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2020-11-18来源：文化纵横

谁搞分裂，张謇反对谁；谁反共和，张謇亦反对谁。他的一切变与不变，都围绕着“统一”与“共和”这个双向合一的主题。当袁世凯维护大一统，张謇选择支持袁；当袁世凯走向帝制反对共和，张謇选择与袁分道扬镳，袁再度请求他帮助“转圜南北”，他断然拒绝。

潘岳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导 读

11月12日下午，正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有关于民营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培育的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在政府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民营企业家自身需要发挥怎样的作用、承担怎样的责任使命？

【文/ 潘岳】

任何历史人物，总是在时代需要的时刻才会被召唤出来，张謇同样如是。今年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距离张謇那一代志士仁人开辟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有一百多年。愈是民族复兴大业接近后半程之时，各种矛盾挑战便愈是复杂艰巨。此刻，回望张謇，我们当从其艰苦卓绝、矢志不渝的人生轨迹中找到新时代的力量源泉。

很多人想给张謇一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完全概括。

张謇第一个标签，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毛主席提过的。

但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仅以“走向共和”前的几件事为例。是他将梁启超引荐给翁同龢，开启了维新运动序曲；是他促成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了东南互保，成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发起了预备立宪公会，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议和，成为“民国的助产士”。

在庄安正编写的《风云际会——张謇与近代一百名人》这本书里，极简要概述了张謇与清末民初一百个风云人物的交往。有清帝光绪与摄政王载沣，以及善耆及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龢、张之洞、沈葆桢；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有北洋政权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以及唐绍仪与熊希龄；有奉直皖系几大首领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徐树铮；有革命先驱黄兴、陈其美、蔡锷、章太炎；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还有各界翘楚蔡元培、黄炎培、罗振玉、王国维、竺可桢、丁文江、梅兰芳、吴昌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的年龄跨度约半个世纪，立场上泾渭分明、有的甚至互为仇雠，但都对他基本认同，且都与他在不同时段共同谋办了历史大事，这种能量与维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见。

张謇第二个标签是“立宪之父”。清末新政时，他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他第一次将西方议会政治引入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他领导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客观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他更是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领袖，一系列新观念引领政治潮流。

但张謇的政治道路比“立宪”要复杂。他曾是帝党的骨干，却第一批投向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被保皇党斥为“张、汤之罪”；他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却支持了袁世凯；在袁称帝后，又转而支持蔡锷的护国运动……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立场，和梁启超不断变化的主义一样，成为了研究者需要不停解释的一个问题。

万变不离其宗。张謇万变中所坚守的“宗”，是大一统与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维持大一统的强力政府；二是保证中央权力不沦为私属的宪法，即共和宪政。两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年12月22日）发布的《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是这一理想的集中表达：“夫欲维持中国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维持领土为第一要义”，“夫吾人之所谓为共和主义者，非谁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义，乃合全国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卫，而为一大共和国。要以言之，即统汉、满、回、蒙、藏之五种人，而纳之一共和政体之下者也”“设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者”。

他始终贯穿着这一原则。

他的共和，是大一统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通电独立，他明确主张，此“独立”是指各省相对于清廷政权而独立，但绝不是指背弃大中华共同体而各自独立。“夫独立云者，离北京政府而独立，非各自独立之谓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统制度下的自治。东南互保，只是暂时不听从清廷乱命，中央稳定后，还是要回归的。

他的立宪和议会，也是大一统下的立宪和议会。当议会变成乱源，他便命令儿子拒绝参加。“……在沪及舟中，又知议会种种幻象，污浊昏扰甚矣。开会期近，儿其坚辞，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内忧外患最为严峻的关键时刻，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为维护大一统作出了特殊贡献。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驱除鞑虏”的排满狂潮引发了满蒙王公的恐惧。日本趁机插手满洲，俄国策动外蒙独立，内蒙、西藏、新疆也日趋不稳，大中华分裂迫在眉睫。张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为今之计，惟有蒙汉合力，推诚布公，结合共和政治。强邻觊觎，可以永绝。汉、蒙、满、回、藏五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也都有被选为大总统之资格。”

