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 · 2020-11-19 ·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由于改开后对具有反帝内涵的革命历史文化的长期消解，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华历史的片面美化，美国曾经的帝国主义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官员和民众中完全不存在了。

封面图片 |【1844年7月3日，美国威逼中国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

某党报总编谈到中美关系时曾说“美国对中国干的坏事最少”。这一表述受到左翼的批评。但这种表述应当说是准确反映了改开后体制内很多人的真实看法，也反映了体制外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看法。实际上，由于改开后对具有反帝内涵的革命历史文化的长期消解，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华历史的片面美化，美国曾经的帝国主义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官员和民众中完全不存在了。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对中国不是“干的坏事最少”，而是根本没干什么坏事，反倒是好事干了一大堆，如办教育，办医院，办慈善，帮助中国抗战如此等等。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很多人对最近美国的对华做法颇为不解：美国怎么了?美国不是这样的啊?这不符合美国给我们的印像和理念啊?思来想去就把这归结为那个金毛总统，期盼换个人就会好。以至于各类媒体天天讨论老美大选，好像是中国在选总统呢。实际上，美国一直就这德性，有时直接露出无赖的嘴脸，赤裸裸地干坏事，有时又以伪善的面目来遮掩所干的坏事，如何操演全依历史需要而定，与谁当总统屁关系没有。而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却把自己的国运寄托于美国。美国一对中国甩脸子，立刻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这一现象再一次证明：对历史的歪曲虚化会对民族自觉和民族自信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在一般意义上，估量干坏事对个人或是对国家的危害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甚至主要不在于坏事干的多少，而在于干的坏事的大小。砸总编家十次窗户也不如杀总编家人危害大是显而易见的，总编肯定承认这一点。就此而言，那位总编用干坏事多少来估量美国对中国的危害，起码客观上是为老美洗地。因为美国对中国干的坏事最大！这就是美国从50年代开始长期干预台海事务，导致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并且使台湾问题成为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这不是最大的坏事吗?为何连官方媒体都回避这一点?

回望历史，美国不但对中国干了最大的坏事，而且其它坏事干的也不少。新中国建立前夕，毛主席针对美国官方在其对华政策上的自我表扬，同时基于当时知识界糊涂不堪的亲美崇美倾向，明确指出：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为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虽然这种教科书一直未曾出现(只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当时尚有革命属性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的小册子)，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就一直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并在台湾问题上公然阻挠国家统一，因此那时的中国存在着浓厚的反美的历史文化氛围。笔者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在幼儿园就唱过“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的儿歌(尽管那时我不知杜鲁门是谁)，因此可以说那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反对美帝国主义(不是反美国人民)的倾向是绝对的主流倾向。但是自从当年的“十月春雷”炸响之后，大概出于另寻道路的需要，亲美成了体制性的选择。文化知识界和教育界及传媒界为此进行了长期而又广泛深入的亲美崇美教育，在民众尤其是知识精英中成就了大批美粉。在他们心目中，美国不但没对中国干过坏事(坏事都被说成好事了，如门户开放)，而且是文明的灯塔，是中国要到达的彼岸。以至于面对美国当前的对华淫威，很多人所怀有的担忧和害怕远大于对美国霸道无理的愤慨，这在知识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他们不是看美国是不是在干坏事(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不会干坏事)，而是不断审视中国是不是对美国干了坏事。这些知识界人士基本都是吃体制饭的，这也算是体制性操作的后果吧。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确实应当有些逆向操作了，应当说说美国曾经对中国做过的坏事了。否则一旦出现中美对决，我们很难有胜算，因为多年来崇美亲美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清理，关键时刻会对社会动员产生巨大的粘性。国家间的对决本质上是人心的对决，这一点上美国很成熟，他们的反共反华教育是长期而又广泛深入的，中美间密切的经济交往丝毫不影响这一决断性操作。他们在这点上也是成功的，中国在美国民众心目中始终是一贯干坏事的负面形象，以至于每次总统竞选中，竞相攻击中国是总统候选人捞选票的重要手段。因此美国政府的任何反华操作甚至中美对决，都会有民众基础，他们对此毫不感到突兀。而我们正相反，不但体制不对老美发恶声，对民间任何的反美话语也会倾力打压，据说是怕“友邦惊诧”，影响中美友好大局。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揭露美国曾对中国干过大量坏事的逆向操作，一般不会得到体制性的公开首肯，而且一贯亲美的人文知识界也一定会大加挞伐。但此事现在确实有必要做，这只能寄希望于有胆识有能力的人士。笔者年老体弱，胆识和能力更是无从说起，手头又无详备的资料，因此显然无力进行学术考证性的操作。只能利用手头的一些资料，以聊天的形式讲讲美国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干过的坏事。这些事真不能忘了，咱中国没对美国干什么坏事，美国的统治阶级都会用编出来的坏事糊弄美国的老百姓，给咱添恶心。咱们还不应当记住美国对咱干过的坏事吗?

