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志纲  智纲智库

导读：在塞防派力争之下，清廷决定平定西北，收复新疆。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短短三年之内清军势如破竹，连克北疆南疆数城，到1878年和田收复，新疆已全境平定。左公收复新疆之功，实属千秋伟业。新疆既定，偌大中国西北半壁长期无虞，清廷对新疆重新取得控制力，大国西域由此避免被分裂的危机。

封面 | 平定陕甘新疆战图

《大国大民》付梓之后，幸承读者抬爱，在各界产生了一些反响。许多老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抽空把书中尚未提到的区域逐个写就。但我向来有一个特点，即不轻易动笔。如若动笔，必须是有强烈的写作欲望才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章，不写也罢。

今年六月，犬子王大骐发了一篇随笔《兰州，大西北的凶猛与优雅》，发表在智纲智库微信公众号上。文章虽小，却阅读者众。许多兰州人，尤其是漂泊在外的青年人，深夜在文末留言，故土乡情，依依难舍，读来令人心有戚戚焉。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藉由此，我也不由得联想到青年时在西北生活的经历，那段属于我们那代人的流金岁月，也使我萌生了再访西北之意。今年七月，恰好受几位老友之邀，我回到西北大地，徜徉多日，思绪万千，也有了本文的缘起。

所谓西北，通常意义上是指西北五省，即“陕”、“甘”、“宁”、“青”、“新”。这是基于行政区划的概念。关于陕西，《大国大民》一书中已做详细展开，在此便不再赘述。“甘宁青新”四省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更为接近，是我此行着重造访之地，也是这篇随想录的重点着墨之处。

干旱之地，苍茫边塞

自贵阳出发，乘飞机北上，跨千山万水，从云贵高原跳跃至黄土高坡。飞机一过秦岭，地面上的植被开始陡然起变化，绿色渐减，苍黄倍增。秦岭以南郁郁葱葱的苍茫大山，逐渐被光秃裸露的山丘替代，清秀的西南丘陵，变成了凌厉的黄土沟壑。

这翠绿到苍黄的变化，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当年。1978年，时年23岁的我，也是沿着这条线一路跋山涉水，从乌蒙山系乌江水畔，负笈北上，奔向黄河上游的大西北求学。那段漫长的旅途，让我直至今日，都记忆犹新。从老家黔西出发，经过崎岖蜿蜒的山路，坐一整天公共汽车才能到贵阳；再从贵阳坐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去成都，到成都之后，投亲靠友匆忙修整一天，第二天要再坐一天经宝成线到宝鸡，到了宝鸡再换成蒸汽机车头，一天一夜才到兰州。一路兜兜转转，摇摇晃晃，舟车劳顿，全程走完要四天四夜。

那时坐火车简直是煎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人的车厢，常常是硬座或无座。数天数夜在车上生活，让我至今闻见火车餐食都感到恶心。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贵州大山，却未曾想一下子走到了更加贫瘠的“不毛之地”。

贵州虽山大沟深、交通闭塞，但好歹山清水秀，物产丰饶。而眼前的西北，地表植被稀疏，山峦苍凉莽阔，满目萧索昏黄，一刮风则是漫天黄沙。再加上西北饮食多粗粮苞面，学校条件十分有限，导致我时常消化不良，实属苦不堪言。“满目疮痍”，“满腹酸水”，成了我对于西北终生难忘的第一印象。

但在那个年代，与肚子瘪瘪相对应的，却是精神上的极大充实。

彼时的兰州大学，是西北名校，录取分数线极高。我在报考的北大新闻系当年恰好重大调整的情况下，被调剂至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大背景下，兰州大学承接了大量从东部地区转移来的师资、人才和技术，当时的刘冰老校长，正是从清华调任而来。那个年代的兰大，真的是群英荟萃、大师辈出。在青春作赋的年纪，我们这帮年轻人在西北这片热土上读书学习，艰苦的条件反倒成了专心学习的动力。

1978年3月，兰州大学有23项科研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这里面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轶事，如今回想起依然忍俊不禁。

