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玛雅访谈  玛雅的博雅轩

导语：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搏击奋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来，不仅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而且成长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在这天翻地覆的巨变中，中国外交经历了怎样一个演进过程？外交战略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在每一次重大外交战略决策的背后，有着共产党领导人怎样的时局判断、理论指导和利益考量？

新中国的外交史，是一篇经天纬地大文章。在今天，当中国经历了 70 年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经历了 40 年改革开放，从“请进来”转而开始“走出去”经略世界的时候，我们从这篇大文章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章百家，中国外交史专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 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革命、建设、改革：中国共产党三部曲》《冷战与中国》《穿越历史透析中美之变 —— 当前对两国关系的若干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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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认定的历史使命和目标

玛雅：一国的外交和战略与其国家利益相联系。比如美国，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持续成长的经济、“普世价值”的传播，以及由美国推进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围绕它的国家利益展开的。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章百家：与美国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定型的国家不同，中国自近代被卷入世界体系以来，长时期是一个充满革命性变化的国家，因此它的国家利益似乎不那么稳定。即使是在 1949 年以后，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也不乏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从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事业以及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的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利益诉求。

这些民族目标或者中国人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项：一，实现现代化；二，恢复大国地位；三，完成国家统一；四，实行社会变革。这四项目标决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支配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大战略的要素。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时，这四项目标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就对外关系而言，这四项目标也是推动其发展变化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玛雅：关于新中国 70 年的外交史，通常的观察是以领导人的代际来分阶段，比如毛泽东时代外交、邓小平时代外交、江胡时期外交，以及习近平主政后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你作为一名研究者，从中国对外关系的演进来看，是怎么划分阶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总结说，中国外交是“十年一变”，即上世纪50年代“一边倒”，60 年代“反两霸”，70 年代“一条线”。这当然是大致而言。从那以后，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从这时起，“十年一变”的周期就被打破了，中国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影响国际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可以说，中国对外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尽管许多方面还不很确定。

玛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主要是因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渊源？

章百家：有历史原因，更主要是现实原因。中国革命的使命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不同国际势力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 赞助或反对 —— 直接影响着新中国的外交决策。选择“一边倒”战略主要是根据中共领导人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1946 年下半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战后世界将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阵营；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美国极力突出美苏矛盾的目的，是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这一理论随后成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的指导思想。1949 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而帝国主义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这是他决心采取“一边倒”战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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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不肯承认新中国

玛雅：我读美国外交史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后推断，中苏尽管意识形态相同，最终必将分道扬镳。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曾一度表示，将不再干涉中国局势的演变，这为中共攻打台-湾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战略，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这一政策调整，给美中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和中国之间 22 年的尖锐对峙。

章百家：二战结束前后，由于维护战后和平要靠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中共对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视。然而，美国在战后很快把日本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盟友，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国内有很多讨论，要不要承认共产党政权？美国当时采取观望政策，“等待尘埃落定”。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再观望了，而是立即采取行动。这就导致了“一边倒”格局的固定化和长期化。

1950 年 6 月 27 日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如果没有中美在朝鲜交战和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一边倒”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美国的行动后果是严重的 —— 它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使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有利时机；美军在朝鲜又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致使中国不得不被迫应战。中美关系由此持久地陷入僵局，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过程中，冷战大格局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实行“一边倒”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

玛雅：我的印象是，新中国初期，中美关系先后有几次可能出现缓和，但都“阴差阳错”地失去了机会。

章百家：朝鲜停战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 年 8 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八大期间，他又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等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的贸易障碍、促进人民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草案。然而，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玛雅：美国对华这种态度，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章百家：可以这么说。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把对方视为一个敌对的国际势力，美国不可能在实行反苏反共遏制战略的时候与新中国交善。而且中美之间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台-湾。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的意图是牢牢控制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因为台-湾对它整个东南亚的防御作用非常重要。从海洋地质来说，台-湾以内，中国大陆沿海基本是浅海，过了台-湾就是深海，台-湾在军事上的价值非常高。所谓台-湾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说法其实是误传，美国人当时说的是，如果中国得到了台-湾，那共产主义世界就得到了向东南亚扩张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认为，中苏已经捆在一起，一时半会儿分不开了，而且很担心共产主义扩张，所以尽管中共做出了缓和姿态，美国仍然拒不承认新中国。

中共八大以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很快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关于国际形势正趋于缓和的判断。1956 年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促使中共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7 年，由于美国没有意愿同中国缓和关系，毛泽东决定放弃缓和尝试，表示：对西方主要国家，我们“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1958 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并且通过炮击金门来提高全国人民的士气。他还要求外交工作克服保守思想，导致当时提出了“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这种全面出击的口号。至此，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被锁定了。前一阶段比较稳妥、务实的外交政策被一种充满革命豪情但却脱离现实的政策所取代。由于决定关起门来搞建设，外交也就只需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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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倒”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玛雅：这样说来，“一边倒”格局的形成，是新中国自身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美苏对新中国“做出战略选择”的结果？

