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文化纵横

我们过去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只有进入世界，才能繁荣，这一点，我们的过去已经为我们决定了，所以我们只能搞开放。如果我们违背历史的必然，一定要吃亏的。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方面，我们要深刻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进一步改革，全面改革和高水平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李伯重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导 读】

2020年风云突变，人类历史又到了转折的路口。对于中国而言，外部形势的挑战陡然增加，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需要长时段的把握。李伯重先生指出，过去数百年中国经济从18世纪繁荣，转变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衰落，到20世纪最后30年的奇迹增长，呈现为过山车式的“大起伏”趋势；而中国外贸的历史大波动，则与中国经济变化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总的来说，深度参与世界经济进程，在开放中与外部充分互动，是中国的一条基本经验。凡是积极对外开放，与世界深度融合的时代，中国的国势往往上扬；而在闭关锁国或因各种内外因素无法与外界充分交流的时代，中国的国势也往往积弱不振。他认为，中国虽然地大，但并不物博，自然资源不足是中国的一项劣势；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且劳动力素质较高，所以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大量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着眼未来，中国只有扬长避短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而扬长避短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发展和平贸易。他认为，中国的当下和未来，是由中国的过去所决定的，过去中国与世界在深度交流中互通有无的历史，决定了当下和未来的中国也必定要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开更大步伐，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本文为李伯重先生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专题讲座稿，转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

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李伯重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时候。有人说这次疫情是对中国和世界的一次压力测验，测验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能否离开世界？第二世界能否没有中国？这两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确实，这次新冠肺炎可能是一百年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的流行病，也是对整个世界的一次严重考验。就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那样，新冠肺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秩序。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压力测验。对于这两个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第一个：中国能离开世界吗？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有五个：

（一）大起伏：中国经济的历史变化；

（二）大波动：中国外贸的历史变化；

（三）优势和劣势：中国的基本国情；

（四）扬长避短：中国的发展之路；

（五）以史为鉴：今天的问题与历史经验教训。

（一）

大起伏：中国经济的历史变化

我不知道各位对中国在清朝时期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我这一辈人，或者说我这个年纪的人，从小从教科书上学的知识是：清朝是一个衰败的朝代，中国到了清朝已经是世界上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家。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但是不是全面的？未必。

过去国际学界共识是，中国在清代处于一个衰败和没落的时期，对这个说法最早提出质疑和批评的人，很惭愧，不是我们中国学者，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他估计在1750年，也就是清朝的乾隆15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中国的工业产值比法国、英国两个西方最发达的国家高那么多。在183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10年，中国工业产值还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的工业产值还只是中国的40%。

因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国，因此他得出这个结论。在1980年代西方学界引起很大的振动。再以后，西方学界对中国在18、19世纪的经济状况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他的世界经济史研究得出结论，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到世界GDP的22.3%，处于世界六大经济体中第三。第一是欧洲，这里的欧洲说的是西欧和南欧，占到24.9%，第二位印度24.4%，日本、俄国、美国很少，特别是美国，只有世界GDP的百分之零点一，也就是千分之一。

但是过了一个世纪，到182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到全世界GDP的32.9%。第二位欧洲26.6%，第三位印度16%。也就是说，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比其他两个大经济体欧洲和印度都要快得多，也比日本、俄国、美国快得多，中国经济不仅体量大，而且增长速度很快。

当然麦迪森的估计有自身的问题，但是他给世人一个非常简单而明确的信息，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时候不是像过去传统认为那样是一个衰败的，没有生气的经济。

另外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他有一本书很有名叫《白银资本》，在书里他说到182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远远超过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到1800年，也就是说19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世界经济中心。大家想想，到了1800年或者1820年，19世纪初期，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很久，已经变成工业化的强国，其他的西方国家都在跟进，但是当时世界经济中心还是中国。

这样的经济发展有没有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呢？两位法国学者贝洛克（Paul Bairoch）与列维—列波耶（Maurice  Levy-Leboyer两位做的世界人均收入的比较，认为在1800年的时候，世界上发达地区人均收入是198美元，是那个时候的美元不是现在的美元，如果是现在的198美元有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他认为当时所有不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是188美元，也就是说当时世界贫富分化不是很大。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是210美元，在发达地区中也处于高位。而差不多同时的法国在170—200美元之间。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按人均收入的方面看，在世界上处于发达的地位。

中国当时富裕到什么程度？我举两个例子，看两个人。一个叫内森• 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他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银行家，他是犹太人，这个家族在欧洲有巨大的经济力量，所以内森•罗斯柴尔德说，“我才不担心把哪一个傀儡放到英国王座上去来统治欧洲，我不关心谁来统治欧洲，能够统治英国的人是能够控制英国的钱、英国金融的人，而我就是控制英国金融的人”。说明他的财力非常的雄厚。另外一位差不多和他同时的是中国人，广东人，叫伍秉鉴，这个人在中国不是很有名，我们过去做经济史也不太听说这个人。近些年来，这个人在西方被炒了起来。他专门做和美国的生意，西方人叫他Howqua，因为他的小名叫浩官。他是广东十三行中“怡和行”的老板。

这两个人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西方世界最富有的人，一个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我们看看他们双方的财力怎么样。罗斯柴尔德1836年去世的时候，他是西方最富有的人，他的财产在1828年的时候大概是价值530万美元，这是那个时候的美元，如果算作今天的美元恐怕是很多亿。而伍秉鉴大概是5600万美元。也就是说，伍秉鉴的财产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最富有的人10倍。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的时候，把伍秉鉴列为世界一千年中50个富人之一。

