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天熹空腹子  天熹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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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移于抚、剿之间：朝堂上的明争与暗斗

王学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1899年（农历己亥年）的最后一天，如同往日一样，众大臣议完国事，慈禧太后宣布罢朝。待群臣纷纷告退，时身居枢垣要位的满族权贵荣禄请求与太后独对，慈禧允之。荣不假思索，单刀直入问道：“传闻将有废立之事，信乎？”

慈禧回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

荣禄遂谏议：“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太后叹道：“事且露，奈何？”

荣禄似早已胸有成竹，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

沉吟良久，慈禧答：“汝言是也。”

23天后，上谕命令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濂、载滢、载澜及及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及各部院满汉尚书于明日侍候召见。

次日经御前会议讨论，清廷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当天，恰是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史称“己亥建储”。

扎进慈禧心中的刺

此令一经公布，朝野反应极其强烈。四天后，浙江士绅经元善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领衔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了电文：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总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此通电之发布，非经氏一人所为，尚有一千多名各界人士联名，共同请求光绪亲政，抵制立储。结果可想而知，慈禧震怒，经元善以通缉犯身份亡命澳门。

天下舆情汹汹，缘何清廷最高层仍固执己见，坚持立储？这恐怕与慈禧心中的三大隐衷密切关联。

其一，帝后权力结构错位之必然结果。

戊戌政变后，慈禧再度亲政，皇帝囚于瀛台，这种急遽政治动荡的变化实际赋予了光绪悲情人物的色彩：改革未酬，大权旁落。于是海内外多数实力认定作为新政象征的光绪，只要一日在位，便存在一丝扭转局面的希望。是故各方都在打“光绪牌”，只是玩法不同。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将光绪当作继续改良的精神寄托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当从政府不同渠道释放出光绪病重的谣言时，康梁诸人迅即编造出慈禧授意宫中太监给皇帝药物中下毒、企图从肉体上摧毁光绪的说法，虽系捕风捉影，但占据道义优势的他们反倒令清政府无形处于话语弱势，有口难辩。

各国列强对光绪健康问题也是极度关注、反复追问。1899年10月15日，庆亲王奕劻会见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主动澄清关于光绪被人谋害的谣言，还望各国使臣代为辟谣。奕劻甚至诚恳地询问窦氏如何能尽快令纷纭的传闻早日平息。窦纳乐给出的建议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诊断，并签署一份皇帝的健康证明书，不管结论怎样，都会使国内外反对者和怀疑者归于安静。

平情而论，窦氏的建议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未来政局走向的普遍担忧，虽然戊戌维新问题多多，但至少是基本合乎西方近代的价值理念和政治预设的。假以时日，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会沿着它们走过的道路成为国际社会上的重要一员。然而慈禧的“回马枪”让该进程戛然而止，他们自然不希望慈禧废黜光绪，倒回旧路。

18日，清政府罕见的邀请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入宫为光绪诊病，并出具了病情报告书，诊断表明“虽然没有立刻的危险，但皇帝是有了微恙”。言下之意，光绪的身体并不影响其执政。如此一来，西方列强某种程度上打消了对清宫阴谋的猜疑，更期盼慈禧归政于皇帝。

孰料到了是年底，光绪身体突然急剧恶化，甚至1899年1月22日清廷发布谕令，告知中外“朕体违和，近来服药调理，尚未大愈”，相关政事及礼仪活动，“若勉强亲行，精力恐有未周”，于是再度消失于众人视野之中，这不禁又加重了各国对中国政局的忧虑。

与此同时，东南诸地督抚也不是省油的灯，纷纷以各自方式声援光绪皇帝。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戊戌政变后不久，毅然于10月3日致电总理衙门，希望秉钧者们切勿将所有改革失败的包袱全甩在光绪头上，更不能像谣言那样离心离德，而是应该携手开创未来，“两宫孝慈相孚，尊亲共戴，以维系人心安社稷”，甚至请求慈禧不再追究康梁等余党的罪责。

综上可见，政变后的慈禧也并非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她面临着内外诸多力量的牵掣与质疑。

