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舆论操纵如何毁伤了自身？

文扬2020-10-08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美国一个大学的学者就做了一项调查，从2003年到2010年，约有140家美国保守派基金会，通过5299笔基金的形式，将5.58亿美元分发给了91家不同的非盈利组织，发起了一个把事情反过来说的巨大运动。所以大家会看到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事情，科学家集体的报告、政府之间达成的公约、形成的共识，逐渐都被推翻了，都变得那么不确定了。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老师于9月26日在观学院进行了题为“西方的舆论操纵如何毁伤了自身？”的演讲。本文为其演讲全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2020年，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特别关注这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1

中国IT产业的国际发展碰到了什么？

我们暂时先不讲疫情，中国的IT产业在今年遭到了集体阻击。华为、字节跳动、腾讯这三家IT产业的领头企业都受到了打压。

表面上看好像就是IT产业的事情，是技术和市场问题，涉及信息技术，涉及信息的流动和分配传播，再深一层可能涉及到信息的控制。美国政府商业部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都是以此为由，限制中国先锋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扩张。

但是，问题是不是就限于技术和市场？

其实自2013年斯诺登揭露美国在真正监控世界、在各国搜集重要信息的内幕之后，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解决了的问题。斯诺登事件涉及到地缘政治问题、大国外交问题、全球治理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所以在斯诺登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用美国打击其他国家所使用的理由来反击它。因而，根本问题不是技术和市场。

信息这个概念太广泛了，我们把它集中在新闻之上，会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把信息技术放在一个新闻网络中来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叫作“新闻技术”，事关新闻的流动和传播，甚至关于新闻的控制。

不仅于此，我们这个世界同时也被一种叫作“真相网络”的东西笼罩着。有一种技术叫作“真相技术”，事关真相的流动和传播，最后会发现有人在控制世界的真相。这就不是简单的信息技术问题了，这里包括了一些很复杂的技术。

2

从通讯社四巨头说起

对全球新闻和真相的控制，不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追溯起来，这个世界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

这事要从19世纪中后期说起。学过新闻、历史的都知道，媒体早期通过报纸输出新闻，公众也依赖报纸接触新鲜事物。到了19世纪中期，通讯社四巨头开始陆续出现。1835年，哈瓦斯（Charles-Louis Havas）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世界第一个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Agence Havas）；紧接着美国出现了港口新闻社（Harbor News Association，美联社前身），德国出现了沃尔夫通讯社，英国出现了路透社。

通讯社出现之后，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由它们负责向全球报纸媒体分发新闻的网络。换而言之，这四家通讯社先后崛起之后，世界上的新闻被这四家瓜分了。

为什么当时这些通讯社能瓜分全球？这当然跟殖民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技术的绝对领先优势有关。它们所瓜分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一大部分还是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这些优势都不具备。

下图显示的是world cable shares，全球通讯电缆份额。通讯电缆在当时的世界有点像现在的互联网，当时大多数地区根本没有通讯电缆份额，根本不具备这种技术。

大家知道麦克卢汉有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我相信很多最初接触麦克卢汉路理论的朋友们，不太理解这句话。其实在当时这是真真切切的，因为当时是一个前信息时代，信息是很匮乏的，所有的新信息都是随着新的媒介技术而传播开来的，所以在一定时间内有“媒介即信息”这么一个效应。当时路透社的总经理Roderick Jones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远东地区，路透社的服务已经存在60年……在这60年里，没有任何其他单一因素为维持英国的声望做出过更多的贡献。我不认为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在这时期一直对提高英国的影响力起到如此直接的作用。”

可见当时通讯社对世界新闻的控制是一种垄断性的，就是一种卡特尔（cartel）。卡特尔实际上在各国国内是非法的，美国就有专门的反托拉斯法，对于任何同行业的这种企业联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实行的垄断，是要限制的。但谁能限制当时西方通讯社对全球新闻信息流动的垄断控制？没有，完全没有。