我在海外教书的时候教经济史，讲到这个问题，推荐学生读一本通俗读物《富人和他们怎么致富》（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How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All Time--from Genghis Khan to Bill Gates--Made Their Fortunes）。这本书讲的是过去一千年中世界上最富的人，从成吉思汗一直到比尔.盖茨，讲他们这些人是怎么发财的。书中列出的10个人中只有一个是东亚人，只有一个是商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其他的人，要不就是帝王、发明家，要不就是教皇，或者是大走私犯等等。只有一个人是商人就是伍秉鉴。所以大家看一下，中国当时富裕到这样的程度，而伍秉鉴仅仅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人一定到中国来，英国人一定要敲开中国的大门，如果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他们这样做值得吗？

然而，在大繁荣之后，大概1820年开始，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济一直在衰退。到了1913年，也就是清朝灭亡后2年，中国GDP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820年32.9%，一路下滑到9.1%，而且下滑趋势还继续下去，到了1952年降到5.2%，当时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的GDP只是世界的5.2%。

更令人感到骇异的是，在1820—1925年之间，全世界六大经济体中，除了中国，其他经济体都在增长。印度增长的比较慢，但是年均增长率也达到0.1%，日本是0.95%，欧洲是1.03%，美国是1.63%，俄国是1.04%，而全世界平均是0.92%，只有中国是负增长，年增长率为-0.8%。也就是说，其他地区经济都在或快或慢增长，只有中国经济在一路下滑。所以1913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已经下滑到只是世界人均GDP的36.7%，仅为1/3多一点，1952年更下降到23.7%，1/4都不到。中国人均GDP不到世界人均GDP的1/4，当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成长更快，所以195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GDP占世界的5.2%，到1978年只占4.9%。这个时候有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比方说日本的GDP，二战打完后不久的1953年，仅占世界3.4%，但是到1978年已经上升到7.6%.其他的经济体也都在增长。所以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依照人均GDP的数据，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是人均978美元（1990年的美元）。印度比中国还要差一点，是966美元，但是日本是12585美元，整个西欧是10972美元，美国是18373美元，苏联以及东欧是6559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4432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达不到世界1/4的水平。所以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确实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做过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叫做莫尔（Thomas Moore），在2000年的时候写道：“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79-2000年间，中国经济成长叫所有发展中国家嫉妒，绝对贫困人口有2亿，GDP翻倍的速度超过了英国、美国、日本、东亚四小龙和巴西”。中国的30个省市，30个省都很大，人口都很多，“如果把这30个省看做30个独立的经济体的话，1979—2000年间，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都是在中国的范围之内”。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我这里有一张表，是国家统计局的，从1982年到2011年中国GDP增长，看上去有增长越来越快的感觉。有的朋友说：近二十年来，经济增长快不单是中国，我们现在讲金砖国家，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很快。在这次疫情之前，或者还更早一点，世界上很多人认为金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未来，所以金砖国家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确，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这些国家，在2000年以后都出现比较迅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印度。但是我们看到在2015年的时候，在金砖五国中的GDP中，中国的分量占到了一半以上，55%。也就是说，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这四个国家的DGP加起来只占45%。

金砖国家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时任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奥尼尔(Jim O’Neill)，高盛公司是美国最有名的金融公司。奥尼尔把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四个国家开头的字母，组合成为BRIC（砖头），后来他又加上南非（South Africa），变成BRICS，我们中国翻译成金砖四国或者金砖五国，都是奥尼尔发明出的概念。他写了一本书，在书里说，“经常有人对我说，中国本身的巨大重要性，应当把中国从金砖国家中单独抽出来。不时有人对我说，由于中国本身的巨大重要性，我应该把中国从金砖四国中单独抽出来。当然，有的人指出，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金砖四国也就没戏唱了。这些说法有它的道理，中国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传奇故事，所以我访问中国的次数比访问其他金砖国家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

由于中国经济迅速的成长，到了近几年，我们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我们中国和美国的在经济体量方面的差距也在迅速的缩小，西方的经济学家计算，如果按照两个国家2000-2010年的增长计算，中国经济总体量已经赶上了美国。

这样的高速增长，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也引起了世界的振动。在美国，奥巴马时代就有人创造出一个词Chinamerica（中美国）。当时美国有人就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了，可以和美国一起支配整个世界了。甚至有一个笑话，说奥巴马以后不要召开G20、G8会议，召开中美两国的G2会议就行了。所以中国经济迅速的发展，不仅是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对于这一点，我们有理由自豪。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世界上的经济奇迹出现过很多次，最早出现的一般认为是17世纪荷兰经济奇迹，接着是英国的经济奇迹，德国的经济奇迹，美国、苏联、日本、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是从速度和规模来说，最伟大经济奇迹，在世界上就是中国了。

这个话，不是中国人说给自己听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过去的经济系主任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柏金斯（Dwight Perkins），很早就写道：“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是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只是在1990年，现在已经成了现实。中国人民今天确实是已经生活在工业化的世界里。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经济奇迹。

我们看这段历史，在过去几百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大起伏，可以说像过山车一样，从18世纪的繁荣，转变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衰落，到20世纪最后的30年又开始出现奇迹般的增长，所以是一个大起伏。

（二）

大波动：中国外贸的历史变化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大波动，中国外贸的历史变化。

我们讲了近近几百年来中国经济的大起伏，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外贸发生了什么的变化？这里，我们又要回到我们过去的教科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是，中国过去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对外贸没有兴趣。中国的外贸都是被动的，都是外国人来做生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才进入世界，才有比较大的外贸。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