当时年轻的我刚到兰州，因为不适应当地干旱的气候，所以时常流鼻血，一度令我十分苦恼。适逢一次夏季骤雨，我兴奋的冲向屋外，想要呼吸一下久违的湿润空气。没想到刚出去没多久，就听见同学们冲我大喊：王志纲，你赶快回来！我正享受“斜风细雨”，纳闷地说回去干嘛呢？而他们却不由分说冲将过来，一把将我拽回屋内。我这才发现，我浑身上下已经黄一块白一块，已然变成了一个“斑马”。

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这才明白，原来西北的雨是“泥雨”，空气里含沙量过高的时候，一降雨便会把泥沙伴随雨水带到地面，所以当地人遇到下雨躲都还来不及，更遑论像我一样兴奋的“淋雨了”。

这些虽是笑谈，但也确实反映了西北自然条件之恶劣。也让来自绿色贵州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干旱。

自古以来，干旱，都是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不管是农业发展、还是人口扩张，都需要充足稳定的水源保障。

从内蒙古高原的的阴山山脉到宁夏贺兰山系，再经兰州到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这条线区分了西北、藏区与华北，也与降水和气候等地理分界线重合。这条线以西，年降水量骤降至400毫米以下，青藏高原的隆起和其他山系的阻隔，让来自西太平洋的季风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鞭长莫及。远离海洋、降水少、蒸发量大、地表水不易留存，再加上历史上多次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使得西北的干旱愈发严重。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

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也以此线为分界线，以东是适宜耕作，受中原文明影响较深的农耕区，以西则是边塞苦寒之地，大漠无垠，只有大大小小的游牧民族在此逐水草而居。银川、兰州，恰好是处在分界线上的城镇。因为靠近水源，且受地形影响，降水相对丰沛，属于游牧区中鲜有的适合农耕的地区。秦汉时，中央政权多在此屯兵戍边，进可深入大漠追击匈奴，退可守边塞防匈奴滋扰，这片土地也因此成为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最早相遇、碰撞、交融的地方。

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与众不同的风景地貌和自然风光。

在我看来，中国最配得上“大”字的地区，非西北莫属。大西北承载了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雄伟壮丽的全部想象。戈壁的浩瀚粗犷，草原的辽阔秀丽，雪山的巍峨壮美，河湖的奔腾浩荡。这些极致的自然风光在西北这片土地上俯仰皆是。干旱造就了各种风蚀地貌，大自然以鬼斧神工的方式，形塑着大西北苍劲雄浑的地表形态。

壮阔河山，厚重历史，很容易让人心生苍茫之感。我年少时读岑参、王之涣、王昌龄这些边塞诗人的诗，总是被那种孤独苍凉的壮怀所深深感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曾困惑于为何诗人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千古绝唱，直至我亲身踏足大西北的土地，这些不解瞬时茅塞顿开。

苍天白云，艳阳高照，但见大漠一望无际，群山蜿蜒耸立，苍凉之情顿时涌上心头。念天地之悠悠，千古风云变幻，王朝兴替似在眼前，仿佛要天人互动，共享这亘古之情。

这种大西北的苍劲雄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我的眼界，磨练了我的襟怀，以至于多年后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行走天下之时，能写出一些稍显眼光和气概的东西来，在我看来都是拜西北生活经历之所赐。

千古绝句多出自边塞，偏安于烟雨江南，多的只能是风花雪月，靡靡之音。西北的凄风苦雨磨砺了我，西北的苍茫风物陶冶了我。尤其是在兰大的学习经历，深刻的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格局视野，这样才使我有可能看透复杂事物背后的关联性，将看似不相关的事全部打通。

当然，近些年，西北自然条件的干旱恶劣也有了喜人的改善。这次落地兰州，我便惊喜的发现，城市周边原本光秃秃的山峦变绿了，千沟万壑的黄土戈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青山绿水，森林草原。这种退地还林，大规模的生态重建毫无疑问是目光长远的表现。对于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陕西榆林横山区“泾渭分明”的沙漠治理与未治理的分界公路。分布在榆林市的毛乌素沙漠已很难找到裸露的成片沙丘，当地政府为纪念治沙成果，在横山区专门保留了一小块原始沙丘。

