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特朗普的焦虑

郭松民 · 2020-08-13 ·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特朗普：‘如果这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输了，中国将拥有美国。

01

8月9日，美国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窜访台湾，这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破坏中国主权的严重举措，理所当然地在大陆激起强烈反响。

有人感到极度不满，也有人感到很焦虑，还有一些人产生了沮丧情绪。

这些情绪都是正当的、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

8月10日，也就是亚历克斯·阿扎抵达台湾的第二天，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其两个儿子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而被警方拘捕，一连两日被戴上手铐押往多个地点搜证。

黎智英是港独势力中大佬级人物，他的被捕，特别具有象征意义——香港再也不是反华和分裂势力的天堂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香港问题，而是把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都放到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看，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是在台海取守势，在香港取攻势。香港国安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定并生效，意味着中国取得了一次漂亮的、重大的战役性胜利，成功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

拘捕黎智英，则是乘胜追击。最终的目标，是要让香港恢复繁荣与稳定，彻底解决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令“回归”名至实归。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中国目前在台海取守势就陷入失败主义情绪当中，也应该看到我们在香港所采取的攻势和取得的胜利。

02

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在一定意义上说，香港甚至比台湾更有象征意义。

这一点，倒是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看得更清楚。《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就认为：

“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具有一种力量消长的表征意义：即这个中西文明之间的边缘城市，一个曾经脱亚入欧的城市，一个西方文明的前哨据点，如今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脱欧入亚。”

回首特朗普上台之后这几年，从贸易战开始的中美“过招”，美国实际上已经从一鼓作气进入到再衰三竭的状态，明显拿不出有效的、足以一招致命的手段迫使中国就范。

美国今年以来采取的很多措施，包括限制人员往来、收购、限制中国在美企业，骚扰留学、访学人员等，政治上、经济上真正受打击的是中国的亲美派（本质是买办集团）。

美国历来是靠中国内部的亲美派来推进其利益的。亲美派受打击，对中国有利而不是有害。

前两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在一个场合无奈承认，由于中国的雄厚实力，组建一个针对北京的国际联盟是困难的。他说，他对有那么多的国家支持北京的港版国安法感到“吃惊和失望”。因为虽然有二十多个国家追随美国表态反对香港国安法，而支持中国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国家却多达七十多个。

0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地时间8月11日报道，当天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休伊特采访时表示：

“如果这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输了，中国将拥有美国。如果我没有赢得选举，中国将拥有美国，你们会不得不学习讲中文。”

特朗普这样讲，当然有吓唬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红脖子”支持者的用意，但也折射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焦虑：时间不在美国一边！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的优势正在丧失。

在特朗普焦虑的背后，是整个西方文明都走在下行的通道上——欧美在新冠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混乱和低效，令西方模式失去了原有的光环；最近美国因种族歧视问题而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和原本作为社会共识与西方文明骄傲的“政治正确”日益走向僵化和反面，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极端化，以及近几十年来，美国由于制造业流失而出现的经济失血症及空心化，都反映西方模式已经面临严重危机。

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看不到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

美国用行政、外交乃至军事手段围堵中国，意味着美国正在丧失自信——美国已经没有信心按照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自由竞争”中战胜中国，只好“掀桌子”，试图用破坏规则的无赖手段来“战胜”中国。

对特朗普和美国反华势力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西方仍然拥有相对优势时候，激怒中国，诱使中国在一个不利的时间与条件下与美国“决战”，进而一举决定性消除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04

前两天，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和上海的美国总领馆在微信和推特上的徽标，都已改版——徽标上的“中国”两字被抹去，只保留了“北京”、“上海”字样。

这是不是一种挑衅呢?当然是!但对一个号称“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挑衅不是可笑并且无力吗?