从比较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不仅已经进入了世界市场，而且是世界市场上最强大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说：“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中国不仅没有脱离世界市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在竞争效力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赶得上。弗兰克接着说：“中国生长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既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所以中国能够有效的给世界市场提供商品供给”。当时世界市场上，高端消费品主要是瓷器、丝绸等，另外中端消费品是棉布等。

我们可以看，中国垄断着世界的瓷器市场，弗兰克认为中国出口的瓷器80%是运往亚洲，16%是输往欧洲。但是，因为输往欧洲的都是高质量的产品，所以占中国瓷器出口总值的50%，而输往亚洲邻国的大都是中低档的产品。外人叫我们中国为“丝绸之国”、“陶器之国”、“瓷器之国”。丝绸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中国丝绸也输往全世界，甚至连太平洋彼岸的美洲。

在清代，西班牙统治着整个拉丁美洲的大部分，除了巴西和其他少数几个地区之外，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本国有丝织业，就希望殖民地只购买西班牙自己本国出产的丝绸，但是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当局报告说：“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都可以看到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他们的丝织品质地优良，所有的价钱只是我们的1/3，所以很容易和我们竞争”。所以西班牙政府命令限制中国丝绸进口，结果西班牙美洲殖地的人民就不干了，为什么让我们花更高的代价购买质量不好的西班牙丝绸？所以最后西班牙当局也不得不废除这个法律。

因为中国产品大量的输入欧洲，而且都是高端产品，都是奢侈品，深受欧洲人的喜爱，所以当时出现“中国热”。林语堂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表述，说：“18世纪在欧洲中国迷成为一代风气，那个时候欧洲男人也梳辫子，因为中国人梳辫子，女人把扇子，外国人从前没有扇子，欧洲也来玩扇子。欧洲的公卿官员士大夫都要穿绸缎，有教养的人都要收藏瓷器，连宫廷里贵府要坐轿子。在意大利米兰的大主教也要坐轿子，而且过节过年也要放鞭炮”。

在18世纪，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法国最昌盛的时候是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四的皇后在凡尔赛宫装了满屋子的中国家具。所以当时崇拜中国，喜爱中国产品已经成为18世纪欧洲的风尚。我从大英博物馆和欧洲其他一些博物馆里拍了一些欧洲人收集的中国瓷器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瓷器真是很漂亮。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手里上好的瓷器都是到中国来定制的，欧洲商人带着图样到中国景德镇订购瓷器，让中国工匠依照图样制作。在些瓷器上，因为中国工匠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画出来的欧洲人，有时脸不像。这是很有趣的事。

刚才说到棉布，欧洲从前没有棉布，到了17世纪，欧洲人开始从印度进口棉布，印度棉布生产历史比中国悠久，而且织的也很好，所以印度棉布就开始风靡英国。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发现中国的棉布做的更好、竞争能力更强，所以开始大量的购买中国的棉布。他们把中国棉布叫做“南京布（Nankeen）”，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最好的棉布是在现在的上海地区生产的，这个地区当时叫松江府，松江府属于江苏省，江苏省的省会是南京，所以这里出的布就叫做“南京布”。大家可以看我放的图片，当时英国的绅士穿的裤子，都是南京布做的。英国的贵妇人穿的衣服也是南京布。南京布还深入了英国的乡村，所以当时英国的广告就有南京做的外衣。

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除了丝、瓷、布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是茶。茶是中国的国饮，欧洲人到了亚洲之后才知道茶。首先是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中国人第一工作起来不疲倦，第二中国人很少得肠道疾病，他们很好奇，去了解，看到那边的华人都喝茶，才知道茶。在印度尼西亚，早期的中国移民，几乎都是福建人或者广东人，他们都喝功夫茶。荷兰人也就向他们学喝茶。学了之后发现不仅确实可以提神，而且茶一定要用开水冲泡，开水冲泡之后消灭了病原体，所以肠道疾病大大减少。所以荷兰人也爱上了喝茶。

荷兰人把这个习惯带回了欧洲，英国人又从荷兰人那里学会了喝茶，结果喝茶变成英国的全民习惯。所以今天读英文小说，或者到英国旅行，都知道tea time，在下午4点左右这，就是喝茶的时间。英国上上下下开始喝茶，所以茶成为英国国饮，到今天为止，英国人人均茶消费量比我们中国高很多，是世界上人均消费量最高的国家。

中国这些产品，在当时世界市场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国这些产品从哪里出口？过去大家都认为，在清朝，就只有广州可以出口，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如果看看这张地图，你就会发现，中国对外开放的地方很多，中国的产品通过不同的口岸出去，进入全世界。

我们从北向南说，北方的邻国是朝鲜、俄国和中亚。清朝对朝鲜，对俄罗斯，对中亚都有开放的港口，有外商进入的口岸，也有中国商人出口的口岸，各种口岸很多。比如说对朝鲜，有沈阳、凤凰城、中江等；对俄罗斯，有库仑、齐齐哈尔、恰克图等；对中亚有喀什、叶尔羌等；对印度，有西藏许多地方；对东南亚，有上海、宁波、厦门、广州等。中国商人去朝鲜，有珲春和另外很多地方；到越南，有水口、平洲、梧州等；到缅甸，有永昌、腾越等。所以有很多口岸，并不是像过去认为只有广州一个口岸。下面，我挑几个重点口岸让大家看一看。

在对俄国贸易方面，有一个地方叫恰克图，在现在的俄蒙边境，蒙古在1911年之前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所以恰克图是中俄边境口岸。我专门去过一次恰克图，那里有一个海关，是旧俄时代的海关，超级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海关。到了苏联时代，这个海关变成一家很大的工厂。恰克图是中俄贸易重要口岸之一，开始交易的时候，年交易额大概是1万卢布，大概一个世纪之后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输入达到148万卢布，中国方面的输出到了138万卢布。又过差不多一个世纪，到1830年代，交易额达到1200多万卢布。也就是说，贸易额在这半个世纪中，从百万级到了千万级，而这仅仅是恰克图一处。