万里丝路，千古交融

看似干旱荒芜的大西北，其实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文积淀。

张骞凿空，丝路贯通

自先秦开始，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文明便开始了相爱相杀的伴生史，烽火戏诸侯中覆灭西周的犬戎便是一支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

自周秦之变后，经过短暂的剧烈震荡，中国第一个相对成熟的中央集权帝国——汉开始形成，但与此同时，西北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匈奴也同样初具雏形。

汉初国力孱弱，匈奴屡侵汉边，攻城掠地，屠戮百姓。自高祖至文景二帝，征讨怀柔均无济于事。逮至武帝，国家休养生息，国力日渐殷实，解决北方边患已成为当务之急。

少年天子武帝即位后，立志北击匈奴，欲联合西域大月氏国夹击匈奴。同时，世人皆传闻西域遍地珍宝，蕞尔小国星罗棋布，这片神秘的土地激起了中原统治者的好奇心。

公元前138年，即位仅三年的汉武帝刘彻，下诏招募使者出使西域，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的青年郎官最终担此重任。他便是张骞。

然而张骞此行可谓是九九八十一难。先是被匈奴俘获，扣留十载，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继续西行，跋涉千里找到大月氏时，却发现大月氏早已远离匈奴，走向农耕定居，再无东去复国之心。张骞无奈返回，却在回程再次被匈奴所俘。扣留一年多后，张骞终于得以趁乱再次逃离，返回长安。

“风沙霜雪十三年，城郭山川万二千”。张骞出使西域历经千辛万苦，但终究披肝沥胆，不辱使命。尽管是出于联合抗敌的战略目的，但客观上开辟了向西的交往之路。张骞凿空，却也是中原文明第一次与遥远神秘的西域产生直接交流。

尔后，自河西走廊至葱岭以东，直至古波斯、地中海东岸，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之路逐渐建立起来。来自中国的丝绸、铁器、茶叶和来自西域的马匹、香料、美玉、珍宝，在这条东西要道上来回穿梭，川流不息。驼铃声声，黄沙古道，自此成为了大西北的千古意象。

这条路最初运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上等丝绸。与后来的瓷器一样，丝绸被西方人视作珍宝，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因此，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传神写实，不久便风靡全球。

尽管丝绸之路并不限于张骞开拓的西北这一条要道，但西北无疑是最早产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地区。这也奠定了西北在人类文明交融史上的重要地位。

敦煌，敦煌

季羡林先生曾有一个观点十分精彩，他老人家认为：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西域地区。

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勾勒出敦煌在古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

敦煌扼守玉门关、阳关，处在戈壁大漠包围之中，其地理位置之特殊，致使东进西行的胡商、汉商都要在此停靠修整。既是分岔点，又是交汇点的敦煌，伴随商品的流通和运输，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进入了薪火相传的千年鼎盛。

西汉晚期，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内地，敦煌成为最早受佛教影响的地区之一。公元366年，前秦乐僔和尚在敦煌东南面的鸣沙山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这便是莫高窟的起源。

尔后，从北魏到隋唐、五代，再到宋、西夏和元，历朝历代的信徒兴修出近500个洞窟，内容从宗教相关的雕像、壁画、经书到古代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艺术表现之博大精深，其考古价值之稀缺罕见，在举世范围内绝无仅有，语言亦无法描绘其极。

敦煌艺术之光辉灿烂，也最早构建了我对于河西走廊地区繁荣的西域文明的全部想象。

1982年，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我，受当时“东洋留学热”的影响，也一度渴望去日本留学。尽管我在大学期间学过一些日语，但整体的“听说读写”水平，尤其是口语还比较弱。但当时国内日语老师不仅十分紧缺，而且水平堪忧。那么到哪去强化日语呢？

我灵光一闪，想到当时甘肃有很多来华的日本游客，索性直接去国际旅行社应聘当导游，接待日本旅行团，这样能够接触到最好的语言环境。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沉浸式体验学习”。

