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致敬改革先辈  广东共青团  2018-12-20

导读：“与会者讨论来讨论去，矛头指向了一位中央副主席和3位政治局委员，他们坚持‘两个凡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仍阻止为冤案平反。双方越讨论情绪越激动，甚至拍桌子，进行面对面的批判。”龙平平说。

有人提出这些犯错误的人应该主动辞职，有人说应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有人说应改变中央领导机构，这更加超出了此次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华国锋十分被动，完全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当时国际舆论中还出现了中国将要“非毛化”的声音。

来源：环球人物、广东共青团

1997年2月24日，邓小平去世5天后，在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路旁，北京大学师生打出了“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解放军总医院里，也挤满了前来送别的人们。

万里、宋任穷、谷牧、王恩茂、习仲勋、方毅……他们都已是80多岁的白发老人，或赶赴医院，或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

40年前的1978年，在这个和邓小平紧紧相连的年份，他们有的由邓小平点将主政一方，有的协助邓小平主抓某个领域工作，成为改革开放大局中的干将。

“北方谈话”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序曲”

2018年11月的一天，邓小平生前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在住院期间，仍打起精神，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提起40年前，他说，这一年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外贸问题。“5月30日上午，他在会见阿根廷外宾之前，还抽空找到时任外贸部部长李强和交通部部长叶飞，说：我国对外贸易的步子应该快些了。为什么台湾、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点贸易量，不行，必须赶上。”

1978年又是诸事交错的一年。就在和李强、叶飞谈话这一天，邓小平为另一件事发了脾气。他在准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内容时，同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等人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原来，5月10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发。这是一篇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1977年初“两个凡是”被抛出之后，首先是邓小平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他在1977年4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并多次提到，“准确完整”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1977年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西南工作时，邓小平曾评价胡耀邦“有主见，不盲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就是1978年5月6日，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后，在他家中定稿的。

1980年9月，邓小平和胡耀邦（左）在一起交谈。

最先对文章作出反应的是当时的几个中央高层和宣传部门负责人，他们批评这篇文章的倾向是错误的，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邓小平因此而发了脾气。

“人要想办大事，不光要有威望、威信，还要有威严，这样才有威慑力量。小平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张宝忠说。7月21日，邓小平与中宣部部长谈话，提出严肃批评，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第二天，他又把胡耀邦叫到家中，肯定他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

两个月后，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

第二天，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进一步说道：“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说这是在“到处点火”。

“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当时向邓小平提问：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大讨论结束之后干什么？邓小平答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王恩茂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一下子就开窍了，搞经济建设才是‘纲’。”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恩茂之所以“开窍”，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各部门主要精力都用在揭批“四人帮”上，“四人帮”被粉碎快两年了还在揭批，导致正常工作和业务根本没法开展，很多人对未来感到迷茫。

邓小平的这次“北方谈话”迅速传开。10月至11月，18个省委第一书记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被提出来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思想基础。今天，人们对“南方谈话”所知甚多，但对“北方谈话”这个“改革开放的序曲”却了解不多。

由乱到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可会议刚开始，陈云就在东北组提出“向后看”的问题：“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接着，他列举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彭德怀案、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6个问题。12日下午，姚依林、吕正操等都谈了六十一人案、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康生、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宣布，从今天下午起转入讨论农业问题。可各小组继续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当成中心话题。

“与会者讨论来讨论去，矛头指向了一位中央副主席和3位政治局委员，他们坚持‘两个凡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仍阻止为冤案平反。双方越讨论情绪越激动，甚至拍桌子，进行面对面的批判。”龙平平说。

有人提出这些犯错误的人应该主动辞职，有人说应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有人说应改变中央领导机构，这更加超出了此次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华国锋十分被动，完全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当时国际舆论中还出现了中国将要“非毛化”的声音。

“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不能再向后看了’‘当然向后也要看一下，为的是向前看’。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由乱到治，最终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龙平平说，为此邓小平提出三大决策：

第一，旗帜鲜明地表示，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中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清算斯大林）。”

第二，提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更不能搞新的政治运动，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说：“‘文革’中许多问题是一笔笔糊涂账，往往越争吵越糊涂。依小平同志的建议，对过去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全党团结起来向前看，我们感到小平同志的见解确实高明。”