章百家：是的。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一边倒”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中共建政前后，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个重大挫折，给了中共领导人深刻的历史镜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目标：一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二是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两个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孙中山于 1912 年 2 月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被列强看中的袁世凯。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更为惨重，最突出的事件是 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这些失败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转向苏俄是毫不奇怪的。1919 年，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义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无援之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表示，愿意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承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但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相信，苏俄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挚友。

弱国无外交。1919 年巴黎和会签署《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占领的山东的主权给了日本。

玛雅：对于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历史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章百家：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中共在外交上面临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得到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毛泽东当时说，如果新中国成立三天没人承认，就会有问题。同时，要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还要为恢复经济争取到必要的外国援助。在美国仍在顽固地支持国民党，不可能转而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因此，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首位，主动站在苏联一边，就成为最有利也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政策选项。

然而，如果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倒向苏联”，那就过于狭窄了。毛泽东说的是，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一边倒”不是单纯的外交方针，而是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一边倒”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强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玛雅：如何评价这一战略的利弊得失？

章百家：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新中国不仅很快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 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其残余势力的任务也很快完成了。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阶段，中国在实现社会变革、推进国家统一、加快工业化建设、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并重返国际舞台四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在“一边倒”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强调并坚持独立自主这一更高的原则，这决定着后来中国外交的走向。

但是，就长期发展而论，“一边倒”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它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新中国对外经济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各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太发达的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部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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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两霸”立场的两面效应

玛雅：上世纪 60 年代，随着中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外交从“一边倒”进入“反两霸”时期。这也是一个因应时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章百家：与“一边倒”不同，“反两霸”并不是在经过对形势冷静清晰的分析判断后作出的战略选择，而是在中美关系僵持、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多少有些即兴之作的成分。出现“反两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苏联变修了，这样只反帝就不够了，还必须反修。

这个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偏差导致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激进，试图在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以一种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结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输出”的信条不再被认真遵循；对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行，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实际利益被弃之不顾；中国领导人一贯重视的国际统一战线也由于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而不再具有力量。

玛雅：这种激进的对外政策对国内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

章百家：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基本需要。由于脱离了世界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缓慢，国家安全形势严峻，推进统一也未能取得进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社会变革方面，无疑走了一条弯路。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为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得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玛雅：可不可以说，这种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为后来的外交和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章百家：的确。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战略调整，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当时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胁。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促使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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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泽东、周恩来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进程

玛雅：美国人说，是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很多中国人大概也这么认为。事实上，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中国并不是被动的。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双方都有各自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考量。

章百家：当时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初是想求得苏联的帮助，发现这条路走不通才转而借助中国，不过那时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设想还相当模糊。这一次，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缓和中美关系的机会。当毛泽东表明这种意向后，周恩来和陈毅等四位老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促成了最后决策。随后，周恩来做出缜密细致的安排，毛泽东导演了“小球推动大球”的精彩一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开启。1973 年，毛泽东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

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在此前基本被局限于半个舞台上。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启动了。

乒乓外交：毛泽东主席导演的“小球推动大球”的精彩一幕。

玛雅：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按你的分析，毛泽东和周恩来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从而开启了中国迈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

章百家：我是这么认为的，道理很简单。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但因为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买卖做不成了。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美紧张关系有所松动。那时，毛泽东曾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掌握先进技术，但这些设想未能实现。首先是美国不愿意；后来一些西方国家政策有所松动，但中国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也没有把握住机会。当然，那个机会也不是很大。

上世纪 70 年代的外交和战略调整，为后来的开放政策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邓小平私下说过一句话，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对美国不开放对谁开放都没用。假如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时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会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那么容易。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那代领导人给中国留下的一份重要遗产。

玛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复出伊始，就积极推进中美关系，与卡特政府正式建交。

章百家：1978 年邓小平主持外交工作后，仍然坚持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他做出了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邓小平的考虑与毛泽东有所不同，他是借此实现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开放，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

1979 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从 1980 年起，中国就开始考虑放弃“一条线”战略。1982 年 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意味着中国明确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开始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同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并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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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玛雅：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外交是革命外交，中国反对两霸，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邓小平时代外交是利益外交，以大国关系为重，美国是重中之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疏远了。事实上，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开始了“全方位”外交。

章百家：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认识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提出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这一论断为改革开放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早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把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6 年，中国政府根据新形势对这一政策做了全面阐述，有继承也有发展。主要内容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阐释，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了体系。在新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在世纪之交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在对外关系的各主要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均衡。

玛雅：前面你谈到，中国外交从“一条线”转向“全方位”后， “十年一变”的周期被打破了，呈现出稳定性和连续性。

章百家：对。在评论新中国前 30 年的外交时，一般都会提到“十年一变”。按这个说法，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正是一个可能出现转变的时候，而且恰在此时，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随后，国际上又发生了苏东剧变、海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1989 年政治-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总的国际形势也随着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终结而发生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变化。然而，在这样的剧烈变局之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十年一变”的“规律”这一次失灵了。

