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与其“入关”，不如“伐纣”

――关于中国崛起的两种知识论图景

孔元2020-09-10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导读

虽然“入关学”在网络上广受传播，可它并不是一个十分完善的理论框架。在本文作者孔元先生看来，“入关”的倡导者们尽管已经意识到了当代世界政治体系在本质上的不正义性，但却错误地将其领导者美国类比为“衰颓的大明”，从而遮盖了它的不正义。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思想资源，进而为自己的反抗赋予道义价值。他认为，“伐纣”可以构成对“入关”话语的补充，因为它揭示出暴虐体系存在之不正义，以及推翻它的道义必然性。我们的反抗意义在于要提出新的政治愿景，从而将人类历史带入新的发展进程。

【文/孔元】

1. 绪论：“入关”的悖论

在分析“入关”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何为“入关”？在这里，仅选取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做一说明。根据“入关学”概念提出者、知乎用户“山高县”的论述，中国无法在当今世界获得理解和支持，并屡屡碰壁和挨打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是美国主导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中华”正统的世界秩序中的“女真”“蛮夷”。女真只有“入关”，才能打破大明对女真的文化控制、贸易控制等，实现女真的独立自主。“入关”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话语权丧失导致的“女真”被剥削与带来的疯狂内卷化为主。根据微信公众号“关宁锦评论”的论述，中国就像身居东北苦寒之地的建州女真，而美国就像是烂到深处却积威不灭的末代大明。女真想尽办法，想让秩序中央的大明王朝接纳自己，为此不惜称臣、纳贡、折尽尊严，可在大明的眼中，女真仍然是最冥顽不开的“蛮夷”，女真越是卑微，就越是低贱；女真越是示弱，就越是要面临大明的“犁庭扫穴”；女真越是委曲求全，就越是要面对严重的生存危机。

参考二者的阐述，再结合微信公众号“山高县”刊登的文章《入关学总论篇》、《写给小白的入关学入门百科》、《入关学的哲学思辨和最终目的》、《浅谈疫情后的险恶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应对》，以及微信公众号“关宁锦评论”刊登的文章《为何入关：在百年大变局之下，对中国人追求美好未来的思考》。我们可以将“入关”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概括如下：

首先，“入关”是批判的口号，它指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不公正世界秩序。在“入关”的倡导者看来，当前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化依附秩序，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全球化不是真正博爱的国际主义，而是在污名化许多后发国家对自己应有幸福的追求。中国是这种污名化的受害者之一，不仅没有和平发展的权利，更是可能面临被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犁庭扫穴”的命运。

其次，“入关”是反抗的口号，它动员全球被压迫者推翻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入关”没有停留在批判层面，而是主张反抗，号召全球被压迫的国家集体行动，推翻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扮演领导角色。“入关”的倡导者把中国的领导使命与中国的崛起结合起来，于是反抗的行动，就被描绘成挑战世界霸权的权势之争。“入关学”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解为一个单极格局，在这个单极格局中，某个国家为了实现崛起，必须挑战现有霸权。而为了实现“入关”的目标，“蛮夷势力”要在大明实力碾压的情况下积攒实力，靠着挖参、摸鱼的办法搞来一战的本钱，并提升女真文化的自信实力、经济实力、战争实力、国际影响实力。

过多的权势之争，使得“入关学”弥漫着现实主义政治的权力硝烟，这种权力政治最终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入关学的最终目的是分蛋糕”。在讲述这种权势之争时，“入关”的倡导者们有着较强的地缘政治视野，他们将中美矛盾描述为大西洋世界所代表的海洋秩序对欧亚大陆的冲突，认为美国的繁荣壮大和欧亚大陆的普遍繁荣、和平与安定有结构性矛盾。对美国的抗争首先表现为地缘上的“入关”，具体指控制南海和马六甲等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枢纽海域，以及印度洋航线，辅之以在亚非拉地区的“曲线救国”，通过破除美国的地缘政治封锁，赢得生存、发展和挑战的机会。