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政府在总结对华关系时曾自我夸耀说：美国一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咱就看看它是怎么个尊重法。大家都知道当年英国向中国大量贩卖鸦片，实际上美国也毫不逊色。老美建国不久后的1784年8月28日，一艘号称“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到了广州，这是来到中国的第一艘美国商船。船上当然没拉什么“中国皇后”，而是一个叫山茂召的管货员在船上载了40多吨西洋参。那玩意在美国哈德逊河流域和新英格兰西部有的是，不值啥大钱。可那小子会吹，结果这点西洋参使他赚了三万七千七百多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他回去以后一炫耀，立刻在美国掀起“中国热”，那时咱中国在美国还真火了一把。但凡能搞到一艘能装5个人的单桅船的人就想着到中国捞一把。那家伙由此也成了驻中国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可你美国人来做生意就好好做吧，但他们嫌正经生意来钱慢来钱少，就干起走私鸦片的坏事。他们一方面靠贿赂开路，对不买账的就武力对付。为此他们专门搞了一种叫飞剪船的武装船，这种船有炮，有枪，还有刀剑，配备的人员也是勇武好斗的亡命之徒。当年一艘名为“羚羊”的飞剪船一进入珠江口，就遇到中国的缉私船。飞剪船立刻开炮，并做好格斗准备，连用来浇人的开水都烧好了。当中国缉私人员一登船，这些海匪就开枪射击，还真用开水浇人。然后快速驶进伶仃洋，卸下鸦片扬长而去。这还不算完，他们还把中国缉私人员的尸体挂在船的每一根横木上以示警告，看你们中国人还敢管!美国强盗通过这些手段把大量毒害咱中国人的鸦片运进来。仅1817年，各国运进中国的鸦片就达到四千五百担，其中美国运进来的是一千九百担，占了总数的42%。所以我们说到鸦片对中国的危害和鸦片战争的缘由别忘了美国干的坏事。

鸦片战争后，美国看到他的亲哥们弟兄得了好处，也想捞一把。1844年2月派了个叫顾盛的专使带着三艘兵舰来到中国澳门，开口就要见皇帝。那个叫道光的皇帝老儿慌得说你别来，有什么事你在广东说吧。顾盛看出了皇帝老儿的胆怯，直接将兵舰开进黄埔并开了几炮，美其名曰是礼炮。但又说“有使中国再尝战祸之必要”，尝过西洋利炮滋味的皇帝老儿立刻怂了，只好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了中美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这个条约不但使美国获得了与英国一样的在中国的特权，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新特权。并对南京条约的一些条款作了更有利于他们的具体规定，如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美国兵舰可任意到各个口岸巡查贸易，直接侵犯了中国领海权。美国有权在口岸建教堂，这是进行文化思想渗透的开端。这个条约一签订，法国立刻在当年8月如法炮制，派了8艘兵舰来要好处，清政府照单全收签了黄埔条约。接着其他列强蜂涌而至，清政府也是一概应允，从此中国门户洞开。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有一才有二，有二才有三。可见没二就没三了。美国就起了个老二的作用，这个作用所坏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大英帝国差，因为它让所有的强盗都明白了，在中国捞好处不费吹灰之力，吓唬吓唬就成，从此列强在中国几乎为所欲为，一个教堂神父就能让地方大员吓得尿裤子。大家说美国坏不坏?

讲到这，一些人会说人家美国毕竟没让割地，也没要租界，所以艾奇逊说：美国历来“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也没错。但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中，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全部或部分丧失主权的领土完整，其意义和价值至少大打折扣。而美国干的坏事就是如此，他损害了你的主权，表面维持你领土完整的面子。给你面子它要里子，所以说美国是狡猾的坏。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确实没有在中国占有租界，但这不妨碍他占地盘获得利益。北戴河作为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胜地，在旧中国被很多列强占有，而美国占得最多，从1900年到1948年，外国在此地建了五百多处房产，其中一百四十多是美国人的，以刘庄为中心的地区基本都是美国人的，而且他们拥有“永租权”，永远不能收回。到1935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石岭会的组织，，公开划定会界制定章程，章程规定：任何外国人要获得“永租权”，都要他们批准，中国政府对此完全没有主权。由此该会就成了当地最高权力机关。大家说说这不就是租界吗，领土完整在这还有什么意义?

