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惠民  来源：文化纵横

✪ 王惠民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导 读】

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逐渐入侵了人之为人的内核涵义，也深刻撬动了基于此而形成的劳动关系。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大众的宿命是成为靠贩卖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的“打工人”，那么当人工智能可以代替大多数人类劳动，连劳动力都已经一文不值时，“打工人”们如何生存？

本文基于黑格尔哲学的“主奴辩证法”进行推理，提出一种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作者认为，人工智能的确会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并不会使人人进入“自由王国”，而是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奴役。当资本家用人工智能替换掉劳动者后，劳动者只能依靠资本家的发放和分配来维持自己的物质生命，因而必须通过不断承认资本家的主人身份、迎合其征服欲、生产自身的奴隶身份来换取物质资料，以维持生存。这种身份的生产，作为一种精神性劳动，将是人工智能时代打工人所唯一能从事的劳动。而在承认资本家的主人身份的过程中，又必然会出现“更能迎合资本家所设游戏规则的劳动者”和“不太能掌握这套游戏规则的劳动者”的阶层区分。那些更懂得向资本家表现自身奴隶身份的劳动者，就可以从资本家的物质资料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并在劳动者中获得更高地位。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是在思辨层面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一次“狂想”，揭示的是资本剥削本质在新技术下被无限放大的可能结果。作者也指出，在政府誓言代表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国度，也许会诞生一种不同于上述模式的另一种可能未来。

文章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原题为“身份生产——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身份生产——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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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

1930年，在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之际，经济学家凯恩斯劝告人们不要为眼前的“技术性失业”而恐慌，指出这不过是社会在生产力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暂时性挑战，技术进步长期而言终究会给人们带来理想的生活和充足的财富。等到一百年后，资本积累达到极高的水平，子孙后代将不再为金钱所累，拥有大量的闲暇时光，到那时困扰人们的将是如何分配多余的时间，以便更好地享受生活。

2017年，麦肯锡研究院发布了一篇关于2030年世界就业情况的预测报告，针对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进行分析和推演。报告指出，尽管有超过一半的工作在理论上可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只要政府和企业采取及时的行动，2030年的世界可以避免过高的失业率。如果控制得当，被自动化取代了的工作内容甚至不会超过5%，所以人们不必为就业前景过于悲观。

2030年刚好是凯恩斯笔下的一百年后。目前看来，人们不仅远没有为过多的闲暇感到苦恼，反而还在失业的边缘徘徊，历史似乎回到了原点。但是这一次，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资本积累与技术发展必定带来全民富足的说辞。蔡昉在《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一文中指出，“技术变革既不会以同等程度渗透到所有领域，由此导致均衡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增长成果的均等分享”。理由如下：1. 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在地位上的差异性使得它们在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进入和获取机会不尽相同；2. 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超大型企业加剧了垄断，进一步阻断了技术成果与成长企业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分享通路；3. 政府的经济体制对资源分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使用不当则会放大个体差异的负面效应。

因此，蔡昉认为研究者不应局限在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经济学范式中，而必须从带有价值判断和政策指向的规范经济学角度讨论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信息自动化、人工智能之所以未能带来新一轮经济爆发，是因为它们在替代人力就业方面有余，在创造新的经济动能方面不足。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指出，自动化本来就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因此天然地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但是，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二百多年时间，人力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替代，是因为由自动化导致的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效应，从而使得增加的劳动需求足以吸纳失业的人群。并且，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工作，这些工作又可以对劳动力构成恢复效应，进而再度增加就业。然而近几十年的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不是为了生产如农业产品到工业制品这样大跨度的新产品，而是为了省掉人力背后的高昂成本和诸多麻烦。由于它从一开始便着眼于替代而不是增产，其结果也必然是经济增长的趋缓，与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失业。所以阿西莫格鲁认为，社会需要的不是“平庸的”科技创新，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前者只会削弱人力劳动的价值，只有后者才会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人工智能尚停留在平庸的创新。

人工智能与普通的自动化机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能胜任人们的物质劳动，对“非物质劳动”也具有很强的学习和替代效应。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效应将会日益显著。如果说在2004年，研究者尚不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掌握诸如驾驶卡车之类的复杂操作，那么到了2013年，牛津大学的研究报告则已经将其列为具有高替代性的职业之一。截至2019年，谷歌孵化的无人车公司Waymo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放了600辆试运行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且，如果认为人工智能只会对低学历人群具有替代效应，那么我们将会对如下数据感到惊讶：在美国，由计算机所掌管的资金已经占据了35%的股票市场、60%的机构股权资产以及60%的贸易活动；一些新型人工智能甚至开始编写属于它们自己的投资策略。在家政服务行业，人工智能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2017~2018年个人及家用机器人的销量增长了59%，达到了1630万台，预计2022年将会达到6110万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趋势是，人工智能已经逐步表现出对人类劳动的全方位替代。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趋势的本质不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占领”，而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挤出和排除时，我们便不应再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科学问题，或是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问题——许多小说和影视作品乐于渲染人与机器的友谊或冲突，这在遥远的将来当然并非不可能发生，不过目前的人工智能还仍然是作为人类的资本存在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弱人工智能”，其后才可能发展出威胁人类生存的“强人工智能”。

