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伊朗关系溯源

梅华龙2020-12-05来源：观察者网

梅华龙 | 北京大学西亚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学近东语言文明系博士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华龙】

疫情之下的2020年如白驹过隙，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年过得都要快。对于伊朗而言，敌对势力于年初和年尾针对本国重要人物的两场暗杀以一种悲壮而窝囊的方式将本就跌宕起伏的2020年串联在了一起。

1月初，美国悍然暗杀伊朗重要将领苏莱曼尼。而就在几天前，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居然在伊朗本土遭遇伏击身亡。同时外媒报道，就在12月1日上午，又有伊朗将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遇袭身亡。

与苏莱曼尼遇刺事件一样，核专家的死再次将美伊关系、美伊两国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政治斗争推向了前台。在这一背景下，更受关注的自然还有因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角色愈发与伊朗敌对的以色列当局。

一、伊朗与以色列 vs. 波斯与犹太

在笔者阐述以色列与伊朗敌对关系的来龙去脉时，笔者曾强调，伊朗与西方、美国以及作为西方势力在中东延伸的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与其说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倒不如说是西亚传统政治力量反殖民运动的延续，因而有着国际化的阶级矛盾背景。因此，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并不能被简单看作“波斯”与“犹太”之间的矛盾，遑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分歧。

对于关心国际事务和现当代历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网络舆论中，种种以“犹太”“波斯”“伊斯兰”“犹太教”为出发点，充斥着“文明冲突”观点的解读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此外，似乎某些冲突的参与者本身也乐于将政权和族群、文化融合起来。伊朗核专家遇袭后，加强安保措施的不仅有以色列驻外使领馆，而且也有“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似乎他们预设了某些人对以色列的仇恨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犹太民族”的恶意。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犹太”“波斯”，还是“伊斯兰”“犹太教”，所有这些标签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都曾代表着不同的群体，而当今靠这些标签构建自身合法性的群体，也早已与昔日顶着同一名称的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立场。

因此，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在秉持锡安主义的以色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尚未存在时，波斯和犹太两个族群和文化曾经怎样互动。同时，我们也可审视历史上波斯与犹太的关系以何种方式遗存在今日两国政权对彼此文化形象的解读和利用之中。

二、作为“犹太解放者”的波斯阿黑美尼德帝国

今天的伊朗在以色列官方和大众眼中被看作以色列乃至犹太人的敌人，因而也遭到了很多以色列民众的仇视。据《国土报》报道，近七成以色列国民反对伊朗核协议。而在2018年的一次调查中，60%的受访者支持内塔尼亚胡对核协议的攻击立场。然而，在传统犹太文化当中，伊朗前身波斯帝国的形象其实是正面、积极的。

从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开始，古代西亚的政治中心逐渐由两河流域东移至伊朗地区。米底和波斯相继崛起，逐步取代了亚述和巴比伦成为西亚地区的霸主。关于米底人（很可能也是一支操伊朗语族语言的族群）的统治，我们知之甚少。但波斯帝王居鲁士大帝征服伊朗、中亚、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乃至部分希腊世界的事迹因希腊和希伯来传统历史叙述而尽人皆知。

公元前539年，按照《居鲁士圆柱铭文》（The Cyrus Cylinder）的自我宣传，波斯大军几乎是以“和平解放”的方式占领了两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巴比伦，一路上秋毫无犯。他随后还免除了巴比伦市民的税赋、徭役，并取得了巴比伦神马尔杜克（Marduk）的认可。

这一切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希伯来文献的记载，新巴比伦帝国占领犹大王国都城耶路撒冷后，不但毁掉了圣殿，而且还将犹大居民中的一部分掳到了巴比伦（见《列王纪下》25:21），史称“巴比伦之囚”。近年来，随着对楔形文字资料的深入研究，巴比伦之囚似乎有了比较明确的历史证据。

有些来自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泥板（主要为经济文献）曾提到一座“犹大城”（āl Yahūdu），而泥板上的名字也多有希伯来人名特征（如包含神名“耶和华”成分）。此外，泥板和其他文献还提到巴比伦地区生活着其他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居民，而他们可能也是被新巴比伦帝国强制迁移来的被征服国家居民。

