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战：意识形态背后的资本硝烟

激流网2020-07-31 作者/孔诰烽

翻译/大麦 日珥 子牛

中美两国宣布进入新冷战状态，这似乎预示着威权主义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冲突。但从中美两国日益激烈的对抗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较量，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

关于中美之间的“新冷战”，现今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之间的冷战，这一说法引发热议。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体制并不是近两年才走向威权主义的。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整个建制派都十分热衷于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译者注：此处的建制派应理解为美国的当权派。）

1989年6月20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信中布什对邓提到，美国仅是一个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而中国却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对世界文明有着巨大的贡献，所以美国有理由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替中国人民做出最佳的明智选择。布什向邓保证，某事件并不会阻碍中美两国间伟大的商贸往来。如果说中美间的对抗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那么这场冷战恐怕早在30年前就应该开始了。

对抗

在我接下来进行的研究中，我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在过去30年对中国的出口，来审视中美两国关系是如何从和睦友好转变为对抗竞争的。我也会考察这些代表中国进行游说的美国企业，并讨论这些企业多年来是如何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这是对中美关系变化所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转变最终是由美国企业集团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所推动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情报外交军事机构中总弥漫着一种声音，试图将中国定位成继苏联解体后美国又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自中苏冷战结束以来，有关中美新冷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但纵观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美国企业却一直反对所有对华的不友好政策，美国企业的游说遏制了情报外交军事机构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举例来说，我最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上发表的文章写道，克林顿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年，主要是由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和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等人权理想主义者组成。

1993年，政府中的这些人权理想主义者与右翼的反共斗士和国会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反贸易左派人士联手，支持在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低关税上增加人权条款，因而推翻了前两届共和党政府支持、工会组织强烈反对的对华自由贸易政策。

然后在1993至1994年，美国国务院和华尔街之间就美中贸易政策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1993年，克林顿从华尔街请来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令其担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在某种程度上，罗伯特·鲁宾和温斯顿·洛德在媒体上公开就对华政策进行争论。鲁宾认为，在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低关税条件中增加人权条款是不明智的，洛德则表示这一政策正在发挥其作用，美国应该保留人权条款。最终，美国国务院在这场权力争斗中输了，华尔街则控制了对华政策的决定权。

协同增效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动员美国企业进行激烈的游说，华尔街就不会赢得关于美中政策的这场争斗。1993年，中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过热、国际收支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5％、外汇储备蒸发。当时，国家副总理朱镕基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管理者。

1993年10月，朱在北京召开的农村高层干部会议上谈到了严峻的经济形势。邓小平南巡引发了债务融资投资的过度扩张、信贷紧缩和国家财政危机。而前苏联刚解体不久，中国又要面临因为南巡带来的经济混乱形势。朱在会上对农村干部说，中国需要通过调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来摆脱危机。他还向所有人保证说，他们最终将克服这些所有的困难，而他在刚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领导人会面时，也得到了对方会完全支持中国经济的保证。

1990年代，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私有化，并在香港和纽约等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而他们进行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都要依赖于华尔街的银行、会计和审计公司。这对华尔街公司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因此，19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建立在中共与华尔街的协同作用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89年后，华盛顿是中国利益最早最坚定的拥护者。

但是，直到1993年，除了华尔街，没有多少其他公司有兴趣向中国扩张。例如，苹果当时正忙于扩展其在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州的生产设备。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商正在考虑通过即将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年生效）向墨西哥扩张，因而最初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他们的市场前沿。但是在1993到94年间，北京精准地面向一些在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公司，承诺向他们提供市场准入和特定权利（比如给能源公司钻探权），以使其成为中国在华盛顿的“代理游说者”。卡特彼勒（Caterpillar，译者注：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是工程机械、矿山设备、发动机等的全球领先制造商）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予其巨大的市场份额之后，它的采矿和建筑设备需求便激增。

另一个例子是电信公司AT&T（译者注：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中国邀请AT&T为其贸易利益游说，并承诺在中国电信市场给AT&T留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公司受到北京方面承诺的激励而竭力游说，反对给中国商品加上人权条件。在1994年，他们成功地迫使克林顿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走向自己的反面，撤销了仅仅一年前他们还热心支持的中国贸易的人权条件。

从那时起，中国出口产品就可以无条件以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直到2000年，许多美国公司都因北京向他们提供的承诺和期望而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去遏制美国情报、外交和军事机构将中国视为敌人并与之发动新冷战的意图。

潮流之变

中国在美国政策上获其所愿后，转而改变政策，以确保像AT&T这样的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电信领域获得多数股权和领导地位。北京开始培养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国有电信巨头，以占领市场并边缘化外国企业。这种情况自2010年开始变得更加明显。

例如，我跟踪调查的一家公司，从2000年代初到2009和2010年，一直在游说反对任何指控中国操纵货币的国会法案。但是在2010年之后，该公司发现自己成为中国重商主义政策的目标，并且是中国强制技术转移政策的受害者，便随即改变了在国会游说中的立场，开始支持指责中国操纵货币的国会法案。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印证了这一情况。