其二，以徐桐、刚毅为首领的保守势力逐渐得势。

戊戌政变不仅逼迫康梁等维新人士远走他国，也很大程度上对趋新的官员群体是一大重挫。朝廷人事可谓此消彼长，一大批倡导改革的官员失势，代之以政治立场偏于保守之徒。

具体而言，政变后满汉矛盾、新旧矛盾、因财政危机而引起的央地问题愈发突出，并逐渐交织于一体，彼时军机大臣钱应溥为求自保，称病不出，廖寿恒谨慎不言，李鸿章则被排挤到黄河勘察河工。于是保守派趁虚而入，当年底，守旧势力灵魂人物徐桐在向慈禧举荐人才时，援引了一大拨立场保守之辈，如他力荐礼部尚书启秀“学正才长，力持纲纪”，刑部尚书赵舒翘“志虑纯正，识卓才优”，仓场侍郎长萃“廉干无私，才猷无私”，三者皆堪出任军机。

刚毅更非善类。政变后，刚毅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他把持朝政，“自八月以后，闻皆系刚毅之政策。”1899年，刚毅奉旨南下查办财政，此事表面缘于朝廷财政管理失控，亟需为练兵筹饷打开缺口。然而在查办过程中，刚毅重点打击洋务、维新事业，与地方官商绅的利益冲突逐渐凸显，甚至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生直接冲突，双方交恶。遂致地方民心斵丧，各派万马齐喑，消极抵抗。

难怪罗家伦后来评述该事件，犀利指出刚特使“由是北归，则踌躇满志，刻期大举，而义和团遂轰轰烈烈出见于世界”，经此一劫，己亥政局进一步滑向保守的深渊，转向建储、拳变、西狩与勤王等交迫纠缠的历史方向中去。

另需注意的政坛隐情是，于此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徐桐、刚毅不但诋毁维新官绅，还与慈禧心腹荣禄明争暗斗，且愈演愈烈，这也是左右朝局走向最终滑入与列强开战的一条关键线索。

其三，“祖宗之法”的不得已之举。

前已言及，光绪之健康与否，关系着中外各种势力的进退起伏。虽然其性命暂无问题，但毕竟一旦圣躬不豫、沉疴难起，谁人继承大统确也是清廷最高层必须预先考虑的重大事宜，这也是“祖宗之法”的必然要求，况且教训并不遥远，当年同治病故引发的“礼仪之争”，尚在统治者脑中留有余响。所以即使高层没有废黜光绪之意，立储也是需要提上议程的不得已之举。

一番甄选，入嗣大统的人选几乎非端王载漪之子溥儁莫属。依照祖宗之法，光绪无子嗣，无论废黜或宾天，必须在近支王公溥字辈中物色后嗣。在道光后代中，当时有嗣皇帝资格的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溥侗；五子奕誴之孙溥僎、溥儁、溥修；六子奕䜣之孙溥伟；九子奕譓之孙溥伒。七人之中，溥伦、溥侗、溥伒皆已成年，谁即位都不能保证慈禧听政，自然不被考虑；溥修之父载津生前爵位仅至镇国将军，不具备入围资格；溥伟年届十八，到了婚龄，一旦入嗣大统，慈禧仍须交还大权，故也不是合适人选。于是唯有溥儁各方面要求都达标。

溥儁这种显要的政治地位，势必引来“一班熏心富贵之徒”，徐桐、刚毅纷纷向溥儁之父端王载漪输诚示好，一股以载漪为核心的“大阿哥党”在不足一年内迅速形成。

这三大隐衷，好似三根深深扎入慈禧心头的利刺。一旦风云变幻，则旧痛复发，影响全局。

“己亥建储”前夕，张之洞收到侄婿朱延煦的密函，其中如此描述京城政情：

昨刚（毅）、赵（舒翘）二公拟请停罢大学堂，以荣相（荣禄）力沮而止……十月慈圣万寿，海外华商公电祝嘏，并请归政，尔时枢臣隐去“归政”二字，迨刚相还京，悉以面奏，于是有购逃一谕。太仓（廖寿恒）之出军机，殆亦因此。合肥（李鸿章）粤督之授，虽为调停广州湾，究亦兼为此事……山东义和团事，大约可了。教士被戕一案，亦经偿抵矣。