如果尚处在第一阶段便过早地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主体纳入政治与劳动问题的考量之中，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失业问题错误地归咎于没有任何自主意识的高级机器，而忘记了其背后的资本家才是真正的主谋。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问题表面上看是与科学相关的经济学和伦理学问题，其实质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马克思就曾针对18、19世纪工人向机器暴动的现象评论道：“工人需要时间和经验，才能把机器和资本对它的使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将攻击的对象从物质生产工具本身转向其背后的社会形式。”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教诲依然令人警醒。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时代有两大决定性特征：一、物质的极大丰富。由于人类的物质劳动逐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不难设想，终有一天人工智能将足以胜任物质产品的全生产过程，无须休息的机器人将使生产率发生质的飞跃，人类将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二、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严重。替代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日益趋缓。由于人工智能的劳动形式在理论上存在无限丰富的潜力，大众将愈加频繁地面临失业的困境。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大众阶层与少数精英之间的断裂变得难以逾越。

针对上述即将到来的社会状况，目前被广泛讨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对资产阶级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比如皮凯蒂的“全球累进税”，还有各种关于最低收入保障的理论，有的还有要对最高收入进行限制。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放弃了大众能够通过自身劳动改变阶层命运的可能性，甚至对大众将来是否再有劳动的机会产生了怀疑。

但是，在做出最终的论断前，我们有必要对“劳动”概念进行政治哲学维度的讨论。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界定了未来劳动的外在条件，那么哲学性反思则可以挖掘人类劳动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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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精神化

“劳动”在哲学领域一向默默无闻，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劳动才得到了系统的哲学论述。在古典时期，劳动被认为是下等人的活动，与高贵的沉思哲学相去甚远。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却为劳动赋予了精神性与政治性。在黑格尔看来，之所以资产阶级终将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压迫，原因正是在于前者掌握了“劳动”本身所蕴含的辩证力量，也就是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

“主人”与“奴隶”是一对象征性的比喻，它表示了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和屈从关系。由于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存在便因此不再是简单的生理性存在，而是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人就是自我意识。这种人的意识与动物的意识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其关键在于欲求的不同：动物的欲望指向一个特定的自然客体，这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人的欲望则不然，它所指向的不是现实的自然客体，而是非现实的欲望本身，也就是他人的欲望，这是一个抽象的对象。比如，一只饥饿的狮子扑向斑马，并不是想占有它的精神，而是想吃掉它的肉身，斑马对它来说只是一个物质性的肉块；但是，当一个征服者想要占领全世界，或是一个资本家想要完成绝对垄断，他们所欲求的看似是物质性目标，实则是他人的欲望：正是因为世界和财富是人人都想要的，所以征服和垄断是有意义的。

得到他人的欲望，也即得到他人对自己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获得了他人承认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想得到他人的承认，又不愿意轻易承认他人，因为承认他人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屈服、自身欲望的不满足。所以在最初相遇的场域中，人与人将会进行一番“生死斗争”。其中，胜者成为被承认的主人，败者沦落为主人的奴隶。

成为主人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得到奴隶的精神性认可，另一方面可以从自然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对的，奴隶则要进行被迫的劳动，他要把自然材料转变为主人享用的物品，而自己则被迫推迟或无权享用它们。但是，恰恰因为这个劳动，在黑格尔看来，让主人和奴隶的地位发生了转变。劳动迫使奴隶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掌握改造自然的本领，成为自然的驾驭者。同时，在创制物品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主观的精神“客体化”为劳动的物质产品，使得被改造的自然世界成为自身精神的体现。最终，劳动创造的新的世界所实现的不是主人的意志，而是奴隶的意志。主人却因为生存和适应能力的丧失，不可避免地随着旧世界一起走向毁灭。反之，最初依赖他人的、受奴役的奴隶，最终显现为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奴隶成为主人，劳动完成了它的辩证历程。