3

对媒体帝国主义的反抗

后来，南方国家逐渐出现了一些抵抗。当时这个世界东西对立、南北对立，南方国家是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开始强烈地感受到了媒体帝国主义对它们的统治。它们本国的重要事情全是由西方通讯社来解释、给出定义，所以南方国家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抵抗帝国主义的这种统治。

在南方国家的集体行动之前，西方其实已有一批左翼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直到今天也非常有效。比如，1968年西方一些民间协会在南斯拉夫召开过一个会议，会上提出，控制人思想的体系已经日趋完善，外国的思想源源不断地强加到别国人民的头脑中，以至于当代社会人们的头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外国思想的俘虏——半个多世纪之前，关于系统地对人民进行洗脑，就有如此明确的表示了。

196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就指出过一个问题：新闻媒介虽然能够扩大国际共识，但是文化间的信息流通并不见得会提高国际共识；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当前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实际上是信息单向流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交流。

在这些西方左翼学者和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对抗中，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实——中国一直是缺席的。西方利用对新闻和真相的控制，对世界现实进行歪曲，而我们对西方媒体霸权的反抗是很晚以后才形成的。

大家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内兴起过Anti-CNN的运动。那时国人突然发现西方媒体完全不顾事实真相，针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歪曲报道，为此我们才产生了Anti-CNN这一运动。那时民间使用的一些话语，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被南方国家、西方左翼学者所使用了，我们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第三个战场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针对西方媒体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主战场。

19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总干事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递交一份关于利用大众媒介巩固和平，增强国际共识，反对战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的草案宣言。这已明确提出，全球大众媒介本身要有集体的正义性，要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这要求促成了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宣言——《大众传媒宣言》（Mass Media Declaration），全称《有关大众媒介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共识，为促进人权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与战争煽动而做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

《大众传媒宣言》基本上包括了三方的立场：一方是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一方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南方阵营。这三方的立场都很鲜明：东方阵营主要强调媒体的责任，这跟现在我们中国政府的立场很相近；西方阵营当然一如既往，就是强调自由；南方阵营强调的既不是责任也不是自由，而是平衡。三方反复博弈，最后形成了一个把这三个词都包括进去的宣言。但是，“责任”这词只出现了一次，代表美国西方立场的“自由”出现了7次，代表不结盟国家立场的“平衡”出现了4次。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推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报告，即《麦克布莱德报告》（The MacBride Report），又名《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麦克布莱德（Seán MacBride）是爱尔兰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反帝斗士，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报告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报告一共给出82条建议，建议媒介和新闻应该既允许一定的自由，又强调责任，还应该有平衡。

4

西方的妥协与反攻

但是人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反抗最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到了80年代，西方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反攻，现在回顾来看，基本上可以说三拳两脚就把这么多年东方和南方的努力给打垮了。这是怎么回事？

三方前前后后经历了多次斗争和博弈，但是结果80年代出现了一件事。西方说，你们一直说我媒介帝国主义，因为我有各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我有技术上的优势，那么好吧，咱们通过联合国实行一个计划，我用技术援助所有的南方国家，我把我的电台、电视台、我现时所具有的各种先进电子技术、通信技术都援助给你。最后形成了“媒体发展援助计划”。

这个计划集中了上亿的美金，一共大概有十几个出资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现代的媒体技术、建立媒体产业。今天我们可能已经难以想象，印度当时是13个出资国之一，而中国是被帮助的对象。中国今天的传媒大学曾经有两个项目，就是来自于这个计划。

刚开始发展中国家以为，似乎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弥补和西方的差距；但是这个计划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展中国家发现效果正好相反，因为对西方的依赖更强了，信息的流动更加不对称了——原来还可以用自己很有限的媒体力量来对抗，结果用了人家的广播设备，用了人家的工程师，用了人家的一整套专家系统，更没话说了。这个计划最终实际上是失败的。

这是西方的第一波反攻。接下来事情就愈演愈烈。

大家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约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上台，整个西方的一次右翼大反攻就开始了。这一次反攻包括了对南方和东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十几年来针对媒体帝国主义的左翼的进攻。大约是在那个时期，西方21个国家在法国召开了一个关于媒介的会议，这次会议发表的宣言宣告了西方大反攻的开始。