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因此任何国家阻挠中国革命的历史行为都是反动的，是对中国人民干坏事。而美国就属此列。往早了说，美国就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帮凶，华尔洋枪队屠杀了大量的中国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对决中，美国明确实行的是扶蒋反共政策，助力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中国革命。美国在抗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大量派军队在中国登陆，数量高达11万多人，目的主要是帮助老蒋抢占和守护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其中美陆战第一师在塘沽登陆，第三师和第六师先后在秦皇岛和青岛登陆，甚至一度还企图在八路军占领的烟台登陆。并且用飞机把大量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运至华北、华中，用军舰把大量军队运到山东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把国民党军队9个军火速运到东北。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短短9个月，美国就运兵54万人，运费就达3亿美元，连美国自己都自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美国不但帮着运送军队，还给国民党政府巨大的援助，总值接近60亿美元，这超过抗战时期美国给的武器援助的八、九倍，可见美国对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热衷程度远远高于支持中国抗日。这些援助主要体现在军火上，如子弹，仅1947年一次就给了一亿三千万发，正好相当于解放区总人口一人一发。从空军看，仅美国制定的“八又三分之一空军计划”就给了国民党1071架飞机，实际给的比这还多。军舰给了471艘。枪炮方面，仅按《美蒋秘密军事协定》，就提供了山炮700多门，轻炮150门，重机枪15000挺，轻机枪17000挺，自动步枪60万枝，各种军用车辆6万7千辆及大量坦克。同时还亲自装备了国民党军84万人，训练了各类军事人员十四五万人。这些援助助长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气焰，毛主席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指出：

这些援助的武器“帮助了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

这不是一般的干坏事，实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中国革命胜利后，他们还加以扰乱破坏。最典型的就是1950年美国特务机关指使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等人策划在国庆日炮轰天安门。1950年初山口隆一就将炮轰计划报给日本东京美军占领军总部。5到7月他亲自测量了天安门周围的地形，绘出了图和射击指标，并将其在9月初发给东京美军总部，直至当月他们被抓获。可见美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多么仇视，以至于这么残忍的坏事都干的出来!

近些年由于媒体的忽悠，很多国人都以为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帮助了中国，对中国干了好事。实际并非如此，至少不完全如此。首先，美国是在日本打了它，它对日本开战之后，才开始给中国一些所谓实质性援助。其目的是让中国进一步牵制在中国的百万日军并消耗其战争资源，不让日本将其投入太平洋战场，从而减轻美国的压力。也就是说是让中国帮它的忙。因此美国的对华援助本质上是互相帮助，这算不上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做好事。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半段，美国是帮助日本对中国做坏事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美国就与日本密商谅解。美国务院公开声明：东北事变没提供谈到违反洛格公约的根据。并且反对国联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不仅如此，美国在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时，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当时日本军用原料基本靠进口，其中从美国进口最多，1937年占54.4%，到1938年占56%。1937-1939年，美国对日出口的70%以上是军用物资和战略原料。1938年中国抗战正吃紧时，美国一下给了日本一亿二千万美元贷款和机床及军事装备。这一年美国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占日本全部消耗量的92%。日本侵华头三年消耗的汽油由美国进口的占70%。1939年与1938年相比，美国出口到日本用来造枪炮的废钢铁一下增加了十倍!《陶行知日志》中曾记载：

“(1938年5月4日)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在座国会议员司克脱(Scoot)先生对大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

是啊，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更应该记住，这是美国对中国干的无耻的坏事!一个强盗正暴打一个病弱者，另一个还给强盗递刀子，不无耻吗?