在对朝鲜贸易方面，刚才说到丹东、中江、会宁、庆源等等这些地方之外，还有海上的和陆上的好几个口岸。

对日本贸易方面，现在上海的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乍浦，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了，但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对日本贸易主要口岸之一。大批的中国船从乍浦港出发，航行到日本。日本实行锁过关政策，只开放一个口岸长崎给国际贸易，而实际上只是两个国家。日本只允许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在长崎做生意。从乍浦到长崎，日本船是不准出来的，只有中国船过去。大家知道日本人有一个民族特性，就是做事细致认真。中国船到了长崎之后，他们就把各种船记录和描绘下来，包括船型、尺寸、结构等，都记录的很清楚。

从那时日本留下来的一些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中国船航行到那里，南京船（即江苏船）、宁波船（浙江船）、厦门船（福建船）、广东船，这些船的船型不同，载重量不同，尺寸不同，可见有大量的中国船去到那里。日本人还把中国进口的货物画了图，从这些图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中国产品，也有从东南亚运过来的产品。中国产品有书籍、瓷器、象牙，其他各种工艺品，等等。特别是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大开海禁，中日贸易迅速的上升，因为当时日本的产业不发达，所以需要大量购买中国的产品，而日本又没有相应出口货物，所以日本国内经营大量的外流产品，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颁布命令，限定中日贸易额，而且规定每年中国到日本的船不能超过30艘，不然产品太多，日本人没有办法支付。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广州。广州早就是著名的商港，是中国和东南亚贸易主要商港。但是到了清朝，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来了很多新的贸易伙伴——是欧美人。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规定以后西洋人（即欧美人）来到中国只能到广州进行贸易，但俄国人不包括在内。很奇怪，清朝不认为俄国人是西洋人，而觉得他们和蒙古人差不多，所以允许他们在内陆贸易，对海上来的西洋人则只允许在广州贸易。

和这些西洋人怎么进行交易呢？清朝政府在广州指定一批商人，这批商人是过去做外贸的商人，成立公行，由他们和外商进行贸易，叫做行商，行商以外私商不能参加，所以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变成由行商垄断的贸易。西洋人和中国政府之间打交道也必须通过他们，所以他们变成一种代表清朝政府进行贸易的商人。但是他们又是商人，不是官员，不像以前都是通过官员来进行贸易的。刚才说的伍秉鉴就是这些公行之一的“怡和行”老板。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清朝在广州附近划出地方来，让西洋商人建立他们的商馆，让他们住在那里，货物到了之后也放在那里，在那里进行交易。关于交易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图片，很有意思。这是中国的商人和西洋商人在谈判，看货样，算帐，验货，运输。

所以在当时广州有很多的外商，大家看这幅画，当时外商在广州，平时没事经常走街串巷，和中国的官员、商人喝喝茶很有意思。

当时很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做生意。但是在18世纪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占绝对优势的。比如说1736年到广州的西洋船有12艘，其中英国5艘、法国3艘、荷兰2艘、瑞典和丹麦各有1艘。但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英国开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逐渐起到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到1775年来到广州的西洋船有38艘，其中24艘是英国船。18世纪初，中国和英国的贸易额每年也不过就是50万两银子左右，到了18世纪末已经增加到1000万两以上，占中国当时对欧美各国贸易总值的80%左右。

因为英国和中国的生意做的那么大，所以出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事件。1793年英国派了一个超级庞大的代表团，由马戛尔尼率领，来访问中国。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英国上一件大事。为什么我说是超级代表团呢？因为这个代表团有500人之多，参加代表团不仅有政府官员，大批的商人，还有科学家、技术工匠。因为英国人听说乾隆皇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兴趣，所以带来各种先进的仪器，作为礼物送给乾隆皇帝。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进一步扩大贸易，希望中国开放更多的港口。这次访问中国是一次不成功的访问，搞的英国人非常愤怒。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今天也没有时间讲，总之是很有趣的。为什么乾隆皇帝那么傲慢，给英国国王的国书里面就说：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考虑到你们这些蛮邦小国，才恩准你们贸易，你们不要过分，提什么要求。他为什么那么牛，就是因为中国在贸易中享有优势。

中国和英国的贸易到了19世纪初期，贸易些什么东西呢？英国在1830—1833年，就是鸦片战争前10到20年内，向中国输出的是毛织品、金属品、棉纺织品，总共值大概是每年200万两银子。而中国输出英国的，仅仅茶叶一项，就价值561万两银子。这样，就有300多万两银子的贸易逆差了。所以英国只好把印度的棉花运到中国来，因为中国需要棉花。英国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到1830—1833年对中国的输出总额为733万两银子，但是从中国输入的总额是995万两银子，还有逆差260万两银子（1820—1824年的时候是329万两银子）。所以英国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有大量的贸易逆差，不仅英国，其他国家也是，其他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做生意是有顺差的，只有逆差，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产品，中国不怎么需要他们的产品。

