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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 | 贵州天问

原创 王志纲  智纲智库

导读:如果我们能够从高度、广度、深度、关联度四个维度处理好贵州旅游的问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打造立体市场,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就一定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贵州发展之路。到那时,贵州的绿水青山才能真正变成金山银山,才有可能真正回答好“贵州天问”这个跨时代命题。

2020年12月27日,应贵州省政协、贵州省工商联、贵商总会邀请,王志纲老师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主题为“吿别千百年绝对贫困,畅想新发展美好未来”的2020第八届“天下贵州人”新春联谊活动暨贵商总会年会。活动中,王志纲老师以贵州之问为开篇,结合贵州近年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为贵州未来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今天的贵州可以说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间节点。今年以来,贵州上下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赶在岁末终于顺利收官,贵州自此甩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帽子,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

站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告别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

那么下一步贵州究竟应该怎么走,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贵州扶贫成果的巩固,也关系到贵州能否抓住接下来的大的战略机遇期,在新一轮深刻的经济结构大调整中抢占先机。

我长期从事战略咨询行业,作为智库,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跨高山、过大河,帮助政府和企业,必要的时候甚至帮助国家解决一些发展过程中的痛难点问题。我们致力于实现的,是帮助他们正确的做事和做正确的事,具体来说,就是看方向、找路径。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来尝试回答一个重大问题,我姑且把它叫做贵州天问。

五年前总书记考察贵州,看到贵州大地一片欣欣向荣,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云上贵州全国先行,深感欣慰的同时,他向当时全省的干部群众提出了一个问题:“贵州这个地方能不能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又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力压千钧,拷问人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跨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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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瑞士,初具雏形

贵州要如何回答好这个问题呢?鄙人不才,但立足于这个历史节骨眼,也想尝试着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同在座同仁作番探讨。

我认为,在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解决一个“三因”的问题,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时也,势也。古人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无时无势,没有风口,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因此,寻找风口的过程就是因时的过程。

因地,则是贵州。几千年来,贵州积弱积贫,自古以来都是贫穷闭塞的代名词。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看过王阳明对贵州的记载,那时候有一个印象很深的词叫“瘴疠之地”,贵州,正是瘴疠之地之一。

今天的贵州早已不是瘴疠之地,所谓的“瘴疠”成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最看重的东西,贵州的地利,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山露水了。

第三个则是人和。我们经常讲“物我两忘”,能不能做成事,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极为重要的。今天在座的所有贵州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我们所面临的市场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贵州人自己内部之间的关系。

如果把这三个关系捋顺了,我们就能找到魂,找到贵州的未来。然后通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三年五载就可以重出新天地,这就是战略。

讲到这里,有一段往事想与诸位分享。20年前,我前往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到欧洲瑞士。在此之前,我心中的瑞士是一个典型的西欧童话世界,高山草原,白雪皑皑,王子与公主住在中世纪古堡里,骑士在峡谷间策马奔腾。等到了瑞士之后,我走遍瑞士全境,终于发现:这不就是贵州吗?

但它是一个发达的贵州。崇山峻岭、溪流潺潺,基础设施完备,人民安居乐业。后来我参观了一个瑞士的原住民博物馆,了解到瑞士的发展史,发现瑞士也经历过曾经历过贵州的发展阶段。

古代瑞士人的由于营养不良,平均身高只有一米六,一米六以上已经属于巨人。山地众多,资源匮乏,导致瑞士在工业革命前一直是个闭塞贫困的高山农业国。那个时候的瑞士,拿得出手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葡萄酒。

但恰恰正是这样一个跟贵州历史情况高度相似的农业国,在近现代抓住了历史机遇,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全球领先,原先闭塞的自然环境反倒成了人间天堂。

因此,当年看到瑞士,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我们的家乡贵州,并且一直在想,贵州能不能有一天成为东方的瑞士?但在当时,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包括很多贵州人自己都说,贵州怎么可能是东方瑞士呢?

因此,当我在瑞士的高山峡谷中穿山越岭时,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却让我感觉如履平地,我当时暗自叹息,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东方瑞士了。众所周知,贵州自古以来都是交通闭塞之地。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从鸭池河过来到贵阳几十公里的路得坐五个小时的车。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发现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了。

当年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未曾想在短短几十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有生之年,整个贵州已然在硬件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方瑞士,连任正非先生都说,贵州不就是东方瑞士嘛!