在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和经济交往，对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但毫无助益，而且起了阻挠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刚结束，正是百废待兴，亟待恢复和发展经济之时，美国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此条约用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话概括就是“全部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对美国输往中国的任何商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美国可以在中国开放口岸和内河自由航行。此条约表面是对等的，但当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能对美国出口的东西很少，也没有能力在美国自由航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单方面的优惠于美国的条约。结果抗战后，中国成了美国独占的商品市场。而四大家族成了美国倾销的总买办。陈纳德与宋美龄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总资本就达10亿元法币。美国在中国的分店达百余处，美国货泛滥于市场，上海最大的永安、先施等百货商场，美国货占了80%，还专门开设了卖美国货的“中央商场”。美国货的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仅一年多的时间，各大城市的工厂商店倒闭27000多家。如本来上海当时的牛奶产量每天只有3万6千磅，随着美国奶制品的大量输入，把中国的奶场冲的几乎全军覆没，只好杀奶牛卖牛肉。美国这种做法当时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就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把定约日定为国耻日。可见美国这一做法对中国伤害之深。至于美国在华投资，其目的不但是赚取巨额利润，而且有时连本金也是中国人出的，美国则是空手套白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电力公司，这是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此公司原属英国，大革命中中国先后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租界，英国对其上海的租界感到担心，就急于出售公司。1929年美国摩根财团以8千1百万两白银的价格买入。这样美国就控制了当时中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上海发电量的百分之八十。这笔购买款，摩根财团实际上一分钱没出。财团先是让工厂高级职员买股票，然后又开酒会让宋子文带头动员买股票，他当场认购80多万两银子的股票，其他民族资本家只好跟进购买。同时又向社会发行以白银计价的债券。另外强迫用户预交三四个月的电费，名曰“保证金”。通过这些方式，摩根财团控制下的上海电力公司共得到一亿一千万两白银。不但没花钱得了个电厂，还净赚二千万两白银，美国资本家真是又坏又鬼。如今有些人为旧中国时期的外国投资大唱赞歌，岂不知这投资有很多是中国人自己的钱。

目前在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中，出现了所谓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实际上这不是新玩意，旧中国外国资本就在中国搞过，它只是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已。如美国与英国合办的英美烟草公司就在中国烟农中推行这种模式：公司的美国老板先是宣传美国烟叶好，还可免费提供种子，并承诺将来高价收购烟叶。这种烟的种植成本很大，很多农民听信了宣传，借高利贷种植美国烟叶。结果真到收购时美国老板层层设障肆意压价，搞得很多烟民血本无归。再来说说美国当时的对华经济援助中的猫腻，1933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中，他们为了给剩余农产品找出路，就提出给中国5千万美元贷款，但不给现款，给棉花和麦子。而且要由中国雇佣美国船运，费用中国出。这批农产品的一部分到中国后，一在市场出售，农产品价格立刻大跌，农村经济更加萧条。这还不算，卖给中国的小麦带来了吸浆虫病害，从此影响了中国8个小麦产区。直到1950年，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受害农田就达730多万亩，减产达一半至七八成。另外1935年美国卖给中国的棉种带来了黄萎病，这种病害一直到解放后仍是中国棉花的主要病害。美国曾宣称帮助“复兴中国农村”，就是这么个复兴法。

近年来亲美媒体经常吹美国当年在中国的所谓慈善事业，吹得最多的就是医院，什么北协和南湘雅之类的。首先要明确，在旧社会这些医院主要服务于中国的上层人士和在华外国人，与广大贫困的劳动人民关系并不大。更不像话的是他们还干过不少坏事。近两年网络也披露过，改开后美国人打着科研合作的旗号，采中国人的血样研究中国人的基因，居心叵测。实际上拿中国人做研究对象的事，当年一些美国在中国开办的医院就干过。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主任郝瓦德带人来到千佛寺的“贫儿院”，以给孩子看病的名义挑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叫恩宝善的孩子，那年才十岁。到医院后先给他抽了一管血，接着给他眼睛里接种了沙眼病毒。当时沙眼还难以根治，他们就拿孩子做试验。恩宝善眼睛很快就肿了起来难受的要命，等眼睛好点了，又要给他接种。他拼命哭喊挣扎，结果两个美国人按住他，又给他接种了沙眼病毒，眼睛又一次肿了起来。孩子如此反复的受罪，他们却用这种卑鄙手段积累了所谓学术资料和数据。1940年至1941年，协和医院叫梅伦纳和兰杜亚的两个美国医生，从教养院弄来大批孤儿做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的试验。这两种病可通过虱子传播，他们就把虱子放在特制的盒子里，将盒子绑在孩子身上，孩子被虱子咬的又痒又疼不停地哭叫，他们却威胁孩子不许乱动也不许将盒子拿下来，因为他们要观察虱子和病情的变化。这些医院不但拿孩子做试验，有时还变相杀人。山东小学教师赵竹君得了肺病到齐鲁医院治病，美国医生杜儒德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大，就动了歪心思。他对病人讲你需要住院治疗，费用全免。病人住院后，刚开始还煞有介事地给几天药吃。接着就停止给药和护理，想办法让其死掉。人死后他的心脏被取出作为标本保存。1922年11月30日，一个不满周岁的叫张琪玖的幼儿被花生卡住气道，到协和医院后一个叫斯莱克的美国医生为了用孩子的肺做标本，有意用橡皮管将花生捅到支气管分支处，当时在场的中国医生不忍心，建议把孩子翻过来让其呛咳哭嚎，以便把花生咳出来，但斯莱克不许，结果孩子活活憋死了。一个孕妇由于缺钙得了软骨病，到协和医院治疗，医院为得到一副这类病人的骨骼标本，不但不给吃钙类药物，还有意在食物中减少钙的含量，最后病人死亡。医院则得到一副这种病的骨骼标本。