此时，革命党武昌起义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着建立不包括满蒙藏疆的十八省汉族国家。而张謇等立宪派主导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则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着包括满蒙藏疆在内的二十二省。为“五族共和”上下奔走的江苏督军程德全与浙江督军汤寿潜等人，都是张謇的立宪派骨干。张謇与革命党黄兴、陈其美、宋教仁、伍廷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达成一致。最终，立宪派与革命党内部力量共同促使孙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

而在清廷这边，张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凯维系多民族大一统，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提出“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如今史学界对梁启超、杨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创造的“中华民族”概念已有定论。但深究史料当可发现，从革命党到袁世凯再到清廷，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一手托南北”，对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实际转变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念及“张謇们”当时的良苦用心与惨淡经营。

张謇与袁世凯有五年紧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绕道彰德与斥退在家的袁世凯共商大计劝其出山；1912年帮袁世凯协调南北运作临时大总统；1913年为袁世凯将梁启超请回国共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1915年底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辞职回家。

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謇对袁世凯绝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时即认识袁世凯，深知其权术心性，并因此断交二十年。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张謇当时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尽快维护大一统的中央权威，哪怕这个权威是脆弱的。

如同他在《共和统一会意见书》中所写，“设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写的《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所说，民主发端于法国和美国，因民主政治在“灭害平争”方面优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笃行民主十四年。

但后来发现，单纯的民主制度虽然将一二人之专分散为千万人之专，但争战还是一样的。因为国家权力像鹿散于野而无主，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恶斗。要熄争止战，只有建立唯一且强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复统一和秩序。“一国之权犹鹿也，失而散于野则无主，众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争以剧。一人捷足而得之，则鹿有主，众无所逐，而争以定”。

他与革命党不同。究其出身来源，张謇的状元并非由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从军务起家，辗转游幕，办理实务。他一生对“实务”有着非同常人的执着，对政治人物的判断也将“治平能力”列为首位。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回国之后的第12天，张謇就急迫与孙中山见面长谈。谈话内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权的军队和财政等实际问题。而孙中山对此类问题则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尽管张謇之后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称颂不已，但他当时却评价孙“不知崖畔”。他认为孙中山不太懂中国实际，“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和孙中山相比，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也许能以最小的动乱成本维持大一统。况且，袁世凯在天津的新政，亦证明了其治国能力。

张謇选择了袁世凯。以东南士绅领袖身份为袁接任临时大总统而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与孙中山谈话7天之后（1月10日），他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报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他立即辞去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投入北京政权。

投入北京政权不到一个月，张謇创建了民国建立以后第一个采用党的名称的政治团体——“统一党”，其纲领是“团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完成责任内阁”。身为立宪派领袖，亲自组织的第一个政党，不叫立宪党，而叫做“统一党”。

当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国民党“武力讨袁”时，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张法律解决，谴责国民党好战派“不凭法律，不凭议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观点影响了革命党人汪精卫与黄兴，使黄兴秉持“法律解决”徘徊了较长时间之后才最终反袁。

当袁世凯取消国会后，同为“名人内阁”的熊希龄与梁启超愤而辞职。作为国会的创制者，在没有国会的一年多里，他却留了下来，冀望着袁不要迈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彻底失望了。张謇为了大一统能容忍“终身大总统”，却不能容忍复辟帝制。因为，他的底线不只有统一，还有共和。

谁搞分裂，张謇反对谁；谁反共和，张謇亦反对谁。他的一切变与不变，都围绕着“统一”与“共和”这个双向合一的主题。

当袁世凯维护大一统，张謇选择支持袁；当袁世凯走向帝制反对共和，张謇选择与袁分道扬镳，袁再度请求他帮助“转圜南北”，他断然拒绝。但护国战争亦不是张謇心中所望，他没有参与梁启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动。他认为，打倒一个大强人，会放纵出无数小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他当时做的是劝冯国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维持共和国体，继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换取全国“统一”与“秩序”。