逆差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做生意的原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东西要用硬通货偿付。当时世界上的硬通货是白银，而世界上的白银主要产地，在17世纪后期、18世纪、19世纪，主要是拉丁美洲，具体说是西班牙统治下的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三个国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最盛的时候产到世界白银产量的80%。美洲出产的白银大量输入中国，数量有多少，不同的学者的估计有差异。例如全汉升先生估计美洲白银有一半流入到中国，吴承明先生估计大概有4300吨白银流入中国，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估计在17、18两个世纪，有48000吨白银从欧洲和日本流入中国，再加上中国自产和从东南亚、中亚输入的白银（10000吨），流入中国的白银共达60000吨，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那么多的白银流入中国，所以可见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非常的地位，以致世界硬通货差不多一半都跑到中国来了。白银在中国起了什么作用？中国当时已经进入了商业化的时代，什么都需要用钱，而钱主要是白银，所以白银促进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应该有迅速的发展。这不对。1840年以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的份额是在不断的下降。到了1913年，中国贸易额居然只占全世界贸易额的1.7%，到了1952年只占1.6%，而到1978年只占1%。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只占1%！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贸易额在世界排名第37名，比欧洲小国比利时、荷兰都少，也比中国的台湾省、香港都要少。所以外贸从19世纪中期以后贸易大衰落。

但是到了1979年，又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银行认为1990年代初，中国在世界贸易开放性方面，在世界名列第三。在1979年之前，在1975年—1979年，中国在120国家中是最不开放的，在1979年以后的20年中，中国开放的速度最快，所以到90年代初开放性已经是世界第三了。开放的结果，在1980年—2001年间，中国出口年增长率达10%，高居世界各国榜首。由于外贸高速成长，中国1977年在世界各国外贸中排名第37，2000年的时候排名第7，2006年第3，2007年第2，2009年变成世界第1，一直保持到现在。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是世界第37，2009年变成世界第1，仅仅用了30年。

第二个里程碑是2001年，中国参加世贸，这是中国外贸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在参加世贸之前，中国外贸已经在迅速的成长，但是在全面高速成长，在加入世贸之后。外贸连续大幅度增长，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最明显的也是加入WTO以后。在此之后，中国经济表现更加卓越，延续了改革开放后高增长势头，每年GDP增长保持在两位数，增长率位居所有经济大国之首。所以使得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刚才我们说中国经济的历史变化，中国外贸的历史变化，大家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中国经济繁荣，外贸也繁荣；反过来说，外贸繁荣，中国经济也繁荣。同样地，中国经济衰退，外贸也衰退，反过来说，外贸衰退，中国经济也衰退。所以两个现象，经济变化和外贸变化是密切相关，是正相关的关系。

（三）

优势和劣势：中国的基本国情

为什么中国经济变化和外贸之间会有这种正相关的关系？我们看看中国优势和劣势，什么是中国的优势，什么是中国的劣势。

经济要发展，就一定需要资源。资源主要有两种：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我们从小教科书上都学习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地，我们的中国地是大，但不是最大；物，现代经济成长所需要的物来说，我们的物并不多。

我们的人口确实很多，过去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所以要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人虽然很多，但是劳动力的质量也很高。所以我说中国经济资源的特点是，在自然资源方面，地大而物不博，在人力资源方面，人众而质量高。

大家觉得怎么会说中国地大物不博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首先要吃饭，要有耕地。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国，但中国的耕地在世界范围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事实上，中国耕地的总量比欧洲小很多，比印度也小很多。印度虽然国土面积只是我们的一半，但是印度的耕地面积比我们多很多。如果比美国，比前苏联，我们的耕地面积更小很多。我们的耕地面积比澳大利亚、比巴西多，比日本多，但是巴西和澳大利亚人口比我们少很多。所以按人均的数量来看，我们人均耕地在大经济体中仅仅比日本高，比印度差很多，比欧洲、美国、前苏联地区、澳大利亚、巴西，我们人均耕地更差得多。而且在我国的北方、西南很多地方，耕地的质量并不高。所以我们在农业方面是严重受资源限制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以工业经济基础为基础。工业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而我们看这张世界矿产分布图，可以看到，在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分布是稀稀拉拉的，数量不多。如果看欧洲、俄罗斯、南非、美国、澳大利亚，他们资源丰富很多。

今天大家都知道，我国现在的能源，最稀缺的是石油，我们的石油储存量只占世界的2%，所以今天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不得不向俄罗斯和中东大量进口石油。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但是我们的铁矿并不多，只占全世界14%，而且我们大多数铁矿石的品位低，炼一吨铁需要的燃料，比用澳大利亚、印度、巴西铁矿石炼铁所需要的能耗多好几倍，所以我们不不得不大量的向印度、澳大利亚、巴西购买铁矿石。所以我们在资源方面，特别是在工业资源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在人力资源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刚才我说，过去的传统的观点是，人多、吃饭多，会拖住经济的后腿。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人力资源有量和质两个方面，我们的人口数量是很多，但质量怎么样是更关键的。从世界历史上说，近代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之后，人力资源有很大的变化，和过去时代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新型的人力资源有三个大特点。第一，工作勤奋，要努力勤奋的工作。第二，重视教育，因为接受教育之后才能学新的技能，第三要有商业精神和商业材料，要会计算，知道什么对你最划算，同时对单位、公司、国家最划算。

人的本性并不是天生愿意勤奋工作，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愿意用同样的报酬而多干工作。欧洲人也是这样，但是到了17世纪，欧洲开始出现一次大变化，有一位荷兰经济史学家弗里斯（Jan de Vries）创造一个词Industrious Revolution。请注意：这不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是勤勉革命。什么叫勤勉革命？到了17世纪，特别在荷兰，欧洲人开始比较努力的工作，变得更加勤奋。工人和农民愿意多工作，愿意接受比较长时间的工作，获取更多的货币收入，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且去购买一些不是生活必须的消费品，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工资就那么一点，一定要买苹果手机、汽车，其实这些东西未必那么需要，但是一定要买，体现我是中上层社会的人，我想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欧洲人开始变得努力工作，开始荷兰人，接着英国人，后来德国人等等，他们变得比较勤奋。在中国，至少从明代后期之后，至少在中国东南部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人们变得非常勤劳。所以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已经真正的衰落，中国的拳头产品丝、茶、瓷器都不行了，丝市场被日本夺取了，茶市场被英国人在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的茶园夺取了，瓷被欧洲人自己的产品夺取了。中国没有很多好东西可以输出了，而这时西方人看到中国一种宝贵的资源：人力。

