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 · 2020-08-16 · 来源：乌有之乡

导读：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在中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肢残体废，届时霸权就会要死要活地寻求同中国的合作了，就会完全彻底的懂得和认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大道理了。否则，如果在同中国角斗中霸权仅仅受点伤而中国被搞得头破血流，那接下来霸权就更加要恼羞成怒，更要变本加厉地把中国往死里整了。

特朗普为什么不懂“合则两利”的大道理

张志坤

长期以来，中国方面一直有人谆谆不懈地教诲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极力以此诠释中美关系的本质与要害，可谓苦口婆心、口沫横飞、口干舌燥。他们这样的话既是在对国人说，更多则是对美国诉说，尤其希望美国当局能听得进去。

尽管如此，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死活就是听不进去，不为所动也不认这个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络自媒体上有一种调侃，声称特朗普总统是中国安插在美国的卧底，代号“川建国”，这位卧底同志尽干些损美国而有利于中国的事情，几乎把所有的“利”都给了中国，为此弄得一些中国网民欢欣鼓舞，俨然找到帮手与同盟一般。窃以为，特朗普总统虽然坚决拒绝有关中美两国“合则两利”的逻辑，俨然乎把所有的“利”都拱手相让于中国，但卧底这种可能性应该等于零。

还有一种说法，即所谓特朗普就是“特不靠谱”，根本不懂得什么，他只是即兴胡闹乱来而已，之所以拒绝中美“合则两利”而专搞“斗则俱伤”，就是其一贯胡闹任性的具体表现，为此可以不必当真介意。

但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也没有。因为笔者从来不敢低估特朗普，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简单易与之辈(见笔者2016年文章《美国霸权即将结束?这只是一个幻想——中国可能要迎来战略上的严冬》)。记得他刚上台执政时就说过，“中国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现在对中国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他对中国基本判断和基本思路的持续推进，是全面设计与精心策划下的具体步骤，属于谋定而后动。这些举措非但不能证明特朗普无能、错乱或茫然，相反只能证明他持之以恒、矢志不移，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排除上述两种可能，那么，接下来的可能就只有一种，那就是特朗普不认同、不认可“两利”的说法了。至于为什么，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两利”不能满足胃口

顾名思义，“合则两利”就是把中美通过战略合作而获得的利益分成两个部分，中国得一部分，美国得一部分，或者说，中国既得其利，美国亦得其利，至于个中谁多谁少，那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譬如一块蛋糕分吃一般。也正因如此，所以长期以来，一些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学者”捏造出了“做大中美共同利益蛋糕”的“伟大”理论。

但是，这样把中美合作利益的“蛋糕”分开了来吃，显然没有让特朗普吃饱吃好，完全没能满足他的胃口，于是他不干了。这有他的5月29日白宫门前的讲话为证。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中美关系以前大概还可以“两利”的话，从今而后他要砸烂这个秩序重新予以安排。

二是不想“两利”，只想 “一利”

在上述第一种原因之外，可能还有第二种原因，那就是特朗普在中美“合则两利”的格局中即便吃好了，他也不满意，也不干了。因为他的本意就根本是不想让中国也吃其中的一份，他们本来就要把中国搞死才罢休，可现实是中国居然还能与美国同桌共餐，也能吃上一份“蛋糕”，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就坚决要砸烂这个“合则两利”的格局，重新进行安排设计。

这样一来，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要同中国进行一场决斗，恐怕就在所难免了。至于这样干会不会导致“俱伤”，特朗普总统可能并不在乎，一是他大概自信美国不会受伤，二是认为宁可让美国受一点伤、付出一点代价，也完全值得。于是，“斗则俱伤”的可能性就吓唬不了他，更不足以动摇特朗普总统颠覆中美“合则两利”格局的战略决心，于是他就率领美国要一往无前地同中国“斗”下去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并不是特朗普不懂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大道理，而是他根本就不想懂、不屑懂，他认定维护霸权事业是更大的道理，而他的更大的道理可以完全覆盖碾压中国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个冠冕堂皇的道理。因此他们决心要踢开中国一切有关“合则两利”的说教，把遏制打压中国的霸权事业坚决进行下去。

这就意味着，打压中国的霸权大业不会因为特朗普是不是继续担任美国总统而变化。众所周知，现如今美国霸权统治阶级已经整体性地特朗普化，在对华战略上他们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已经形成既定的战略方针与政策策略，今后就是怎样具体推进实施的问题，不管今后谁当政，都只有轻重缓急办法举措之别，而没有方向与本质之别。

这说明，尽管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同美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斩不断、理还乱，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管多么密切，都无法改变霸权同中国关系的战略对抗性质。中美关系战略对抗性质决定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纽带随时可以被扯断，少数人的利益无法绑架国家核心战略利益。从来都是经济服从政治，政治服从战略，而不是倒过来。对美国而言是这样，对中国而言也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让美国执政当局懂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道理的任何可能了呢?

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那就是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在中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肢残体废，届时霸权就会要死要活地寻求同中国的合作了，就会完全彻底的懂得和认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大道理了。否则，如果在同中国角斗中霸权仅仅受点伤而中国被搞得头破血流，那接下来霸权就更加要恼羞成怒，更要变本加厉地把中国往死里整了。

“现代海盗”正对中国疯狂劫掠！犹如120年前八国联军

来源：补壹刀2020年08月16日上观

原标题：“现代海盗”正对中国疯狂劫掠！犹如120年前的八国联军

美国正在对数家优秀的中国企业“下黑手”，手段之卑劣突破底线。

这不禁让人想起120年前的今天，八国联军用枪炮和大火，野蛮抢走、毁坏了大量中华民族传世珍宝；120年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借口，对中国数家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在国外的商业利益，巧取豪夺。

可以说，120年来，这些西方人的“强盗”本性几乎没有改变，只不过在“西方文明”和法律的掩盖下变得隐蔽。

1

在威胁封禁TikTok在美业务之后，美国人又把目标对准了其他中国互联网企业。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5日在新泽西州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正在考虑”是否应该禁止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业务。

此前一天，特朗普刚刚签署行政命令，明确禁止中国另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公司对美国视频应用Musical.ly的收购。而特朗普给出的理由还是“莫须有”的——可能殃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与上一次的行政令相比，这一次华盛顿更加“恶相毕露”：下令字节跳动在90天内出售任何使TikTok能够在美国运营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并在剥离的同时，销毁从TikTok或Musical.ly应用获取的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

