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2020-12-31来源：观察者网

在长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走向成功的临界点是：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受住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冲突考验；而城镇化率在65%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在出现动荡之后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房宁 |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导 读

2020年已到了最后一天。

回顾过去12个月，新冠阴云始终笼罩，由此延伸出众多事情，让人直呼“魔幻”。比如，中国首当其冲，中途迅速翻盘；再比如，医疗水平世界领先的美国，新冠确诊人数却直逼2000万，约占全球1/4。此外，从美国大选到各国防疫再到全球市场等等，也都经历了几番沉浮。

临年终之际，观察者网就疫情对中国国内外的影响这一话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一

疫情让中国未来横添变数

观察者网：《时代》杂志用“最坏的一年”（the worst year ever）来形容2020年，桥水基金的达利欧称2020年是“历史转折点”。如果让您形容2020年，您会如何描述？

房宁：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方来讲，2020年确实是非常糟糕的一年；对中国来说，2020年是令人难忘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许多人、许多家庭因疫情失去了亲人，对于国家而言也新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国总体表现是好的。但疫情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是一个负面因素，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观察者网：能否详细解释下疫情会如何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房宁：从2008年开始，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一个转折时期。而这次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

首先，外部经济环境明显转差。我国政府提出中国经济的内外双循环将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但是，中国经济即使真的能够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经济总体运行也将是更加困难的。这次疫情使广大中小企业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这很可能会导致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至现代化整体进程将会被延缓。

具体说来，原本设想中国将在2035年达到65%以上的城镇化率，当然这是指同等国民待遇的城镇化率——也就是让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二代成为城市居民，与原有户籍人口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待遇。

目前，我国同等待遇的城镇化率大约在50%左右。如果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正好到2035年左右，我们会达到65%。但这需要至少5%以上的经济增速才能实现。如果未来15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到5%以下阶段，这目标就难以实现了。如果未来经济增长率在4%到5%之间，我国则要到2050年前后方能达到65%以上的城镇化率。

观察者网：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一数字？有的人可能会说，增速变慢了，但有利于我们走得更稳。

房宁：十九大报告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就是说越到工业化后期，社会有越多不确定性，有越多风险和困难。十九大还提出三大攻坚任务，其中第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是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标志。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最后阶段都出现了众多的社会冲突，有的甚至发生所谓的颜色革命，导致政治动荡乃至政权更迭。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

从历史经验看，工业化最后阶段出现社会动荡，一般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虽然有困难有动荡，但总体上工业化成果保存下来了，国家与社会还能继续在调整中继续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韩国与台湾都曾经历了社会运动以及政党轮替的政治动荡，但整体上保留了工业化成果，现在都是发达经济体。

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们也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了社会动荡，其结果是在政治动荡中丧失工业化成果，最终倒在了工业化成功的终点线之前，变成了美国人所称的“失败国家”。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亚洲的菲律宾在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后，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稳定状态，经济停滞、政治衰败、社会混乱。

关于工业化进程中两种政治发展的结果以及差别，在长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走向成功的临界点是：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受住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冲突考验；而城镇化率在65%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在出现动荡之后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现在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仍能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就能在2035年实现城镇化率65%的目标。如果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不太顺利，那么退一步，我们也要争取在2050年实现这一目标。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至关重要。

二

疫情防控，中国做对了什么？

观察者网：回到疫情防控，当前咱国内新冠疫情基本控制住了，现在各地不少政府要求疫情防控从战时机制向常态化转变，不知道您是否做过这方面的调研？

房宁：因疫情关系，我这次没有做现场的直接观察与调研，只是做了一些间接的观察了解。我不是医学专家，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国家疫情转好的主要原因在于实行了“全民防疫隔离”。考虑到现在新冠疫情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处于大流行阶段，可以说我们的表现是比较出色的。在疫情防控上我们摸索出的一套做法和经验，现在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当前我们已从短期的休克式全民防疫隔离转向精准的局部隔离处理。不过现在仍不能掉以轻心。

观察者网：目前在精准的局部处理中，也就是基层治理中，一些问题已显而易见，比如新华社2月份就发文指出抗疫中的形式主义，《半月谈》6月份也撰文称“防疫常态化别让形式主义绊倒”。举个例子，有个别地区让党员干部在休息期间下沉基层，搞搞卫生、誊抄数据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安排？有解决的办法吗？