美国在19世纪中期修建铁路的时候，要修建一条贯穿美国铁路，他们招大批的华工，还有很多欧洲穷国的工人，如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在一起工作，结果老板发现中国人特别勤劳，拿一样的工资，可以干得更多。老板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解雇白人工人，多雇中国工人。白人工人不干了，他们是有选票的，所以通过他们选票，让国会通过一个排华法案，从那个时候不准中国人进入美国，而且画了很多丑化中国人的漫画在报纸上。这些中国工人唯一的罪过，就是太勤劳。这个法案到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和美国是盟国才废除，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向中国人民道歉。

中国人重视教育，这是中国的特点。刚才提到的柏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就说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主要特点高度重视正规教育。教育有各种各样，正规教育就是读书，能够识字，能够写作，能够计算。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中国移民到了海外，第一代都是穷人，第二代都是都去上学，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有人认为在清朝的时候，读书是富人的事，和一般体老百姓，和普通劳动者有什么关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在中国，特别是中国东部比较发达地区，普遍受教育已经出现。比如说在江南，现在的湖州那一带，农民的孩子都要去私塾去读书，上学3年，会识字了，就回家种田。在湖州双林那一带，农民小孩子7、8岁的时候被家长送去读书，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帮着做一点工作。在杭州那一带，农村孩子读书到15岁吗，然后回去种田。在现在的上海也是明清的松江府这一带，小孩10—15岁，一定要让他上学识字，是穷人也要读。

由于普通受教育的结果，中国人的识字率是非常高的。美国亚洲协会前主席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35%，女子我2%—10%，这是全中国的平均数。考虑到清代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比例已经不算低了，比现在非洲很多国家都要高。另外，中国东部，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识字率更高。比如说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的男子识字率为40%—50%，在广州城是80%—90%，识字率跟今天印度差不了很多。

这样普遍高的识字率，是一个国家难得的财富。这样高的识字率，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旁证。这是一位西方绅士的照片，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他是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这个人是英国传教士，是第一个把《圣经》，全文翻译成中国白话的人。他来中国传教之前，学了中文，也学了广东话，之后进入广东传教，马上发现中国的方言太复杂，就广东而言，离开讲白话的地区，到了潮汕地区完全听不懂了，到了潮汕讲客家话的地区又完全听不懂了，而且在每种方言的区域内，还有很多次方言，都很难懂。

他想：我难道一辈子要学各种方言才能传教吗？他发现中国人识字率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识字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这应当是对传教事业最大的贡献。他结果把《圣经》翻译成白话。翻译成白话的过程中，把《圣经》的一些片段加以解释，写成小册子，由他的门徒分发给有兴趣的人，他的门徒梁发分发给一个从广东农村来的读书人，这个人四次考秀才考不上，感觉很绝望。他在1836年再次落榜后得到一份小册子，回去看看之后做出了改变的中国的事，这个人就是洪秀全。

中国人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才干，也是很突出的。早在明朝时，一位著名的改革家周忱就说，在现在的苏州、松江、上海一带的人，很厉害，很巧，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做生意。柏金斯教授也说19世纪中国农村已经具有相当的商业知识和才能，能够进行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佃、雇佣、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这些本领，在现在的很多亚非国家，一般人民还不具备，而中国在19世纪大多数农民就已经具备了。由于具备了近代经济对劳动力的三项基本要求，所以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劳动力的质量很好。

刚才说到苦力，到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开发美洲、澳洲、东南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到中国来招工人。当时中国人很多不愿意去，西方人还用了一些强迫的手段，拐骗中国人去，叫做苦力，也叫猪仔劳工。他们运到海外的中国苦力有30多万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太少，劳动力不够。其实不然。有些地方像印度，本地人很多，但是英国还想把中国的苦力运到印度去，尽管印度有那么多的人。这些苦力到了新的地方，他们的处境怎么样？

他们大部分是契约劳工，依照合同，必须在新地方的种植园（也叫庄园）为雇主干7年活，然后给苦力自由。7年之后，那些欧美人庄园主认为这些苦力干的很好，给他们加工资，请他们留下，但是几乎所有苦力都离开了，去做生意，而且生意越做越大。有一个有名的人叫林绍良（Soedono Salim），生于福清县农村，因为家里太穷，15岁从跑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谋生。到了50岁的时候，他成了印度尼西亚第一富豪。为什么他能够成功？他不是孤立的例子，现在在整个东南亚，华人是经济上最强大的一个族群，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优秀。我们不认为这是因为“种族优秀”，而是中国经过长期的商业化的熏陶，使得中国劳动力具有这样的素质。

到今天，大家也都知道，中国人在世界上，特别是涉及高科技、高技术这些方面的成就很大。以美国为例，美国有550万华人，54%的华人都是大学毕业，27%拥有硕士学位。美国的550万华人中，7人得诺贝尔奖，300个人是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医学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士，320人是美国常青藤的教授，超过20万国内985高校出去的留学生在美国工作，大部分从事高薪技术产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金融、还有高等教育。这些人不管是在海外成长起来的，或者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成就，追本溯源，可以说都拜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所赐。