那时在美国办的协和医院的入院规则上明确规定“病人住院治疗，附有条件，既需被合理地用作教学目的，病人必须愿意接受一切检验”。北京丰台区叫董小永的农民22岁时得了精神病，被送到协和医院。脑系科主任莱门为了研究放射线对人脑的影响，向董小永的脑部做了6次超剂量的X射线照射，最后病人死亡。这个美国医生为了研究强心剂有没有鉴别癫痫病的效果，还在1936年从精神病房找了49个病人做试验。病人被注射强心剂卡的阿错后出现剧烈抽搐，有的将床条都拉弯了，可见多痛苦。他据此拍摄了大量摄影资料，并写出了论文。其结论很轻松地写到：“卡的阿错不能用以鉴别癫痫，只能用以激发癫痫，以供观察癫痫之用”。实际上当时美国办的医院用孤儿和三等病房的病人做试验是常态。除此之外，他们还办所谓“调养院”，专收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称其为“剖料”，供解剖之用的意思。他们被进行各种试验，死了再换。一个叫窦威廉的美国医生在美国的《科学月刊》写文章，介绍他们怎样利用饥荒，雇用了2万个中国穷人做试验的情况。他甚至说：“我们用老鼠做试验，还没有那么多。”

再说说美国在华办的另一慈善项目——孤儿院。他们在广东台山办的孤儿院，据美国神父自己说，每年收婴儿60至70人，平均每年死60多个。在湖南衡阳办的育幼院，由于孩子营养不良，十一二岁的孩子长得像四五岁的孩子。在北京的西什库仁慈堂里，孩子吃的“圣餐”是早晚一碗霉米做的粥，中午是一碗虫蛀的高粱米饭和一勺白菜帮汤。就这还不让吃饱，孩子常跑到修女小厨房后面的沟里捞泔水吃。这些孩子并不能白吃饭，从三岁起就要干活。小的拆线头，大点的要绣花、编织、缝洋袜子、打麻绳、纳鞋底子，还要给修女干各种杂活，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一天要缝完一打半袜子，干不完晚上在厕所里昏暗的灯光下干。他们办的育婴堂条件极差，如武昌花园山育婴堂，婴儿来了，往床上一丢，吃的是坏奶粉和霉米面糊糊。奶瓶往嘴里一塞，修女就不管了。想不起看，两三天也不来。不少婴儿因奶嘴滑落而饿死。几天换一次尿布，粪便在孩子屁股上结成块，夏天苍蝇叮就生了蛆。死了扔在后山任狼吃鼠啃。这样几百个婴儿成活的只有两三个。长大者有的还被卖给妓院或给有钱人做小老婆。当年衡阳育幼院有一个16岁的孤女叫凌房友，被卖给一个独眼地主。在被卖走的前一天，美国院长贺亚伦以谈话为名将孤女奸污。结果孤女到地主家第二天就自尽了。

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美国在掠夺我国文物方面也是毫不逊色。如1942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以考古名义来到中国，将敦煌千佛洞的36幅唐朝壁画盗走，并盗走了唐朝彩塑菩萨一座陈列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另外他还在泾州下王母庙盗走7个菩萨头像。1934年美国人普爱伦勾结中国奸商岳彬盗走了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的浮雕。1915年至191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士博盗走了著名的昭陵六骏中的两骏，还打碎了一骏，由于被发现未盗走。1917年至1937年，纽约自然博物馆几次派人到中国搜集古生物标本，盗走了世界首次发现的恐龙卵化石。1936年至1937年长沙雅礼学院的美国教师柯克思从长沙盗走了大批战国文物，其中有珍贵的楚国绘书，它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插图本文字。1903年到1908年，山东潍县的美国传教士方法敛先后盗走殷墟甲骨2720片。1908年至1928年，美国传教士薛尔顿从西藏盗走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有巴塘喇嘛寺的藏文经典，是用金银写的。后来他卖给美国纽瓦克博物馆的西藏文物就达1200件。他们不光是霸占我国文物，还有其他目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大量搜集我国善本古书，单是各种地方志就达四千多种，美国军方当年在绘制军用地图时就用它们做重要资料。美国农业部图书委员会主席施永皋用考察名义三次来中国。搜刮到有关中国国防，地理和资源的图书资料6万多卷。1919年，美国农业部的顾克用考察棉花种植的名义来华，盗走湖南，江西等省的地方志108种，共1239卷。美国人骆克自称博物学家，来到云南搜刮到大批地方志，他本人就是替美军绘制军用地图的顾问。