根据资料显示，字节跳动公司是在2017年对美国公司Musical.ly完成收购的。由于这次收购，字节跳动将其TikTok的应用与Musical.ly的社交媒体应用合并，组成一个单一的综合社交媒体应用。

行政命令禁止字节跳动对Musical.ly的收购，“同时禁止字节跳动拥有Musical.ly在美国的任何利益”。

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在出售前，向美国财政部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报备收购方的信息，而且这个海外投资委员会还要审查三个要素：

第一，收购方是否是美国公民；第二，收购方与字节跳动公司是否有牵连；第三，收购交易是否会殃及美国国家安全。

可以说，条件非常苛刻。

而且，为了确保对TikTok或Musical.ly的美国资产销售不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行政命令还明确了一条要求：

受海外投资委员会指派的美国政府雇员，“在合理的通知时间内有权进入字节跳动和TikTok在美国的公司和所有设施进行检查”，内容包括信息系统、网络、软硬件、数据和通信以及书籍、分类帐本、账户、信件、备忘录、文件和档案等，并对相关负责人、雇员或代理进行询问。

与上一次“45天禁令”一样，这次的行政令，明显就是要尽快（在大选前）把TikTok的所有“中国因素”剔除掉。换句话说，就是尽快从中国企业手中夺走TikTok。

按照这个肮脏的“套路”，接下来微信、阿里巴巴的在美业务和相关公司，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肥肉”。有美国媒体评估称，仅TikTok在美业务如果完成，涉及的利益应该在上千亿美元，而且还避免了美国一众互联网企业被中国主导的TikTok击败。

2

为什么说，美国人是系统性地针对中国企业利益进行“抢劫”？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所谓的“海外投资委员会”几乎就是一个专为巧取豪夺而设立的机构，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的都是“黑箱操作”。

目前，TikTok以及中国企业华为都被“海外投资委员会”这家神秘的机构调查，这一20世纪70年代初成立的毫不起眼的跨机构委员会，甚至不为美国律师和官员所熟知，但在特朗普任期内，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扼住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的命运。

这个机构由美国财政部部长领导，由五角大楼、司法部和能源部等九个强大机构的负责人组成。白宫的几个办公室，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参与了这个委员会的业务，而其他包括美国农业部等部门，也正在争取席位。

根据规定，这个委员会有权阻止或取消涉及外国投资者的交易，而美国总统对其决定拥有最终的裁定权。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该委员会不需要披露令其做出法令的依据和事实，即便这些依据和事实可能并不存在。

在过去多年，这个委员会对外国公司，尤其是外国国有企业试图收购美国公司进行了更多的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也已从石油领域扩张到了社交媒体领域。而在受审查的对象中，与中国企业有关的交易比例迅速上升，近年来已经超过20%。

其次，美国政府与美国企业“合围捕猎”，对中国企业利益疯狂劫掠。

之前曾经传出微软有意收购TikTok在美国和部分国家的业务。但是，据消息人士透露，TikTok和微软达成出售协议的可能性不超过20%，因为在白宫出台“45天禁令”之后，微软提供的初步报价如同“房子着火时对屋主展开抢劫一般”。

而美国另一家互联网巨头企业推特提出的报价更低，因为这家社交媒体声称，“没有足够的钱”。

在特朗普8月6日签署对TikTok的行政命令之前，TikTok的估值约为500亿美元。美国CNBC曾在报道中称，微软正试图以1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TikTok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业务。

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再次，美国搞出所谓的5G“干净网络”计划，是想对更多中国互联网企业下手。

美国国务院近日推出的旨在打击中国5G技术的所谓“干净网络”计划又有新变化，打击措施全面升级，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不再是主要目标，打击对象已经由5G技术扩大到整个信息技术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信息技术战争”，以拖慢乃至阻止中国的发展。

而所谓的“不可信IT厂商”，只不过是将“中国企业”换了一种看似有技术判断的说法，其实就是公开将意识形态标签和价值观标签强行打在中国企业身上。例如，全球领先的5G技术供应商华为、中兴，都被列为“不可信IT厂商”，却根本没有可靠的证据。

不仅于此，最新出炉的升级版“干净网络”计划则是针对整个中国信息技术领域，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信息技术战争”。

美国国务院最新版“干净网络”计划包含六大内容：“干净路径”（Clean Path）也即旧版本的5G“干净网络”，“干净载体”、 “干净应用程序”、 “干净应用程序商店”、 “干净云”和“干净电缆”。

别的不说，“干净云”（Clean Cloud）即干净云服务，目的是“防止存储在云端的美国公民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及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被中国访问”，真可谓用心良苦。中国云服务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都被点名。

从5G电信运营商到应用程序、云服务再到海底光缆，从通信设备到电信运营商再到互联网应用，从信息产业链上游、中游到下游，美国对中国的打击可谓处心积虑。而从全球产业来看，除了通信设备领域美国已经没有企业，电信运营商领域中美互不干涉外，在互联网领域、云服务领域，全球能与美国竞争的只有中国。

美国的战略目的，就是“夺中国利益”而后快。

3

120年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各司令官下令“特许军队在北京公开抢劫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痛苦之中，这是封建中国王朝中，数百年来都城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

其中八国联军侵华主帅瓦德西给德国皇帝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联军洗劫紫禁城、三海、颐和园等。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13尊、磁瓶12对、镀金器物40件、银器7件、铜器4300余件、银器58堂件、幢幡70堂首、锦缎绣品1400余件、墨刻珍品1600余轴。

六部九卿等各衙署俱被各国军队占为营房，疯狂洗劫。翰林院丢失数万册经史典籍，《永乐大典》又丢失307册，钱法堂的数万串新铸铜钱、太堂寺的金银祭器、光禄寺的金银餐具，均被洗劫一空。

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料和全部银两。仅各处库款所失约计白银6000万两，其他典章文物、国宝奇珍的价值难估算。据内务府上报：“皇宫失去宝物2000余件，至于民居、商号、店铺受损无从估计”。

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之前就遭到法国大文豪雨果笔下的两个“强盗”——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洗劫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

八国联军侵华，以及之后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辛丑条约》条约，让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历史与今天何其相似。

