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激流网   作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

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共事件，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一、“据点”的产生

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共事件，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这种严峻形势，要求各地党组织继续坚决贯彻党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明确提出党员和干部要“以巩固自己的职业，加紧个人学习，广泛结交朋友(即勤学、勤业、勤交友)为中心业务”。以求深深埋藏在群众之中，在社会上生根立足，巧妙地为党工作。怎样做到既停止组织活动，又能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地积蓄革命力量，适当采取特殊的组织形式，发挥一定的组织作用，这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广大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在认真执行“三勤”政策后，一方面，他们联系的积极分子，随着工作逐步深入、交友活动不断扩大而日益增多，这些积极分子在党的教育下，革命积极性不断提高，迫切要求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更好地开展斗争；另一方面，严峻的客观形势又不允许恢复组织活动，而只能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于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组织形式“据点”，就在斗争中创造出来了。

1941年初，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分别同20多名进步分子(包括暂时丢掉关系的党员)有个别联系，到1942年初，他所联系的进步分子增加到60多人，在联系人数增加两倍以后，仍然采取一个个单独联系的办法来开展工作，因而感到困难。许多进步分子也要求组织起来，有个名称，以便加强彼此之间以及同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其中有的进步分子，在没有同党组织商讨的情况下自动地组织了起来，如从国立六中被迫流亡出来的50多个进步学生，在成都、重庆、贵阳等地发起组织“全国读书会”，经青年组劝阻后，贵阳分会仍坚持己见，不久，即遭迫害。周恩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明确指示青年组要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关于组织形式的名称，周恩来说：“干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于是，南方局青年组就在重庆地区首先建立起了“据点”。此后，类似这种“据点”形式的组织在大后方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了。这种“据点”是以友谊和共同的政治见解为基础，在同一生产部门或地区，相互熟悉信任的朋友组成。它既非党的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名称，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没有一定的章程、纲领和定期的会议制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之间只有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来往。“据点”这个称呼没有向下传达，但“据点”的一般成员，却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地进行。这种表面上无形，而实际上有组织的联系活动，使敌特分子看不见，抓不着，难以破坏。这在当时起着巧妙地掩护党的组织和隐蔽地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无形桥梁。

二、“据点”的发展

重庆地区的“据点”建立起来后，周恩来非常重视，无论对其性质、规模、工作方针和方式方法，都不断给予许多具体的指示。他曾在一个有关的报告上批示：“……青年喜欢组织，有了一个便不肯去掉。故无章程、无纲领的感情的或文艺的小组是否可以，只要人数不多是可以的。”之后，他还作了其它许多指示，加强职青工作，向中层发展;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巩固现有“据点”，建立“据点”不如顺其自然好，转移不给关系，由其自己交新的朋友;建立模范“据点”，分散“据点”，平行“据点”等等。南方局青年组还在“据点”建立之初，及时在各“据点”中选择个别优秀分子作为“据点”的核心，核心分子定期和青年组接头，从而使各“据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和扩大。1942年5月25日，周恩来致中央青委电称：“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150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青年)，已建立‘据点’4个，这种‘据点’系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型的小组，以学习巩固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作调查与通讯工作。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还利用暑假来开展调查，对留校同学进行启发敦育”。到1942年底，南方局青年组所联系的“据点”进一步发展为9个;联系的进步分子达252人。为保证“据点”的健康发展，南方局青年组于1943年9月，1944年初、1945年初先后三次召开学习交流会。进行经验总结。在1944年初，青年组在总结两年来“据点”工作情况时，认为“‘据点’是目前环境下，党通过个别党员或非党干部去保持一定的群众关系，使之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一种新式桥梁，既非党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这种‘据点’是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因为实际上它的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加强团结，为人民服务的四个原则，成为‘据点’工作的主要精神和内容。”1945年初，青年组又总结了复旦大学“据点”的经验。复旦大学“据点”的领导核心是自然形成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善于利用合法组织，公开组织与秘密组织相互配合默契，注意对各个团体、各个活动人物的调查研究，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反特务斗争方式多样，效果良好；工作有计划，内容丰富，经常总结，不断改进，该校共有2000人，“据点”联系了100多同学，可以执行党的决议。通过他们能影响控制700多人，因而在学生的许多活动中能起决定作用。通过总结，复旦大学据点还明确提出：“我们要借用国民党办的大学，为共产党培养干部”。此外，还总结了工人中的刘实“据点”，职业青年中的祝公健据点的经验。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总结和交流，对“据点”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春天，同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据点”已达48个，联系的进步分子共989人。联系的地区已从重庆市及郊县，扩大到成都、乐山、宜宾等地，并且还与三台的东北大学、遵义的浙江大学、赤水的大厦大学，城固的西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院等校的进步学生和进步组织有个别联系。