因此,今天我们再自称东方瑞士的话绝对是很有底气了。贵州,作为一个美人胚子,终于初具雏形,浮现出来。但这个美人胚子能不能秀外慧中,琴棋书画,则是下一步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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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主导:东部发展逻辑

那么,究竟该如何回答好这个贵州天问?既要不同于东部,又不同于西部的发展路径究竟是什么?

首先谈谈东部。众所周知,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投资和消费。但是在国民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每驾马车发挥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这40年来,我非常有幸穿越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发展过程,可以说见证了国民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市场经济的桥头堡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出口拉动为主导,而这种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的经济腾飞,离不开当年的一个热词——国际大循环。不同于现在所提的内循环,国际大循环更多指的是当时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完善的世界贸易体系。而中国要想实现发展,一定要加入国际大循环体系来。

所谓国际大循环,可以简单理解为两头在外,即市场在外,投资在外。中国作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一环,只负责产品的生产制造,消费市场和用于组织生产的投资都来自国外。这便是三来一补的雏形。

这样以来,外资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投资运营成本,获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而沿海地区通过产品出口换取大量外汇,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低成本的资本原始积累。

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深刻地冲击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人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千千万万的中西部农民工南下淘金,源源不断的青壮年劳动力被输送到沿海市场经济的“前线”,支撑起出口经济的大旗。

在这个过程中,珠三角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海绵,来自全国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红利被充分展现出来,吸纳到沿海开放的土地上。

1987、88年,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珠三角调查采访时,发现很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的农民工挥汗如雨的工作,每个月可以拿到30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数目。而当时在贵州,普通工人一个月50块钱都很难拿到。这就导致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告别故土乡情,涌向珠三角的工厂车间、建筑工地,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现代产业工人。

后来我将采访调研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叫《百万移民下珠江》,发表在《新华文摘》,轰动一时,成为了记录时代发展的现象级新闻作品,获得了当时的新闻大奖。

今天在座的很多企业家朋友,都经历过那个年代。甚至很多今天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企业家,当时都是千千万万的改变命运的普通人中的一员。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很熟悉的企业家朋友的故事,他同时也是贵商总会的副会长。他原本是一个出生在道真大山里的仡佬族青年,伴随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工潮,他随寨子里的几个男青年一起跑出去闯荡,第一站就来到了广东。在广东待了半年以后,又辗转去到北京,一直在建筑工地上做工。

因为吃苦能干,很快他便一步步从打工仔当上了小包工头,这个时候混出一点名堂的他开了眼界,涨了见识,慢慢就有种使命感涌上心头。有感于家乡大山深处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青年无法改变命运。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他开始尝试运作劳务输出公司,用自己独特的管理方式,帮助更多少数民族青年走出大山,并将他们培养成训练有素、有一技之长的现代产业工人。

这些产业工人逐渐的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成为了都市人之后,很多人又回到贵州投资建设,开始反哺家乡,形成了良性循环。而这位企业家朋友,也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成为了优秀的企业家。

这些年他带着北京的资金和其他力量回到家乡遵义投资兴业,从卖产品到卖内容、卖服务、卖生活方式,打造了几十个精品项目,把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了故乡。他所投资打造的美食街,已经成为全市人民喜闻乐见的网红景点和城市新地标。

他们命运的改变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变迁的缩影。头20年,依靠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初始过程,出口经济开始由服装鞋帽等低端装配升级到电子产品加工制造上,后20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技术创新开始涌现,自主品牌开始崛起,工业体系更加完善。

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制造业最完备的工业大国,尽管仍然依靠出口带动增长,但已经进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中。

国潮汹涌,中国品牌与产品创新开始走向世界,引领时尚,欧美年轻人开始成为国货拥趸。从中国装配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智造,这个过程是中国出口经济结构不断深刻调整的过程,而这种东部发展经验表明,符合规律、人性和本质经济发展模式,最后一定会从低端走向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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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导:西部战略使命