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与古希腊哲人将“思辨”看作是人的本质活动大不相同。对思辨的强调意味着人的存在领域本该与世俗与经验领域做出区分，或者说，人的实现应当是在“超验”领域的实现。而将“劳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核心，则说明了此世的、经验的领域才是人的生活空间，人的自我实现只能在经验世界里完成。但是，黑格尔笔下的“实现”又不是某种物质性结果的完成，它最终必然要体现为精神性的满足。即便是劳动所创制的物品，它的意义也在于其中所体现的主观精神。因此，黑格尔一面否认人在超验领域（比如理念领域，或者天国）的实现，另一面又拒绝人的自然物质性满足。他在世俗世界构造了一个纯粹的“精神政治场域”，在其中，每个人都是作为精神主体加入其中，并为了精神政治地位（权力）博弈和厮杀，或是屈从和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劳动不是人的生物性本能，而在本义上必定是对他人的服务活动。

但是，劳动的辩证力量恰恰源于它的物质性。因为人不仅是精神性的存在，同时还是物质性的肉体生命。人需要自然的物质产品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即便是掌握了“绝对知识”的智者也不可能摆脱吃喝的欲望。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主人需要奴隶来为他提供被改造过的物质产品，与此同时，奴隶因物质劳动而掌握了推翻主人的武器。主人在最初成为精神领域的主人，但他们忘记了物质领域的统治权对于生命来说同样重要。或许是出于懒惰，或许是出于无知，他们放任奴隶成为自然物质领域的主人。最终，他们猛然发现新的物质世界已经完全是奴隶的天下。这表明在“劳动”中同时包含着两个看似相悖的内涵：一方面，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精神性”需求；另一方面，劳动的辩证力量却是它的“物质性”能力。

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为机器所代劳，劳动的物质性维度逐渐走向消失。当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领者，他们太清楚封建贵族曾经使用过的“辩证”手段，因此对无产阶级的劳动武器极为警惕。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在替代劳动力的方向上发展十分迅猛。从20世纪初福特公司的流水线、20世纪中叶的ATM机，到21世纪初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通过机器的优化和升级逐步蚕食劳动力在物质劳动领域的控制权。可以想见，在人工智能时代，大众终将完全丧失掉劳动的“物质性”维度。人们对劳动的需求将不再是为了某种物质产品的获得，只有精神性的满足还可能成为它继续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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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身份的劳作

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中发展了与物质劳动相对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所谓“非物质”并不是说劳动与物质产品无关，也并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与身体无关。相反，它是一种新的范式，旨在说明经济现实与劳动价值将不再由资本或物质产品僵化地确定，而是在社会共同体中由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所定义和创造。打个比方，物质劳动就像机械化生产，它用一套固定的规则和模式来定义产品和劳动形式；而“非物质劳动”则像电脑或人工智能对符号信息的灵活处理，它能在与用户互动的过程中主动地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使用方式和环境条件。以互动为基础的劳动方式将无须迎合外在规则，而是以满足和塑造人的情感、情绪、感受为中心，所以又称为“情感劳动”。

然而，两位作者没有从“劳动”的定义出发，深入地阐明它与物质劳动的根本区别，而只是将“非物质劳动”作为一个新的现象泛泛地予以描述。显然，即便在物质劳动时代，劳动的价值也不是被物质产品所定义，并且在物质产品中并非没有注入精神和情感，因为它的消费最终还是还原为了某种感受。哈特与奈格里之所以强调非物质劳动的交往与合作，无非是想说明新的无产者（他们称之为“诸众”，the Multitude）可以通过网络化的生产方式消解掉资本家/主权者的中心化权力，使诸众得以在价值定义与权力分配上有更大的自由和主动权。但这个说法也是十分可疑的。

如前所述，劳动的目的在于满足享用者的精神性需求，劳动的辩证力量在于它的物质性能力。但是由于物质劳动被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将只能作为一个失去了物质辩证能力的纯精神活动。这意味着劳动者在满足了享用者的精神性需求的同时，不再有改变政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这一缺失会因为单纯的互动交往而被弥补吗？互动交往能否创造出与物质力量相匹敌的威力？显然，再广泛的交往也扭转不了一个现实：人类的生存依然需要物质资料的保证，而当物质产品被资本家绝对垄断的时候，诸众反而不得不更加屈从和迎合资本家，因为当失去了自己创造物质产品的能力时，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从资本家手中换取食物。

因此，“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并非缘于科技带来的广泛交往，而是当物质劳动的地盘逐渐消失时，劳动者必须找到一些其他的工作来做。但另一方面，这种新式劳动也必须有资本家买账才行。如果我们回到“自我精神”与“劳动”的定义上来，则不难发现非物质劳动对资本家来说同样有着不可为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价值。大众尽管在生产能力上远不如人工智能，但是有一点是人工智能无法匹敌的：由于生理上的同构，大众永远“潜在地”与资本家是平等的，虽然在事实上不可能平等。而人工智能，则永远被资本家视为是机器或异类。这一点决定了，资本家的精神所需要的“承认”永远不可能由人工智能来完成，因为机器的承认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承认”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来自相对平等存在的敌人的屈服。因此，除非人工智能与人类具有相同的生理构造，不然无论在能力上有多么大的相似度，人类都不会将它看作是自我意识所需要征服的精神对象。