许多公司在2010年左右改变了立场。一位法律学者称美国出现了“企业反华叛乱”。部分公司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方式，即不积极帮中国游说。许多公司曾经大声疾呼反对他们认为有损中国利益的法案，现在则袖手旁观，不再帮助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即便美国两党越来越两极分化，但是很多挑衅北京的法案都能一致投票通过，比如支持台湾之类的法案。

我收集的数据中，许多指标都一致表明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2010年？归根结底，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刺激政策引发了这一转变。例如，卡特彼勒曾经在中国的建筑机械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占行业主导的一些中国国有工程机械制造公司也曾与卡特彼勒建立合资关系，但后来，这些公司抄袭了它的产品设计并转而成为其竞争对手。

转折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北京立刻启动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让国家银行给多数国有企业发放低利率贷款来强提产能和工资。许多国有工程机械制造商趁机利用这些贷款大量仿制卡特彼勒的机器，并以极低价出售。

这些中国企业利用花不完的贷款，还有从前美国合作伙伴那里顺来的技术机密，在金融危机后把美国企业从中国市场排挤了出去。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白宫时，和奥巴马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当着胡锦涛的面公开抱怨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遭受的不公待遇。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

2012年之后，事态发展更加恶化。不是因为领导人更迭，而是因为刺激计划的效力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又陷入了衰退，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北京曾从国家银行低息贷款发放给所有部门的国企，以此扩大产能，但是中国市场已经饱和了。修高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行业创造的产能足以建成一整个高铁系统，但是才到2012年，能产生经济效应的新路线就已经全部修完了，很多国有企业堆积了过剩的产能，陷入混乱，导致国企2011年和2012年的收入大幅下滑。

一带一路

同一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各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为了解决国企的过剩产能，转而去打开国外市场。一带一路一般是借钱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购买中国的产品或者将项目承包给中国企业，成效显著。比如，中国领先的建筑机械公司的年报显示，2012年之后，他们就成功摆脱了利润危机，并且收入增长迅速，还明确感谢了一带一路，正是一带一路为公司带来了许多国外市场的订单。这些中国企业不仅将美国企业排挤出了中国市场，现在又将美国企业排挤出了发展中世界的国际市场。

因此，正是中国企业如此的竞争方式导致美国企业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即便在金融领域，美国银行也面临来自中国银行的竞争。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承诺不会开放金融领域，可是现在已经磨刀霍霍向发展中世界的金融领域出击了，美国企业自然感受到了背叛。这就是中美对抗背后深层次的物质原因。所以，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开始挑起的对立，其实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了，特朗普只是延续了这种对抗。

对抗在继续

2012年，随着中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一带越来越嚣张，华盛顿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重新在亚洲部署军事和外交力量来抗衡中国，奥巴马和克林顿•希拉里还推动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自由贸易协定。

该协定实质上是为了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给中国施压，如果中国想加入，就不得不转变其经济政策。所以特朗普当选之后，中国很多民族主义的报纸和官方的学者都欣喜若狂，以为只要不是希拉里当选，就不会继续坚持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他们觉得特朗普会重新调整美中政策，和中国达成一致，不再给中国施压。

结果却更加恶化了。尽管对待中国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变化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不过奥巴马用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根胡萝卜引诱中国上钩，使其调整经济政策以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而特朗普用的则是关税这根大棒。但是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奥巴马和特朗普面对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扩张所做的，背后都体现了美国企业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寄希望于下一届大选。可惜的是，大选改变不了什么。如果乔·拜登（JoeBiden）当选，他很可能会在奥巴马和克林顿对华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加码，制定类似于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政策。所以无论谁赢，中美之间的对抗只会加剧，不会缓解。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7/us-china-competition-capitalism-rivalry

原标题：

The US-China Rivalry Is About Capitalist Competition（中美对抗——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译文略有删节。

本文于马克思社会学博客重新发表。

本文参考了孔诰烽（Ho-fungHung）于2020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著作《全球化的边缘：中国的游说与克林顿对华贸易政策的逆转，1993-1994年》。

郑永年：贸易战打响，中美新冷战真的要来了

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

导读：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做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

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孤立中国。

编者按

北京时间今天（2018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对中国价值高达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是现代历史上美国总统对中国开出的最大一笔贸易“罚单”。这也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就此事接受IPP评论采访时指出，他近年来一直担心的中美新冷战正在变成事实。他特别强调，经济依存度减少进而脱钩，是政治军事冷战的前提。如何避免贸易战演变成为全面冷战是眼下中国高层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更好地让大家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严峻性，IPP评论今天推送郑永年教授本月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

“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家群（即西方国家和它们的盟友）的一条对华外交主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已经经历了好几波。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2018年，正当中国在积极准备新年主场外交的时候，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扑面而来，并且比以往来得更凶猛和广泛。

