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 王春山2019年10月15日来源：《红岩春秋》

原标题：毛泽东重庆谈判在“三园”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9期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中国前途和命运进行的一次历史性谈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重庆45天，除了常住红岩村，林园、特园、桂园也是其主要活动地。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和社交活动，用行动昭告世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诚谋求和平，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展现了共产党领袖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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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大勇”赴重庆，始末见证在林园

林园，位于重庆西郊歌乐山，原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为确保蒋介石、宋美龄住所安全，在歌乐山山洞双河桥、万家大坝一带修建的蒋宋郊外官邸。1939年11月建成后，蒋介石将此别墅赠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故称林园。1943年林森因车祸辞世，蒋介石收回林园并进行扩建后，携宋美龄迁入居住。1945年8月28日、29日毛泽东初来重庆时，以及10月10日离开重庆前，曾受蒋介石三次邀请留宿林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8月14日，蒋介石先发制人，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6日，素为“中央喉舌”的《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篇幅、大字标题刊出“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抢先摆出要“谈判求和平”的姿态。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且“已准备飞机迎接”。

对于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延安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来是想将毛泽东一军，如果毛泽东不来，则可以把挑动内战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趁机调兵遣将准备内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得到美苏两国的支持，又正值抗战胜利，他在国内外的名气可谓如日中天，自然希望趁此机会逼中共就范。由于毛泽东曾是蒋介石通缉的共党要犯，蒋介石料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这样，毛泽东和共产党就会背上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自己则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洞若观火，对蒋介石的阴谋了如指掌。为了国内和平，他决定深入虎穴，赴重庆谈判。

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指出：“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但是，蒋介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消灭共产党。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与会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行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行动，有力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真正代表了全国人民利益和愿望，因而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是日，蒋介石在林园为毛泽东等人举行了欢迎宴会，“到有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诸先生”。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曾相继致辞，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当晚，应蒋介石挽留，毛泽东住在林园。

8月29日一早，毛泽东便起床出门，沿着林园长长的石阶漫步，没想到与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两人便在林园附近的石桌旁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短暂会谈。接触中，蒋介石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曾对幕僚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当时，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因此在谈判的准备工作上很不充分。当毛泽东等人飞临重庆时，他才召集会议“研究与中共谈判腹案，确定在政治上可以宽容，在军事上不稍迁就的原则”。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

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园同蒋介石、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进行初步商谈。蒋介石虽表示愿意听取中共的意见，但又表示不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之所以否定内战的存在，是想混淆国际视听，蒙骗人民群众，以遮掩发动内战的阴谋。他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为佐证，揭露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性的宣传。

同日，蒋介石为国民党拟定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批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统一解决一切问题；三、 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针对蒋介石的三条原则，毛泽东更为鲜明、具体地表明中共的原则立场。

9月3日，毛泽东在约见王世杰时提出八点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 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有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不过，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起初，他决定用“诚恳、忍耐”的方针接待毛泽东。就是说，要很诚恳地对待毛泽东；估计毛泽东会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要忍耐。

毛泽东到重庆后，通过周恩来表示了中共方面的意见，第一条，表示中共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第二条，承认蒋委员长现在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两条蒋介石很满意。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其他一些条件，却让蒋介石很生气。他觉得毛泽东要求过高，是狮子大开口，所以马上转变了接待方针，改为“拘留、审判”。蒋介石想借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机会，将其扣下，用法律审判他。但蒋介石考虑到美苏肯定会进行干预，最后又决定了新的方针“授勋、礼送”。蒋介石决定给毛泽东授一枚抗战胜利的勋章，还要派飞机彬彬有礼地把毛送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的45天，蒋介石的决定有两个180度的大变化。其心路历程，在他的日记中都有体现。

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终于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就要飞往延安，蒋介石、宋美龄再次邀请毛泽东至林园，给他举行了欢送晚宴，蒋、毛作了最后一次交谈。蒋介石仍在解放区问题上纠缠不休，毛泽东则义正词严地申明自己的原则立场，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交谈。林园，也是蒋、毛之间最后一次面晤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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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相待谋和平，民主协商在特园

特园建于1931年，位于重庆市区上清寺嘉陵江南岸，占地约20余亩，由鲜宅、平庐、康庄等十几栋楼房、庭院和花园组成。因其主人鲜英，字特生，而称“特园”。抗战时期，重庆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以特园为民主运动的大本营，这里被誉为“民主之家”。

据考证，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六顾特园。一顾特园在8月28日下午，毛泽东飞抵重庆，先到桂园稍事休息后，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来到附近的康庄，拜访了冯玉祥，冯很受感动。“因为毛泽东当时繁忙，所以这次拜访只是礼节性的见面，彼此寒暄、问候了一番，未及深谈。”