玛雅：理解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通常分析国际、国家、领袖个人三个层次的原因。中国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那种风云骤变的国内外局势下，能够处变不惊，对外政策保持稳定，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也不可估量。

章百家：领导人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时面对复杂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并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坚持把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关系分开，做出了十分睿智的选择。这使得中国避免了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来处理国家关系的老路上，并成功打破西方制裁，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进入 90 年代后，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即元首外交、各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对于塑造国际关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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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建立与发展

玛雅：如果当时中国外交回到意识形态斗争的老路，改革开放的进程就被打断了。

章百家：是的。江泽民上任后，坚持了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论断和基本外交政策原则。1991 年夏天，在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后，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提出：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争取一个良好、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不变。这种认识使得中国外交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正确的指导方针下，中国在外交方面采取了得当的应变措施。在 1989 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大力开展睦邻外交，实现了同亚洲国家的全面建交，并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利用矛盾，很快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提出了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同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强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根据国情决定改革和开放的步骤、领域和速度。总的来看，那几年外交工作的进展比中国领导人预期的还要好些。由那场政治-风波引发的国内和外交问题到 1992 年基本解决，此后，中国再次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玛雅：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与之相应，这一时期的外交事业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章百家：从 1992 年至世纪之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并结出累累硕果。在这个阶段，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都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国际上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来自国内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香港、澳门回归。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人员往来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至世纪之交，中国基本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双边关系，也重视多边外交活动。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看，这个阶段取得的进步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起飞阶段，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基本具备了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实力，国家统一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玛雅：进入 21 世纪，中国崛起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事件，也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的疑虑。2002 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有什么新的进展？

章百家：新世纪之初，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更准确地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国际形势的主流，倡导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思路更为明确清晰，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逐渐形成了以“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为思路的总体布局。中国外交也更加透明、更加务实、更加主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面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中国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回应，并阐明这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做出的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利益。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对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8

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挑战

玛雅：尽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随着国家实力不断提升，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对中国外交构成了重大挑战。

章百家：中国强大了，外部环境却更为复杂，中国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其实，这种态势自上世纪 90 年代即露出端倪，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从积极方面看，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是对中国外交实力的考验，同时也为中国展示自己的外交特色提供了机会。应该说，这种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和活动中，更集中地体现在外交观念上，是以历史的积淀和新的实践为基础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我国外交战略做了新的论述，其要点是：（1）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2）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5）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6）坚决维护中国核心利益；（7）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8）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这八个要点基本体现了中国外交观念的最新发展。我认为，其中最具新意、最值得注意的是三点，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表明，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候，中国愿意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国内的改革开放相衔接。

玛雅：新中国经历了 70 年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已经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治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今天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从 40 年前的“请进来”转而开始“走出去”，通过分享全球资源来创造财富，经略世界。在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章百家：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40 年后的今天，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分析和展望国际形势的演变时，更多地考虑和估算中国自身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最近一波由高科技和信息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导致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些新问题包括资本的迅速流动，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快速转移，人工智能取代传统就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处境困难，民粹主义兴起，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等等。这些新问题对世界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以往通过优势互补来解决各自问题的方法也已失灵，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由此加剧。这也是当下中美矛盾突显的背景。

玛雅：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认为现在中美关系不只是解决贸易争端这么简单，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共生共存。

章百家：中美已出现结构性矛盾，形成全面竞争态势，以往的互信基础不复存在。自 1972 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双方互信的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在安全方面有共同需求，在经济方面可以形成互补。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逐渐呈现全面竞争态势。这种局面来得如此之快多少有些出人预料，但这是中美双方迟早都要面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中美竞争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是趋于恶性竞争导致双方脱钩或对抗，还是可以形成公平竞争加继续合作的局面。我们的意愿是明确的，就是避免前者，争取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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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

玛雅：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在确定我国内外战略和现阶段发展目标时，有哪些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章百家：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前所未有；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内部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各大国、周边国家必然高度关注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加以评估、防范或应对。这要求我们调整对外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出言行事都要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做好应对预案。特别是在下先手棋时要多看几步，留有后手，谋定而动。

玛雅：历史上大国竞争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中国重视。美国作为现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方面经验最丰富，对挑战者也最警惕。

章百家：近年被热炒的“中国何时取代美国”其实是个伪命题。未来世界必将是多极多元的，一超独大模式难以再现。真正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在竞争条件下如何面向未来世界。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美两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

中国今天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就必须学会从世界的角度看自己，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

如何解决中国模式、中国体量与现存世界体系兼容的问题，是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键。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这将是一场多方博弈，当前的中美贸易谈判只是开场。

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毫无疑问，21 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玛雅：对外做到目标、实力和手段平衡，意味着先要练好内功？

章百家：可以这么说。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么几点：（1）现代化还没完成，人均 GDP 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完成，解决台-湾问题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是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外交不仅面对外部压力，也为内部条件所局限。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重大考验。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汲取前人的思想智慧。应当看到，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演变，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在国内，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到本世纪中叶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选自《当惊世界殊：走向复兴的人民中国》，外文出版社，2020 年 1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