中国要不要做出反击呢？当然要，但反击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

美国的做法，让我想起一则古老的中国往事。

公元234年，诸葛亮率领蜀军开始第五次北伐，司马懿率魏军与蜀军对峙。他深知诸葛亮劳师远征，粮草全靠“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运输，因此利在速决，而魏军背靠自己的大后方，不虞供应，利在持久。

因此，司马懿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诸葛亮每天派人到魏军营前叫阵、辱骂，司马懿均置之不理。

以多智著称的诸葛亮无计可施，居然派人送了一套女人衣服给司马懿，反而更加暴露黔驴技穷，司马懿一笑也就收下了。

曹魏诸将深感耻辱，纷纷请战。司马懿为了安抚他们，说了这么一段话：

“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大意是说，诸葛亮志向虽大却抓不住机会，谋划虽多但缺乏决断，喜欢打仗却没有足够的权谋。虽然领兵十万，已经落入我的圈套了，我击败他是必然的。”

这是不是有点像说今天的特朗普?

魏蜀博弈多结果，是蜀国灭亡。中美博弈的结果呢?

05

大国的崛起和衰落，都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在中美博弈的问题上，今天我们最应该重温的是毛主席的军事与哲学名篇《论持久战》，从中学到分析中美博弈的方法论。

简言之，“必亡论”是错误的，“速胜论”也是错误的。美国搞霸权主义，搞美国优先，这就使它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一切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它就不可能不陷入孤立，并最终走向失败。

只要中国自己不犯重大错误并重新激活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就一定能够赢得最后胜利。

特朗普用“你们会不得不学习讲中文”来吓唬美国老百姓，但有趣的是，特朗普自己的“公主”伊万卡的女儿阿拉贝从小就学习中文，特朗普还曾经表示很高兴。此外，金融大鳄罗杰斯女儿，亿万富翁布隆伯格孙女都在学中文。

这就是说，未来属于谁，这些人早就心知肚明了，并已经预做准备，最可怜的是那些一个汉字也不认识并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老百姓了。

韩毓海：读懂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读懂了今天！

韩毓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向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

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毙敌1万多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 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1938年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

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

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

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表达对中华民族的歉意。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全体成员时，与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握手。

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

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 （伪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在《战争与政治》一部分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到：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

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

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他认为：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其次，《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

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论持久战》指出，

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

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

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

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

“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

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远，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

鲁迅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作者竹内好感慨说：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但是，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

中国在抵抗强权中，焕发了自我，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东亚，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远藤三郎看来，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

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

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他说：

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而这就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

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

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

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安得倚天抽宝剑

1935年10月，在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以包纳四宇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读懂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读懂了今天！

作者：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章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思读书会”

罗思义：面对疫情后的大萧条，

美国资本为何不惜一切代价要拉垮中国经济

罗思义2020-08-13来源：观察者网

罗思义|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特约作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由于美国应对疫情不力带来灾难性后果，其现在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为快速且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速度，远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速度快得多，有可能导致国际上反美经济力量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事实上，这正是IMF等国际组织预测的将会发生的剧情，美国政治当权派对此事实亦是心知肚明。

美国充分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未能迅速克服经济衰退而中国成功渡过危机，导致国际关系中有利于中国和反对美国的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7年至2019年间，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中国经济增长了150%，而美国仅增长了22%。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25%升至2019年的66%。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根据IMF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62%升至2019年的127%。

IMF6月发布的最新综合分析报告预测，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类似于国际金融危机初期的过程恐将再次上演。可能是由于当前形势下汇率的不确定性，IMF目前没有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就各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出预测。但IMF对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增速，以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速预测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将远高于美国，因此，相对于美国，中国的经济力量关系恐将发生进一步的重大转变。

“新冠疫情”给中美经济带来了什么？

为评估这一变化的规模，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危机的全面影响几乎贯穿了2020年第一季度，但新冠疫情在第一季度末才开始重创美国。因此，新冠疫情的全面影响只会在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速中体现出来。

如图1所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从2007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前经济周期峰值）至200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仅下降0.1%。2009年第二季度（国际金融危机的最严重时期），美国GDP比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下降4.0%。但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GDP比危机前水平下降10.6%。也即是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对美国的总体影响是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2.5倍，而从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之初的衰退速度来看，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100倍。

图2反映的是2020年2月后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工业生产下滑幅度，与2007年12月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低迷的比较。这表明，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的速度远远快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最大跌幅比危机前水平下降16.6%，而这不过是仅两个月就发生。事实上，从长期的历史比较来看，目前美国工业生产的下降速度比大萧条时期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时期都要快——尽管大萧条时期衰退持续的时间较长，但目前尚不清楚此次衰退会持续多长时间。到2020年6月，美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复苏，但截至6月，美国工业生产仍比新冠疫情前峰值下降10.9%——这与美国GDP整体下降大致一致。