他们提出媒介的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完全修改了当初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提出的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是基本人权这一概念。南方国家提出的基本人权立足在世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获得各种信息的基本权利，但是在法国的这次会议上，西方国家提的是媒介权利，而实际上只有西方那些已经在历史上形成垄断性的全球大媒体具有相应的权利，这样一来，就把整个方向扭转了。

到了1983年，美国政府开始公开攻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坏媒介自由、破坏言论自由。那时候美国官方，从副总统布什到国务院发言人再到国务卿，都开始对教科文组织发起连续攻击。到了1984年，美国、英国就正式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随着美国和英国的退出，实际上世界左翼力量针对西方媒体自由主义的这一场进攻，基本就失败了。从那个时期之后，西方关于言论自由、媒介自由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

因为我们中国70年代末才开始改革开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希望与国际接轨，和西方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在这么一个格局里，中国没有参与到这一轮博弈中。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中国发现西方媒体双重标准，然而其实我们后来使用的很多话语，在50多年前都已经在国际论坛上用过了。

5

为什么反抗斗争不会有结果？

我们来归结一下，为什么始终没有走出博弈的怪圈，为什么西方媒介帝国主义的这些理据（justification）始终都能够成立。

这里实际上最后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西方、东方、南方这三方各自守住了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西方强调说媒介也有权利，其实西方的媒介权在历史上已经成为了权力（power）。

顺便说一下，在汉语里“权力”和“权利”，两个词同音，这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在英文里一个是power，一个是right，完全是两个概念。到现在我们的新闻媒体经常出现混淆。在这么重要的核心的政治哲学概念当中出现这么大的混淆，可见我们的思想界实际上有很多问题。

媒介的right，实际上是power，它的right越大，它的power就越大。所以西方强调自己的媒介也有right，有权利，实际上掩护了它的power。说白了，这个就是用言论自由来行使它作恶的自由。

东方国家是后发国家，后发国家为了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特别强调主权，所以我们强调媒体的责任，而南方国家主要强调的是人权和平衡。这三组概念始终在绕来绕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再回到我最初讲的信息网络、新闻网络、真相网络。咱们再换一个角度看，什么是信息？信息实际上是英文里的unannounced happening，人是无法把握所有信息的流动的。什么是新闻？就是reported events，选择出来的有关事件。在这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流行知识（current knowledge）和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我们会发现自从四大通讯社瓜分了世界以后，200年来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实际上始终都没有真正颠覆掉最核心的东西，关于世界的流行知识和公众舆论这一块始终都被西方控制着。而西方天天讲言论自由、媒介权利、多元观点，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归根结底是在维护着对流行知识、公众舆论的垄断。每一次各方的博弈，西方都会把它化约为技术问题，总是跟你谈技术；其实每一次谈到技术的时候，它就把最核心的问题掩盖了。

6

弥天大谎

在关于世界的流行知识和公众舆论的垄断上，一旦有了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以干什么？这个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一些真正可以称为弥天大谎的东西。

我举几个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债务。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实际上是一直在增长的，这是基本事实。发展中国家会发现自己实际上一直都陷在债务陷阱中，这债务陷阱基本是二战后就逐渐开始了的，越欠越多，最终发现西方国家不断地借款给自己，但在借款中又不断地附加一些条件，而这些借款常常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恰恰最终是它们需要支付更多的还款和利息。

这是关于债务的一个弥天大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现在都陷进去了。但是大家回去用Google或其他搜索引擎搜一下“debt trap”（债务陷阱），你们看搜出来什么？现在西方把债务危机全部赖到中国头上了。你想搜一下债务陷阱的相关资料，结果全是指责中国的，指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金砖银行、对非援助，让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咱们再看另一个可以称作弥天大谎的东西——华盛顿共识。

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三驾马车向全世界推销所谓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宣称只要按照这个，你的经济就能发展，你欠发达国家的债务也能尽早偿还。最终结果是什么？连斯蒂格利茨都批评了，无论什么新的共识都比华盛顿共识要好。但在当初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全世界没有力量能够反抗。