此信所藏信息量极大，高层矛盾激化、打压趋新重臣、封锁不利舆情、山东义和团问题的处理……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问题，到了庚子年，随着内外形势的恶化，聚合为环环相扣、终致引发政局崩坏的链条。

不惜与洋人一搏

开篇已言及，荣禄向慈禧所献之策，意在避免因“废立”而招致内外矛盾的激化，遂建议采取妥协性质的立储办法，先立溥儁，徐图将来，以化解一场一触即发的政治动荡。荣禄维护帝后关系、保持大局上的见识堪称高明。然而为权力迷乱了头脑的“大阿哥党”的诸位权贵们却认为所谓立储充其量是画饼充饥，他们希冀更多的权势，争取尽快实现废立，为此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1900年春夏之交，万余名义和团众控制了顺天府南部重镇涿州，京畿形势陡然严峻，列强提出派兵进京保护使馆的要求。一面是民众运动高涨，一面是列强借机入侵，清政府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临此危难，当政者更需慎之又慎，通盘考虑。然而端王前因废立之事被列强所阻止，“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义和拳起，诩其术谓枪炮不入，乃大喜，以为天助，欲倚之尽杀使侨，以促行废立。”在私忿与私欲的裹挟下，“大阿哥派”铤而走险，令局势终致不可收拾。

面对声势如潮的义和团，直隶总督裕禄认为值此地步，一味安抚于事无补，为防止其再扩大，应尽快集中兵力，严加惩处。然而朝堂这边“大阿哥派”的官员则有意利用民众力量对抗列强军队。

5月30日，赵舒翘上奏道，既然义和团诛不胜诛，不如采取安抚、招安的方式，将其可堪利用者纳入清军序列，“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可知其妄图凭借义和团与外国军队决一雌雄。

对于赵的建议，慈禧显得模棱两可。如上所述，慈禧心中的利刺并非义和团，而是列强。列强坚持入京，不免让她担忧对方是隐含着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野心。因此，她一面要求加强对义和团之镇压，“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另一面又不希望对民众赶尽杀绝，反复告诫地方官员应区别对待，对随声附和者“应剀切晓喻，立时解散，毋任再起衅端”。这种策略，其实两头不讨好，列强认为清廷剿灭不力，义和团在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获得更大发展。

形势自然每况愈下。诸国公使反复与总理衙门会商剿灭与进京事宜，不断对清廷施压，陆陆续续地向京畿派兵，不断在大沽口外集结军队，战火一触即发。6月4日晚，慈禧密召军机大臣入宫议事，耗时甚久。经过商讨，认为“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可用”，决计改剿为抚。

议论过程中，荣禄等人坚决反对安抚，并抖出猛料，证明之前招抚的教训极为惨痛。然而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等人迅即声色俱厉地大加挞伐，谓断不可剿办义和团。望着“大阿哥党”势力占优，气势逼人，原本力主剿灭的王文韶等人默然无语。慈禧对义和团素无好感，眼瞅除荣禄外，诸臣大多意气用事，建议未能中肯，勃然大怒，怒斥端王、刚毅等才干远逊于张之洞。显然，这次密议慈禧也未能确定方针，仍在剿、抚间犹豫。

这种不置可否的作法，实际引发清廷权力系统的分解，剿、抚双方都利用自己的权力发号施令，这意味着诸位大臣开始各行其是，无法以中央号令为准。6月5日，赵舒翘在涿州向义和团喊话，希望拳民就地解散，如执迷不悟，则势必家败身亡。然而第二天，刚毅前往涿州一带察看，“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意在以劝导为要”。如此纵容手法，导致义和团大量入京，局势更加恶化。

心知前景不妙，8日晚荣禄赴颐和园苦谏，促请慈禧还宫。9日早晨，慈禧和光绪匆忙回宫，召集群臣议事。此时情形，列强逼近，拳民蔓延，真到了剿不胜剿的地步，荣禄等人的意见已全然没有市场。相反，载漪为首的主抚派力言招抚义和团共御外侮。慈禧最终认可了他们的建议，任命载漪为总理衙门新任首席大臣，启秀、那桐等权贵也进入总理衙门任职。在此博弈中，主抚派胜出一筹。