今天，“五眼联盟”正成为美国劫掠中国企业的帮凶。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通过对欧洲的访问，企图拼凑所谓的“自由国家联盟”，其重点话题就是劝说一些国家不使用中国企业的应用和5G技术。

我们看到，字节跳动和腾讯都在拿起法律武器，对美国的“劫掠”展开反击。而美国的这种做法，让欧洲和日本等国家也看在眼里，他们的企业都曾经是美国人巧取豪夺的对象。

更重要的，中国早已不是120年前衰落不堪的大清帝国，美国这个现代海盗，没那么容易进行劫掠了。

郑永年：贸易战打响，中美新冷战真的要来了

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

导读：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做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

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孤立中国。

编者按

北京时间今天（2018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对中国价值高达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是现代历史上美国总统对中国开出的最大一笔贸易“罚单”。这也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就此事接受IPP评论采访时指出，他近年来一直担心的中美新冷战正在变成事实。他特别强调，经济依存度减少进而脱钩，是政治军事冷战的前提。如何避免贸易战演变成为全面冷战是眼下中国高层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更好地让大家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严峻性，IPP评论今天推送郑永年教授本月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

“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家群（即西方国家和它们的盟友）的一条对华外交主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已经经历了好几波。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2018年，正当中国在积极准备新年主场外交的时候，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扑面而来，并且比以往来得更凶猛和广泛。

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出来“警告”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政府在背后，民间人士在前，指责中国。各国政界和学界尽其所能，已经制造了一大堆的新名字，例如“锐实力”、“债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列强”、“修正主义者”等等。尽管西方在创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视为严肃认真，但在攻击中国时，造词一点也不科学了。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这些概念，但白费心思，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像样的学术概念，在学术上不值得推敲。

西方发现无法改变中国

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要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和中国发生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一直是西方“反华”力量梦寐以求的。简单地说，西方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建立在西方近年来流行起来的至少三个新“冷战思维”之上。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长期以来，西方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1。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2。 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3。 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正如前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被认为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把中国改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美国防长马蒂斯（James Matis）最近在出席完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返回美国的途中指出，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的自身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

再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冷战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最近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声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这些互为关联的思维加在一起，成为西方对中国发起“冷战”的依据。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反华”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涵盖经贸、安全、文化教育与人文交流等领域。

“反华”情绪涵盖诸多领域

在经贸方面，美国已经发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美国的经济，为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诸多非常的举措，尤其是贸易方面。历届政府在考量对华贸易政策时会把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抱有以贸易政策改变中国的企图。但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这样的企图，其对华贸易表现得更为直接，就是看看贸易平衡数据。这种对单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特朗普政府趋向于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也如此。

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它们从对华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宣称要对中国采取强硬举措，并声称要作好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以日本为核心的新版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起死回生，同时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随时欢迎美国的回归，而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近来在这方面也开始松口。

在安全方面，问题更多。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稳定了南海局势，但美国正在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归”安全议程。在核扩散问题上，因为半岛核问题，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且的确也面临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一旦半岛有核，那么中国全部周边必将被核国家所包围。更复杂的是，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所有相关国家在核问题上，和中国的利益不同，它们以各种形式拖延核危机，把压力转移给中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意是为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一直抱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参与这个倡议。不过，西方并不这么看。美国和日本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尤其表现在美日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态度上，它们一直相信亚投行是想取代美日主导的亚行。

在亚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印太战略”，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接受了这种思路。拉印度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日本多年来的重点战略考虑，而随着“印太战略”的正式提出，这一战略会很快进入操作阶段，具体化和行动化。

这一战略大致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方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只是早些时候没有这样的提法。在围绕核武器、南海问题、东盟等问题上，美日印澳都把中国视为威胁，并且逐渐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有多年，且渐趋成熟。2017年，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开放”。“四方安全对话”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开端。

现在美日印澳又开始转到经济战略层面。最近，这些国家初步达成对付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选择”，即这些国家共同推出一个区域基础建设计划。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如果合作起来也有相当的实力。对美国来说，其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会促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而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力所能及地破解这个被认为是形成中的中国势力范围圈。这也是美国接受“印太战略”的理由，认为这一战略可以维持“自由开放的亚太区”。

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抱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印度的邻居国家，印度担心其会被中国“势力”所包围。这些年来，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投资建设连接邻国的道路和铁路。

在安全方面，台湾因素也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近来美国一直在提升和台湾的关系来制约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主动配合。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台湾的强硬派走上台面，他们希望中美之间陷入一场“冷战”，相信“冷战”局面有利于维持台湾的现状，并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独立”的机会。

可以预见，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其他的组织，一旦针对中国的联盟或者网络形成，那么其功能会不断扩展，最终涉及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北约”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逻辑。

甚至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已开始。

欧美亚太多国拉帮结伙

和从前几波“中国威胁论”浪潮不同的是，从前都是美国在挑头，鼓动其他国家加入。但这次是其他国家在挑头，鼓动美国来参与。实际的情况是，当美国挑头时，其他国家不见得一定要参加，因为其他国家觉得有美国在行动就足够了，它们自己不仅不用参加（至少不要那么起劲参加），而且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但这次，因为美国的特朗普要美国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撤退，这些其他国家感觉到了要挑头对应付中国。如果这些国家成功游说美国加入，那么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要远超从前。

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国组织起来的。现在，特朗普不想做世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袖了，很多国家就担心忧虑起来。这种忧虑情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浓重，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很多国家甚至公开表达出来。很多事情，这些中等国家本身做不了，但一结合美国它们就可以做了。或者说，这些国家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美国能够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美国是否和它们站在一起，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这些国家开始采取两种方案。其一，继续邀请美国回来成为它们的领袖。它们的努力也有成效，特朗普开始不那么坚持“美国优先”了，至少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在一些方面，特朗普也不那么坚持双边主义了，而是强调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其二，这些国家自己开始行动起来，通过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敌人”把自己组织起来。TPP是这样，“印太战略”是这样，“四方安全对话”也是这样。从前是美国倡议，这些国家再加入；现在是这些国家先倡议，再鼓动美国加入。

新一波“中国威胁”声音到处可见。不同的反华力量正在聚集在一起，构成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A国对B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国对B国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即是“朋友”，还是“敌人”？一旦A国判断B国为“敌人”，那么A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B国。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做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文章刊发于《参考消息》2018年3月6日，略有删减。

