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蒋校长  蒋校长

导读：因为上海富裕，才要更好的带动周边地区，而不是因为上海富裕，就可以强势对待周边地区。所有参与“上海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排污权市场”的相关人员，都必须将这一点如刀凿斧刻般铭记于心。

一篇短文，把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放到一起做个思考吧。

12月10号，《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通过并发布。

文件的名字很长，下文统一简称为《建议》。

在《建议》中，有这样一句话：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排污权市场。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排污权市场，就是把企业的污染排放权力拿到市场上进行公开交易买卖。

我国最早的排污权交易出现在2002年，也是在长三角地区。

当时太仓市计划扩建太仓港环保发电有限公司，而江苏省排污总量的控制指标已经“余额不足”了，没法再支撑太仓港电厂的这2000吨二氧化硫排放。

没有排污指标，就意味着扩建工程只能搁置。

也是在这时候，南京下关电厂刚刚完成烟气脱硫的系统改造，每年的二氧化碳实际排污量比环保部门额定的总量指标少了3000吨。

太仓港盯上了这3000吨的排放权，于是找到了下关电厂，双方达成协议，从2003年开始到2005年，太仓港每年购买1700吨二氧化硫的排污权，价格是1元/公斤。

最终，太仓港的电厂顺利完成扩建，下关电厂也从中获得了额外的收益。

排污总量不变，以自由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排污权的分配优化，同时创造出额外的收益，在那时看来，排污权交易实在是一笔双赢的交易。

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江苏、浙江、上海都陆续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但都是严格按照行政区来进行划分的，比如说上海的企业只能找上海的企业买排污权，不能找浙江的买。

现在要建立区域排污权市场，实际上就是实现跨区域排污权自由交易，上海的排污总额用完了，或者是上海的排污交易价格太高了，那就可以去买浙江的指标。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还提了一句：要提高二级市场的交易积极性。

也就是说，鼓励各个企业进行跨省自由交易，争取买排污权就和买钢筋水泥买机床部件一样。

建立长三角区域排放市场，本质上就是推动排污权的区域内自由交易。

这样一来，资本雄厚的大企业，可以拿到更多的排污权用以扩大生产，从而对小规模的工厂形成挤兑。小工厂短期之内也很容易选择出让排污权赚一笔快钱，更加透支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排污权，就是一个工厂的发展权。

这话熟悉么？

这就是丁仲礼院士的话，在他和柴静那次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碳排放权之争的采访中，他一针见血的提出：碳排放权就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

“碳排放权意味着国民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你的福利能不能有进一步的增加，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

就在这两天，丁仲礼因为上了美国人的制裁名单又一次走进公众视野。

再看他在那次和柴静的采访中对全球碳排放权分配的看法，当真是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什么是国士无双，什么是心忧天下？

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让丁仲礼在采访中和哥本哈根会场上数次言辞犀利激烈的根本原因，就是关于碳排放量是否公平的争议。

根据IPCC的方案，到2050年，人类最多还能排放8000亿吨二氧化碳，27个发达国家的11亿人口，拿走44%的份额，剩下55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剩下56%的排放权。

凭什么西方国家的人均碳排，可以比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高这么多？

所以丁仲礼气愤的诘问，中国人是不是人？

如果按照这个碳排放权的方案实施的话，后果是什么？

“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你不够排你就得买。”

“中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公不公平？”

用碳排放权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生产力提升，这才是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

而丁仲礼对碳排放权的争取，实际上也是对发展权的争取。

但碳排放权究竟有没有可能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跨国交易？

理论上是绝不可能的。

因为，一旦把排放权进行明码标价背后，那背后所承载的东西就太多了。

生活排放和工业排放，能用同一套计价方式么？

西方国家想要更多的碳排放权，是想吃更多的牛肉开更大排量的汽车。

而东南亚国家想要的，只是更多的生产线和工作机会。

牛肉的碳排放量占所有养殖禽畜类的40%以上。

如果属于工业国家的碳排放权被挤压的捉襟见肘，甚至都被西方国家买走了，那谁来为西方国家生产工业产品？

而且，不同的国家对于碳排权的价格承受能力，更是远远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平均每人每年拿出100美元去购买额外的碳排放权毫无压力，但对于亚非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价格则可以轻而易举的另他们出卖自己的碳排放权。

发达国家可以以极低的成本的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权的侵略，锁死其未来的工业化空间。

所以，开放碳排放权交易这事，表面上看是市场配置买卖自由，但细分析之下，这场交易的本质，就是强国对弱国的剥削，就是既得利者利益的持续扩大。

这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布下的陷阱。

而只要有一个有想法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不同意（中国），那这事就没法落地。

幸而有丁仲礼院士这样为生民立命的国之脊梁，我们才能将碳排放权牢牢的捏在自己手里。

我们再看上海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排污权市场这事。

从本质上来说，这和国际开放碳排放权交易很类似，都是强势方对弱势方的“剥削”。

上海、苏南、浙江，全中国最发达富裕的地区，在这里开放排污权自由交易，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相对欠发达的苏北和安徽。

苏北、安徽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财力，靠什么和上海企业竞争？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欠发达地区的排污权被发达地区抢走，未来的发展空间被透支，这对本就是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和人民来说，公平么？

丁仲礼对公平的理解是：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所以我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

国与国之间如此，各省地区之间也是如此。

排污权市场化交易，确实不能一刀切的说不，因为这件事的初衷就是为了减排增效，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可循，

从1980年到1999年，美国的发电量增加20%以上，但由于实行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反而下降了20%。

在世界范围内开放排放权交易，各国之间的分歧确实和利益冲突确实巨大。但是，在国家范围内，我们可以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辅以科学公平的监管协调，实现排放权配置更科学合理。

真正值得商榷的是，我们需要把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开放到什么程度？

如果真的放开之后，我们该如何对弱势的企业和地区提供足够的帮助？

各省的排污交易标准，是需要统一还是进一步加大差异化？

比如现在的江苏排污交易标准，仍然为全省统一定价，没有体现地区差异，盐城的排污价格于苏州同价，这恐怕就需要更细化的调整。

目前来看，在开放排污权交易市场这件事上，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上海市也不能仅仅是一句“建议探索”就匆匆上马。

必须要拿出科学细化的实施细则，把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做足，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预案也做好。

这两天丁院士在全网都很火，大家有必要再重温那段11年前的采访视频。

为什么那段视频字字戳心？

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丁仲礼对国家利益的坚决维护，都代表着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列强时的不甘心、不屈服。

那是他为中国在国际上留下的声声呐喊，余音十一年未散，而当国内面临同样的情形，同样的问题时，上海又会选择如何去做？

上海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线，一定要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探索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经验，也一定要发挥自身优势为区域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

这是我们对上海的期望，也是上海的责任。

因为上海富裕，才要更好的带动周边地区，而不是因为上海富裕，就可以强势对待周边地区。

所有参与“上海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排污权市场”的相关人员，都必须将这一点如刀凿斧刻般铭记于心。

“我对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所以我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                                                       

——丁仲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