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 · 2021-01-03 · 来源：《哲学动态》2014年9期

无论从理论发展视角还是从现实实践演进来看，当今中国确实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基于以下三点得出的认识：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认识；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反思；其三，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考察。

陈学明｜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

陈学明◆文

编者按：从总体上考察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必须联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由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史决定的。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问题的关系来说，与其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不如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联系经济社会现实谈论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的。事实上，马克思不是一般地谈论正义，也不是抽象地谈论分配正义，而是从生产正义高度谈论社会正义与分配正义。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互相引导、互相推进的。

无论从理论发展视角还是从现实实践演进来看，当今中国确实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基于以下三点得出的认识：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认识；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反思；其三，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考察。

一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什么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通过现实和学理两方面的不断探索和领会，我们认为，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寻找答案，其中尤其要正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的转折[1]。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直接推导出来的。他们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推测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很显然，当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不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们清算了德国哲学、包括自己身上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他们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这一方面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显然，看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百般抬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一味地作人本主义的解释肯定是不对的。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里也是肤浅的。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还有一次重大的转折。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但显然，这一最一般的规律是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的。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之外，还得依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结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是缺少这种实在的根据的。当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这表明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这样，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只能看作一种科学假设或高尚的价值追求。为了真正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致力于着重从经济上研究“这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便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仅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支撑，而且还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及其下降趋势的规律等。人们透过这些规律，可以深切地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正是这第二次重大转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真正有了科学的依据。恩格斯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认为该书所做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2]；列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资本论》“为起点”，以《资本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3]；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也认为，人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4]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作出了经典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主要是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并表明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以前我们有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忽视了剩余价值的作用，这是错误的。这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应当同时强调两个发现对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理论单纯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

前段时期，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去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最初，我们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单纯理解为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归结为主要是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应包括对资本的批判。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两大内容，即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时，又把这两种批判相提并论。其实，尽管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为后来对资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代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肯定是他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历程是与他整个思想的转折相一致的。马克思青年时期追随启蒙现代性，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制度，从传统走向理性的现代性是青年马克思的基本的政治诉求。其后，马克思很快发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认为现代性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形式解放，于是马克思转向了批判现代性的立场。可是，当时马克思的这一切转向都是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领域之内发生的。最终，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使得资本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基本的范畴，现代性与资本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经济学分析和批判实际上就是现代性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展开。虽然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后来是“摒弃”了早期的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不能简单地说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简化为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维度。

笔者这里要表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千万不能抛开了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而奢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来消解和“矮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基点的思想上，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局限在哲学领域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甚至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在第二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上。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这一层面，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马克思的《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凸显出来。

二

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实际社会政治效应的估量，笔者认为是到了逐步摆脱这一理论的束缚、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了。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界开始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它的主要形态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而这里所谓的“社会批判”实际上主要是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这一理论由卢卡奇等开创，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主要就是研究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国内流传最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批判方面的观点。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一当属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它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时阐释得十分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倒转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路向，即马克思从重点研究哲学发展为重点研究经济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从重点研究经济学又倒回去，变成重点研究哲学和美学；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发展为主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又从经济学批判重新倒回去，变成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是一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这一概括是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的。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衰落，以至在一些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了没有声音、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步。与此相比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则比较活跃。究其原因有很多。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当时客观的真实历史状况，似乎构成了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证，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似乎只能退缩到较为抽象的哲学领域，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侧重哲学的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要归结为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强烈影响，造成了哲学研究的“一枝独秀”。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在国内几近成为显学，但我们还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哲学批判的真正效应作出深入思考和正确评估。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但总体而言，这种批判的消极面大于积极性。无论是考察这种批判的理论意义，还是估量它的实际效应，都不可避免得出这一结论。现实告诉我们，单纯地从事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不把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不把这种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的层面，不把这种批判落实到政治经济的现实上来，那么，这种批判往往会干扰我们对社会真正弊端的认识，无法真正抓住社会问题的要害，最终便不能实现我们作为批判者的最初的宗旨。