图3所示的是IMF对2019-2021年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的比较，相信有助于大家看清这次疫情对美国纯短期和中期经济的影响。

2019年10月，即新冠疫情爆发前，IMF曾预测，2022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2021年底则将累计增长3.9%。但到2020年6月，在分析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后，IMF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收缩8.0%；到2021年底，美国经济仍将比2019年收缩3.9%。也即是说，从2020年至2021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将为负1.9%。这甚至比IMF2020年4月所做的预测更糟糕，当时IMF预测2019-2021年美国年均增速将为负0.7%。此外，鉴于2020年第二季度的实际结果，IMF对美国经济的预测仍然有些过于乐观。

相比之下，2019年10月IMF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8%，到2021年底累计增长将达到12.1%。2020年6月IMF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0%，到2021年底将比2019年增长9.3%。也即是说，2020年至2021年，中国GDP将年均增长4.5%。

亚洲：世界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

图4所示的是IMF6月份对个别国家的最新预测，相信有助于大家看清这些趋势对世界增长贡献率的影响。IMF预测，2019-2021年10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有九个将在亚洲，按总增长的降序依次是中国（9.3%）、印度尼西亚（5.8%）、菲律宾（3.0%）、马来西亚（2.3%）、印度（1.2%）、韩国（0.8%）、巴基斯坦（0.2%）、哈萨克斯坦（0.25%）、土耳其（-0.2%）。另一个是中东的埃及（4.0%）。

IMF预测，与亚洲经济增长形势相反，2019-2021年G7的每个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均将有所收缩。预计2019-2021年德国GDP将增长-2.8%，同期美国和意大利GDP则将分别增长-3.9%和-7.3%

因此，按照经济增长形势计划，2020-2021年世界将被划分为两个经济区域。第一个将是增长相对活跃的区域，以中国为中心，但也包括一些重要的亚洲经济体；第二个则是经济收缩/停滞的区域，以美国为中心，包括一些发达经济体。

IMF在6月发布的的报告中，并没有按照当前汇率或购买力平价就各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出预测，其只对个别国家和地区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进行了预测。尽管如此，IMF在6月份预测的世界增长的基本模式与4月份相同，且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及明确预测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趋势，因此，4月份的预测数据可被视为反映了世界增长的基本模式（如图5）。

正如IMF预测的那样，2020-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大多数（51.2%）源于中国，而仅3.3%的源于美国。IMF在2020年6月的最新预测中将2019-2021年美国GDP增速从4月份的-1.4%，下调至-3.9%，这表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低于本文分析所述。IFM预测，2020年4月，印度（19%）和印度尼西亚（6.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大于美国。欧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为-0.5%。正如上文分析所述，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将是与中国有着紧密贸易关系的亚洲经济体——韩国、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

鉴于新冠疫情在这些国家仍处在发展阶段，IMF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可能过于乐观，但预测的差距与美国如此之大。因此，2020-2021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有可能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远远超过美国。

如图6所示，中国和G7之间的增长差异将尤为显著。2020-21年G7中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六个国家，将共同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IMF预计，20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是美国的15倍，是G7的逾20倍。

图7所示的是IMF对2019-2021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预测，从中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危机冲击对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2021年世界产出将比2019年略高0.2%，但发达经济体GDP仍将比其2019年水平低3.6%，发展中经济体GDP则将比其2019年水平高出2.7%。因此，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分配趋势，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而非发达经济体。

如前所述，IMF在其2020年6月的预测报告中并没有对以当前汇率或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增长份额进行预测，其只对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对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但其6月份预测的增长模式与4月份的预测相同，后者是以购买力平价进行预测的。因此，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2020年4月IMF预测，2020-2021年95%以上的世界经济增长将源于发展中经济体——51%源于中国，44%源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经济体。不到5%的世界经济增长将源于发达经济体。这必然会对世界地缘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互动会引起何种连锁反应？