在接待日本游客的过程中，我惊讶的发现，比起当时的中国人，日本人对于河西走廊的兴趣和热情要大得多。甚至当时旅行社针对日本游客专门开设了名为“丝绸之路”的旅行线路，其路线覆盖今天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而这里面最受其欢迎的，便是敦煌。

我这才知道，敦煌在日本学界及大众心中，早已成了无比珍贵的世界历史文化宝库。1959年，日本汉学家井上靖发表历史文化小说《敦煌》，风行一时，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旷日持久的敦煌热。但由于中日关系紧张，直至70年代末，才有日本游客得以真正到达小说中描写的古老传奇的艺术秘境——敦煌。

在陪同日本游客多次前往敦煌的过程中，我深深的被敦煌艺术之博大精妙所折服。莫高窟内，历朝壁画连绵不绝，层层叠叠，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缤纷斑斓，灿若星河。这些壁画以宗教主题为主，多为经变画，涉及山水、神话、人物、动物、装饰，亦有世俗生活相关的主题。人物的容貌、衣冠、装饰皆栩栩如生，历朝历代形态各异，气势恢宏，简直就是一部刻在墙上的史诗。

众多壁画中有两幅最令我印象深刻。一幅叫《胡商遇盗图》，另一幅则叫《舍身饲虎图》。前者是莫高窟第45窟中的盛唐时期画作，讲述丝路之上的胡商遇到了祁连山下打家劫舍的盗贼；后者则是莫高窟中历代壁画中多次出现的，佛祖释迦摩尼的前世萨垂太子舍身救虎的经典故事。这两者看似毫无关联，但细细思忖却给人无限启发。

盛唐时期，河西走廊及西域纳入中央政权版图，丝路之上商贸繁盛，来往东西商旅车马如织。商人多携大量财帛金银赶路，盗贼们也因财而生，甚至一些盗贼团伙是受少数民族部落和割据武装支持的职业军人。

但无论是落草为寇的小毛贼，还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与丝路都是共生关系。大盗贼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负责维护秩序，一旦抢掠过度，丝路人烟渐稀，则对于所有人都是灭顶之灾，商人、马匪、原住民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绿洲生态。

西域各国的僧侣教士，沿丝路东进，佛教也因此在丝路广泛传播。有一些盗贼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最早经受宗教洗礼的人群。

佛教讲求因果轮回，追求前世因，今世果。于是看似吊诡且荒唐的一幕在莫高窟上演了。

那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土匪盗贼开始放下屠刀，一心礼佛。与敦煌地区停留的商人一样，他们在积累了一定财富后，也开始花重金聘请画师，在莫高窟中作画佛教经典，借以洗清罪恶。

这两幅图看似善恶对立，实则包含了大善源自大恶，大恶促成大善的辩证思考。

在佛教看来，世界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非红即黑的，盗贼可以感化成教徒，宗教可以洗刷罪恶。宗教就像一个变压器，可以将对立的两面进行转化，把原本不道德的盗贼转化为一心向善的教徒，这才有了今天所见莫高窟的辉煌。

善与恶，黑与白，这些矛盾、对立和冲突，在佛教世界中得到了共生转化的相互消解，这是人性的复杂性，也是宗教的包罗万象。

当我徜徉在敦煌鸣沙山下，莫高窟前，我深刻感受到这种宗教力量所带给我的震撼。自古以来，大抵伟大艺术之创作，只有两种驱动，要么是来自帝王之力，要么就是宗教的力量。前者是“要我做”，而后者是“我要做”。当宗教将“要我做”变成“我要做”，人性当中最强大的信念便由此释放，伟大艺术由此诞生。莫高窟如是，泰姬玛哈陵如是，西斯廷壁画亦如是。

当人们受到宗教力量的感化，以一种超脱无畏的精神去从事艺术创作时，往往能迸发出奇伟磅礴的力量，从而创造出璀璨夺目的文明奇迹。

从读书时第一次探访敦煌，到后来因事缘机缘多次前往敦煌，敦煌早已成为我内心深处象征着大西北的文化符号。敦煌艺术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莫高窟带着古老神秘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亘古悠久，在大漠深处流光溢彩。