近些年，一些亲美人士在各类媒体上为美国当年在华办学校大唱赞歌，似乎他们是为了给中国培养人才，此类论调单纯看似乎有道理，办教育至少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但如果全面分析就另有说法。美国在中国办学校最早是从1830年开始，它是与传教紧密结合的，既所谓教会学校。办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亲美的文化人，为美国的在华利益服务。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的信很清楚地讲了美国在中国办教育的意图：“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将由于这一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义的、智力的、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收获。”“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纯粹物质意义上说，也能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舰更为可靠的。”这种精神上的影响和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由于这些学校绝大部分是教会所办，因此许多学校都设有宗教课，学生必须阅读《圣经》，做礼拜和祷告。在中国人民深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迫切需要革命来推翻内外压迫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向学生灌输基督教的所谓“博爱”精神，其核心就是“爱一切人，甚至爱你的敌人”，“如果有人打你的耳光，你就应该把整个脸凑过去，他们打了你的左脸颊，你就应该把右脸颊凑过去”。这是在培养中国文化人的奴性。在这些学校的教育中，还极力培养学生的亲美情感和亲美意识。他们要求学生只记得两个国家：一个是天国，一个是美国。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相互以此称之，久而久之连中国名字都淡忘了。学生中文不及格也可升级毕业，英文不及格则不成。上海晏摩氏女中的地理课，讲美国当时48州的地理占多一半课时，学生对美国的地理知识远多于对中国地理知识的掌握。在这类学校里，很多学生以做美国人为荣。在晏摩氏女中和沪江大学附中的校刊上，学生在表述自己的理想时，很多都是“到好莱坞去”、“做华尔街巨头”、“升官发财”、“做达官夫人”、“做无冕皇后”之类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从1901年到解放时为止的毕业生中，有47%在美国工作。应当说，美国在华教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在旧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具有着崇美、恐美、亲美的情结。解放初期，中宣部长陆定一到金陵大学作报告，说了一句“美国没有文化”，惹得一些教授当场退席抗议。实际当时美国才建国一百来年，而且是个移民国家，而移民者中文化人很少，因此美国确实没有什么文化根基。说美国没文化没错啊?但一说这个，亲美教授就不高兴。这不是知识不够不懂美国历史，而是美国迷魂汤喝多了，喝成傻X了。鉴于这种状态，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不得不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教育，清除这种情结。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思想教育的开展，知识分子中的恐美情结基本消除，崇美亲美情结也受到相当的抑制，民族自信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增强。但令人唏嘘的是，改开后中国的教育实践再一次将美国当年在华教育的目的近乎完美的实现了。如北大、清华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的比例远超当年的美国教会学校，中国知识精英中由认同美国价值观导致的崇美、恐美、亲美情结又成主流。实际上毛主席早就看到这一点，他指出：

美国在华办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还要指出的是，在旧中国，美国在华的教育机构还承担着搜集中国情报的功能。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的主任雷麦就公开说：“圣约翰大学要有步骤地得到中国的情报和统计，使学校能得到美国商人的好处。”他要求学生专门研究中国各类工农业产品的情况，写成论文交给他，他再寄给美国相关机构。成都华西大学的美国人也曾干着同样的事。甚至在成都解放前夕，他们都接到指示：要每周写一封信，每月拍一份电报到美国，完成情报任务。