上文已经分析了这些经济趋势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带来的连锁反应令美国陷入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内政，而且影响到了美国经济增长趋势。尽管从外部视角看，美国对新冠疫情应对不力（死亡人数超过13万，病例数达300万），可能看起来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但事实上却是一种致命、完全一致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

当美国每天有2万多新增确诊病例时，其解除了封锁，这就不可避免地令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增加。实际上，这已经开始发生了（见图9）。以消除短期波动影响的7天移动平均线计算，5月28日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20637例的最低水平。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支持下解除美国封锁，新增确诊病例开始上升。按照7天移动平均线计算，7月8日日均新增确诊病例达到5.1万例。7月8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57000例。换句话说，美国正掀起一股新的感染浪潮。

此外，特朗普政府完全意识到，这一波新的感染浪潮正伴随着其政策到来。正如《纽约时报》所言：“随着美国新增确诊病例激增，白宫承认为秋季出现第二波疫情做好了准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会非常刻意地为新一轮感染浪潮做好准备，而非寻求避免这种现象，而是听任新一波感染浪潮到来并为之创造不可避免的条件？

考虑到美国的失业状况，美国听任新一波感染浪潮到来的逻辑显而易见。

如图10显示，美国失业率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不到4%升至超过15%，创下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总结来说，美国民众正经历疫情和失业的双重打击。这对经济的影响是，除了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之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工人被削减工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CNBC）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要么失业，要么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停产而减薪。具体来说，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将被解雇，1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资或薪水都有所下降。”正如《彭博社》在题为《这届美国人太难了！有幸保住工作也难逃降薪》（Salaries Get Chopped for Many Americans Who Manage to Keep Jobs）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各地的公司都在减薪……美联储4月份发布的一项商业调查显示，整个经济中都出现了‘薪资普遍疲软和减薪’的迹象。汤姆维斯特风投（Thomvest Ventures）对22家上市和私营科技公司的研究发现，非高管员工的薪酬平均下降了10%至15%。”

这种政策的客观效果是企图恐吓美国民众，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剥削率和利润率的大幅增长。正是在这种预期下，美股反弹才如此迅速。因此，从美国资本的角度来看，新冠疫情造成的大量死亡和大量失业并非毫无意义，它们是试图大幅提高剥削率和增加利润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听任新冠疫情不受控制地蔓延的政策，受到立场偏向美国资本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大力支持的原因。尽管数十万美国人可能会因此丧生，但特朗普和《华尔街日报》算计的是，这对于资本来说极为有利可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特朗普打算双管其下：

对外攻击中国，对内攻击美国民众。

美国统治者的战略，就是试图从根本上说服美国人民，这种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巨大冲击实际上并非源于美国资本家的政策，而是源于中国。

美国统治者面临的问题是，这次针对美国民众的攻击导致了社会爆炸，并令美国陷入自越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乔治·弗洛伊德遇害案引发的巨大抗议浪潮表明，美国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抵制特朗普攻击民众的行为，所以美国的抗议活动不仅会影响美国内政，也会影响美国经济形势。这阻碍了美国政治当权派试图增强美国经济实力，来对付中国的战略。

为什么美国必须减缓中国经济增速？

显然，IMF所预测的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正进一步转变，将极端不利于美国设定的反华政策。因此，美国将全面动员统治阶级，试图阻止国际力量关系向有利于中国转变。但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严重受阻于受到一个事实，即美国经济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后出现巨大衰退不可避免——美国既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切实可行的经济机制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国际上唯一的疑问是，中国经济表现将超过美国多少？

由于美国无力阻止自身陷入经济衰退，美国统治者要想阻止其与中国的力量关系拉大，唯一的办法就是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因此，美国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的灾难性表现，决定了它必须从战略上疯狂地编造谎言攻击，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而中国自身则必须就下一段的经济发展未雨绸缪。从战略上来说，美国将从外部经济和内政这两方面同时对付中国：

美国将对中国外部经济进行攻击——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将导致世界社会力量发生新转变。

同时，美国必须试图在中国国内制造压力，阻止中国利用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如果美国的计划最终成功，那么作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在与中国的斗争中可能会取得胜利；如果中国仍坚定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就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斗争。当然，美国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尽管美国当权派也不认为他们在短期内能达到目的，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由习近平领导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