在成都，从1942年起，先后有一些党员干部和中学生中的党员升学进了大学，一些外地、外校的个别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皖南事变后，陆续转移到成都的大学就读。这些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大学里重新逐步聚集，他们认真执行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的政策和“三勤”的指示，在学校里努力学习，联系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并根据形势发展，巧妙地开展工作。首先，由几个暂时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组成大学校际性的秘密小组“蓉社”，通过其成员与南方局青年组发生直接的联系。与“蓉社”同时建立的有：齐鲁大学的秘密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光华大学的“秘密读书会”，此外进步同学组织的公开社团也相继建立，如金陵大学的“现实文学社”，燕京大学的“文学研究会”和“燕京文摘”等。上述社团中的秘密社团，在各大学开展勤交友活动，积极作群众工作，联络、推动、组织性质相同的社团和进步分子共同斗争；公开社团通过文学、戏剧、新闻等方面的研究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并逐步把一批中间同学也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因而使革命力量逐步得到积蓄和发展。后来“蓉社”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先后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小组”，“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四人核心小组”，成员由少到多，成为成都地区革命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之一。当年的成都，大中学校较多，学生中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不少;教会学校也较多，不同程度地保存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和校风。这些学校中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实施受到限制，有利于开展民主运动和革命的学生运动。“蓉杜”、“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秘密社团在斗争中，不仅运用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而且还积极争取、充分依靠当时成都新闻界、文艺界相教育界的民主力量，以及一批国际友人对革命学生运动的支持，还注意利用四川地方势力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取得他们对革命学生运动直接的帮助。因此，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聚集和发展，到1944年秋，随着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成都地区的革命力量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在昆明，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从外省疏散到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中，有一批党员干部如马识途，何功楷、洪德铭等，他们和一些进步分子一起，充分依据该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拥有一批进步教授，以及党组织长期的工作基础和民主进步空气浓厚等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主要是通过各种文学艺术，时事政策等学习研究活动，和办壁报活动，相互认识、了解，使进步力量迅速得到聚集。到1943年底，学生中成立了许多进步社团，组成了壁报联合会，该会能在校内外公开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党员和进步骨干通过广交朋友，推动各种社团相互配合，各自发展，象滚雪球似的聚集着革命力量。从1944年春天的“五四”晚会开始，在以西南联大为主要阵地的昆明市，在党的领导下的群众集会一个接一个地举行，全市广大学生和青年组织程度日益提高。

内迁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也同样有一批进步青年在学生中活动，并且一直和南方局青年组有联系。

上述分布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的“据点”(秘密核心小组)，都是在党中央，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和“三勤”政策的指引下，在广交朋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交朋友又是这些“据点”的经常工作。他们在交友中，善于与不同的人找到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纯粹学术上或事业上的，甚至是某种爱好上的。找到了共同点以后，便容易接近和建立感情和信任。

这样，既易于联系群众，又能受到群众的掩护。这些据点中的绝大多数骨干分子。他们在学校是认真读书，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机关是克己奉公、埋头工作的职员；在工厂是技术高超、积极劳动的工人；参加公益事务，是任劳任怨、廉洁公正的办事人。因而，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广泛团结群众，并使自己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据点”既能隐蔽，又能战斗的原因还在于：长期坚持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成员的政治水平和斗争策略，端正政治方向。例如，重庆地区的“据点”，经常能听到青年组传达党中央、南方局关于党的方针、政策、任务的指示，以及关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分析，青年组还编写了一本《青年学习指南》，办了一个不定期的秘密发行的《青年参考资料》，供“据点”成员学习。从1941年到1944年几年中，“据点”成员和进步分子普遍学习了《整风文献》、《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成都的“蓉社”从建立开始，一贯重视政治学习，推选了一位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任组长，长期坚持时事讨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结合学习，检查思想、作风以互相帮助，坚定成员的政治方向和革命斗志。

“据点”还经常秘密散发党的文件和各种宣传品的工作。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严密检查和封锁新闻，党的文告、敌后抗日军队的捷报、解放区建设消息以及揭露国民黑暗统治的言论，均不能公开发表，重庆和其它地区的据点巧妙地采取口头散布和书面散发的方式在群众中广为传播。这在当时，是被“据点”成员和进步分子视为光荣而神圣的革命任务去奋力完成的。他们也从中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锻炼。

开展调查研究，更是“据点”成员的一项经常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活动内容。他们根据党的指示，认真地进行所在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界头面人物等情况的调查，由于周恩来身体力行的带动，南方局的青年组、经济组及广大的据点成员、进步分子都在调查研究上作出了出色的成就。1942年，青年组收到的39份调查报告中有36份就是“据点”成员和进步分子送来的。同时“据点”还根据调查材料，掌握情况，研究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及同反动分子、特务分子斗争的策略，从而不断提高了自身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南方局领导下的“据点”，除上述形式外，还有各种各式灵活机动、能战能撤，既能战斗又易于隐蔽的“据点”。例如重庆地区南方局青年组作为联络用的“管二八”(街道名字和门牌号)“据点”云南省工委在1942年以后，通过派大批党的干部到农村、山区、边疆所建立和掌握的一大批以中、小学为依托的“据点”。此外，还有派党员或进步分子到农村去，利用家庭、宗族等社会关系，以灰色面目出现，掌握国民党的区、乡政权，以积蓄革命力量的“据点”，1944年夏，南方局陆续选派一批党员到农村去建立这种“据点”。如地下党员陈伯纯被派回合川金子沱老家，科用陈氏在当地处于望族的地位，经多方努力，当上了乡长。并以此为掩护，开展了党的工作。他经过多年艰苦工作，逐渐团结了一批进步分子，组织了秘密农会，建成了一个农村“据点”，他们认真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前后坚持了四年半，共发展了农会会员两万多名，党员一百多人，这种在当时为党隐蔽了干部，积蓄了革命力量，而在解放战争时期，“据点”所在地则成为发动武装斗争，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的主要地区。

