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读书  8月23日

“我希望你们不要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了解我们的行动。原因在于，整件事太过机密，一旦公布会吓坏很多人。每个人都处于无知却幸福的状态从政治上来说更安全和更妥当。”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的证言（2002年答调查记者马修·艾德(Matthew Aid)问）

“这些你们打交道的数据，这些代号，一切都成为你们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会梦见代码。而且，即使在今天，当听到某些绝密代号时，我身上某些东西就会被触发。”

温斯洛·派克（Winslow Peck）佩里·费尔沃克(Perry Fellwock)的化名——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分析员

美中之间的数字冷战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的短片显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香港、北京、上海、成都与台北也在其中。

2007年的战略任务清单列出了监控目标国家，并在第J项任务中述及了新型战略技术。信号情报应能保护关键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2013年10月，法国证实，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法国企业，重点目标之一是全球主要的电缆、路由器和数据中心制造商——美法联合集团阿尔卡特-朗讯公司。

在经济核心领域，某些网络攻击的背后是监控、窃听和操控技术。斯诺登事件对美国电信和计算机行业相关企业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外国公司则因此获利。例如，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公司报告称，在中国和墨西哥的销售额下降18％，在巴西的销售额下降25％，在俄罗斯的销售额下降30％。2013年，信息技术及创新基金会预计，活跃于云计算领域的美国公司在未来3年内或将损失215亿至350亿美元的收入。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信息，中国确信其通信系统正受到美国的监视。2013年6月，中国的华为、大唐和中兴公司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入侵互联网路由器并访问了数千台电脑。不久之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获悉，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了电话通信并窃取了短信数据。一直以来，中国常常被指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而美国则公开宣称不搜集经济情报，俨然一副受害者形象，而这事使山姆大叔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瞬间崩塌。

在工业方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施加了各种商业限制，比如美国思科公司的两家竞争对手——华为和中兴就受到了这种待遇，它们被指通过后门程序开展间谍活动，但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常常针对中国，美国国家安全局曾渗透到华为总部的计算机系统，并窃听其公司高层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入侵了该公司深圳总部的服务器。此外，通过该公司销往第三方的设备也能轻易地实施监控。国家安全局挖出了中国的重要客户，他们往往避开美国的技术，是美国的高优先级的监视目标。

2014年3月，在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数日之时，米歇尔·奥巴马与其女儿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向《纽约时报》透露，中国电信和互联网巨头华为公司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策划入侵的对象，而前者常常被怀疑通过其出售的路由器开展网络间谍活动。《明镜》和《世界报》转载了此报道。习近平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与奥巴马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敦促美国停止这种入侵行为并给予明确的解释。中美双方陷入了不断升级的“数字冷战”之中。面对北京的抗议，奥巴马政府声称美情报行动仅是出于国家安全这一正当目的。

美国国家安全局感兴趣的当然还有其他领域。信号情报工作往往需要满足外交、政治、军事、经济、科学、工业、社会乃至反情报等多个问题交织产生的需求。目标清单无穷无尽，有时甚至令人惊讶。全球性监视无法停止，2008年至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锁定的对象包括了60多个国家的上千个组织或个人。全球局势紧张，竞争加剧，企业网、云计算、自携设备（BYOD）、社交网络发展迅速，网络活动激增，这些都将可能导致间谍活动的进一步泛滥，经济领域尤其如此。间谍活动具有高入侵性，不尊重联盟协议，损害外交关系，对互联网治理构成了挑战。

互联网治理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专门负责管理互联网，但美国享有实际的领导地位，部分是历史原因，部分则在于地理集聚优势。互联网行业的关键参与者（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汇集于此。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公司，如思科、IBM、太阳微系统公司、美国在线、微软以及数据挖掘巨头、数据库聚合服务商、互联网服务运营商和提供商等主导着互联网和计算机行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也大多位于美国境内，成为通信拦截的有利条件。互联网本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推崇民主，但它却被变成绝妙的监控工具。大数据的出现为情报部门和互联网巨头大规模收集数据提供了便利。互联网成为攻击、窃取、发声、操纵的场所，放大了弱点和缺陷。美国对互联网实施集中控制，宽容度越来越低，受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质疑。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主权争斗的核心

九大互联网IT巨头向NSA提供用户数据。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还在继续着2013年的讨伐，成为抗议活动的领袖。为了增强巴西的自主性，她再次发起网络民法运动（Marco Civile da Internet），这一运动有利于促进网络的国际中立性和建设分布式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尊重人权。金砖国家不得不进行投资，与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西班牙企业合作建设海底光缆。2014年，各国的互联网行业参与者一致同意遵守“互联网治外法权”原则以及共同治理理念。根据该理念，互联网行为和用户的多样性将由监管和标准化机构代表。网络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必须保护它免受国家以及个人行业参与者私念的影响。尽管达成了原则性共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争议却无缓解之势，各国的愿景并不一致或者说并不明朗。

辩论还远未结束：虽然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全球性倾向，但各国是否能考虑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互联网是否应由主导全球市场并坚持维护既得特权的巨头掌管，或是属于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是否能够由联合国或其他机构进行监督？美国政府有意支持本国的互联网企业，另一边中国则极力谴责美国的数字资本主义。在2014年6月举行的77国集团（G77）峰会上，中国呼吁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社交网络等的使用必须符合国际法，要求停止损害各国及其侨民利益的域外大规模监视活动。

各国和各地区立场的逐渐强硬或将瓦解信号情报拦截能力。互联网的碎片化将赋予某一封闭区域的掌控者更大的审查权力，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此深感担忧，因为一个四分五裂、壁垒林立的网络将使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更加复杂。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它都必须确保能够一如既往地访问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因此，该局的特别行动部门——获取特定情报行动办公室将被迫执行更多高风险的行动。形势确实令人担忧：各国都在强化安全和法律措施，以捍卫本国经济利益，同时互联网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拥有全球最多互联网用户的中国。

许多互联网用户认为，新型治理模式必须重建网络安全性，恢复信任，强化互联网的统一性。但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却丝毫不愿退让，可以预见，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耳朵”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活跃，目标也将覆盖所有争夺网络主权的正规军和杂牌军。美国通过加强监控，能够更好地扩大影响，约束、劝诱或降服任何潜在的抗衡力量，但这种状态正受到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而网络空间军事化的风险却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