就是如何服务于人民，如何听命于人民，如何把人民的要求转化为理论纲领，而不是想着如何去领导人民，如何用某个口号去统帅人民，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和应用。

4．必须解决南海和东海问题。

民族问题历来是中国人民最敏感的问题，汉语中国家这个词的组合就是说明，中国人的国家概念是把国和家放在一起，并且把国放在家的前面，意味着中国老百姓把国看得比家更加重要。中国人可能会容忍自家的房子被扒，自家的工作被砸，自家的钱财被抢，但是却不能容忍国家的领土被侵占。中国历代政府出问题，几乎都是出在民族问题上，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是由此垮台的。当初共产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也是因为北上抗日的民族大义。况且东海、南海那么大一片海域，超过大陆领土三分之一，油气和矿产资源更是超过大陆资源总和，是中华民族21世纪崛起最宝贵的命根子，无论以什么理由丢掉，中国老百姓都绝不会答应。特别是东海南海一丢，意味着中国解体的开始，全世界所有饿狼都会争先恐后扑向中国，中国必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消失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绝不会坐等悲剧的到来。

东海南海问题，既不是孤立形成的问题，也不是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1984年之前，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地图上，南海都还是中国领土，只是最近几年，在许多国家的地图上，南海才逐渐地脱离了中国；东海同样如此，直到1998年，美国政府还不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现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却宣布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东海南海，追根溯源，是从邓小平允许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开始的，当时邓小平自己也明白，允许美国向中国一个省销售武器，等于是接受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和分裂中国领土，可是邓小平为了用美国撑腰来镇压造反派，完全接受了美国的不平等条约，由此拉开了中国东海、南海的悲剧大幕。

于此种情况，东海南海问题也必须综合解决：

一是着手解决台湾问题，如果连台湾都收不回来，解决东海、南海就更没有指望。2008年如果普京不收回车臣，俄罗斯的领土麻烦绝不会小于中国，而现在俄罗斯没有任何领土麻烦。

二是支持中东北非国家的独立发展，支持拉美共同体的发展，把美国陷入中东北非，让美国后院起火，以此来解除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岛链封锁，迫使美国放弃中国台湾。当初毛主席就是通过把美国陷在越南而迫使美国把台湾送还中国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妥协退让，台湾早已经回到祖国怀抱。

三是恢复欧亚大陆桥高铁建设，把美国挤出世界岛，重新构建世界秩序，重建世界一体化规则，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四是建立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问题的外交框架，接受阿盟和非盟的教训，凡是勾结外部势力解决亚洲问题者，要毫不手软地坚决打击，在此基础上和平解决各种纠纷。

五是绝不允许美国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国家存在，这也是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基本原则。

5．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用社会主义方法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

以往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的药方永远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解决经济危机，采取的政策却完全相反，几乎无一不是国有化和计划化，都是由政府出面整合资源，大到整个计划小到具体对策，全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具体管到了私人企业CEO的工资多少。由此可见，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法，是当今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普遍做法，更应该是当今中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是经济强制转型，废除西方经济学的谎言束缚。A，建立挽救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银行;B，针对西部贫困地区和东部贫困人口，建立中国式的信贷消费体系，把生产能力用于满足国内人民生活;C，建立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D，建立创业保障体系，鼓励个人自由创业;E，恢复企业的生产福利一体化功能，连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都在效法当年中国企业的这个功能，这是人权社会的文明标志;F，国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废除工资双轨制;私营企业实行美国那样的员工持股制度，全体员工和老板共同拥有企业财产，共同享有企业成果，美国能够做到的，中国更加能够做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制，这也是引发西方国家大众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废除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制，即将成为世界潮流，我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更加应该立刻废除企业高管天价年薪的工资双轨制。

二是改变经济结构，控制关键产业，确保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A，对资源产业和关键产业实行国有化;B，国家直接控制基础产业和公共产业，对这些产业实行外资禁入制度;C，控制大型超市，建立中国超市集团，夺回商品定价权;D，实行外汇商品化，债券实体化，外贸均衡化，不再做“世界厨房”;E，加快海外投资并且保护海外产业。

三是改变世界一体化的殖民主义规则基础，重建世界一体化规则，在道义上占领世界制高点，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最后应该看到，复兴社会主义是一项没有前人经验可寻的伟大探索，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同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虽然历史留下了许多创立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但是历史却没有任何复兴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一切都需要我们去重新探索。在代表99%中下层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当今时代，世界99%的人还有没有希望？熔铸了人类全部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有没有希望？概括并超越了所有宗教梦想的人类最为绚丽壮观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有没有希望？解答这些问题的历史重任，全都压在了毛派共产党人的身上。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一艰巨而又神圣的伟大任务，我们也一定能够完成这一艰巨而又神圣的伟大任务!

历史在看着我们，人民在看着我们，毛主席也在看着我们!

201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