弥天大谎之三——全球气候变化。

1992年联合国就制定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从那之后，科学界99%的科学家都认定了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才能扭转趋势。但是30年过去了，你会发现这事情反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整个世界到处流行着一些否认全球气候变化的观点，甚至是所谓的科学论证。

这是怎么出来的？

美国一个大学的学者就做了一项调查，从2003年到2010年，约有140家美国保守派基金会，通过5299笔基金的形式，将5.58亿美元分发给了91家不同的非盈利组织，发起了一个把事情反过来说的巨大运动。所以大家会看到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事情，科学家集体的报告、政府之间达成的公约、形成的共识，逐渐都被推翻了，都变得那么不确定了。

从这些右翼政客、保守基金会及媒体智库专家们口里说出来的反驳气候变化的言论，听起来简直荒谬绝伦。他们会煽动公众，说一旦节能减排，连你家猫猫狗狗小宠物的食品都要涨价40%，你可能不得不处死你家这些宠物。他们用这种言论来煽动公众反对关于绿色环保的各种政策。

弥天大谎之四——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今年我们看到，自湖北武汉爆发疫情之后，中国其他省市都提前得到了预警，已经获得了相关的知识，再采取一系列措施。按说海外国家离湖北武汉更远，它们有更长的预警时间，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它们的曲线都应该类似于中国全国非湖北地区。但是现实是什么情况？结果到现在中国在全球的确诊占比已经看不到了，而海外不少地区还在快速增长。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西方、在美国、在特朗普口中，天天说是中国的责任。他们仍然在利用对真相和重大新闻事件的垄断来制造弥天大谎，而他们心里完全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说，今天中国人针对西方的媒体霸权，始终用“双重标准”来反驳，说“你双重标准”、“你颠倒是非黑白”，其实这反驳没有力量；我们不要再说双重标准了，他们也明明知道自己在执行双重标准——没有双重标准，我的帝国主义何来？我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7

舆论操纵到底是一种什么权力？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舆论操纵到底是一种什么权力？这是重中之重。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西方历史上一直都在追求这种权力，将对手定为罪犯，给对手的行为定罪，将自己定为正义化身，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脱罪，为自身的犯罪行为正名。

这是一种神权，一种深深地根源于一神教传统的权力。西方从崛起之后始终都要死守这一权力。这一权力在前现代时期就是《圣经》的解释，一手持剑，一手持《圣经》，就可以征服世界；到了现代社会，宗教权力（power）式微，他们就通过对真相、对重大新闻、对流行知识公众舆论的垄断，依然在保持着这一权力。

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技术？

1986年，英国《卫报》在电视台和电影院播出了一则广告“视角”（Points of view”，这是广告史上最著名的短片之一。

一开始大家看到了一个视角，一个年轻人正在逃离一辆汽车，就像好莱坞非常典型的黑帮片子，他看似在躲避人的追杀；马上换了一个视角，原来前面有一个商人，他在试图抢劫商人；再换一个视角，原来商人的头顶有建筑材料要掉下来了，他实际上是推开商人，救了商人。给了三个视角，大家得出三个不同的判断，最后的结语是，只有《卫报》能够提供最全的视角让你了解真相（But it's only when you get the whole picture，you can fully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相信99%以上的观众看完后会非常地认同，“这就是人家的言论自由，这就是多元视角，只有西方媒体才能给人真相。”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真正研究媒体理论的人会明白，要想描述一个现实，三个视角是远远不够的，但是长期以来我把它归结为“三视角规则”，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报纸也好，电视也好，他们一定会按照这个规则，一个事件会采访正反双方，然后请三四个专家在电视上谈这个事情。10分钟谈完了，西方的公众通常就释然了，认为就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真相恰恰被这种表面的三视角掩盖，西方真正操纵舆论的这些媒体人、智库学者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是大多数西方公众就认为“没错吧？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机制，大家知道经济学里有个“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劣币驱逐良币；如果把言论思想也理解为自由市场，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叫“劣言驱逐良言”的规则。