第三，确定“只能上不能下”的人事变动原则：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

对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王震），也够格。有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这样就舒畅了，将来追认就是了。”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主题的讲话，这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中间没有发生更多的波折。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两个文件及1979年、1980年的计划安排；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了第一届中央纪委领导成员，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领导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成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

9人中，习仲勋、王任重来北京开会时，还分别是广东省委、陕西省委的第二书记，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时均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不久后，他们又都到中央工作，分别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宋任穷1977年10月任七机部部长，三中全会刚结束，就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样，到1978年底，邓小平初步选定了一个改革开放的班底。

营造和平国际环境

“1978年，邓小平多次找到当时主管国家计委工作的谷牧同志，商谈向国外开放方面的问题。谷牧率团连续访问和考察了许多国家，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8年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小平同志出访了几个国家。这几乎是他过去出访的总和。从亚洲到欧洲、美洲，一方面为尽快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张宝忠回忆说。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10月26日，小平同志乘坐日本的新干线时，日本记者请小平同志谈谈感受，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快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张宝忠回忆道，“在松下公司，小平同志与时年83岁的松下幸之助交谈了20分钟。小平对这位具有‘经营之神’称誉的老人给以称赞，他说：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松下幸之助高兴地说：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现场响起一片掌声。”1987年，松下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合资工厂。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他称赞新加坡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祝愿新加坡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他还邀请李光耀访华，李光耀说等中国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就去。当时李光耀心想：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80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李光耀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他曾说：“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数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参加了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还有22次正式讲话，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他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装配工厂，称赞其技术先进，预言中国汽车工业20年后将见到成绩。他参观了波音747飞机装配厂，说“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正如邓小平在新加坡会见李光耀时所说：“我们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

1978年并不是一个格外美好的年份，那一年有纷繁杂乱的国际局势，有中美苏大国关系的再平衡，也有争论激烈的国内时局，还有方方面面工作从何起步等一系列难题。邓小平在国内与国外的繁杂矛盾、淬火历练中，任用了一批有担当、有能力、有闯劲的干将。在以胡耀邦开启了干部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新局后，邓小平又放手让万里、谷牧、习仲勋、方毅等人各尽其才，各放异彩。一时间，改革开放的时代舞台上风云际会，巨变开启！

春天的故事

来自广东共青团

下面这篇小平逝世20周年时的旧文，是一代人对他的认知和情感，此刻，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再次深深缅怀这位伟大却平凡的老人。

无论你是几零后，只要生在今日之中国，他，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希望你愿意读完它。

2017年2月19日，看上去很平常的日子。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不特别提醒，似乎不会想起它是什么重要的日子。

但若有人轻声提醒你一句，无论是谁，心里总会悄然一动，或许还会轻叹一句，哦，原来老人家已经走了二十年了。

在普通中国人的领袖记忆中，邓小平颇为独特。他留在大众影像中的形象大部分都是平静自若又自带微笑。用当下流行的“气场”理论来说，似乎邓小平有一股自带的特殊气场，平易可亲，让人想靠近。

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举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的横幅穿过天安门广场。那场阅兵游行由此成为一场盛大狂欢。

那是遥远的33年前，人们居然在如此重要的场合直呼他为小平，仿佛在跟一个和蔼敬重的长辈开玩笑打招呼。

小平您好，这四个字是那个时代的隐喻，又是邓小平与中国人民内在关系的最好阐释。那就是，他让中国回到了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上，也让他与人民重新回归了日常、平常。

连他的逝世都是如此，1997年初春的中国，不同于1976年夏末的中国，也不同于1976年春天的中国，这个国家一切秩序照常。长安街同样挤满了人，八宝山同样堆满了花圈，全国各地都有自发的祭奠行动，但举国哀而不伤，人们平静凝重地送别一个伟大的老人，如同送别他们的一个至亲长辈。

你问我邓小平有多伟大，这就是伟大吧。

史上最牛设计师和金句之王

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我们，仍然被邓小平深刻地影响着。

原因很简单，今日中国的基本面仍在改革开放的路线下前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党和国家给邓小平历史功绩的主要定性之一。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改革开放及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这个国家，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若以1978年为起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邓小平时代的开幕，整个中国，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蓝图下，蓬勃发展了四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主要讲一个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而他当年的那些设计目标，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四个现代化还是三步走战略，今天看来如同预言。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大国强国。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3000多亿人民币，全球十几名开外，人均GDP更是全球倒数第二。1997年，小平逝世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接近8万亿人民币，世界排名第六位。而2017年的中国已经在名义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呆了近七年，总GDP超过美国似乎都并不遥远。