三、从”据点“到党的外围组织

1944年秋，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地区作战中大溃败，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解放区，敌后战场捷报频传，解放区不断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1944年9月，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昆明、重庆、成都、乐山等地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关心时局、讨论国事、思想日趋活跃，出现了不少有进步倾向的社团，包括教会学校中以“团契”面目出现的团体，整个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又从低潮逐渐走向新的高潮。

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主要阵地的民主运动，继1944年“五四”晚会纪念活动后，紧接着又举行了“七七”时事晚会，不久又利用10月10日这个合法节日，举行了5000人参加的昆明各界保卫大西南的群众大会，在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民主运动日益走向深入的新情况下，光靠社团、党员、进步骨干的分散串连，已远远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形势。所以，在1944年秋季开学后，西南联大等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分子，经过多次酝酿串连，一致认为应建立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地下组织，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经请示中共云南省工委，并在与南方局派往昆明开展统战工作的华岗有联系的闻一多、吴晗两位进步教授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先进青年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于1944年底在昆明诞生了，1945年1月10月，“民青”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民青”章程，章程体现了“民青”是一个有鲜明的政洽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革命团体，体现出“民青”忠诚地继承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荣革命传统，“民青”成立以后，在团结组织广大学生和青年投入抗日爱国斗争、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以及各次进步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到1945年11月底，民青成员增至300人左右，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所大学和20多所中学建立了分支部或小组，在昆明工人和几个学校中建立了分支部，掌握了昆明学联和20多所大中学校自治会的领导权，在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及其后的斗争中起了核心作用，锻炼得更加坚强。1946年6月以后，“民青”随着各大学先后迁回原地，向北平、天津、南京、唐山及国统区其他一些城市发展。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民青”同后来建立的党的外围组织“民联”一起，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反美反蒋斗争中，团结带领广大学生和青年职工，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国解放时，“民青”“民联”成员在北平约有4，500人，在天津、唐山有1，000余人，云南全省“民青”有5，000人左右，其它城市还有分散的“民青”成员，在各地和解放大军会师后，根据党的指示，“民青”全部成员转为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在重庆，从“据点”发展为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南方局青年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国民党政府利用青年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策动所谓知识青年从军浪潮，妄图积蓄反共内战力量。为此，进步同学酝酿成立“救亡会”与之对抗，不久，即遭到反动学生的破坏。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据点”难于作出迅速有力的反应和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经“据点”负责人研究，认为应强化“据点”组织，核心组会议活动应经常化，使之成为“据点”的集体领导机构，同时改变过去按自然关系单线联系的状况，按院系建立小组，此后，原来松散的、不定型的“据点”联系网，就转化成严密的、有形的地下组织。后经“据点”核心组起草“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章程，认真进行筹建工作，1945年8月，“新青社”在重庆正式成立。“新青社”成立后，立即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积极参与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到解放区的活动;组织声援“一二·一”惨案的斗争，特别是在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一·二五”运动中，“新青”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有力地配合了当时中共代表团在政协会上的谈判斗争。以后，在夺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和遏制反苏逆流的斗争中都作出了成绩，取得了斗争经验。1946年5至10月，中大迁返南京，“新青”继续在中共代表团的直接领导下，积极投入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抗暴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动中，成为南京的“民主堡垒”，英勇战斗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的心脏，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第二条战线上作出了成绩。

在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建立，同样是在大后方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初期。1944年10月7日，由“民主宪政促进会”(即“蓉社”发起，联合金陵、燕京、齐鲁、金陵女大等五所大学中的10多个学会(社团)出面，在华西坝开了一次有2000余人参加的“国是座谈会”，会后，成都各界反映十分强烈，各大学公开的和秘密的进步组织积极活动，进步分子大量涌现。在这种形势下，各方面的骨干力量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民主促进会”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于1944年10月中旬邀集各大学进步力量代表，共同商讨，决定成立“民主青年协会”。“民协”成立后立即投入斗争，1944年11月11日在成都举行了“双十一”大示威。被誉为“新的一二·九运动”，它是国统区群众运动新高潮的一个信号。经过“双十一”运动，“民协”积极发展新会员，壮大了队伍。1944年冬，川康特委负责人赴南方局汇报成都学运情况，经南方局批准，首先恢复了各大学一批党员关系;同时，南方局还将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转给成都。这样，各大学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从此，各校各单位的“民协”，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民协”组织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1948年，发展到1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