不如回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当中，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言字旁的字非常多，古时候更多，现在很多已经不用了，但是你简单搜索一下，会发现坏的字比好的字儿多得多。

一种言论被称为“谠言”。“谠言”现在也不太用了，在过去就是指正直的善良的好的话。我们古人从来不会把一人的言论泛称为言论，然后说言论应该自由，从来不会这样的；言论本身就已经分好坏了，而坏的言论从一开始就定性了，人们是不可以随便说的。

但是直到今天仍有一句流行语，“谣言张张嘴，辟谣跑断腿”。谣言是可以最充分享受言论自由规则的。我们会发现在西方的媒体中大量出现公开的谣言、谎言、伪造的真相，但是说完就完了，而你要想批驳、反驳它，太困难了，机制不允许。

乔姆斯基讲过一个故事。他向电视台抱怨，“你们为什么总不让我讲话？我看到媒体上有很多谣言，我要揭露。”电视台的编辑部主任也是他的朋友，他说“不是不让您讲，只是您的语言太‘不简洁’了。”乔姆斯基使劲思考这个词的含义，后来他终于明白了，正方或说谣言方讲了一个事情，你要想反驳他，至少要用三倍、五部的时间才能把反驳他的那个真相说清楚，但是电视台不会给你这个时间，因为广告时间到了。所以他就发现，揭露真相的这一派永远没有机会。他说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你跟着那些人一起疯言疯语，胡说八道，要么你就放弃这个权利。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机制。

第三个机制更深刻了。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给西方公众洗脑，造成思考萎缩。大家有机会再去读读波斯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娱乐越多，思考越少。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美国大分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大家会看到有一个背景音贯穿整部纪录片，那就是美国电视观众的哈哈大笑。他们只要打开电视看政治新闻，首先的反应是我准备大笑，而不是准备思考。

所以波斯曼就说过，如果我在电视上说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说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人类的毁灭就在眼前。后续会怎么样？下面还是广告时间，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人会说听了这新闻或这观点之后，全国的电视要停止半天，留半天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怎么办。不会这样的，照样下面是一个娱乐节目，大家继续大笑，结果没有了正式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纳瓦罗在整个疫情期间公然在媒体上胡说八道。他说都是中国散布的病毒，病毒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然后中国政府让中国公民自由地到世界各地，把病毒传播开来。没有人有时间去反驳他，很多美国人还是相信的。

8

被“现代神权”毁伤的社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已经被“现代神权”毁伤的社会。我们知道今天的西方社会病在哪了，有很多角度，这是一个角度。他们实际上一直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这个教就是一种“现代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操纵公众舆论的这些人。

出生在苏俄的美籍犹太作家、同时也是生物化学家的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1980年就说过，美国一直存在反智传统，存在“a cult of ignorance”。我们今天怎么理解它呢？

我们都知道哈耶克写过《致命的自负》，其实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是“致命的欺骗”——上层精英崇拜欺骗，因为一直以来他们就是靠这个统治世界；而下层的民众，崇拜无知。你说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呢？这一次疫情就是一次大暴露。

最后，时间快到了，我想给我自己的书和网课做做广告了。

我今天的话题其实和我去年年底中华书局出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这本书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沿着同一个理论框架和逻辑的。今天的西方社会，我们一定要从更长的历史和对中华文明的相互对比当中去了解。

我在这本书里创造了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这么一对概念，另外创造了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的对立。秩序主义，我刚才讲了我们对于言论是郑重其事的，因为这是秩序的需要，言论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游居社会里，在运动主义里，言论是不受约束的，他们可以用言论自由做很多事情。

之所以今年又推出了40讲的网课，主要内容就是这本书，但是我又把它重新梳理了一遍，另外更通俗化了一些，现在已经在网上推出了，也受到很多听众的欢迎。

在我看来，2020年真的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要想对未来预测得更远，我们就需要对过去历史的回溯更长，这样会触及到一些很重大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这一讲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