1979年，甘肃省歌舞团排演的歌舞剧《丝路花雨》，取材自丝路传说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一经公演，轰动全国。而剧中反映的内容不过是敦煌众多文化史籍中的一小部分，犹如弱水三千，只撷取一瓢，便已惊艳天下。艺术大师如张大千，不过是在洞窟里临摹几分，便足以功成名就，扬名天下。

行文至此，我仿佛穿越漫天黄沙，又置身于大漠深处月牙泉畔的绿洲之中。眼前是千年古窟，耳畔是声声驼铃，远处则是西行的老者浅吟低唱：敦煌，敦煌……

回回民族的精神原乡

丝绸之路的开通，直接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两端，商贸往来带动了文化传播，伴随而来的还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来自西方的异域民族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在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不断演变发展。在众多民族融合过程中，有一个民族的起源极为特殊，也最引起我的兴趣。这便是回族。1988年，我在新华社工作时，还曾专门对西北地区的回族进行过调查研究。

在我看来，回族之特殊，在于其是中国唯一的外来民族。回族的来源复杂多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鲜明独特的职业特征和迁徙特征。回族的商业民族属性，以及今天“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都与此有关。

唐高宗年间，大量来自大食（古阿拉伯）、波斯（古伊朗）的商人乘船从东南沿海登陆，与中国通商往来。这批胡商有的就地定居，有的西进至都城长安、洛阳，其定居地被称为蕃坊。盛唐时的长安蕃坊，酒肆里胡姬歌舞升平，胡琴婉转悠扬。“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写的就是当时长安城的波斯舞女。

唐 阎立本 《步辇图》，所绘为派使者吐蕃王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胡商带来了伊斯兰教，并在当地开始建造礼拜寺、公共墓地。商人们娶妻生子、繁衍定居，大量“回爹汉妈”的新族群开始出现，他们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这便是回族的祖先。

逮至宋朝，又有部分犹太人经丝路来华，他们与先前的阿拉伯人宗教亲近，故也被成为回族祖先。时至今日，河南开封地区附近的回族，据考证，都与这支犹太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新华社工作时期的老领导，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正是开封杞县的回族。穆青同志待人随和大气，他的大鼻子神似犹太人，更一度使我坚信这一史料的真实性。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以20万左右重骑兵征服中亚、西亚、俄罗斯、乃至地中海地区，而当时蒙古政权总人口也不过区区百万。

这简直不可思议，究其原因，在于其征用了大量被占领区的中亚各族、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为战争提供后勤保障。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色目人，编入蒙古军队，小则作为助理，中则作为军团。

相对于野蛮粗糙的蒙古军队，这些色目人往往善于经商，精通算术和手工艺，因此发挥了巨大作用。蒙古人要求其一是给管账，二是做工匠，主要制造骑兵用的刀枪剑、马掌、马鞍等，第三是在政治上提供辅助，例如忽必烈时期一些宰相就是阿拉伯人。

西征结束，蒙古人班师回朝之时，原有的色目兵团也陆续回到中国。他们沿途被安置在各个军事站点，屯垦屯牧，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的身份，散布于全国各地，这便是后期形成回族的主体人群。

后来忽必烈挥师灭宋，统一全国。他攻战西南地区的时候，凭借革囊做成的筏子，像过黄河一样，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丽江，再攻大理。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里“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典故的出处。

色目人一路跟着元军走，沿途也在西南地区安顿。比如三保太监郑和的祖父就是留在云南的色目人，所以一说其本姓马。元军过乌蒙山，有一条驿道，从贵阳到毕节、宣威、昆明。像我老家毕节黔西，就有一批姓海的回民，究其祖上，皆是追溯至元朝。

总的来说，元朝是回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奠定了今天回族遍布全国的基本格局。到明朝时，又有一些中亚西域人以及东南亚穆斯林以归附或寄居的形式融入回族，回族在这一时期算是彻底形成了。