中美新冷战：意识形态背后的资本硝烟

激流网2020-07-31 作者/孔诰烽

翻译/大麦 日珥 子牛

中美两国宣布进入新冷战状态，这似乎预示着威权主义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冲突。但从中美两国日益激烈的对抗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较量，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

关于中美之间的“新冷战”，现今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之间的冷战，这一说法引发热议。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体制并不是近两年才走向威权主义的。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整个建制派都十分热衷于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译者注：此处的建制派应理解为美国的当权派。）

1989年6月20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信中布什对邓提到，美国仅是一个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而中国却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对世界文明有着巨大的贡献，所以美国有理由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替中国人民做出最佳的明智选择。布什向邓保证，某事件并不会阻碍中美两国间伟大的商贸往来。如果说中美间的对抗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那么这场冷战恐怕早在30年前就应该开始了。

对抗

在我接下来进行的研究中，我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在过去30年对中国的出口，来审视中美两国关系是如何从和睦友好转变为对抗竞争的。我也会考察这些代表中国进行游说的美国企业，并讨论这些企业多年来是如何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这是对中美关系变化所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转变最终是由美国企业集团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所推动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情报外交军事机构中总弥漫着一种声音，试图将中国定位成继苏联解体后美国又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自中苏冷战结束以来，有关中美新冷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但纵观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美国企业却一直反对所有对华的不友好政策，美国企业的游说遏制了情报外交军事机构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举例来说，我最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上发表的文章写道，克林顿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年，主要是由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和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等人权理想主义者组成。

1993年，政府中的这些人权理想主义者与右翼的反共斗士和国会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反贸易左派人士联手，支持在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低关税上增加人权条款，因而推翻了前两届共和党政府支持、工会组织强烈反对的对华自由贸易政策。

然后在1993至1994年，美国国务院和华尔街之间就美中贸易政策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1993年，克林顿从华尔街请来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令其担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在某种程度上，罗伯特·鲁宾和温斯顿·洛德在媒体上公开就对华政策进行争论。鲁宾认为，在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低关税条件中增加人权条款是不明智的，洛德则表示这一政策正在发挥其作用，美国应该保留人权条款。最终，美国国务院在这场权力争斗中输了，华尔街则控制了对华政策的决定权。

协同增效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动员美国企业进行激烈的游说，华尔街就不会赢得关于美中政策的这场争斗。1993年，中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过热、国际收支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5％、外汇储备蒸发。当时，国家副总理朱镕基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管理者。

1993年10月，朱在北京召开的农村高层干部会议上谈到了严峻的经济形势。邓小平南巡引发了债务融资投资的过度扩张、信贷紧缩和国家财政危机。而前苏联刚解体不久，中国又要面临因为南巡带来的经济混乱形势。朱在会上对农村干部说，中国需要通过调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来摆脱危机。他还向所有人保证说，他们最终将克服这些所有的困难，而他在刚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领导人会面时，也得到了对方会完全支持中国经济的保证。

1990年代，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私有化，并在香港和纽约等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而他们进行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都要依赖于华尔街的银行、会计和审计公司。这对华尔街公司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因此，19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建立在中共与华尔街的协同作用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89年后，华盛顿是中国利益最早最坚定的拥护者。

但是，直到1993年，除了华尔街，没有多少其他公司有兴趣向中国扩张。例如，苹果当时正忙于扩展其在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州的生产设备。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商正在考虑通过即将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4年生效）向墨西哥扩张，因而最初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他们的市场前沿。但是在1993到94年间，北京精准地面向一些在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公司，承诺向他们提供市场准入和特定权利（比如给能源公司钻探权），以使其成为中国在华盛顿的“代理游说者”。卡特彼勒（Caterpillar，译者注：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是工程机械、矿山设备、发动机等的全球领先制造商）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予其巨大的市场份额之后，它的采矿和建筑设备需求便激增。

另一个例子是电信公司AT&T（译者注：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中国邀请AT&T为其贸易利益游说，并承诺在中国电信市场给AT&T留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公司受到北京方面承诺的激励而竭力游说，反对给中国商品加上人权条件。在1994年，他们成功地迫使克林顿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走向自己的反面，撤销了仅仅一年前他们还热心支持的中国贸易的人权条件。

从那时起，中国出口产品就可以无条件以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直到2000年，许多美国公司都因北京向他们提供的承诺和期望而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去遏制美国情报、外交和军事机构将中国视为敌人并与之发动新冷战的意图。

潮流之变

中国在美国政策上获其所愿后，转而改变政策，以确保像AT&T这样的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电信领域获得多数股权和领导地位。北京开始培养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国有电信巨头，以占领市场并边缘化外国企业。这种情况自2010年开始变得更加明显。

例如，我跟踪调查的一家公司，从2000年代初到2009和2010年，一直在游说反对任何指控中国操纵货币的国会法案。但是在2010年之后，该公司发现自己成为中国重商主义政策的目标，并且是中国强制技术转移政策的受害者，便随即改变了在国会游说中的立场，开始支持指责中国操纵货币的国会法案。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印证了这一情况。

许多公司在2010年左右改变了立场。一位法律学者称美国出现了“企业反华叛乱”。部分公司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方式，即不积极帮中国游说。许多公司曾经大声疾呼反对他们认为有损中国利益的法案，现在则袖手旁观，不再帮助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即便美国两党越来越两极分化，但是很多挑衅北京的法案都能一致投票通过，比如支持台湾之类的法案。

我收集的数据中，许多指标都一致表明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2010年？归根结底，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刺激政策引发了这一转变。例如，卡特彼勒曾经在中国的建筑机械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占行业主导的一些中国国有工程机械制造公司也曾与卡特彼勒建立合资关系，但后来，这些公司抄袭了它的产品设计并转而成为其竞争对手。

转折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北京立刻启动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让国家银行给多数国有企业发放低利率贷款来强提产能和工资。许多国有工程机械制造商趁机利用这些贷款大量仿制卡特彼勒的机器，并以极低价出售。

这些中国企业利用花不完的贷款，还有从前美国合作伙伴那里顺来的技术机密，在金融危机后把美国企业从中国市场排挤了出去。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白宫时，和奥巴马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当着胡锦涛的面公开抱怨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遭受的不公待遇。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