也是在《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他写到，虽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为公心，一定会失去。人皆有私欲，确保权力为公不为私属，只能依靠宪法。而民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独有众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诸人，则得亦必终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

可惜，在张謇的时代，拥有统一能力的人，没有共和之灵魂；拥有共和灵魂的人，又没有统一之能力。这是他依违不定、彷徨其间、无力回天的时代悲剧。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历史人物来实现。

1916年之后，张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转向了扎实的地方建设。在张廷栖等编写的《张謇所创中国第一》这本书中，他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一个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县级单位，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他建设医院、养老院、剧院，扶植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的政纲。他搞了大半生政治，无非是想在全中国土地上作这样宏大的开发。既然时非所与，那只能建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作示范了。

这些眼花缭乱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这是他第三个标签。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但他办教育的方法，又与别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严修创办了南开，办的都是大学。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应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近四百所各种门类的基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时，要求“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张謇。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可张謇却认为，老师可以从师范里来。小学为先，师范为本，办基础职业教育，才是数十年后彻底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之法。他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还去教盲哑人。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对国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还是平民化的问题，对扶贫攻坚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讨价值。

他朋友们办的那些大学里，出来了一批批中国现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们也自然成了一脉脉学派领袖，名满海内外，桃李遍天下。而张謇学校里出来的，是一批批优秀基层教师，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一批批医生与农技师，一批批学会基本技能的残疾人和被改造过的囚犯妓女。这些人没有能力来光大他的名声，支撑他的学派，而是化成了中国现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种子，化成中国国民素质脱胎换骨过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没有一个近代名人说自己是张謇的学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当在多年后验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一百多年来，却始终保持着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续孕育出几代新中国的各界骨干。

张謇创办和支持过的那些学校，他生前绝没料到，多年后都发展成为海内闻名的大学。他1902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变成了扬州大学；他1905年支持创办的复旦公学，变成了复旦大学；他1915年参与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变成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他1917年支持复校的同济医工学堂，变成了同济大学。他曾经资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学，变成了上海交通大学；他参与发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学校，变成了暨南大学。

还有一批他创办的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学校，也变成了各行业的最高学府。如他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变成了景德镇陶瓷大学；他1911年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变成了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变成了东华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吴淞水产学校，变成了上海海洋大学；他1915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变成了河海大学。

再回到人们最熟悉的那个老标签“民族工业家”。和其他搞航运、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轻工业，兼以开垦盐荒治理淮河。一度想发展航运，但并没有成功。大生纱厂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债权人接管了。

然而，是张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们，被现代企业家们追溯为精神领袖。因为他主动挑到肩上的社会责任，远远超出了“实业家”和“商人”的身份。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

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企业家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实；不仅要爱国，还要爱社会；不仅要办慈善办公益，还要育平民担责任。这是士大夫的根本价值观所决定。而企业家精神加传统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近代商道的内核。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讲了。

张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为发烧。发烧了他还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师们一起去视察江堤。结果越烧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临终时没有言语，没有计划，没有留下遗嘱。

他的最后几首诗，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八，本来应该有较圆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许久，却没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掠电偏难掩，摇风闪未宁。

有人愁太白，无始满空青。岁已非吴越，占家莫狃轻。

聚若真成汉，沉忧独庶民。在天犹没浪，照地若为春。

帝坐虚共主，农祥愿丈人。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没有皓月一轮，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国，几十个割据的军阀，百十个争斗的政党，实质的统一仍遥遥无期。此时，北伐军刚刚誓师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新的历史因缘，将在这烟尘中诞生。

关于对张謇的历史评价，胡适的“序言”流传最广。胡适比张謇小三十余岁，从没见过张謇，但却是张謇参与筹办的“中国公学”所培养出来的。是他撒播的诸多因缘中的又一个。

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的政治道路，是失败的、中断的。但他顽强地创造了无数条覆盖于荆棘下的小路，经过百年大潮洗刷之后，这些小路显露出来，密密麻麻连成了一条新的路网，到今天还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时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来，不过凭借着一颗纯正的初心。家国天下的初心，无论如何变迁，始终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