二顾特园在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专程拜访长住于此的张澜。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认为这是蒋摆“鸿门宴”、演假戏。毛泽东说：“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会谈中，毛泽东向张澜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中的六项紧急措施。张澜听后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毛泽东又给张澜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张澜听罢，不禁心驰神往。

三顾特园在9月2日中午，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赴特园，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参加宴会的还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英、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等。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往事。他还在特园主人的纪念册上题词“光明在望”四个字，勉励大家“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四顾特园在9月7日傍晚，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来到康庄，出席冯玉祥的宴会。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对冯玉祥的问候，冯玉祥表示：“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毛泽东向冯玉祥介绍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延安、解放区的情况，冯玉祥听后连声称赞。会面中，毛泽东对冯玉祥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表达了钦佩和赞赏。冯玉祥受到莫大的鼓舞，当即表示“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

五顾特园在9月15日下午，毛泽东来到特园“与张澜作长时间密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和谈情况，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项大致达成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还揭露了蒋介石正在美国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两党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欣然接纳，赞誉张澜老成谋国。

9月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郑重提出：“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即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等留意。”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

六顾特园在9月22日傍晚，毛泽东偕董必武、王若飞赴特园，出席李烛尘、胡厥文、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工商界人士的宴请。胡厥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交谈中提出疑问：“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协商解决问题，而要武装斗争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不搞武装斗争，早就被国民党杀光了。”胡厥文茅塞顿开。席间，应李烛尘等人再三相请，毛泽东请王若飞代他背诵在重庆盛传的诗词《沁园春·雪》，大家连声叫好，现场气氛轻松活跃。

毛泽东在重庆六顾特园，团结了热爱和平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政党，推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在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斗争中，为新中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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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存异为大局，广会宾客在桂园

桂园位于重庆市区上清寺，原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关吉玉的资产。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陈诚将该宅租作官邸。张治中由湖南调到重庆后，又从陈诚处转租并居住。1945年，毛泽东来到重庆，为了方便他办公、会客，张治中特意腾出桂园供其使用。谈判期间，毛泽东一面与国民党顽固派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积极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以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十分重视与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沟通交流，除了多次赴特园拜会张澜等民主人士外，还积极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8月31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等人，先听取他们对和谈的意见，再讲自己的观点，以理服人。在王昆仑表示对和谈前途担忧时，他风趣地说：“国共和谈，宛似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吾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我们的目标是四个字‘和平民主’，这与蒋介石打算正相反。不过，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打边谈，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嘛！”一席话，使众人深受启迪。

国民党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既提不出具体方案，对中共方面提出的各项建议又一口拒绝，认为“距离甚远”，“根本无从讨论”。为此，毛泽东于9 月 10 日晚在桂园设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申府等，对近日国共谈判的最新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次日，毛泽东在桂园会晤黄炎培、沈钧儒等人，再度就团结协商问题交换意见。同时，毛泽东还和许德珩、劳君展交谈，建议他们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许德珩后来回忆说：“九三学社的酝酿和建立，是党和毛泽东直接帮助和关怀的结果。”

毛泽东还注重对中间党派、中间人士的沟通团结，争取他们站在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边，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孤立，从而保证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9月15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青年党在渝中央委员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长谈三个小时。9月22日上午，他又在桂园会见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双方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辩论。毛泽东指出，中共是真诚希望和平建国的，今后的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异常丰富，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也马不停蹄地进行着。9 月 17日下午， 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陪都工商实业界人士。毛泽东对他们在工业上，特别在化工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毛泽东说：“我们不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敌人，而是当作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我们主张劳资两利，共同建设新中国。”他还强调，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能发展的。只有结束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有发展民族经济的前途。产业界人士“对他深入浅出的教导，平易近人的态度，为国家、为人民的伟大胸怀，无不如梦初醒，茅塞为开”，为以后接受共产党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初步基础。

谈判期间，除了广会国民党左派人物，毛泽东还出其不意地造访国民党上层顽固反共的右派人物。当时，有些人不理解，毛泽东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毛泽东拜访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国民党要员孙科，甚至主动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陈立夫、白崇禧等。

9月3日下午，原定去桃园拜访于右任，毛泽东却突然拐入同处桃园中的戴府，拜访了国民党顽固右派人物戴季陶。戴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有些局促不安。这次拜访后，尽管戴季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他对毛泽东来到重庆，以及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并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寄予了热切的期望。戴季陶请张治中代约宴请毛泽东，邀请信写道：“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此外，毛泽东广泛会见中外各界人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9月3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韩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和国务委员李始荣、曹成焕、赵琬九、赵素昂等人，对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示支持。9月8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保盟”主席宋庆龄应邀出席，英国援华会负责人薛穆与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大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代表到会。毛泽东对他们的热情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未来建设事业中继续给予援助。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林园、特园、桂园的社交活动意义重大。积极配合了中共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代表的政治斗争，配合了解放区军民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军事斗争，使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最终赢得了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成果。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