随着波斯帝国对巴比伦的“解放”，帝国境内的其他族群似乎也迎来了回归故土、恢复传统的希望。《以斯拉记》和《尼希米书》就声称波斯国王准许被掳的犹太人及其后代回归故土，重建家园。

当然，上述楔形文字出土文献很多其实来自波斯阿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这恰恰说明即便真有部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已经在巴比伦生根发芽的犹大王国遗民选择留下的也大有人在。更何况，近年来在耶路撒冷和古犹大王国的考古发掘也表明，新巴比伦帝国时期的耶路撒冷并非一座空城。很可能“巴比伦之囚”只牵涉了部分犹大居民，而七十年后回归耶路撒冷的也只是被掳居民的一小部分上层精英。

无论历史事实如何，对于最终在波斯帝国治下的犹大行省重新建立族内权威的新犹大（而此时犹大王国的子民开始具有一定的族群特征，或可被称为犹太人）社会精英，还是选择了将“波斯帝国解放犹太人民”这一历史叙述神圣化、正典化。这很好理解：这些少数精英之所以能获得权力，主要归功于波斯帝国这个强大的外部力量。作为外来者，他们就更需要借帝国朝廷的旨意将当时耶路撒冷本土犹太或非犹太居民排挤到次要的位置。

回归者比当地居民更有资格对这片狭小但复杂的土地宣誓主权，这在地区历史的叙述中不止一次上演。而这一次，外来的犹太精英为了神化帝国赋予他们的特权，选择将波斯帝王与古代犹大王国的主神耶和华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犹太族群的解放和这些人自身政治资本的积累，不仅是帝国政策，也是神的旨意。

《以斯拉记》开宗明义地借居鲁士的口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以斯拉记1:2》）这里对居鲁士统辖万国、受神嘱托建造圣殿的描述，像极了《列王纪上》第五章中的以色列传奇国王所罗门。

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在波斯时期借先知以赛亚之口布道的作者（所谓“第二以赛亚”）曾将波斯居鲁士大帝比作古代犹大王国传说中的大卫王——“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所谓“受膏者”一词，希伯来语为משיח，即“弥赛亚”；翻译成希腊语就是christos，即“基督”一词。为了把波斯帝国的世界霸权与犹大神明的超自然力结合起来，希伯来圣经的作者竟然将一位波斯帝王描述为“弥赛亚”，足见波斯帝国在早期犹太文化精英中的分量。

这些史实——或不如说，对历史的叙说——和现实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今天以色列诸多主要城市中都有一条“居鲁士路”或“居鲁士大街”。曾经对古代犹太精英施恩的居鲁士大帝，作为“外籍民族英雄”，与所罗门王、大卫王、便-西拉、赫策尔等古今犹太人物一起出现在了以色列老百姓日常所见的路牌之上。

其次，在2017年底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且考虑废除伊朗核协议之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对其盟友献上了溢美之辞，将其与圣经历史传说中及锡安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几位外族大恩人相提并论。他们分别是：居鲁士大帝、贝尔福及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了解了关于居鲁士和波斯阿黑美尼德王朝的来龙去脉，我们对特朗普的“当代居鲁士”头衔也就完全理解了。

讽刺的是，波斯大帝居鲁士此处被提及的原因之一是特朗普承诺废除伊朗核协议。被比作古代恩人的，恰恰是其现代“传人”的死敌。

三、安息帝国、萨珊帝国及伊斯兰时代：

犹太人在伊朗世界的发展壮大

阿黑美尼德帝国亡于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亚欧大陆中西部进入了希腊化时代。不过，随着安息帝国的迅速崛起，中亚和两河流域地区又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逐步回到了以伊朗为政治大本营的王朝统治范围。两河流域的犹太人也在这一时期再次成为波斯帝国继承人的臣民。当然，整体上有关安息帝国犹太人的史料很少。