如果说回族在其他地方是星星点灯，寥若晨星，那么在西北地区定居的回族则是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西北的回族定居历史之久、人口之众、规模之大，且多保留了完整的宗教生活。除了众所周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青海、新疆都分布着大量的回族自治州、县，这其中，以我此次西北之行中着力探访的河湟地区回族最有代表性。

河湟地区，在地理上也称河湟谷地，顾名思义，是黄河与其支流湟水两河交汇流域肥沃的三角地带。它是青海乃至整个西北都为数不多的、适合大面积耕作的农业区。从古至今，这一地区都属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处，刚好处于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这里有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上古记忆，也是多民族杂处和融合的样板区，还是丝绸之路很重要的通道。由东往西，依次包括现今湟水流域的民和、西宁、湟中、湟源等，及黄河流域的循化、化隆等。

这一地区的回民是极富民族代表性的。打个比方，从塞北至江南，由沿海到内陆，全国许多地方皆有回民分布。但像手机操作系统一样，不同地区的回族却有着不同的“版本”。有的是1.0，有的算的上是2.0，河湟地区的回民可以算是5.0。像我在老家西南地区接触到的回民，可能充其量只能算1.0。他们一方面没有宗教生活，而且多与汉族长期通婚，民族传统保留的并不完整。但这些回族同胞在经营一些行业上很有优势，比如他们烹制的牛羊肉堪称一绝。

在我小时候的老家黔西县城，有一家国营的清真食堂，店里的牛肉粉远近闻名。经营食堂的师傅姓丁，是回民。长得相貌清奇，骨骼高大，浓密的络腮胡，一看便与本地人不同。丁师傅家的牛肉精挑细选，处理的清洁干净，汤头醇厚，味道鲜美，让我至今每每念起都垂涎欲滴。几十年下来，丁家牛肉粉已经传至第四代，现如今在黔西还一直为人称道。尽管是丁姓一家是汉化十分彻底的回民，但这种炮制牛羊肉的天赋，或许也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吧。

还有一批华北地区的回民可以算2.0，他们有一部分宗教生活，坚守一些生活习俗，比如只吃清真食品。但在婚姻上，亦是很难坚守教规。依照这样简单梳理，河湟地区树大根深的回族文化，可称作5.0版本的典型形态。

河湟回民最早以成吉思汗西征回师的回回兵团为主，加上明清时期陆续从陕西各地迁来的回民，至今定居已有千年之久。河湟地区地处交通要道、军事要塞，早年回回兵团在此驻军屯垦，养马放牧，举世闻名的河曲马，正是当年忽必烈在河曲地带牧养。传说中的西域良马——青海骢，据说就是河曲马与西域汗血宝马杂交而来。

黄河、湟水流淌千年，也滋润和养育了穆斯林各民族。穆斯林作为外来族群，在这里与当地民族结合，产生了根深叶茂的回族文化。

黄河流域有两个地区的文化我很感兴趣，一个是伊洛一带的河洛文化，在今天的河南西部，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另一个则是河湟地区的河湟文化。清末民初时提倡的“五族共和”思想，在河湟地区得到了完整的践行。汉藏蒙回满等各族杂居，使得河湟地区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样板。到后来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河湟文化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我此次西行，由兰州出发西向而行，一路经兰州、西宁、临夏、撒拉，近距离观摩河湟地区回族人民生活，参加了热闹非凡的“古尔邦节”，与许多穆斯林学者、阿訇进行了交流，可以说是补齐了关于回族的功课。河湟回族对伊斯兰教的笃信和虔诚，令我十分震撼。

古尔邦节是重要的伊斯兰节日，旨在纪念先知亚伯拉罕遵循真主安拉命令将自己儿子献祭。它与开斋节、圣纪节并列为伊斯兰三大宗教节日，以举行会礼、宰杀牛羊、聚餐为主要内容。

一路走来，大大小小的清真寺林立，始建于不同年代，数量众多。内地清真寺多模仿阿拉伯风格兴建，缺乏特色，建筑较新，清一色的穹顶。但河湟地区的清真寺大都年代久远，有飞檐斗拱，有高塔雄殿，古朴厚重，庄严肃穆，这也是文化融合的一大体现。