有了这样优秀的劳动力，所以刚才提到的美国经济学家摩尔说：“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别国，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能够以低于别国成本进行生产，使今天在第一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迅速的转化为明天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这一点很明显，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高技术产品方面的一个重要生产者，中国人在30年前根本想都不要想的事情，今天我们做到了，总的原因还是中国劳动力的优秀。

（四）

扬长避短：中国的繁荣之路

中国要繁荣，怎么才能繁荣？只有扬长避短。我们在资源方面是不利的，在人力方面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必须弥补我们自然资源的劣势，发挥我们人力资源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和平贸易的方式，因为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不是一个有侵略传统的国家，我们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扬长避短。

最早看到特点的是一个美国人，名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这个人经历非常奇特。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共和党的创始人，做过美国驻华公使，这也不足为奇，奇特的是他也做过中国驻美公使。他在做美国驻华公使期间，因为比较同情中国，所以他的对华态度比较温和，做事也会考虑中国的利益，所以清朝政府感谢他，认为他能够主持公道。所以他在美国驻华公使任期满之后，清朝政府聘他做中国驻美公使，做中国驻美国最高外交官。这真算得上够奇特的吧？在得到清朝政府的任命之后，他确实开始为中国工作。

1867年，他在美国商会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对到会美国的商人说：“把你们的小麦，你们的木材，你们的煤炭，你们的白银，你们的货物交给我们，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把它送到中国，给你们带回茶叶、丝绸和自由的劳动力”。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卖给中国小麦、木材、煤炭，这些都是资源性的产品，白银是硬通货；从中国运回来的茶叶、丝绸，都是制成品，自由劳动力是优秀的人力资源。所以，他这个说法非常清楚地说明：中国经济要发展，要扬长避短，就必须通过贸易，通过贸易弥补中国自然资源方面的劣势，发挥中国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18世纪中国大繁荣时期，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量使用外部的资源，例如日本的铜，美洲的银，东南亚的粮食、木材、锡、香料、药材，蒙古的牲畜、皮毛，印度的棉花、染料，美国、俄国的皮毛，等等。这些资源都是中国自身不够的。比如说粮食，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到了19世纪，中国的国内粮食生产已没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特别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粮食已经告急，一个原因是在这些地方，大量的土地改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

长三角粮食不够，可以通过长江流域来弥补，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运到长三角。广东珠三角，很多土地用来种棉花，粮食不够，必须大量输入东南亚的大米，特别是从越南和泰国。从1770年代，中国商人每年从越南的嘉定地区运回大米大概12000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泰国的米，开始时中国商人每年运回几万石，到了乾隆时期大概是几万石到十几万石，最高年份几十万石。到了19世纪初期，每年进口几十万石，最多的到70多万石。这些大米使得中国在珠三角这样的地区，能够把土地更有效的使用。

中国的矿产资源比较贫乏，但是东南亚地区矿产资源很丰富。东南亚矿产资源长期没有开发利用。18、19世纪，华侨来到东南亚，大规模开采矿产。华侨办的矿场及整个东南亚，特别是在缅甸东北部、越南北部、越南中部、婆罗洲（就是现在的加里曼丹西部）最为集中。其中，像婆罗洲的金矿，1760年代发现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跑到那里去开矿。他们开发矿产这些资源，大多是运回中国，使得中国获得新的资源。

刚才说棉花，19世纪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布出口国，但是中国的棉花不够用的。因为生产棉花需要大量的棉田，而中国没有那么多更大可以改为棉田了。因此中国大量进口棉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在1775年—1833年之间，广州省进口印度棉花的数量就是英国第一家纺纱机——阿克莱特纺纱机——出现时，英国全国使用的棉花总量的6倍之多。19世纪初期，广东输入的棉花和英国输入的棉花数量差不多，都是大量输入。没有这些印度棉花的输入，广东珠三角的纺织业难发展起来。没有越南、泰国的大米输入，珠三角也很难发展起来。

由于外部资源的输出，中国出现了一些外向型的经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的纺织业，产品都在外面，原料很大一部分从外面进来的。福建、安徽的制茶业，大量的茶叶生产出来是为出口。景德镇和德化的瓷器业，都有大量产品出口。所以，外贸使得中国部分地区走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大家都觉得中国外贸应该有更发展。但是事实是，中国外贸越来越差。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列强强迫中国接受5%的低关税，这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没有关税保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比如说棉布贸易，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棉布还没有办法在价格上跟中国的棉布竞争。

这时英国已经大致取得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而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部门就是纺织业，英国已经用机器纺织布。但是在英国市场上，英国的棉布还竞争不过中国的棉布。因此西方国家一方面强迫中国大幅降低对进口棉布征收的关税，另一方面对中国棉布征收高额关税。1864年，美国对中国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是中国棉布对美国棉布进口税的25倍。这就是说，只准我卖给你，不准你卖给我。这对中国当然非常不利。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原因，例如中国割地赔款、中国被划为势力范围，等等，都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直到1979年之后，中国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贸易虽然增长很快，规模还是有限。到加入WTO，中国的外贸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加入WTO，是第二次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这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大发现，带来世界经济的大发展。而中国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不是世界市场经济和多边贸易化体系里的一个部分，所以改革开放搞了20年，从1979年—2000年，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局外者。但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找到了一个规模空前、增长迅速的新市场，所以使得中国外贸一下子有了广阔的天地。