最后再聊聊美国怎样看待和对待咱中国人的。记得改开初期，到外企或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工资高待遇也好。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才使得劳动者能在外企中获得相应的待遇和地位。在旧中国，外国也在中国办了很多企业。在这种企业，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地位如同奴隶。上世纪初，一个叫卡顿的美国佬在上海的美国商会发表讲演，公开提出“美国主人、中国奴隶”的论调。他认为美国人“能更多地思想，有更大的创造性，有更高的天才”，中国人却“缺乏这些性格”。他的结论是：“美国人适合于做经理，不适合做普通劳工，而“中国人则适合于从事现代的工厂劳动”。那中国人在他们的工厂里是处于怎样的地位，又是怎样地劳动呢?以美国办的上海电力公司为例。该公司将职工分为四等，中国人是最低一等。中国人遇到外国人必须敬礼招呼，恭敬让路，否则就被记过处分。中国工人的工资与外国员工差168倍，美国办的上海电话公司更是差500倍。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很差，在电力公司，一旦锅炉熄火，工人就要冒着高温进去出灰，炉里温度很高，工人没有工作服，只能腰上围块湿麻布片，脚上拖双木屐，嘴里含着蘸了水的脏纱布，手上包块帆布钻进锅炉里，高温烫的工人浑身起泡，干完活人都不会动了，只能用冷水将他们浇醒。吃饭时不许在厂房吃，也无食堂。工人只能拿着饭盒到黄浦江边的煤堆上吃，一旦起风连煤末一起吃。有一次高压锅炉结了一块巨大的红焦，美国老板为了不耽误赚钱，在不停炉的情况下硬逼着工人去打焦，工人刚把钢钎捅进炉膛，巨大的红焦轰然坍塌下来，炉门被震开烈火向外喷射，工人曹老三当场被烧得体无完肤，活活疼死。另一名工人从平台跳下被摔断腰椎。上海海宁洋行的轧冰工人手臂被轧冰机轧断，美国老板不管不问，只能由工人兄弟自己凑钱医治才保住命，但老板看他残了，就把他开除了。天津士古油库的制听厂的工人长年在没有隔热设备的高温炉前焊油听，由于房间不通风，工人身上只围一块麻袋片，被火烤的喘气都困难，常常有人晕倒在炉子上被烫伤，很多工人都是伤痕累累。美国人开办的工厂还大量雇用童工，他们的大都是包工头从农村低价买来的。孩子们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纺织女工曾为争取12小时工作日而罢工，可见工作时间多长)，工作条件恶劣。在缫丝厂，孩子们整天在热水里抽丝，手烫的又红又肿。在纺丝厂，由于丝怕风吹，美国老板又不花钱改进设备，就将门窗紧闭，炎热的夏天孩子就在高达四十度的厂房工作。英美烟厂童工占三分之一，最小的只有七八岁。他们不但每天长时间劳动，而且稍有违规就被严惩。一个叫“小绍兴”的孩子，干完活后偷偷在磨刀间洗个了个澡，就被美国老板用凉水猛浇，孩子因此得病而亡。

抗战结束后，大量美军驻扎中国，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一系列暴行。1945年至1947年，驻扎天津美军的暴行包括车祸，枪杀，捣毁，强奸等，共达350件。被害死伤的中国人有两千多人，这还是有案可查的(有些美军士兵犯了案就跑了)。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美国兵强奸北平女学生的著名事件，此事之所以著名，主要是此事引发大规模学潮。实际上比这恶劣的事有的是。如1948年8月发生在武汉的“景明楼”事件，美国人利富在此举行舞会，请了一些交际花和一些官员夫人陪美国人跳舞，当晚共有中国妇女三十多人，美国人二十多人。舞会进行过程中突然灯光熄灭，美国人兽性大发。后除一人逃脱外，其他妇女悉数被奸污。事后这些美国人不但未被追究，有几名妇女反被以“引诱良家妇女与他人奸淫罪被判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洋人没有强奸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个别舞女搔首弄姿自行放浪导致洋人控制不住”。美军驻扎中国期间，美国军车的交通肇事成为一大公害，数不胜数，而且基本上不受任何追究。1947年冬天，北京郊区农民刘玉海、刘玉花等人出门办事，在大红门北边的桥上被美军军车撞到，一个当场昏迷，一个腿被撞断。美军汽车绝尘而去。农民向警察所报案，得到的答复是：“死的自己埋，伤的自己治，我们管不了”。美国大兵不但在陆上如此，在中国内河同样如此，1945年11月14日，在上海黄浦江上一艘渡轮载着四十多名乘客从龙华渡口开出，被一艘美国汽艇拦腰撞击，乘客纷纷落水，汽艇扬长而去，结果二十多人丧命。

美国人一贯视中国人的生命如儿戏，他们残杀中国人时往往怀着得意和取乐的心态。著名的五卅惨案虽然发生在英租界，但美国人也是凶手之一。一个住在上海的美国企业家叫洛里·史密斯，他是万国商团的成员，参加了对中国人的屠杀。惨案发生两星期后，他给朋友的信中很得意地描述杀中国人的场景：