1979年，邓小平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访美的领导人。当时，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10。2017年，中国GDP已超过美国的65%。

如果我们把中国国力变化的时间轴再拉长一点，就会看得更清晰。

1904年，当邓小平刚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古老国度正处于清末大困局，国势几乎跌到了秦统一以来的最低点。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日本人自1931年开始的入侵和不间断的国内战争使整个国家满目疮痍。

1949年后，新生的共和国经历了十余年欣欣向荣的建设期，但也陷入过近二十年的政治动荡。

从1904年到2017年，113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极为夸张的陡峭曲线，前七十多年一直在底部震荡，而后四十年，则止跌回升，而回升的速度和持久度不止让中国人没想到，更让整个世界震惊。

对于亿万普通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理论即使不懂，但邓小平金句都记得。他的“黑猫白猫论”、“小脚女人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人尽皆知，他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迄今仍被社会精英奉为圭臬，他的“改革也是革命”、“不争论”、“警惕右、防止左”等论断极具政治智慧又内蕴很深。

邓小平留下无数遗产，但他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他的设计和他的理论。到今天，你才能明白他的许多良苦用心，也到今天，尤其我们这一代，越长大，越深入社会，越了解中国，才越明白邓小平那些金句背后的真正意涵。

1982年，深圳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号，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看见这标语后说：“很好，很好”，争议才得以平息。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

他在生前用二十年设计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框架和未来蓝图，在他走后，这个设计又让中国人民受用了二十年。正是在这四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底气说，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共同富裕。

无论怎样，中国已经走出了1840年以来的前所未有的大困局。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之奋斗希望求得的中国。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人永远不会遗忘邓小平。

南方谈话是小平最后的嘱托

官方主流音乐界一直反思，类似《春天的故事》这样的传唱大江南北的主旋律歌曲为何再难出现。

也许，不是因为好音乐难以出现，而是，春天的故事这样的传奇再难发生第二次了。

《春天的故事》并不矫情。1979年的那个圈，1992年的那段著名讲话，包括歌词里的“滚滚春潮”、“浩浩风帆”、“春风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滋润了华夏故园”，在火热的1995年，这样的歌词的确只是现实的素描。

邓小平，如果他还没有逝世，他也许都无法想象自己跟一个城市，跟一个奇迹会联系得这么紧。他的一生实际只去过深圳两次，一共只有八天而已。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抵达深圳。

如果说邓小平逝世时，深圳还只是春芽初发，在他去世后20多年里，深圳已经长成了参天巨树。

2017年，深圳的总GDP已超过两万亿人民币，这座城市甚至已经将它对岸的老牌城市香港甩到了身后。1984年，小平准备收回香港时，深圳的GDP还不到香港的一个零头。自从1979年以来，深圳速度一直独步天下，2017年的国内一线城市经济增速排行榜上，深圳仍然睥睨天下，而且势头越来越猛。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在风中眺望对岸的香港。8年前，他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坚如磐石的意志促成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我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就算坐着轮椅，也要到香港走走”，可惜老人家终生未能如愿。

邓小平是一千多万深圳人的信仰。小平去世后，它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低潮、停滞、彷徨。但在每个重要节点，深圳人都会去追溯他们的本源。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官方民间讨论，不断领悟邓小平的遗产，不断推动深圳继续改革而不是保守，继续开放而不是封闭。

邓小平守护的何止是深圳。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继续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中国内地大量城市调研团到广东实地考察，回去后有样学样，获得了快速发展，可以说，深圳的发展不过是广东、是整个中国发展的缩影。

怀念邓小平绕不过深圳，绕不过广东，绕不过那次南巡，那个著名的南方谈话。

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一生中或许有过无数次讲话和谈判，经历无数次重大事件，但类似这样扭转乾坤的谈话，纵观中外历史，仍然难得一见。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时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他有过无数丰功伟绩，但或许南方谈话的重要程度仍然要排在前面。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似乎又一次到了十字路口。接近90岁的邓小平不动声色，他带着全家坐上南下专列，对外称这只是一次私人旅游。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邓小平举重若轻，谈笑风生间就让历史的车轮再次快速转动起来。他再度焕发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深圳，他在植物园里一边种发财树一边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在中山登山，他刻意不从原路返回，声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在广州，在珠海，在上海，在他去到的任何地方，都一再强调，要改革，要更快一点。