最后，“入关”是开放的口号，它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入关”仍然停留在号召阶段，在学说发展方面，仍然保持开放性；其二是在“入关”之后的世界秩序勾画方面，没有系统性想法，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入关”的倡导者并不致力于发展为某种学派，而是强调它的开放性，任何人和流派，都可以加入，“谁行谁上，谁上都得先入关”。另外，“入关”目前主要关心的是唤醒民众，灌输反抗和革命的意识，但对于具体的行动路径和“入关”后的世界秩序缺乏规划。“‘何时入关，如何入关，入关之后做什么’，在当下还并非入关学所考虑的核心问题”。

综上看出，“入关”本质上是互联网民间思想者借鉴中国历史资源所形成的对于当下世界秩序的一种战略性愿景，它杂糅了道德想象和权力政治，但却没有提炼出一致系统的说辞。这种杂糅性质使得这种口号充满矛盾性质，这种矛盾性集中体现为道德想象和权力政治的“错位”，这种“错位”表现在对于“蛮夷”的理解和界定上。“入关”的倡导者们一方面批判当下国际体系的不公正，认为这一体系存在着中心对于边缘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最终演化为一种文明对于野蛮的话语论断；但另一方面又甘于这种被定义的“蛮夷”身份，并借用“入关”这一中国历史典故，将美国比喻为“大明”，将中国比喻为“建州女真”，“入关学”的倡导者则自称“建州民 / 奴”，将自己矮化为当下国际体系的“野蛮势力”，从而间接地对该体系表示了认同。

当然，“入关学”的倡导者们也注意到这种话语的紧张关系，并自我辩护称：“蛮夷，指的是我们在北美奴隶主匪帮统治世界情况下的生存状态，而不是说我们真是蛮夷。入关，指的是打破奴隶主匪帮统治体系的路径。”或者强调：“中国蛮夷论，指的是应对美利坚帝国时应该摆正的位置，而不是说我们真是蛮夷。”他们尤其注意到这种被界定的身份，本质上是美国话语霸权的结果，因而格外看重“入关”所蕴含的“话语权”之争的含义。但在美国“主人”的系统压迫下所积压的愤恨情感，使得“蛮夷”的身份对于“入关学”的倡导者们具有格外的吸引力，这种被“他者化”的身份，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进行无尽宣泄的借口，从而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大开方便之门。由于这种道德立场的暧昧性，“入关”对地缘政治战略的推崇，就沦落为冷冰冰的权力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入关学”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却没有规划好实现自己目标的路径，而这种失误本身又是基于它所提出的正确问题的结果。看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入关”的价值，而恰恰是要从中分离出更具理论探讨意义的闪光点，从而对于当下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形成更系统的表述。出于理论的自洽，“入关学”的完善需要融合中国历史的其他元素，从中我们能看到对于当下国际体系的两种认识，并编织出关于中国崛起的两种不同知识论图景。

2. “入关”的叙述：衰退与取而代之

“入关”有一种文明史的叙述框架，它建立在一种边缘取代中心的地理想象之上，它经常发生在一种强势文明的衰败之际，为野蛮势力的入侵提供可乘之机。入侵往往能够取得军事和政治的成果，野蛮势力在征服文明势力之后，建立自己的政权统治，但由于文教力量的薄弱，野蛮势力并不能撼动所征服地区的文明传统，只能将自己转化为所征服文明力量的捍卫者，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在中西文明史观中，这种叙述框架都占有独特的位置。从中国来说，秦始皇一扫六国，取代衰败的周朝天子，最终确立中国大一统，可以被视为边缘对中心的取而代之，但由于严酷的律法统治，秦朝二世而亡，最终让汉初统治者意识到文教力量的重要性，并将周以降的礼法之治内化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论证之中。在之后分合的历史演进中，“野蛮势力”入主中原的故事在不断上演，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治、满族“入关”建立大清统治，但都无法撼动秦汉以降的文教格局。这种民族交融的历史，铸就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观，并成为支撑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文明力量。

就西方而言，古希腊以降的文明史，同样表现为“野蛮势力”征服并最终同化于文明力量的演进史。古罗马造就了西方的大一统，但由于文明力量的弱势和顽固的家神崇拜，无法驾驭这个多元混杂的政治格局，最终通过纳入基督教来为大一统寻求思想支撑。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成为支撑西欧统一的重要文明力量。西欧在政治上被“蛮族”势力摧残得破碎不堪，但都无法撼动基督教所代表的帝国大一统势力。