听任主抚派的主意，结果便是爆发一个又一个骚乱，13日大栅栏大火弥漫，正阳门部分建筑被焚，这不啻是庚子年的大事件和灾难。两宫不得不于16日再度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这次会上，主剿的荣禄、奕劻、王文韶等人几乎一言不发，最终达成的“共识”便是：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衍，以观后效”。

当然，清廷虽然决定以招抚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对义和团放任纵容。这既是受制于自身兵力不济，也是欲图以招安的策略暂稳时局。其实直到此次会议，清廷仍未在对西方和战问题上有一决断。

“向世界宣战”

到底战还是和，牵涉甚广，影响甚大，自然不能轻易拍板。尤其是在彼时各方力量复杂争斗的漩涡中，战或和意味着太多的内容。当时反战派主要是荣禄、奕劻、王文韶、李鸿章等人，他们认为八国联军之所以侵华，根源在于义和团盲目仇外所致，列强不过是“情急而图自卫”，帮清廷“代剿拳匪”而已。是故他们主张两宫痛下狠心平定义和团运动。这一派言论深得光绪认可，他亦认为八国联军倘若入京，对其恢复执政地位或许带来转机，于是公开支持朝野的反战主张。

光绪对列强的好感自然撩拨起慈禧心中那根利刺之痛，她非常担心权力会因联军入侵而旁落，更担心以光绪为首的趋新势力会翻旧账。“大阿哥党”似乎敏锐地意识到了太后的隐忧，极力主张不惜一战。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即他们对干涉废帝立储的列强既忌惮又仇恨，这次借安内必先攘外的旗号，力倡先利用义和团排外情绪报复列强，趁乱逼迫慈禧承认废帝立储。一旦计划完成，再调转枪头集中兵力镇压义和团运动。到了那时候，哪怕割地，管他赔款，反正溥儁已是太子甚至是皇上了。

按照恽毓鼎的描述，“当宣战之日，故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移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日月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侮辱一胜之不可幸邀也，天也”。为牟小政治团体之政治私利，全然罔顾国家利益与危殆时局，只要吾大权独揽，管他身后洪水滔天，如此恋权之徒主导国策，实彼时中国之大不幸！

出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算计，慈禧心理上倾向于主战派的观点。但关乎举国上下生死攸关的决策，她仍不敢贸然确定。于是直到开战前五天，慈禧还是揣着最极端的想法，怀着最侥幸的念头：假如列强就此打住，不扩大事态，清廷也不会选择撕破脸。于是6月16日特意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速速来京，并于下午召开百余人范围的御前会议。

此次会议，堪称开战前夕争辩最激烈的一回。以载漪为主的主战派与以荣禄为首的主和派围绕着对八国联军是战是和的问题，针锋相对，甚至连慈禧和光绪也按捺不住，分别站在了对立的阵营之中。

为争取主动，主和派抢先发言，反复强调国力太弱，不足与诸强抗衡。倘一意孤行，只有亡国一途。太常寺卿袁昶即认为“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

光绪也禁不住讲：“人心不足恃，只能更加添乱而已。今人喜言兵，然自甲午一战，创巨痛深，效果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诸国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载漪马上反驳道：“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御夷，当无敌。”

光绪轻易便点出其要害：“董福祥骄难用，敌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

几番唇枪舌剑，慈禧命令那桐、许景澄等出京劝阻联军不要入京，如不听命，即派董福祥前往阻拦；再不服阻，则决战。

先礼后兵，在战和问题上，慈禧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为了催促慈禧早日宣战，载漪竟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份列强的“归政照会”，派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信以为真，次日凌晨上交慈禧。这封假文件中要求慈禧归政的强硬口吻进一步让其心中的利刺作痛，宣战的决心已暗暗下定。

于是在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虽然主和派极力劝阻，甚至光绪帝强调“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已被假照会气混头脑的慈禧当中拿出伪造件给众臣宣读：“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但对于第四条“勒令慈禧太后归政”，慈禧并未公布。读毕，她怒吼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听罢此话，群臣再也不敢争辩，顿首咸曰：“臣等愿效死力”。

综观数次争辩之过程（之后18日还有一次御前会议，基调已是非战不可了），不禁让人喟叹：所谓统治者的“失误”，莫不是由统治者们特殊的政治利益所造成。

四日后（6月21日），中国向八国联军宣战，庚子国变就此拉开了沉重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