古代亚述地区的阿迪亚贝内（Adiabene）王室曾改宗犹太教，成为了早期犹太教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此外，还有人认为安息帝国的分封体制促成了犹太海外社团首领（exilarch）职位的建立和稳固——但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犹太人和波斯关系在接下来的波斯萨珊帝国时期变得更加紧密，而相关史料也更丰富了。在这一时期，巴比伦取代了巴勒斯坦成为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而这一时期编纂完成的《巴比伦塔木德》在犹太传统中的地位和权威性是高于《耶路撒冷塔木德》的。

由于外界史料和考古资料较少，《巴比伦塔木德》往往是我们了解萨珊帝国时期波斯帝国统治下犹太社群的唯一窗口。仅根据《塔木德》和其他拉比文献的记述，这一时期犹太文化和宗教精英与萨珊统治者之间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

波斯会被拿来与罪恶的“罗马”对比，而后者则是拆毁第二圣殿、驱逐犹太人的罪魁祸首。犹太拉比表示，“国法即法律”。换言之，在波斯帝国治下的巴比伦犹太人在维持自己宗教传统的同时也忠于萨珊帝国。当然，当萨珊王朝致力于巩固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地位时，琐罗亚斯德教教士与犹太人之间也难免发生一些摩擦。特别是围绕着犹太教礼仪中火的使用和犹太人土葬等问题上，犹太人的宗教习俗确实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但整体上，巴比伦作为犹太文化中心的兴盛本身就说明在波斯萨珊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享受着较高的文化自由。在自治权方面，上文提到的犹太海外社团首领机制在萨珊时期已经形成。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再次将中亚、西亚和北非统一到一个政权之下。曾经属于伊朗世界的伊拉克、伊朗及中亚地区丧失了独立，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属于伊斯兰教社会中的“有经者”或“被保护者”，因此其宗教和文化生活能够基本上不受影响地延续下来。

当然，在阿拉伯征服的早期，阿拉伯统治者也曾试图固化阿拉伯人/穆斯林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犹太人和基督徒甚至只被允许沿用希伯来语和亚兰语（Aramaic），并不被鼓励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在宗教和日常生活领域，犹太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在古代世界，一个被帝国征服的群体往往需要在各方面适应新的统治者。

实际上，在阿拉伯征服几个世纪后，巴比伦地区、波斯地区犹太社团遍地开花。巴比伦在阿拉伯征服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也维持了犹太世界中心的地位。巴比伦经学院中的校长（Geonim）也被视为犹太宗教法律和生活规范方面的权威。

伊斯兰化之后的波斯在阿拔斯帝国的框架下也涌现了若干本土王朝。后来，经过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和统治之后，波斯萨菲（Safavid）王朝崛起，后来成为与奥斯曼帝国分庭抗礼的政治强权。伊朗地区古老的犹太社区留存了下来，似乎和往昔一样平静地生活着。当然，作为帝国中的少数群体，伊朗的犹太社区也时常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限制。

17世纪中期，伊斯法罕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曾有部分被强制改宗。19世纪末期，亚兹德（Yazd）的犹太社团也曾被要求佩戴犹太标记。这些争端的背后却不一定是双方宗教上的差异。西方传教士进入伊朗后对伊朗犹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可能曾引起其穆斯林邻居的忌惮。

总之，不论是在琐罗亚斯德教是官方宗教的安息和萨珊帝国时期还是在伊斯兰时期，犹太人在波斯的经历算不上一帆风顺，但整体上还是平稳的。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即在伊朗没有发生过如同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或二战纳粹杀害犹太人这样的成体系、成规模的压迫或排挤事件。后者似乎更常见于西方基督教世界。

四、“反锡安主义而不反犹？”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犹太社团

通过上述对历史的简单总结我们看出，犹太人在历史上与伊朗和伊斯兰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整体上还是正面、积极的。那么，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犹太社团的命运如何呢？

伊斯兰革命源于伊朗内部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其中一些问题被归咎于巴列维王朝的西方附庸地位。在石油问题上，伊朗王室听命于西方，而这引发了伊朗社会某些人群的不满。在革命后，反西方也成为了新政权稳固军心、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一个手段。