这个广阔的天地，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有19亿亩耕地，全国人民每年需要粮食8亿吨，生产8亿吨粮食要多少劳动力？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4000万劳动力就够了，但中国现在农村劳动力总数是近5亿个。也就是说，生产粮食之外，有4.6亿劳动力是多余。多余的劳动力就不能创造价值，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就是非农产业和城市，到城市里做工，哪怕在城市里做的是简单的、低报酬的工作，也比在农村里没有事干更好。进了城里，一方面是自己创业，到私营、国企里外企工作。中国有6000万劳动力直接被进出口企业（包括外企、国企和私企）雇佣，而被间接雇佣人数超过1亿。有很多虽然不直接为进出口企业工作，但也为进出口企业生产配件、零件，生产配套东西，所以是间接。有1.6亿中国人直接或者间接的为进出口服务。每家都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所以背后至少连接着5亿人口。如果说不进入世界这个大市场，他们就要受影响了。

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皮特·波特勒尔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发表，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加入WTO对中国持续改革的重大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增长率接近1.5%。此外，还必须加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1亿）和2000万需要再就业的国企职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要达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必须每年至少增加2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首7年内创造的就业机会总和”。这就是说，要给这些劳动力工作，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得掉才行。所以，中国要发挥优势和弥补劣势，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解决。

（五）

以史为鉴：今天的问题与历史经验教训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谈谈以史为鉴，今天的问题和历史的经验教训。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这当前的在疫情下，大家都很清楚，甚至在去年中美经贸争端时，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其实，还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几年，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中国面临大问题，他们称之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比如说经济学家樊纲在5年之前就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另一位经济学家管清友也说：“中国经济和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有人说未来3—5年，是中国经济30多年来最困难的3—5年，有人说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大萧条，有人说现在是一百年来未有之变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4年前也说：“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根进中国经济35年了，以前30年我都很乐观，最近5、6年转到悲观了”。

就是说，早在中美经贸争端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出现，到了今天的疫情，变得更加的严重。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号召制造业转移，从中国转移出去，转移到东南亚和本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优势现在逐渐被东南亚国家取代，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东南亚，特别比越南，要高很多，而越南的劳动力比较年轻，也能够吃苦。而西方的工程师队伍很优秀，基础建设也不差。所以西方国家推动产业转移，把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把核心产业转移回本土。

这种转移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去年中国外贸总额占GDP的31%以上，美国还不到20%，所以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了，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这种后果，有人认为只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我们看看现实是怎么样。我举两个大家都熟悉而且非常尊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话，来给大家一个提示。一位是袁隆平院士，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农业绿色革命之父，为中国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他说“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这是粮食的重要性。上个世纪60年代饥荒的时候，饿死的人我都亲眼看过，大家都没有饭吃，叫花子都去讨饭，饭都没有，你讨谁？”记者问他，“好多人都说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够，是吗？”袁隆平院士说“没有，中国差不多14亿人口，中国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举个例子，大豆也不够吃，我们中国人吃豆腐，每年进口七八千万吨，记者说“数字有什么感觉吗？”袁隆平院士说“现在国家还有钱买粮食，如果人家卡你，不卖粮，就麻烦了，就要饿肚子，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袁隆平院士说的话，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可以看国家公布的数字，去年我们国家粮食自己生产6.6亿吨粮食，进口1.06亿吨粮食，进口和国产粮食大概是6比1。如果按去年消费水平，我们国家缺了1/7的粮食。现在，从进口金额来说，我国在世界上是第一粮食进口大国，我们进口的粮食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特别是像大豆、玉米这样的粮食，我国需要的大豆80%以上都是进口的。去年进口达到8800万吨，占全世界大豆贸易的60%，全世界生产出来大豆60%都是卖给中国的。大家想想：大豆除了做豆腐还有什么？我们中国养猪要喂饲料，饲料主要是大豆，如果没有大豆，我们就不可能吃到那么多的猪肉。经过去年和美国贸易战，今年又是疫情，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但是就是在今年一季度，我们中国还进口了1790万吨大豆，其中美国是781万吨大豆，所以我们中国是离不开世界粮食市场的。

刚才我说了一位我们非常尊重的科学家，现在说说一位非常尊重的企业家任正非先生。他说：我们中国今天有很大的成就，“中国在工程能力上的创造是强的，在理论是弱的。移动通信、光纤通信、移动互联网不是我们发明的，马车、汽车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在人类发明上还是少的。”他接着说：“中国毕竟是后发国家，美国可是一百多年来的进步，创新土壤各方面都比较好，美国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华为到现在仍然崇拜，华为要继续大量使用美国的部件，这是人类文明成果”。他再接着说：“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估计未来20—30年，甚至50—60年还不能消除，美国领先世界的能力还很强。我们要将差距缩小到我们能够活下来，以前这是最低纲领，现在是我们最高纲领”，“任何时候要保持头脑清晰，不要一点小成功就小人得志”。这是任正非先生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任正非先生这段话，有人认为可能只是针对华为而说的，但是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在全世界制造业形成的四级梯队，中国在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性的改变。四级梯队，第一级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第四梯队是资源输出国，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苗部长指出：“中国制造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落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

所以苗部长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要让它们撤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在6年前发布《经济蓝皮书》也指出，中国工业很多行业高端产业大量依靠进口，比如说我们中国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从金额来说超过10亿欧元，还有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关键零部件、中国核心技术也不足，严重依靠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80%依赖于进口。因为我们现在部分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外需，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一旦全球市场遭到贸易保护政策，产品就会造成极大冲击，所以我们现在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我们前面讲的历史，给我们很好的经验教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 North）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我们过去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只有进入世界，才能繁荣，这一点，我们的过去已经为我们决定了，所以我们只能搞开放。如果我们违背历史的必然，一定要吃亏的。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方面，我们要深刻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进一步改革，全面改革和高水平改革，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