河湟地区的上百万回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在西宁，我还特意走访了著名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拜访了大阿訇马跃祥教长。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是西北四大清真寺之一，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已有600多年历史。东关大寺乃青海第一大寺，每年有数十万穆斯林在此礼拜，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此行全程陪同我考察的是青海力盟实业集团的董事长马海龙先生。马总是我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回族企业家，我们都亲切的笑称他为“马阿訇“。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马总一方面是位低调且颇有实力的企业家，另一方面也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从小念的是经学，通晓阿拉伯语，能够熟练背诵《古兰经》中的许多段落，同时恪守穆斯林的”五功“”六信“。他在内地许多地方学习考察，需要克服饮食习惯等方面的不便，但都未曾动摇其学习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决心，可谓是难能可贵。

马总不仅善于学习，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非常强的市场意识。作为智纲智库的老朋友，我们与马总早在2016年就产生过合作。我还记得他当时专程跑到深圳和北京来见我，真诚的对我说：“王老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追随关注智纲智库的脚步。为了这次会面，我准备了15年。早年条件不成熟，没能请智纲智库；如今条件成熟了，这个项目（青海省文旅发展战略）我曾向有关领导建议一定要由你们来做！”

正是这种真诚打动了我，我欣然决定动身前往青海。马总当时陪同我考察了半个月之久，我们的足迹踏遍祁连山南北，走遍了雪域山川，最终形成了关于青海省文旅发展的战略策划报告。可以说，在马总身上，我看到了回族企业家天生的商业基因和优良品质，这或许也是这个古老民族的神奇魅力之一。

千秋功业，左公西征

千百年来，尽管西北各地区民族杂居，文化交融，但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形成之前，西北因偏居边塞，远离中原政治中心，每当灾祸频起，中央王朝控制力下降时，都会沦为割据之地。

清同治年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首领阿古柏，在沙俄支持下，趁新疆农民起义之虚，暗中侵略新疆。而此时清廷面对内忧外患，根本无暇顾及西北。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新疆局势变得极为复杂。阿古柏割据一方，自立为汗，新疆危矣。

1874年，日本人武力犯台，清廷上下开始手忙脚乱，出现“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主张海防为主，暂时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等人则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且须先平定西北之患。

在塞防派力争之下，清廷决定平定西北，收复新疆。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短短三年之内清军势如破竹，连克北疆南疆数城，到1878年和田收复，新疆已全境平定。

左公收复新疆之功，实属千秋伟业。新疆既定，偌大中国西北半壁长期无虞，清廷对新疆重新取得控制力，大国西域由此避免被分裂的危机。

古往今来，盛世建功易，力挽狂澜难。左宗棠这个霸蛮的湘人，硬是在乱世立下治乱之功。清政府内外交困，缺粮缺饷，左公所面临的，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所说的“只能给政策”。于是他自行筹备军粮军饷，红顶商人胡雪岩受托出面，以苏浙粤三省海关税收为担保，才外借白银一千多万两。左的长子左孝威在平定新疆时前去省亲，随父入住营帐之中，感受风寒，回家后不幸病亡。这些都未曾动摇其收复新疆之决心。左公以花甲年迈之躯，力排众议，舆榇西征，亲率数万湘军入疆，一举平定西北，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1982年，胡耀邦第一次去西北视察时，提出了众多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期间他特意引用了左宗棠部下杨昌浚所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来纪念他的这位特殊的老乡：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深深感染了当时在西北念书的我。我特意托朋友找到一份孤本《左文襄公传》，一口气通读。这是我第一次知晓左宗棠其人其事，一下子就被那种民族气概深深感染。我站在大西北的土地上，掩卷余思，想起林公与左公的丰功伟绩，豪迈之情油然而起。

以至于后来我多次去新疆，看到沿途栽种的合抱粗细的“左公柳”，都不免心下戚戚，感慨湖湘子弟护国之功，以及左公“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拳拳壮怀。正应了基辛格在《论中国》中的慨叹：“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