2012年之后，事态发展更加恶化。不是因为领导人更迭，而是因为刺激计划的效力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又陷入了衰退，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北京曾从国家银行低息贷款发放给所有部门的国企，以此扩大产能，但是中国市场已经饱和了。修高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行业创造的产能足以建成一整个高铁系统，但是才到2012年，能产生经济效应的新路线就已经全部修完了，很多国有企业堆积了过剩的产能，陷入混乱，导致国企2011年和2012年的收入大幅下滑。

一带一路

同一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各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为了解决国企的过剩产能，转而去打开国外市场。一带一路一般是借钱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购买中国的产品或者将项目承包给中国企业，成效显著。比如，中国领先的建筑机械公司的年报显示，2012年之后，他们就成功摆脱了利润危机，并且收入增长迅速，还明确感谢了一带一路，正是一带一路为公司带来了许多国外市场的订单。这些中国企业不仅将美国企业排挤出了中国市场，现在又将美国企业排挤出了发展中世界的国际市场。

因此，正是中国企业如此的竞争方式导致美国企业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即便在金融领域，美国银行也面临来自中国银行的竞争。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承诺不会开放金融领域，可是现在已经磨刀霍霍向发展中世界的金融领域出击了，美国企业自然感受到了背叛。这就是中美对抗背后深层次的物质原因。所以，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开始挑起的对立，其实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了，特朗普只是延续了这种对抗。

对抗在继续

2012年，随着中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一带越来越嚣张，华盛顿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重新在亚洲部署军事和外交力量来抗衡中国，奥巴马和克林顿•希拉里还推动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自由贸易协定。

该协定实质上是为了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给中国施压，如果中国想加入，就不得不转变其经济政策。所以特朗普当选之后，中国很多民族主义的报纸和官方的学者都欣喜若狂，以为只要不是希拉里当选，就不会继续坚持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他们觉得特朗普会重新调整美中政策，和中国达成一致，不再给中国施压。

结果却更加恶化了。尽管对待中国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中美关系之间的结构性变化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不过奥巴马用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根胡萝卜引诱中国上钩，使其调整经济政策以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而特朗普用的则是关税这根大棒。但是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奥巴马和特朗普面对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扩张所做的，背后都体现了美国企业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寄希望于下一届大选。可惜的是，大选改变不了什么。如果乔·拜登（JoeBiden）当选，他很可能会在奥巴马和克林顿对华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加码，制定类似于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政策。所以无论谁赢，中美之间的对抗只会加剧，不会缓解。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7/us-china-competition-capitalism-rivalry

原标题：

The US-China Rivalry Is About Capitalist Competition（中美对抗——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译文略有删节。

本文于马克思社会学博客重新发表。

本文参考了孔诰烽（Ho-fungHung）于2020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著作《全球化的边缘：中国的游说与克林顿对华贸易政策的逆转，1993-1994年》。

新帝国体系下的中国和美国

原创：唐昊 2019-06-19来源：南风窗

导读：在帝国体系的结构下，中国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比在世界体系中要困难百倍。在过去两百年间，先是英国成为帝国体系中最大的帝国，后是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这两个大国对于后崛起的强国都进行了无情的打压。被英国打掉的崛起国包括法国、俄国、德国；被美国打掉的崛起国包括德国、苏联、日本，现在的矛头又指向了中国。那么问题是，是否这一轮对中国的打压，会让中国在劫难逃呢？答案是恰恰相反。

01．世界并不是说变就变的

你听过“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吗？

2007年3月4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这个新词，以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并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那时中美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融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中国也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G2的概念已深入人心。

可是短短12年后，中美之间就从单纯的贸易争端，扩展为全方位的施压和反制，对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而且，和传统的国际冲突不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这是一个有机体硬生生地要分成两个有机体的过程，而分裂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鲜血淋漓的撕扯。这个分裂的过程所造成的伤害可能要大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本身。

说起来，很多人对于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缺乏精神准备。

此前的一年，我在美国高校的朋友和前同事还在商讨和中国高校合作办学的可能性，但现在几乎都偃旗息鼓了。而那些美国科技企业，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天的局面。

一家供应华为芯片设备的半导体公司，其深圳分公司刚刚在今年年初收购了天津一家同等规模的企业，准备在中国大干一场。结果现在就收到美国政府不准给华为供货的禁令，进退两难。

但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那就是长周期的历史变迁。而这种周期性的变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可能长期被我们低估了。因为我们习惯于用两种视角去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两种视角都是有问题的。

一个视角是国家利益视角，即把国家都视为现实主义者，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去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从这个角度所对中美之间关系恶化所做的理解，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必然进行打压。

但说实话，国际关系远比人际关系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难说是一个可信的规律。历史上强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时候比相互冲突的时候要多得多。不仅如此，“修昔底德陷阱”对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理性揭示过于肤浅，甚至有误导之嫌。

另一个视角是国内视角，即把外交看做是内政的延伸。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政治有巨大影响的国家。

人们通常会把敌视中国的利益集团和对华友好的利益集团分割开来。即：如果中美关系恶化，那一定是对华敌视的那些利益集团在美国占了上风。但问题是，这两类集团完全是出于我们的想象。

实际上现在支持美国对华强硬的利益集团中，很多原来都是中国的铁杆拥趸，所以这两类集团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实际上，美国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态度转变，更像是政策转变之后的结果，而不是促成政策转变的原因。

02．世界体系与大国合作

在这里，笔者愿意提供第三种视角：从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来理解中美关系。中美都是大国，这样的大国既影响和塑造国际权力结构，也同时特别容易受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

特别是在某种结构之下，大国之间的关系想不合作不友好都很难；而在另外一种结构之中，大国关系想不对抗都不可能。这两种结构，前一种叫世界体系，后一种叫帝国体系。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沃勒斯坦。在他那里，世界体系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就是：经济优先，政治第二。在追求国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政治上可以做各种妥协与让步，甚至国家主权都可以拿出来做交易。

很多国家不是说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吗？实际上，主权至上这种说法是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各国君主为了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发明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根本就并没有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么一说，而且很多时候是国家哭着喊着想把主权让给人家，人家还可能不要。

像当年的墨西哥国会投票表决想要加入美国，美国就坚决不要；美国国会也辩论过要不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一个州，最后的结果也是坚决不要。