由此看出，中西方的文明叙述建立在类似的历史法则之上，但在近现代时期，这种历史叙述遭到挑战。当英国在欧洲的边缘成长起来时，它对欧洲的冲击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而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因为它主张欧洲代表着远去的天主教帝国文明，而英国开辟的是基于资本主义、代议制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秩序，它建立在新教文明的思想观念之上，并声称盎格鲁模式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它并不能终结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但却可以垄断对于历史发展的解释权，于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成王败寇的征讨，最终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只不过为自由秩序的再生补充了能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以挑战者面目出现，试图改弦易帜，均以失败告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完成了领导权的更替，自由秩序得以加固，人们对于历史终结的想象更加牢不可破。

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同样是对这套秩序及其所代表的叙述的碰撞，中西之争成为晚近中国思想史演进的底色，也构成“入关”学说的重要时代和思想背景。当今时代，我们正遭遇自由秩序的另一轮危机。在后冷战时代的胜利主义论调中，美国一骑绝尘，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构造了以经济全球化为引擎的“自由国际秩序”的世界秩序，美国成为“世界警察”，一方面通过提供公共品，为秩序的稳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全球反恐，来消化冷战时代遗留下的军事和国安力量。它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度军事化，权力的膨胀使得美国总统成为“帝王总统”，危及共和国本身的存续。经济的全球化配置，导致大量的本土制造业流失和劳工失业，产生出强劲的民粹主义反击。经济停滞、人口生育率下降、政治机构硬化、文化创造力衰退，使得自由秩序的国内面向危机重重。（1）

就国际秩序而言，自由秩序的危机表现为一系列“威权主义”国家的挑战，这正是边缘挑战中心的文明史叙述的当代表现形式。尽管“入关”的倡导者们意识到中国在自由秩序中的地位被污名化，并且苦于话语权缺失带来的“名不正”问题，他们要么安于这种被他者化的地位，并且沉浸在道德愤怒中，希望能把它作为一种情感动员；要么希望借助这种被“蛮夷化”的身份，抖掉自己对于当代世界的道德包袱，从而为其冷酷的地缘政治算计敞开大门。在这方面，“入关学”秉持着“成王败寇”的现实主义逻辑。“山高县”在自己的“入关九戒”中声称 “入关前不要搬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可谓将这种逻辑彰显到极致。

怨愤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上对于实力的崇拜，使得“入关学”的倡导者们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不成功，便成仁”的宣示，使得他们奋斗的事业充满悲剧性。苦于“蛮夷”的生存境况，但又找不到正当的反抗修辞，使得他们甘愿背负着“威权”的道德负担，来对当下颓废的自由秩序发起绝地反击。这也是为什么“入关学”的倡导者们在寻找自己的历史先例时，想到的都是德国和日本。山高县在《入关学总论篇》中说，“德国和日本都是‘蛮夷入关’的失败者”。而在另一篇文章《写给小白的入关学入门百科》中，他则称“入关学”来源于德国威廉二世皇帝，皇帝陛下希望能够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在阳光下争夺殖民地”“德意志也可以拥有海洋和陆地”，无奈的是他的“世界政策”失败了。但“我们会入关成功，因为我们有 14亿人口”。

如上可见，在“入关学”的倡导者们看来，德国和日本构成其历史先例，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还有运气的原因，他们都失败了。中国则不存在此类问题，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加上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国人的众志成城，中国迟早能摆脱被人压迫、剥削和羞辱的命运，从而挺起身板做人。问题在于，这种自信到底是基于精明的算计，还是完全武断的主观信念？

即使中国能够凭借力量对西方秩序取而代之，它将如何表述新世界秩序的内涵？还是最终“旧瓶装新酒”，将自己填充在颓废失去生命力的旧秩序之中，担负起自由秩序担纲者的角色，为其续命？

“入关学”的倡导者们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深谙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要“入关”成功，自有“儒学大师”为其所用。问题是这里的“儒学大师”，将如何书写这种历史？如果不能提出改天换地的新主张，从而证明自己革命的普遍意义，“儒学大师”们自当在保守思绪的怂恿下，通过思想上的“复辟”，来延续旧王朝的历史。或许到那时，“入关”的人们才陡然发现，自己化身成了所憎恶之人的面貌。