房宁：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疫情防控中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但是我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严重，随着防控从紧急状态向常态化转化，过去疾风暴雨式的措施会有所改变，常态化的精准有序的执行能让这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观察者网：几个月前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过，中国防疫的成功不能简单视为政治体制的优越性。现在这观点是否有变？

房宁：我自己的这个看法没什么变化。作为疫情最先大规模爆发的国家，中国能够相对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大流行，这肯定和我们国家的公共管理、社会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应对这类突发公共危机时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点必须肯定。

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理由就在于一些和我们实行不同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国家、地区，它们的防疫工作相对来讲做得也挺好，如日本、韩国，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可圈可点。虽然近段时间日、韩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经常过千，不过目前来看还算是在可控范围内。

观察者网：不同制度都有做好防控的可能，那总结这些国家、地区的防控经验，它们之间有哪些共同点？

房宁：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首先一个特点是历史经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就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基本都是17年前经历了或者比较接近SARS流行的地区。因为经历过同为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洗礼”，这些国家、地区都对这一问题高度警惕，也都相对及时地采取了措施。

观察者网：您曾在一篇分析中国疫情防控的文章中简单提到，“强大的利益协调功能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做得很好，这也是中国社会制度非常重要的优势。”这观点能否再详细解释下？

房宁：总结中国的疫情防控，从技术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武汉封城。一月份武汉爆发疫情，中央果断做出了武汉封城决定，并集全国之力予以支援，4万多名医护界精兵强将派往湖北，集中力量把疫情消灭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我说的我们有“强大的利益协调功能”。如果不是果断封城、全国支援，哪怕再拖延个十来天，我相信那时就会有很多武汉出现，中国整个的防疫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

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采取比较放任的或他们自己标榜的所谓“全民免疫”的防范策略，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因为它们面临的疫情是多点开花，它们失去了最初能在一两个点内消灭疫情的最佳时机。中国有利益协调能力，而美国国内，在疫情面前谁也不听谁的，各个州可以不听联邦政府的，甚至县也可以不服从州的统一部署。面对大规模传染病疫情，没有统一的防范策略，怎么能控制得住？！你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福奇，多可怜！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总统，不厌其烦地呼吁民众，为此还遭到很多质疑。

三

后疫情时代，对中美关系不能抱有太大希望

观察者网：进入后疫情时代，您刚也说了，未来存在更多不确定性。能否从国际层面分析下中国将面临哪些相对突出的挑战？

房宁：现在很明显不仅仅是疫情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软环境、国际舆论环境的逆转。世界上有各种民调统计表明，当前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对中国十分不利，不客观、不公正。以前还有些相对正面的评价，如今越来越往负面转化。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政客公然发表冷战言辞，甚至推出相应政策，对中国进行打压，甚至试图脱钩。

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然而我相信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我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这甚至也不会因为美国民主党的上台而产生太大的变化。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不太可能重返特朗普总统任职前的轨道？

房宁：不会了，那个时代过去了，非常遗憾。

观察者网：那拜登会继续举着反华的旗帜吗？

房宁：在我看来说特朗普“反华”不是很严谨，只能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化，甚至倒退。我相信拜登执政后不会有太大好转，脱钩的趋势还可能继续，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观察者网：拜登以前担任过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在您看来，拜登在未来四年的执政路线跟奥巴马可能有哪些不同？

房宁：先说和特朗普的不同吧。特朗普因为想重振美国的工商业、制造业，所以导致和中国的冲突加剧。我倒愿意相信拜登至少在这问题上不会如特朗普那般立场鲜明，他会更多地支持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也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希望借此为美国获利。按这个逻辑，我相信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和。

但是，毕竟4年过去了。特朗普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特朗普的遗产不会随着他的下台而全部消失，美国已回不到奥巴马执政时的状态。比如，特朗普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的那些“好处”，拜登不大可能去改变，他为什么要改变呢？美国的经济在特朗普治下更依赖股市，我相信拜登也不大会去改变这一“惯性”，也不大能改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