至于全球化时代，很多国家为了追求世界体系中国家的经济利益，都加入了WTO。实际上，每一个参加WTO的国家都让渡了自己的主权。因为主权包括了很多种具体的权利，包括国家制定自己及关税的权利。现在都交给WTO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还承诺关税不能超过3%或者13%。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也就是整个世界融为一个大的市场之后，每个国家才能赚钱。原因很简单，比如说人人都要用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几千个零件，每个零件都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设想一下这几千个零件从不同的国家来每一个国家给你加25%的关税，这台笔记本电脑5000块买得到么？50000块钱也买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和低关税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目前已经是人类历史上全球化水平最高的时期了。在这上述经济动力下，国家改造了自己的主权体系，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以符合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越是大的经济体，就越依赖这个分工合作的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在20年前，中美两国在政治上闹得不可开交，先后发生了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国民间反美大抗议、南海军机相撞等事件，这些都是战争边缘的事件，但没有人相信两国真的会因此而开战。

而且就在这些冲突事件发生后的一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美国商界就开展了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大规模国会游说活动，以使中国获得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这就是所谓形势比人强。

在世界体系要求各个经济体合作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想要闹翻，是不容易的，不仅中美两国，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的30年时间里，各个大国之间的正面冲突都被有效地遏制了。

03．帝国体系和大国冲突

但和世界体系促使国与国之间放下政治分歧共同追求经济利益不同，在另外一种国际权力结构——帝国体系下，中国和美国想要友好合作共赢而不对抗，也是不容易的。

帝国体系的特点是政治优先，经济第二。在这里要破除一个误解，即帝国不一定要有皇帝，有可能是共和国。

帝国意味着一个政治军事上的统一体，凭借它强大的政治实力压倒了它内部的所有的异己力量（如不同的宗教、民族、种族、阶层、经济成分等），并且用政权把他们捆结在一起。

而几个或几十个这样靠政治权力甚至军事暴力而维系的帝国实体，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构成了帝国体系。

相比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在近代的产物来说，人类生活在帝国体系之下的时间要长得多。

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个世界就不是由一个帝国垄断的。当时的欧亚大陆上至少有四个帝国存在，从东到西分别是：东汉帝国、贵霜帝国、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

每一个帝国治下都有数十、甚至数百个民族，也有不同的宗教和阶层。除贵霜和东汉、罗马和帕提亚之间发生过几次中等规模的战争外，这四大帝国之间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状态，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帝国体系。

不过，四大帝国之间的和平也是历史的特例。

帝国体系天然具有内在冲突性。这是由帝国扩张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的机制是通过政治权力（包括强制力和军事暴力）来统合内部的异质性因素，这就需要不断的集中权力和行使权力，这种情况对内是集中权力，对外就是扩张权力。

所以，帝国的内涵就决定了帝国扩张的本性。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体系是一种引发对抗和纷争的体系。

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帝国之间很难和平共处，如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和准格尔汗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都形成了百年宿敌。

所以，帝国之间的战争和对抗才是历史常态，只不过由于每个帝国都很强大，大家谁也消灭不了谁，才形成了充满内在冲突的帝国体系。

04．帝国体系的瓦解和世界体系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帝国体系的全盛时期，那时整个世界被十几个大帝国分割了势力范围：在东亚，是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在中亚，是萨菲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是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两大殖民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大英帝国。

有史以来地球上还从未在同一时间聚集过如此之多的帝国。问题是，每个帝国都在向外扩张，这个地球已经明显不够用了。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像《复联4》里的灭霸一样，把帝国消灭一半，这个帝国体系才能维持下去。

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半的帝国消失了，包括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萨菲帝国，以及在此之前就瓦解了的大清帝国。

但每个帝国还是要扩张，地球仍然太拥挤。于是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剩下的帝国也被消灭了。

当最后一个全球性帝国大英帝国解体时，美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英帝国并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它和另一个殖民帝国法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挣扎，最终它们在苏伊士运河战争、越南抗法战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均遭失败，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退而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二流国家。而帝国体系也就此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由美国霸权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美国进入世界舞台的过程，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过程。包括全球性的生产分工、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鼓励科技发展和出售专利、全球资本流动，建立全球经济组织和规则，等等。

在这一套体系中，经济上的世界体系和政治上的美国霸权相得益彰，二者彼此促进，通过全球合作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升级，生产的成本空前降低、科学技术快速进步、贸易的比较利益得到充分实现，使得人类目睹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从过去数十年来，世界体系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来看，那些帝国的瓦解，看起来是值得的。

05．帝国的回归

不过，世界体系并非完美无缺的，而是和帝国体系一样，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

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下的国家分为三个圈层：中心地区、半中心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并且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之下，资源总是从边缘地区和半中心半边缘地区流向中心地区。

所以，世界体系意味着中心地区对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剥削被长久地固化。这种固化的结构也导致发达国家一直发达，而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成为发达国家。

回顾世界历史，一百年前的发达国家到今天仍然是发达国家，一百年前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到今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迄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对差距，照比几十年前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国家内部的经济差距也日渐扩大。越是处于中心地区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就越大。

美国作为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其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社会危机的边缘。

三十年前，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比还是78%，到今天已经不足35%了。上亿人数的中产阶级的消失，意味着这个国家在两极分化、仇富仇穷、种族歧视、排斥移民、社会治安等方面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导致政治上的变化，原本支持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人群在利益丧失后，逐渐逆转了政治态度，转而反对全球化，形成了逆全球化的浪潮。英国人公投脱欧、美国人选特朗普当总统，欧洲极右翼势力兴起，都是这股逆全球化浪潮的体现。

自2016年以来的一系列选举中，在美国、奥地利、瑞典、比利时、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一波政治家上台，激进的反全球化举措也纷纷出台。以美国为例，特朗普对WTO规则的破坏、反移民法案、挑起中美贸易战、打压华为，就是一系列破坏全球化产业链、将美国与世界体系脱钩的做法。

和经济上的情况类似，在安全、政治、软权力等方面，美国霸权对世界体系的维系也需要持续地付出成本。而随着世界体系的运转渐渐失灵，所遭遇的反对越来越大，用霸权来维系世界体系的成本也成倍增长，最终导致美国无法负担。

就这样，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的角度，选择退出这个由自己一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体系，都成了美国必然的选择。