3. “伐纣”的叙述：反抗与再造

如上所述，由于缺乏恰当的文明史观，“入关”发现了问题，却走错了门径，没有办法在话语上获得一种优越的道德姿态，从而高抬了对手的文明地位，矮化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在自己最在意的话语权方面跌了一跤。仔细审视当下有关中美关系的论述，无非是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版本：道德主义的版本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它将任何对它的反抗都描述为威权式的，因而是必然失败的；现实主义的版本建立在权力政治的逻辑之上，它认为国强必霸，因此崛起国和挑战国之间必有一战，谁都无法摆脱这一历史铁律。由于缺乏正确的话语观念，这两种版本普遍弥漫于国人思想中，成为桎梏国人思维的话语陷阱，“入关学”也概莫能外。

正是意识到话语权的不足，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和官方通过各种努力，来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国的历史使命予以全新表述。为了弥补“入关”的话语瑕疵，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源，它需要揭示当下国际体系在根本上的不正义性，进而为自己的反抗赋予道义价值。就中国而言，这种文明史论述的起点在于周灭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天命观念。正所谓“商罪贯盈 ,天命诛之”，暴力不仅仅是种权势，而且是神圣的抗争。而“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失德的国家，自然不配尊享领导权的位置。相应的，知乎网站在出现“入关学”讨论之后，也出现了用“伐纣 / 翦商”类比当代国际关系的讨论。

就西方而言，有必要引入 19世纪的帝国主义论述，从而揭示出当下国际体系的暴虐和掠夺的本性。这里的帝国主义主要指描述 1870年至二战期间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争霸的一种理论。它渊源于英国自由派学者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之后被考茨基、列宁等革命家传承，成为解释欧洲列强战争之不可避免性的经典理论。在帝国主义论者看来，列强的权力争斗，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矛盾性的必然结果，当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无法在其体系内部加以解决，它就会通过空间上的扩张来予以弥补，这表现为对于殖民地的掠夺。

历史地讲，19世纪是英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世纪，但随着德国等欧洲强国的崛起，英国秩序受到极大挑战。欧洲列强开始在全球跟大英帝国争夺殖民地，英国被迫予以回应，列强之间的冲突引发帝国主义战争。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考茨基曾试图引入“超帝国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列强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和平解决殖民掠夺中的争端，从而实现大国治下的和平。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不可调和，战争不可避免，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俄国等东方国家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发展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从而超越资本主义，达至更高的真理。

二战终结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史，也一度让人认为，靠征服和殖民打造的帝国成为过去式，亚非拉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独立。冷战结束后，美国继承了二战胜利的遗产，打造出基于自由秩序观念的“美国世纪”。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秩序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但事实证明，美国权力的过度膨胀，意味着它再度“帝国化”的可能。在诸如哈维等激进的批评者看来，美国主导的新全球化，同样无法避免贪婪的经济掠夺和无休止的战争，作为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原始积累”，反而恰恰成了美国全球掠夺的恰当描述。（2）可以说，后冷战时代的自由国际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国际，更无秩序，它的经济掠夺、民主推广、自由主义的“话语正确”，反而使其成为一种“自由帝国主义”。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2016年欧美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给出新的解释。在自由主义的论述中，民粹主义运动是对精英的反叛，是一种激进的暴民政治，是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右翼的法西斯运动，因而构成对自由的威胁。但在新的论述中，真正的“野蛮人”并不是反抗者，而是施暴者，反而反抗自由帝国主义的压迫，并借此重塑自由，成为了反抗者的正当主张。（3）在《民族主义的德性》（4）一书中，以色列裔美国作家约拉姆 • 哈罗尼（Yoram Hazony）批判自由秩序之不宽容，主张欧美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道义正当性，可谓是对该视角的恰当说明。

“入关”的倡导者们意识到这套体系在本质上的不正义性，但却错误地将其类比为“衰颓的大明”，从而遮盖了它的不正义。正是在这里，我们说“伐纣”可以构成对这套话语的补充，因为它揭示出暴虐体系存在之不正义，以及推翻它的道义必然性。反抗从来都不仅仅是张扬暴力，否则人类历史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帝国将相、成王败寇的因果循环之中。反抗的意义在于提出新的政治愿景，从而在一种新天命观的指引下，将人类历史带入新的发展进程。