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开创了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对这种批判路向的实质与危害曾经作出过深刻的揭露，这就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伦理反对派”的批判。他所说的“伦理反对派”就是那些热衷于只是从文化、伦理、意识形态方面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认为，这些人相信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具有生命力，但又认为资本主义还有“坏的方面”，为了希望有一种没有“坏的方面”、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他们还从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必要为自我堵塞了的客观革命道路寻找和找到一种主观代用品”，也就是说，他们求助于“伦理反对派”这种“主观代用品”，即仅仅出于伦理、文化上的要求去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向内，也就是说，试图在人本身上改变世界。他这样说道：“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任何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提出行动问题，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要求伦理学上去。”[5]

另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开创者柯尔施也似乎意识到单纯地从事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既有悖于马克思的宗旨，也无法击中社会的要害。柯尔施竭力推崇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但他不否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首位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比起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批判”[6]。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在他的中后期已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像“直到1843年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把‘任何’一种理论的或者实践的意识作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法律关系、制度结构或者社会意识的诸形式，都不能从它们自身或者根据黑格尔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的”，“因为它们是根植于构成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骨骼’的生活的物质条件之中的”[7]。基于这种对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判断，尽管柯尔施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还是一再提出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在中后期所进行的哲学的批判“仅仅是以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方式进行的”，不能否定马克思在中后期“实际上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他的哲学批判”[8]。但是，柯尔施强调的是必须把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甚至把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来论述，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9]。在他看来，如果不这样做，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则只是在“虚妄的世界里兜圈子”，而丝毫不能触动现实社会。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继承者，法兰克福学派将这一批判的开创者当初的告诫置若罔闻，使他们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变成了单纯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流传到中国的，正是这样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其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评介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似乎预感到这样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批判，热衷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此相应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主要是从事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和宗旨的哲学理论，将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阿尔都塞在1967年《保卫马克思》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要出版这一著作，是为了“对一种特定局势的干预”。他所说的“特定局势”是指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倾向。他强调，这既混淆了成熟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前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界线，其结果是割裂、葬送了马克思的真精神。他还预言，这样做必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使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解决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形势所提出的现实的(其基础是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用一些仅仅是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的危险”[10]。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解决现实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用文化、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易帜是早晚的事。后来的历史发展不幸被阿尔都塞所言中。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果真像阿尔都塞所预料的那样纷纷垮台和解体。其原因是否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完全是由于丧失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能力，那是需要研究和探讨的。但无疑，阿尔都塞所说的确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我们追随这种批判所进行的哲学活动、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应，便不难知晓我们是否还应当继续坚持这样的理论路向。自从卢卡奇开创这种理论路向以后，西方社会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究竟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西方社会的根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都作出过公正的评论：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至于我们国内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所展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判，平心而论，其积极意义也十分有限。

为什么撇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单纯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很难触动社会的根基，并且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关键在于，构成社会的基础确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单纯进行文化、哲学的分析，则是游离于生产关系的分析之外，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的批判，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批判。如果不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的根基上来进行分析、批判，必不能掌握关键。这本来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常识，但常常被我们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导我们从物质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来了解社会，了解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却相反，它诱导人们只是从社会的文化观念来理解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促使人们滑向了“观念论”的泥沼，这无疑会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

这里，我们必须重审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理：其一，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性”、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由人所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从而我们必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来分析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在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时，头脑中总有一个用来评判真假、善恶、对错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与对“人性”、人的价值取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这样的标准是如何确立的?如果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只是满足于哲学和文化的分析，那就势必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以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为出发点，并以此作为评判标准。单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最后都会变成以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的所谓“理性”作为出发点。其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这些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对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其对象当然是政治、法律和伦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现象。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缺少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那么在分析和批判这些上层建筑现象时，就往往有可能把这些现象与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取决于人的意志，而不是依据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来对它们作出说明。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后之所以不可避免地丧失理论效应，其症结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三

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特别是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考察，笔者深刻领会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今中国的至关重要性。

众所周知，一种理论在一个社会中的实现程度与这一社会对这种理论的需求程度是成正比的。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存在着强烈的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呼唤。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今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两极分化和生态危机是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里笔者尝试分析何以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使我们认识这两个难题的实质和根源，并找到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出路。