与出口主导的东部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投资拉动为主导。伴随整个沿海经济带的崛起,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发展远远滞后。为了平衡好这种区域发展差异,中央在本世纪初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而整个西部大开发的抓手,则是建立在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上,这种分配方式的再平衡的途径便是投资拉动。

智纲智库作为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策划的先行者,我本人和团队都有幸参与了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征程,深度介入了包括成都、西安、重庆在内的诸多西部省市的发展战略,见证了投资拉动的历史进程。

这里面我想重点讲一下 成都的案例。2002年左右,我们在为整个大成都地区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当时面临一个很大的判断:彼时成都才500万左右人口,他们的整个领导班子就问我,成都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大都市?我们经过缜密的分析,毫不犹豫的告诉时任成都市领导,成都未来必将会成为中国3+1的1,即中国的第四城。

原因何在?我当时告诉他们,成都在未来,必须要成为西部之心,典型中国。

什么是西部之心?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城市圈,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最具规模化的地区,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担负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三大引擎所连接的沿海地区,犹如一支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犹如一支利箭,张弓搭箭,确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迈向全球化的大格局,弓如满月,箭在弦上,唯独缺的,就是弦上的那个支点。

在这个引弦蓄势的格局上,幅员广袤、发展滞后的西部亟需中心城市作为发力点,所以这个支点,只可能出现在西部,这是历史给予的一个巨大的天时!谁能成为支点,谁就能成为“西部之心”,就能把握西部二十年来最大的发展机遇。

西部之心是把成都放到了一个国家的战略层面上,它能给成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张力,让成都不再仅满足于作为西南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成都要勇于成为中国东西部经济联动的主力二传手和主传动轴,成为中国西部的支点。

而“典型中国”,其实就是把成都的特色与魅力发挥到极致,把生产、生活、生命、生态、生意全部融为一体,把成都打造成中国的休闲之都,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这种休闲意味着懒散、小富即安,“少不入川,老不出蜀”也是这个意思。

但换一种角度看,这是一种人无我有的城市气质,反成为成都厚积薄发、打造城市竞争力的“胜负手”。尤其是在当前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14亿人口的旺盛消费需求,尤其是文旅康养需求亟待释放的年代,成都的这种天然的休闲气质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使得其能够在当下终于执大消费时代之牛耳,成为爆火的网红的城市。这也印证了当时智库战略策划的预见性。

有了大的战略,政府推动战略实施的主要抓手便是投资。今天的成都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西部第一,中国“第四城”,这种投资拉动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成都累积落户世界500强企业已达301家,居中西部之首。今年政府更是将投资签约金额目标设定在10000亿以上。诚如近年来成都市主要领导在多个场合表示所言:“投资拉动”始终是成都发展的“强力引擎”。

我们深度参与策划的另外两座西部城市,重庆和 西安(点击了解更多)情况亦是如此。到了消费为王的时代,今天的重庆和西安的潜力得到了井喷式的释放,早已成为网红经济的示范城市。产业转型如火如荼,第三产业朝气蓬勃,这些年投资拉动打造的完善基础设施功不可没。

除了投资带动的消费增长,投资带动出口的效应也在增强。成渝一体化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交通区位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增强。成都的临空经济区建设早已上马,未来西部的国际航班或将不低于北上广深。而即使在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蓉新欧、渝新欧的班列仍然每天川流不息。2020年前11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7%,这背后所蕴藏的增长潜力是不可小觑的。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投资拉动,自然也惠及了贵州。短短十几年,贵州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极具区位战略优势的省份,贵州终于华丽地出现在了世人眼前。

4

大变局下的贵州发展模式

既不同于东部,又不同于西部,那么贵州发展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要想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贵州放在百年未遇变局之下来考量。

今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的几个关键词值得关注。第一,高质量发展。原先粗放、低质的高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为王,数字出关的发展方式要转变了。第二是内循环。从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到“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经济发展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表现。第三是需求侧管理。这意味着未来“扩内需”的重心将会加速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中央的这一系列战略部署,尤其是十四五规划的一些新提法,充分彰显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变化。在我看来,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深刻转变。

何为高质量发展?根据我这些年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咨询实践,我认为从纵向上看,就是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矛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形式转变将会是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吃、住、行到游、养、娱的转变。

从吃、住、行时代的平台为王、产品为王,进入到游、养、娱时代的内容为王、生活为王,这会是下一步整个中国的巨大转换。游指的是旅游、度假、休闲;养讲的是养生、养老、养育;娱就是娱乐休闲产业。

当14亿人游、养、娱的需求被彻底充分地释放出来时,整个庞大的市场将会被彻底激活,进而成为一种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改天换地的力量。

那么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大休闲时代翘楚的会是谁?