但美国退出并不是撤退，而是进攻。从目前美国两党政治家的表态、华盛顿智库的集体发声、新闻媒体一边倒的报道倾向来看，目前美国国内对华战略，不能仅仅看作是特朗普团队的兴风作浪，而应是一种国内战略共识的达成。

其主要目标，是在世界体系转变为帝国体系的过程中抢占先机，使自己成为充满内在冲突的帝国体系中最强大的帝国，以及打压其他的帝国。当然，这个选择也将使国际权力结构从世界体系加速转变为帝国体系。

06．体系转换期的中美关系

如前所述，在世界体系下的大国关系以合作为主，而在帝国体系下的大国关系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抗。这是一种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和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无关，也不是单纯取决于所谓国家利益。

而在帝国体系的结构下，中国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比在世界体系中要困难百倍。在过去两百年间，先是英国成为帝国体系中最大的帝国，后是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这两个大国对于后崛起的强国都进行了无情的打压。

被英国打掉的崛起国包括法国、俄国、德国；被美国打掉的崛起国包括德国、苏联、日本，现在的矛头又指向了中国。那么问题是，是否这一轮对中国的打压，会让中国在劫难逃呢？答案是恰恰相反。

现在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我们处在原有的世界体系崩解和新帝国体系建立的转型期。

事实上，某个体系中的最强守成国打败崛起国，是大概率事件，至少在过去两百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例外。那是因为最强守成国可以拿整个体系的力量来对付崛起国，一如英国联合所有商业帝国打败了德国这个工业帝国；美国动员整个西方的软权力和硬权力促使苏联解体；美国也曾联合十几个国家对日本施压，签下广场协议。

但问题是，现在的国际权力结构本身正处于转换时期。美国率先退出世界体系，已经让美国无法动员体系的力量去压倒中国。

从墨西哥到印度，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优先”的咄咄逼人的政策下，与美国关系急剧降温。而在美国盟友体系、西方七国集团中，已有多国表示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所以，美国现在和中国的贸易战，只能以美国自己的国力来做支撑，无法动员整个世界体系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贸易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并不比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小，包括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

在G20峰会前夕，特朗普急于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是因为在他转而把精力投入到竞选连任之前，必须要让这场对美国造成巨大损害的贸易战有一个结果。

而对中国来说，国际权力体系转换的机遇上百年才会出现一次。上一次就是美国抓住帝国体系向世界体系转换的机遇，一举超越和替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至于抓住机遇的最重要的方式不是冒险和对抗，而是不犯错误。

肯尼思沃尔兹曾提出“结构的选择”（“The structure selects”）理论，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系统结构约束国家的行为并决定国家行为的结果。想当赢家的国家必须遵循国际系统结构的要求。

即顺国际系统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系统规律而动的国家则会衰退。这个规律指的是对体系力量的利用：一如英国利用殖民帝国的体系来掌控世界；一如美国利用世界体系来维系霸权。

在体系转换的关头，这一次中国可能会抓住机遇。即在美国有可能退出世界体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修补原有的世界体系和谨慎投入可能的帝国体系，同时利用两种体系的力量。

所谓修补世界体系，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仍有存续的价值和完善的动力，完全抛弃这个使人类达到历史性经济成就的体系，在道义上和利益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其体系弊端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修补而去除。

所谓谨慎投入可能的帝国体系，是因为帝国体系内在的冲突性，让大国不得不在投入体系之前足够强大，并且能够形成自主驾驭的经济循环系统，减少对其他大国的依赖，并以此压制帝国体系内部因经济利益交叉而产生冲突的可能。

中国现在所采取的举措包括：一方面通过亚投行等金融工具，提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水准，使沿线国家有购买力和经济成长的机会，让更多国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仅仅是被剥夺的对象，从而促进原有的世界体系更加公正和均衡；

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争取在可能的帝国体系中的发展空间，和形成新的经济循环系统。目前看来，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这两种体系目标都是有兴趣的。

不过，这些体系目标的实现，最大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国内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均衡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一种经济成长能惠及每个公民的经济发展体制，如果这个体制在国内没办法建立起来，那么公正均衡的世界体系或压制冲突的帝国体系，也不可能在国际上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体制在国内外都获得了成功，那么即使美国也不得不回头重新加入。

作者 | 唐昊

排版 | Fanta

谁是牵制特朗普对华贸易摩擦的关键性“政治因子”？

欧阳辉2019-08-04和讯名家

导读：笔者分析发现，美国农民的选票无法改变大局，美企游说动机大不如前，华尔街政治影响显著下降，民主党批评则起反面作用，以上都不对特朗普打贸易战构成实质约束。但是，贸易战将负面冲击美国经济增长，损害就业，还将带来通胀上行压力，从而影响千千万万的美国普通民众。只有他们，才会对特朗普2020选情造成实质影响；只有他们，才是对特朗普真正的约束。

文 | 欧阳辉：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副院长

自5月5日特朗普再度推特发难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再次成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头号热点。在6月29日举行的元首会晤中，中美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有所缓和，但只代表双方重回谈判桌，而并不代表一系列重要分歧能在短期内弥合。

由于美国总统在贸易方面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能否“谈成”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特朗普本人。对特朗普的分析文章数不胜数，有的持“不可知论”观点，认为特朗普反复无常，翻脸比翻书快，无从分析、也不值得分析；还有的抱乐观态度，指出美国农民、企业界、华尔街和反对党民主党都是阻挡特朗普打贸易战的重要政治力量。美国农民通过选票，华尔街和美企通过游说，民主党通过批评，假以时日都可以发挥作用。

而笔者分析发现，美国农民的选票无法改变大局，美企游说动机大不如前，华尔街政治影响显著下降，民主党批评则起反面作用，以上都不对特朗普打贸易战构成实质约束。但是，贸易战将负面冲击美国经济增长，损害就业，还将带来通胀上行压力，从而影响千千万万的美国普通民众。只有他们，才会对特朗普2020选情造成实质影响；只有他们，才是对特朗普真正的约束。