或许有人会问，存在替代选择吗？毫无疑问，任何革命性的理想主义，都面临秩序的颓败问题。在西方的历史脉络中，这表现为历史终结之后产生的“左派的忧郁”，以及由于苏联所代表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所引发的各种失败主义论调。（5）在中国古代的漫长历史中，这表现为“历史周期律”的反复出现，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脉络中，这表现为“进京赶考”的挑战。人们大可对当下的秩序大放厥词，但当切实展开行动的时候，却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如果“入关学”想弘扬其宗旨、散播其信念，那么某种意义上的革命理想主义只能更多，而不是更少。现实地看，中国当代所践行的“伟大斗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窘迫的内外形势下所做的思想动员。革命者永远年轻，革命永远在路上，正是这种“未竟之势”，才是“入关”得以彰显自身魅力的关键所在。

4. 结语

在《原霸》一书中，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 • 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霸权是暴力和同意两种面向的结合体，它不否定权力，但更看重诉诸领导权的道德要素，因而在寻求权力支配时，试图获得被支配者的同意。（6）为了获取这种同意，历史上的霸权势力通过提供公共品或者发展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方式，为自己统治的道德正当性予以论证。我们当下面临的正是一个日益丧失道德正当性的美国霸权。二战后至 1970年代的美国，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带动下，曾一度带来一个繁荣和平的新秩序，从而在世界上赢得了人心和认同。但在 1970年之后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所积攒的道德优势正日益被耗尽，一个疲惫的霸权正蜕变为一个暴虐的帝国，它温良的教化正蜕变为赤裸裸的暴力。

“入关”的悖论，正是在于陷入霸权两面性的话语纠缠之中：它感受到霸权暴虐的一面，因而主张反抗，但却又陷入霸权同意的一面之中无法自拔，从而掉入美国霸权的话语陷阱中。这种话语的缺失，某种意义上是“入关”的倡导者们默认甚至刻意追求的，因为他们需要在这种同意的面相之下，获得一种“蛮夷”的地位，并借助这种地位，来抖掉自己行使暴力的道德包袱。“入关”的倡导者们并不担心这种话语权缺失带来的后果，因为他们笃信“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践行冷酷的地缘政治角逐，相信书写历史的权力掌握在胜者一边，因此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以力得国”的士气。这其实是在拿中国崛起的国运做赌注。

在这种逻辑左右下，如果“入关”失败了，他们就仍然是边外苦寒之地的“贱民”，终日遭受饱食终日之人的羞辱。有朝一日“入关”大业得以完成，“入关”的簇拥者们可能终究抵不住“儒学大师”们的蛊惑，甘当拯救颓废文明的新鲜血液，服膺于悠远醇厚的“中原文明”之下。如此而言，这些人是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历史。在《颓废社会：我们如何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中，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 • 杜塔特（Ross Douthat）设想了一个场景：来自非洲的移民繁衍出大量人口，解决了西方社会的生育难题，但通过基督教化融入西方文明的脉络之中，如此便解决了西方文明的存续难题。（7）在自由之势日益倾颓的当下，“入关”的倡导者们要警惕的恰恰是“蛮夷”身份对于善于寄生的西方文明的吸引力，而不至于在不自觉中被一个贪婪的母体所吞噬。

正因此，真正的“入关”秩序，必须在话语上揭露当下秩序的不公正，并提出可供替换的另类选择。在人类历史的看台上，我们看到了太多霸权更迭的故事，而这绝不是国人希图的愿景。中国的成长并不是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在漫长的文明史中溅起一朵让众人瞻仰的浪花，而是要在壮烈的更新换代中，让人感受到历史变革的波澜壮阔。“伐纣”的历史意义，在于从中国历史脉络中挖掘革命的意义，再将它贯穿于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方是千古绵延的政治和历史功业。

注释：

(1) 孔元:《偶像的黄昏》，《读书》，2020 年第 7 期。

(2)〔英〕大卫 • 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3) 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1 期。

(4) Yoram Hazo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5) 汪晖指出，“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尚未摆脱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阴影”，参见汪晖:《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 —— 纪念列宁诞辰 150 周年》，《文化纵横》，2020 年 6 月刊，第 126 页。

(6)〔英〕佩里 • 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第 25 页。

(7) Ross Douthat, The Decadent Society: 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