由于“自我意识”需要他人的承认来获得确证，而这个承认又无法由人工智能代劳，因此资本家依旧需要大众的劳动，这个新的“非物质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精神性虚荣而服务的活动。这种劳动虽然摆脱了物质生产的机械和单调，但是远不是快乐和自由的。科耶夫曾经设想历史的终结状态将是人类像动物一样快乐地享受艺术、爱情和游戏，不再有本义上的、自我意识的人，因而也不会有战争和革命。并且他认为在1950年左右，这样的事情已经在美国成为现实。这个设想与凯恩斯的百年预言大同小异，两者都假设人类最终会止步于某种物质财富的满足。然而人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物质财富所填充的仅仅是身体的需要，精神的欲求依旧要由他人的承认来满足。曾经被承认的封建贵族从未因为享用产品而放弃对奴隶的控制，那么当人类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资本家会放弃对无产者的精神需求。

因此，未来即便存在历史的“终结”，那也将不是止步于现代民主制度，而必定是停滞在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人工智能时代，先进的科技将同时与“落后的”等级制并存。等级制意味着身份的确立。由于人类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世界成为纯粹的精神政治场域，因此精神性的身份将成为生命的唯一证明。对于资本家/主权者来说，身份将由两方面权力所确证：首先，他通过机器化的资本（人工智能）掌控了所有人的生存资料，这是物质性的垄断权；此外，他对大众拥有政治上的统治权，这是传统的精神性权力。

对于劳动者/诸众来说，由于丧失了手中的物质生产能力，只能依靠资本家的发放和分配来维持自己的物质生命，因而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物质资料的获取凭证。如果说过去的劳动是奴隶通过提供物质产品来维持贵族的生命，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则是大众通过为资本家提供服务以换取物质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相对于物质劳动，精神性的劳动又可以被称作“身份生产”。

在物质劳动时代，劳动阶级内部的身份差别主要在于物质财富的水平高低。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客观标准。但是在精神劳动时代，劳动的评价将不再如此客观，而是根据资本家的“美学偏好”来做出决断。新的劳动内容可能是十分主观和偶然的，它甚至会以游戏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电影《阿丽塔》所描绘的未来世界里，平民必须通过赢得一项球类比赛的冠军来获得进入精英城市的资格，参赛者为此不惜相互杀戮。这种未来图景看似荒谬，实则符合逻辑。在这里，劳动成为游戏，游戏成为政治。之所以失去了物质性标准的劳动看上去像是任意的游戏，是因为标准的制定是出于人类的主观偏好；但是其中的政治性排序依然严格，是因为劳动者为了获取更高的身份彼此毫不退让。

至此，“身份生产”的劳动展现出了它的两层含义：一、劳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身份生产和承认，为了满足资本家精神性的“自我意识”；二、劳动是劳动者对自己身份的生产和提升，为了在资本家所设立的游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并在物质资料的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额。

事实上，尽管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尚未到来，这种新的劳动形式已经在今天显露端倪。网络电竞的职业化、短视频平台的产业化、美容整形业的标准化，无一不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新的信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创造某种游戏标准下的身份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事情，如今却已经可以成为一项高薪职业。对于这样的就业现实，如果不从“身份生产”的角度看，就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并且也难以预想它在未来愈加走向主流的趋势。然而，如果回到“劳动”的定义中来，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看似荒诞的现实只不过是劳动本义的极端化表现。正如黑格尔所说，劳动的本义是对他人的服务，服务是对欲求的满足。而人类的欲求，似乎向来充满着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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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另一种可能

本文的推演基于当今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并在此之上结合了关于“劳动”的哲学讨论。最终的结论似乎与凯恩斯的乐观理想相悖：人工智能时代虽然会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人们反而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等级差异之中，大众必须通过精神性劳动来生产“身份”，才能换取物质资料以维持生命。

然而，在未来到来之前，一切仍有改变的可能。一个同样起决定性作用、但没有被加入考虑的因素是大众的“觉醒”，这在过去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但在未来并非没有成形的可能。如今的世界不全是精英的资本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一个代表着底层民众利益的治理模式同样在生长着、发展着，这势必会指向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统治模式的另一种可能未来。毕竟，马克思的精神不会被我们忘记：

“如果说我对现今社会仍然没有失望，那只是因为现今社会的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使我满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