美国农民难以影响总统选举大局

对于特朗普来说，未来一两年内最大的目标函数就是2020年大选。要理解不同政治势力对选举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美国选举制度的独特性。与大部分国家不同，美总统大选实行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50个州中有48个以“赢者通吃”方式分配选举人票，即每个州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独占该州所有选举人票。由于绝大部分州泾渭分明，政治倾向明确，其选举结果基本板上钉钉，非红（共和党）即蓝（民主党），并无改旗易帜的可能性。仅少数摇摆州不确定性较大，因而对全国选情有决定性影响，也是历年总统候选人角逐的必争之地。

诚然，中美摩擦对包括大豆在内的美国农产品产生了巨大冲击，美国农民损失惨重（图1）。但是，主要农业大州偏偏不是政治摇摆州。例如，美国大豆产量前两名是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是民主党铁杆票仓，“赢者通吃”规则下民主党收获该州全部20张选举人票，豆农再倒向民主党也不会增加这一票数。爱荷华州则是传统共和党票仓， 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领先对手达9.4个百分点，而整个爱荷华州的农民占比仅5%，即使他们全部倒向民主党，也不会改变选举结果。在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农业人口比例同样太低，在整个就业中占比不足1%，难以发挥显著政治影响。再考虑到美政府今年给农民的补贴可达160亿美元左右，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损失，指望农民因贸易战而转向、进而改变选情，就更不切实际了。

美国企业界对中国的态度悄然转变

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十余年的蜜月期。2000年至2018年，美企在华直接投资额和年收益整整翻了10倍，前者由111亿美元增至1165亿美元，后者由12亿美元增至131亿美元。一直以来，在华美企都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旗手。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跃居全球第二、制造业产出全球第一，中美企业的竞争关系日益突出。中资企业逐步向产业链上端移动，竞争力和科技含量不断上升，甚至开始在部分高科技领域由追赶变为并跑甚至超越，包括5G、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电子商务、现代铁路等。在华美资企业认为其失去了超国民待遇，还抱怨“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计划对其构成歧视。美企表面上是指责不公平竞争，实际上是担心中国企业抢占其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份额。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美企的反关税游说远不如之前积极，另一方面它们还支持特朗普在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方面对华采取强硬措施，某种程度上对贸易摩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2018年以来的观察来看，美企反对前两轮5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游说都绵软无力，未能阻挡关税落地。仅当关税险要覆盖自华进口全部商品时，美企才加大游说力度，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最坏结果出现。与此同时，美企一直支持甚至推动美国政府在一些重要领域加大对华施压。例如，美在华商会在2019年1月份提交的一份《对中美谈判的若干建议》中明确提出，为使中国停止“强制技术转让”和“歧视美企的产业政策”，美国政府应促使中国改变相关法律，并保证贯彻执行。事实上，中美谈判团队在这一点的分歧正是导致2019年 5月份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今天的美企只能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掉落悬崖，而对于正向促成谈判成功的作用至多是中性，甚至略偏负面。

华尔街政治影响难以约束特朗普

华尔街在逐利本性驱使下，一直是全球化的大力支持者，历史上曾多次对中美经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期，华尔街曾在放松对华贸易壁垒、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等方面力促华盛顿与北京相向而行。但遗憾的是，今天的华尔街在特朗普当局已被边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一度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美国大众心目中印象极为负面，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次矛盾的集中爆发。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美国议员靠频繁指责华尔街来博取选民好感，其中的典型代表就包括民主党总统竞选热门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

这一政治风向在白宫的反映，就是曾经的“高盛帮”逐渐式微。几乎每届美国总统班底中都有大量前高盛雇员占据财经要职，特朗普上任之初也有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Gary Cohn）和财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两位“高盛人”。但2018年4月科恩即去职，姆努钦独木难支，在包括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莱特希泽（Lighthizer）和国务卿彭佩奥（Pompeo）等在内的鹰派面前常常处于下风，难以说服特朗普转向温和立场。

民主党对中美摩擦可能推波助澜

如果以上几种力量都不行，那么民主党作为反对党，能否阻止特朗普对华强硬？答案仍是否定的。从政治传统看，民主党的对华态度并不比共和党更友好，时常更具敌意。民主党更看重意识形态而非实际利益，因此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作天然的对手甚至是敌人，不管美国在双方经贸关系中如何获益，民主党都常年在人权等领域对中国横加指责。两党相争的局面令民主党对中国更加强硬，实际上，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指责正是5月5日特朗普再次发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民主党一直寻找一切可能的理由攻击特朗普，4月份时中美达成协议在即，民主党便渲染美国在谈判中“让步巨大”，攻击特朗普对中国“软弱”。特朗普发推升级关税战后，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内的民主党纷纷表示支持。6月29日G20大阪峰会上特朗普表示将继续对华为供货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立即指责称，“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退却将极大削弱我们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径的能力”。未来在中美达成协议的道路上，民主党的指责将是一道重要障碍。特朗普即使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也必须足够强硬，以免落下话柄、给民主党树下靶子。

综上，很难寄希望于某一个或几个特定政治团体来扭转对华贸易战，最终还要靠普罗大众。当贸易战的恶果大到伤害经济增长和就业、并引发物价上涨时，才会从根本上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从而对他形成有力约束。根据多家学术和市场机构测算，一旦关税全面升级、美对中国全部出口产品征收25%关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可达到0.5个百分点，直接把其当前增速砍掉五分之一；对美国通胀的推升幅度同样可达到0.5个百分点，将在中下层民众中引起明显反弹。正因为此，特朗普才不敢继续升级关税战。

即使关税不升级，已征关税负担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正在显现。特朗普贸易重拳四处出击之下，全球贸易增速已经显著下滑，冲击全球制造业。美国制造业也不能幸免，已连续下滑三个月，其中6月份Markit制造业PMI已接近50荣枯分水岭，创2009年9月以来新低。高企的不确定性之下，企业投资决策亦受到阻滞，美国企业投资增速从高位不断下滑，今年一季度已从2018年的7%降至5%，领先指标指示未来还将进一步下滑（图2）。

企业投资放缓直接影响就业增速，未来影响或波及千千万万普通民众。除了经济增长，加征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也已立竿见影。研究表明，对前两轮25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征关税已造成相关物价上涨，关税负担几乎全部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从历史经验看，经济下行和通胀上升会显著影响在任总统的连任胜率。当前美国经济承2018年财政刺激之余热，经济大体还算稳健，但2019年末和2020年初财政刺激就将消退，届时美国经济将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贸易摩擦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痛感将更强烈，也将成为达成贸易协定的重要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