贵州,首当其冲。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曾写过一首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几年前我就曾说过,在云贵胜江南的过程中,云南是上半场,贵州会在云南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从1.0到2.0,从观光游到体验游,真正的领跑下半场。

将贵州打造成东方瑞士的口号,在二十年前可能还是半夜鸡叫,徒增笑耳,但现在已经是机会成熟了,再不喊可能会成了“保守主义”。

现如今,“天眼”、大数据与立体交通的“三变”以及山地公园、全域旅游“两新”成为当今世界对贵州的新认识。截止到2020年上半年,贵州省连续9年半位居全国GDP增速前三名,是过去的十年间唯一增长三倍以上的省份,贵州后来居上的机会已然到来。

赞助本次大会的通源集团,就是贵州发展的一个良好见证。作为贵州民营企业的代表,通源以汽车零售代理起家,用一二十年做到西部第一,到现在代理了几乎所有高端汽车品牌的销售,在外资面前都能掌握话语权。这是市场对于先行者的回馈,背后反映的不仅是贵州本地汽车市场的蓬勃生长,更反映了西部地区对汽车文化背后代表的高品质生活和休闲的追求。

对标瑞士,贵州游养娱产业发展或许能有所启发。瑞士拥有全球领先、成熟完善的康养医疗产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遍布瑞士全境的各种度假区有大量的度假村、康养酒店、诊所,产业高度发达。

从最早的羊胎素保养,到干细胞疗法,再到现在火热的医疗美容,瑞士康养产业一直跟着时代往前走,芯片不间断,平台还是它。至于以达沃斯论坛为代表的会展经济就更不用说了,各国政要之所以青睐有加,正是因为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游养娱将会慢慢形成一种产业和生态。

相比较瑞士,贵州发展游养娱的优势一点也不少。光避暑资源这一项便足以引领风骚。第一,贵州避暑胜地的地位堪称全国唯一,云上贵州的建设正是得益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第二,贵州避暑资源的消费市场无与伦比。只用三个小时的高速、高铁便能覆盖周围4亿人口,而这些地区全是“水深火热”当中的火炉地区,如武汉、长沙、广东、重庆等。第三,贵州民航业的大发展让消费市场纵深触及全国,一小时改天换地成为可能。

一旦贵州的这种唯一性被彻底释放出来,贵州将迎来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而现在看,贵州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齐备了。

天时是内循环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渐向消费拉动转型,而对于‘吃饱了撑的’旅游休闲来说,贵州昔日的落后恰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放眼中国,贵州的真山真水、渔樵耕读、淳朴民风以及生态食品,都是绝版资源。关键是要像龙永图部长所说的,这些东西要如何实现产业化、市场化。如何像北海道一样,用现代化的手段对土特产进行深加工,达到附加值最大化,这才能达到黔货出山的真正目的。

地利则是交通条件的跨越式发展。贵州是近年来‘铁公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高速、高铁纵横,客运站林立,机场广布,贵阳成为了真正的‘泛亚通衢’。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贵州是西南入海的必经之路,千百年来战略地位显著。

最后,最关键的还是人和。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贵州孕育出一大批像龙永图、任正非、陶华碧这样日鼓鼓的贵州人,再加上贵州出了一批眼光卓越的领导,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天上大数据,地上大交通,中间全域旅游,贵州的发展不快都不可能。

时代大幕已经拉开,唱戏舞台已为贵州搭好。下一步的贵州,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高举高打,成为全中国范围内都具有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的目标点。这个目标点或许可以是避暑。

如果我们能够从高度、广度、深度、关联度四个维度处理好贵州旅游的问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打造立体市场,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就一定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贵州发展之路。到那时,贵州的绿水青山才能真正变成金山银山,才有可能真正回答好“贵州天问”这个跨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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