新政权反西方干预，就自然少不了对以色列这个西方利益在中东的桥头堡产生厌恶和敌视。在革命伊始，很多犹太人移居到西方，甚至有私通以色列的犹太商人被处决。不过，在宗教领袖霍梅尼会见犹太人代表后，认可了犹太人在伊朗的地位。他表示，犹太人是伊朗人，应该把犹太人与那些“渎神的锡安主义者”区分开。这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伊朗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犹太文化进行区分的官方立场。

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曾被西方媒体特别是以色列媒体描述为与希特勒不相上下的反犹狂人。2008年，他在联合国的一场演讲被批评为“反犹”。而就在第二天，他会见了一群犹太人，即“城市守护者”（Neturei Qarta）社团的代表。这些“城市守护者”可并不是什么市政志愿者团体。

其实他们是一群正统犹太教徒，笃信宗教，遵循律法，并认为自己而非“锡安主义当局”才是犹太文化真正的继承人。他们反对以色列国，因认为只有在弥赛亚到来之后，神才会重建犹太人的政权。人先于神妄自行动则无异于亵渎神明。

因此，他们和很多正统犹太人一样，拒服兵役。而他们还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内贾德的这一政治表态进一步显示了伊朗官方对犹太及以色列国/锡安主义的不同态度：即伊朗表示自己尊重犹太人、尊重犹太文化，但反对被他们视为西方殖民势力的“锡安主义者”。内贾德在会晤中称：“锡安主义已经大为削弱，希望他们很快被摧毁。在那之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将会和平共处。”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内贾德会晤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只是一种自我辩解或政治表态，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朗境内至今生活着近万犹太人。伊斯兰革命初期，他们的犹太会堂曾被罚没，但经过诉讼后，伊朗新政权将会堂归还给了犹太人。

如今，德黑兰的约瑟夫-阿巴德（Yusef Abad）会堂金碧辉煌，伊朗犹太人在此进行宗教活动。此外，伊朗议会一直为犹太人保留着一个席位。当现任犹太议员摩尔萨德格（Siamak Morsadegh）医生的前妻移民西方时，他因为更喜欢伊朗这种传统的社会氛围而选择了留下。

这位伊朗犹太议员却远不是某些人眼里的政治花瓶。在法国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摩尔萨德格不仅表示犹太人在伊朗要比在法国安全得多，而且还对地区局势做出了颇为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极端主义者是彼此需要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者需要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也需要他们。”是的，在这位犹太人眼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是极端右翼的代表。他也因此批评了伊朗总统内贾德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评论，表示这种言论很可能帮助以色列的右翼极端分子。

对于中东乱局的根源，伊朗犹太议员这么认为：“……很明显，直到中东所有民族的权利都被以色列政府尊重的时候，才会有和平。”他坚称伊朗无意与以色列开战，因为任何人在中东挑起战争无异于自杀。他承认曾经担心内塔尼亚胡会疯狂到挑起对伊朗的战争，但鉴于核协议的存在，他认为地区和平可期。

时过境迁，伊朗核协议已经被内塔尼亚胡口中的“新居鲁士大帝”撕毁。从叙利亚战场到所谓“摩萨德刺杀”，以伊双方的关系紧张，战争阴云再度笼罩中东大地。以现在的局势来看，摩尔萨德格议员的估计未免有些太过乐观了。

虽然中东人民不需要更多的战争，但外来者和外部势力未必这样看。他与千千万万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是中东这片古老土地的原著居民，但随着西方势力的涌入和驻扎，中东人民的命运早已不在他们自己手中。

参考文献：

D.Goodblatt, “The Jews in Babylonia, 66-c. 235 C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 vol IV, The Late Roman-Rabbinic Period. Edited by S. Kat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2-92.

I.Gafni,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Babylonian Jewry, 224–638 C E,” 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 vol IV, The Late Roman-Rabbinic Period. Edited by S. Kat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92-820.

M.GIl, Jews in the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Ages, Leiden: Brill, 2004, pp. 49-532.

“Ahmadinejad meets ultra-religious Jews,” https://jp.reuters.com/article/instant-article/idUKTRE48N8NS20080925

“Iran's sole Jewish MP: Iran is safer for Jews than France,”

https://www.jpost.com/Diaspora/Irans-sole-Jewish-MP-Iran-is-safer-for-Jews-than-France-47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