(一)两极分化问题

对于两极分化在当今中国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目共睹，问题在于对两极分化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以及究竟如何加以解决，则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一种意见是把两极分化主要视为一个涉及公平的道德问题。一方面，由于他们往往是在道义和虚妄的世界里谈论中国当前的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现象的，由此，他们对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的分析批判纯粹是一种文化、伦理的分析批判。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把研究公正与不公正纯粹作为一个伦理道德问题，热衷于在伦理学范围内研讨公平与不公平现象，从而顺理成章地把解决不公平现象寄希望于人们道德观念的变革，寄希望于人们良心的发现。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中国多年来远离政治经济的分析批判、热衷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的理论路向，在对待两极分化问题上的自然延伸。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现象的思想武器。[11]

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关系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一样”[12]。因此，只要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即“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理论来观察当今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就能真正厘清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

只有弄懂马克思是如何揭示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实质，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认为把雇佣劳动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必然导致资本家与工人的两极分化。当然，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即那是属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劳动力也不再是商品，从而生产资料和货币也不能成为资本。这样，传统意义上的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现实情况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施与这一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工资形成和劳动力流动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而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劳动力又成了商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与货币又成了资本。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雇佣制度化、契约化，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雇佣关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仍然存在。这样，马克思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现今似乎又再现了。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与马克思当年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体现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劳动与资本双方共同利益的诉求，是在社会主义劳动所有权与资本所有权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当然，我们还需直面和处理好当下中国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一方面不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现实，不重视甚至不承认这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存在。

既然当前中国还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当年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角度来探索两极分化的基本思路对我们就仍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只要我们真正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角度去观察当今中国存在的两极分化，就能把握问题的根本所在。确实，当今中国存在着城乡、地区、行业等多种差距，但核心还是“劳动者与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所有差距都是围绕着这一“轴心”旋转。当今中国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其根源还在于所谓“强资本、弱劳动”，即当今中国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呈急剧扩大的趋势。在国家经济整体发展扩张时，劳动者并没有公平地得到应有的利益，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被资本侵吞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因为存在着资本稀缺等因素，分配上向资方倾斜十分明显，资方经营者或管理者往往通过持股、年薪制、技术入股等形式，把更多利润装入自己的口袋，其收入所得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传统资本高回报所刺激的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时代，这一时代的格局就是“强资本、弱劳动”，决定了资本在分配制度中处于强势，而劳动者无法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动报酬。这就是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现象出现并扩展的主要根源。

(二)生态危机问题

近年来，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加剧，生态伦理学逐步成为显学，一些学者把出现生态危机归因于人对自然缺乏道德观念，即人不是把自然作为伙伴，而是作为奴役对象。于是，他们试图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更有一些人正在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

与此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伦理革命消除生态危机不过是一种幻想。那么，人们对自然的“不道德”行为纯粹是由某种道德观念导致的吗?改变对自然的“不道德”行为，只要建立起某种新的对自然的道德观就可以做到吗?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仅仅在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的范畴内，永远无法理解当今的生态危机如何形成、本质如何、何以如此日益严重，也永远无法知道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观察和思考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有很多，但主要根源是资本逻辑，资本是生态出现危机的罪魁祸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属性的分析，阐明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有两大属性：一是“效用原则”，资本必然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自然界，使之成为工具。二是“增殖原则”，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也是无止境的。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围绕着消灭“资本逻辑”做文章。对资本不能采取简单的态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能彻底否定资本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在资本的概念中既包含着资本的消极方面，也包含着为人类所带来的“文明化趋势”;尽管随着历史的进程，它的正、负效应之间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即正效应日益下降、负效应不断增加，但只要资本还存在，它必然给我们带来各种灾难，其中就包括对自然界的损害，这种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的存在困境。然而，只要资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只要它给人类带来“文明化趋势”的功能尚存，那么就不可能人为地消灭它。另外，不可否认，正是资本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不可否认，修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还得依靠资本的力量。既然资本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一后果也应当由资本来承担。有人因此就把资本视为“中性”的东西，似乎它只是人们手中的一种工具，任由人们处置。这是一种误解，资本绝不是“中性”的，它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人们借助它来修复与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表明它的本性改变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我们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需要同造成这一局面的“元凶”即资本展开斗争时，应当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资本加以批判并与之展开斗争”这一态度是明确的、不可动摇的，但至于“如何批判”、“如何斗争”则须有一种务实的、科学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在限制与超越资本逻辑、发挥与实施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这一点，对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对于资本，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既要利用又应限制，把资本在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对资本的这种科学的、务实的态度，只有在深刻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确立。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14年9期

作者简介：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