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出来“警告”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政府在背后，民间人士在前，指责中国。各国政界和学界尽其所能，已经制造了一大堆的新名字，例如“锐实力”、“债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列强”、“修正主义者”等等。尽管西方在创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视为严肃认真，但在攻击中国时，造词一点也不科学了。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这些概念，但白费心思，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像样的学术概念，在学术上不值得推敲。

西方发现无法改变中国

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要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和中国发生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一直是西方“反华”力量梦寐以求的。简单地说，西方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建立在西方近年来流行起来的至少三个新“冷战思维”之上。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长期以来，西方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1。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2。 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3。 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正如前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被认为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把中国改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美国防长马蒂斯（James Matis）最近在出席完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返回美国的途中指出，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的自身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

再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冷战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最近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声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这些互为关联的思维加在一起，成为西方对中国发起“冷战”的依据。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反华”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涵盖经贸、安全、文化教育与人文交流等领域。

“反华”情绪涵盖诸多领域

在经贸方面，美国已经发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美国的经济，为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诸多非常的举措，尤其是贸易方面。历届政府在考量对华贸易政策时会把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抱有以贸易政策改变中国的企图。但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这样的企图，其对华贸易表现得更为直接，就是看看贸易平衡数据。这种对单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特朗普政府趋向于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也如此。

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它们从对华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宣称要对中国采取强硬举措，并声称要作好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以日本为核心的新版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起死回生，同时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随时欢迎美国的回归，而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近来在这方面也开始松口。

在安全方面，问题更多。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稳定了南海局势，但美国正在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归”安全议程。在核扩散问题上，因为半岛核问题，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且的确也面临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一旦半岛有核，那么中国全部周边必将被核国家所包围。更复杂的是，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所有相关国家在核问题上，和中国的利益不同，它们以各种形式拖延核危机，把压力转移给中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意是为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一直抱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参与这个倡议。不过，西方并不这么看。美国和日本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尤其表现在美日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态度上，它们一直相信亚投行是想取代美日主导的亚行。

在亚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印太战略”，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接受了这种思路。拉印度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日本多年来的重点战略考虑，而随着“印太战略”的正式提出，这一战略会很快进入操作阶段，具体化和行动化。

这一战略大致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方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只是早些时候没有这样的提法。在围绕核武器、南海问题、东盟等问题上，美日印澳都把中国视为威胁，并且逐渐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有多年，且渐趋成熟。2017年，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开放”。“四方安全对话”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开端。

现在美日印澳又开始转到经济战略层面。最近，这些国家初步达成对付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选择”，即这些国家共同推出一个区域基础建设计划。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如果合作起来也有相当的实力。对美国来说，其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会促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而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力所能及地破解这个被认为是形成中的中国势力范围圈。这也是美国接受“印太战略”的理由，认为这一战略可以维持“自由开放的亚太区”。

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抱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印度的邻居国家，印度担心其会被中国“势力”所包围。这些年来，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投资建设连接邻国的道路和铁路。

在安全方面，台湾因素也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近来美国一直在提升和台湾的关系来制约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主动配合。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台湾的强硬派走上台面，他们希望中美之间陷入一场“冷战”，相信“冷战”局面有利于维持台湾的现状，并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独立”的机会。

可以预见，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其他的组织，一旦针对中国的联盟或者网络形成，那么其功能会不断扩展，最终涉及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北约”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逻辑。

甚至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已开始。

欧美亚太多国拉帮结伙

和从前几波“中国威胁论”浪潮不同的是，从前都是美国在挑头，鼓动其他国家加入。但这次是其他国家在挑头，鼓动美国来参与。实际的情况是，当美国挑头时，其他国家不见得一定要参加，因为其他国家觉得有美国在行动就足够了，它们自己不仅不用参加（至少不要那么起劲参加），而且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但这次，因为美国的特朗普要美国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撤退，这些其他国家感觉到了要挑头对应付中国。如果这些国家成功游说美国加入，那么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要远超从前。

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国组织起来的。现在，特朗普不想做世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袖了，很多国家就担心忧虑起来。这种忧虑情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浓重，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很多国家甚至公开表达出来。很多事情，这些中等国家本身做不了，但一结合美国它们就可以做了。或者说，这些国家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美国能够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美国是否和它们站在一起，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这些国家开始采取两种方案。其一，继续邀请美国回来成为它们的领袖。它们的努力也有成效，特朗普开始不那么坚持“美国优先”了，至少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在一些方面，特朗普也不那么坚持双边主义了，而是强调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其二，这些国家自己开始行动起来，通过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敌人”把自己组织起来。TPP是这样，“印太战略”是这样，“四方安全对话”也是这样。从前是美国倡议，这些国家再加入；现在是这些国家先倡议，再鼓动美国加入。

新一波“中国威胁”声音到处可见。不同的反华力量正在聚集在一起，构成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A国对B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国对B国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即是“朋友”，还是“敌人”？一旦A国判断B国为“敌人”，那么A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B国。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做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文章刊发于《参考消息》2018年3月6日，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