“就在暴动的那一天下午，我奉命出动。......距离捕房大门口还差几步时，排枪声起，登时有八个人吃了枪子，四人死在捕房外，还有许多死的伤的都歪斜地躺在街心，......门上溅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为流血过多，渐渐泞滑起来。死在前一排的人简直被打成了碎块，因为我们用的是柯立特45号快抢。

第二天，我们又全副武装，持久地同他们对打，打死了十多个中国人，有许多成了终身的残废，南京路上流了许多鲜血。......我们又开起铁甲汽车，钢甲有一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机关枪，装置得好像坦克车一般模样。这两辆铁甲汽车开足了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这种车子开过去之后真是厉害得很。压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内脏挤得满街都是，他们的手脚筋骨都压断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压碎了手足。”

抗战胜利后驻扎在中国的美军更是拿杀中国人不当回事，屡屡犯案，甚至拿杀人取乐。1946年9月3日，工人王恩弟正在北平西站调车，突然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脑浆溅到车头上，当场毙命。接着不远处传来笑声，原来3个美国兵在比枪法，其中一个把王恩弟的头当做靶子射击。1947年8月2日夜，三个中国人在南京中和桥畔乘凉。坐着4个美国兵的吉普车突然停了下来，几个美国兵下车，将两个中国人举起来扔到河里，当另一个人呼救，他们才开车离开。结果两人淹死，其中一人连尸体也未找到。事后美国人辩护说：美国人常常把人扔进河里做游戏，遗憾的是这两个人不会游泳。最后虽然将一人判终生监禁，但要送回美国执行，这不扯淡吗?1946年3月26日夜，在上海百老汇路，唐巧珍正和同伴行走。一辆美国卡车突然停下来，车上跳下一个美国兵一把将唐巧珍挟持上车，车子飞快开走了。途中唐巧珍跳车当场丧命。1946年9月22日，上海人力车工人臧大咬子拉美国兵赖令奈到“安乐宫”舞厅，他不给钱就进去了。臧大咬子就在外面等。一直到12点多钟，赖令奈和同伴饶立克出来，臧大咬子上去讨要车钱，被饶立克一拳击倒，造成脑底破裂于第二天去世。而两个美国兵被美国宪兵护送离开现场。此事诉诸法院后，法官竟然说：“中国法律管不到美国人”，最终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判决无罪”。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干的坏事远不止所罗列的这些，上面讲的真是挂一漏万。这些事情是不能忘记的，咱中国人不应当做不长记性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在这方面不是不长记性，而是根本不知道，这才是危险的。如果一个曾经经历过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在通过艰苦斗争而获得民族解放后，其后代就忘记甚至根本不知道帝国主义的压迫史，这个民族就会重蹈覆辙!因为帝国主义还在。

最后再谈一个看法，美国统治阶级爱拿人权说事，但美国人权记录确实劣迹斑斑，因此正直的人们就说美国虚伪。实际不准确，美国统治阶级在此并不算虚伪。因为人权是对“人”而言，而在他们潜意识里非白种人，根本不算“人”，他们跟你讲什么“人权”?他们的人权源出于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是伴随资产阶级产生而产生的。在资产阶级那里的“人”实际是指自己这个阶级，而人的权利是指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利。到了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期，为了扩张的需要，资产阶级从这个具有阶级内涵的概念中衍生出种族概念，才产生出种族主义，以便为他们残酷对待其它大陆尤其是非洲大陆居民的行为做出合法性解释。如果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指向的 “人”是涵盖所有的人，就不会产生种族主义了。所以在历史逻辑上，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与种族主义并不是矛盾关系，两者都贯穿着同一历史逻辑——维护和拓展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帝国主义国家流行种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主流就毫不奇怪。说的坦率点，在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统治阶级的潜意识里，非白种人与他们只是同属于灵长目，但只有他们才属于人科、人属、智人种。改开以来亲美的知识精英，一见美国拿中国的人权说事就感动的涕泪双流，一旦被美国捧为人权斗士，成了美国的座上宾就更是不知自己姓什么了，真是可笑之极。实际上在美国人心里，他们这种人作为非白种人也不算是人。这么说吧，实际上美国人相当于马戏团的老板，这些亲美知识精英是马戏团的猴，为了牟利老板耍耍他们而已。这一点他们毫无自觉，因此这些人实际很可悲。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