1992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珠海拱北：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等到“东方风来满眼春”，又一次全国性思想解放大讨论开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已经在根本上鼎定了形势。

1992年的谈话和其后两年的布局是这位老人最后的政治大动作。他巩固了改革开放的盘面，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完成这一切后，他对下一代领导集体交代：“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1994年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刻意公开露面。医护人员回忆说，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但是不说话。临终前几周，医护人员还问他有什么话想说，他也只是淡淡地说：

“该说的都说过了。”

“邓爷爷好”，“小平，您好。”

对于70、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仍然有着直观的记忆。

“邓爷爷好”。这是当时很多报道中出现过的话语。

小平，真是名如其人，人如其名。青年时期的邓希贤一心改名为小平，不知道是否包含了对自己个性的某种期许。

跟他的名字一样，邓小平个性平实干练。《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他有一种极为洞彻的务实精神，但他的务实里又有某种超然。他开会讲话几乎不用讲稿，并以精悍简短不废话著称。

晚年邓小平的权威非常高，但他对于个人崇拜似乎天然缺乏兴趣。他一生中确实不断表现出很多跟“平”有关的特质，平实、平和、平易，但小平之所以有一种奇特的人格魅力，或许正在于另一个与“平”有关的词语，平凡。

1988年3月25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主席台就座的邓小平点起了香烟。一位广东代表递上小条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看过条子后邓小平笑着把烟熄了。

邓小平是毫无争议的伟大人物，但他却保留了很多普通人的本真品质。不管他在什么样的高位，他都没有忘记政治角色之外，还有其他的人生角色。

在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时期写给毛泽东、汪东兴等的15封书信。那时候，邓小平被流放江西，在艰苦的岁月里，他给中央写信谈个人前途的比例反而不如他谈论逆境中的亲人。妻子卓琳的血压，女儿邓林的婚姻，儿子邓朴方的病情，邓小平以极为诚恳的方式请求组织给予照顾。

这也许就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却表现出很多独特人格魅力的原因之一吧。无论什么处境下，邓小平始终生活在温情里。在江西的三年，夫人卓琳每天负责扫地、擦桌、洗衣，邓小平负责相对更重一点的活，劈柴、砸煤、帮助被迫害至残的邓朴方擦身洗澡。在江西贫困的乡下，在邓小平一生最失意的时候，居然也能自得其乐。

文革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与亲人团聚。

在关于邓小平的大量回忆录里，还充斥着很多类似的细节。一个人在重大抉择和舞台上表现出的品质和反应，跟这些日常中的人格不能说没有关系。

他逝世后，有人曾经评价，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或许还在于，将人的很多本真与常识又带了回来。他为知识和文化正名，解放了知识分子，恢复了高考，让上千万下乡知青返回故里，又设法给他们解决就业，改变了几代中国年轻人的命运。他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温情、有秩序、有期盼的世界。做到这些，跟他的政治理念有关，也许还跟他同时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并且享受普通人世界的情感和美好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会让人感到亲切、平易。很多小学生见到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时，画风会比较严肃，但邓小平跟孩子在一起时就会很融洽。在他的晚年，“邓爷爷好”成了一个高频媒体词汇，显示这位老人与这个国家的未来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系。在青年、大学生和社会普罗大众那里，人们都可以轻松自然、发自内心地喊“小平”。

一个伟大却平凡的人，这样的评价，我们可能用过很多次，但用在邓小平身上，你不仅会深以为然，还会这样想，平凡人的心态、普通人的情感，也许恰恰就是他如此伟大的原因吧。

二十年后，我们这群当年喊“邓爷爷”的少年都已经长大了。少年时只觉得邓小平是个可爱的老爷爷，等我们成长以后，重新体味这些年中国走过的和即将要走的路，分外怀念这位可敬的老人。隔着遥远的时空，突然很想对着大海里的老人家默默道一声：

“小平，您好啊。”

注：本文后半部分系广东共青团原创作品，原文刊发于2017年。前半部分受权转载自“环球人物”（ID：globalpeople2006），记者/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