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茂松2021-01-07来源：《中国评论》杂志

导读：在更深层、更久远的意义上，则是要最终把握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党，中共超越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党的所谓一党与多党的“一”与“多”的简单数字区分，而具有文明意义。即是说，要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

封面图片 | 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 作者：石奇人

谢茂松 | 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

【文/ 谢茂松】

预测与展望2021年的中国，离不开与回望2020年相结合。回望之大者，离不开回望2018的中美贸易战、2020的抗疫以及脱贫完成。疫情加速了文明、大国的兴衰进程，兴者愈兴，衰者愈衰。中国在疫情的考验下加速了对于自己体制的完善，同时也更自觉、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明底层结构，从而愈发增强其最深层的“文明意识”。

一

对于中共的新诠释：新的文明样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自觉总结党自身的历史得失、成败经验的传统，尤其是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2021年对于百年大党的历史总结，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党所形成的“新政治传统”的自觉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统、全面整理，同时关乎长治久安的党的“政治文化”的养成也将更自觉地进入破题。

在更深层、更久远的意义上，则是要最终把握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党，中共超越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党的所谓一党与多党的“一”与“多”的简单数字区分，而具有文明意义。即是说，要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

其一，就中国文明的延续与更新的一体性而言，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文明在国家层面的大一统在现代的彻底化。工业化的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新的数字技术更是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而二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动员。

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层面的“群众路线”，不止是现代化的政党的组织、动员，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在现代的彻底化。“礼教下移”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内化于心，从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礼教下移在长时段历史来看，也是因应着宋以后中国从世家大族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化。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教材标准。

《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相较《五经》之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而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同时又能“立乎其大”、直截却又系统而能“下学上达”、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

《大学》、《中庸》之简易是对应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是较之《大学》、《中庸》的更为普及化、平民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文明样态，应看作是中国文明接受现代化的冲击、挑战而在学习中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利用现代化、工业化的技术手段，而最终在国家、社会层面对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与礼教自组织的双重的彻底化扩展。中国共产党本身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礼教自组织完全合一。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将会愈加激发其自觉的文明意识。那就是深刻理解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延续在根本上是靠着文明意识的内聚力。这体现在经学以及《资治通鉴》所凝聚的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文明意识。“文化强国”在“体”上而言，根本的最终目标是文明意识及其文明内聚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政党制度，成为一种文明样态。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的自觉认识之后，则对于中国道路根源于中国文明亦有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二者之间古今一以贯之的是“道”，中国道路也将上升到“道”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二

融汇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新中国文明

中国经济从原来的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跃入中高端时，科技创新成为关键，这在美国看来就是动了其在全球霸权所依托之高科技这一根本。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科技封锁，中国必须要在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能突围而自主创新。其实中国自主创新的还不止是卡脖子技术，还有杀手锏技术以及关键的共性技术，如此方可全面增强中国的国家战略科技能力。

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超大规模市场，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所在。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国际科技合作，而是会以我为主地统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所形成的内循环有利于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同时也是国际高科技之所需。但中国具有不依赖、不受制于外的自主创新的“依自不依他”的独立精神，反而有可能游刃自如、操之在我地吸引、扩大与国际的科技合作。

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又与另一更大的优势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不仅是相较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还与另外两个“新”相结合，那就是与全球化、数字化的结合。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带来了“精细化”的治理。①

显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是隐性的“大国科技之道”的整体支撑，其中有既属科技本身，但又超越纯粹专业技术的科技的战略与管理，真正的帅才的重要性于此凸显，当年的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正是如此。还有作为基础研究支撑的数、理、化的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作为基础之基础。中国的高中数学教材需要提高到像美国高中数学一样的难度。再就是技术、工艺的经验累积，这是属于科学技术具有“实践知识”的面向。②

此外，要冷静看待互联网+的热度，就工业而言，应是倒过来，是工业加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基础是技术、工艺的大量经验累积，这些是难以反向模仿的。以上都是我们所存在的短板。

技术的目的是要规模化地转化为工业，最终要与产业结合在一起，在这中间我们还有一短板，那就是工业设计、工业品牌以及最具灵魂性的艺术设计、艺术精神，合之才是“文质彬彬”。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输出的丝绸、瓷器，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丝绸、瓷器与今天的苹果手机具有高度的相通性——苹果手机作为具有奢侈品与艺术品性质的电子消费产品，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结合。今天回到中国历史的丝绸之路，是要深刻把握其中的“精神”。既要补数字文明时代我们在材料、技术上的短板，也不能忽视补我们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上的短板，从而能形成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中国设计。

科技与人文、艺术要重新能高度结合，这不仅体现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的可见之“用”上，更要立基于深层次的“体”上。数字文明时代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指数级的加速度，数字科技的“快”要用人文、艺术的“慢”与“静”来加以平衡，艺术尤其作用于人的性情，静而生明，“非宁静无以致远”。

较之艺术、人文，还更深一层次的是中国文明与科学技术的深度关系，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文明在对于现代科学的学习中，将科学变成中国新文明的重要有机部分。中国文明在学习西方科学的一套体系的同时，中国文明自身体系中也有一套西方所没有的中国人的科学思维。中国因此有两套思维、两套体系在手，这有助于中国发展出不对称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杀手锏来弯道超车，譬如东风导弹打航母就有中国人的独特思维。

第二，在工业文明之后最新的数字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对于自然等的巨大破坏性，中国文明因而在对其学习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触、冲突。但数字文明则不一样，中国对于数字化真是如鱼得水，中国在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发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与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点上。

数字文明的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数字化的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化。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奋起赶超，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从而“回到历史的中国”。

第三，数字化的科学技术作为中性的技术，中国文明对于数字文明的参与、加入，将对西方科技的“荡而不返”的偏至性在根本上做出修正。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在哲学上对科技时代做出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哲学深受中国道家的影响。

第四，数字技术、海量大数据不断地一次次无约束的野蛮利用都将使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具有垄断性的头部数字技术的公司、资本需要接受国家的规训，商业型、金融型、平台型的数字化垄断企业是如此，技术型的数字企业若具有垄断性，最终也要自觉接受国家的规训。我们要在数字企业的野蛮创新、开疆拓土与国家安全之间加以统筹、协调。

第五，数字、互联网是没有历史纵深的，但在中国，在“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意义上的中国，数字、互联网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没有历史的纵深。这不仅是对头部数字、互联网企业而言，而也应该是对于广大的互联网从业者而言，也是对于互联网思维长大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历史的纵深以及文明意识中克服互联网“荡而不返”的偏至，中国历史将展示其在现代前所未有的的丰富性，当然此所谓中国历史不是豆丁之学，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贯穿的文明意识、文明原理。

三

中国文明意识下政治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

中国文明的文明原理对于政治与商业、资本的关系，是以政治为主轴，商业、资本围绕着政治，这是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能成为唯一连续未断裂文明的关键所在。政治在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对于权力的极度不信任，政治之为政治乃是要处理“群”的全体凝聚的根本问题，政治意味着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而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资本的特性则是追逐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也是相对短期的可见利益，而不可能如国家一样追求百年甚至数百年的长远利益。今天中国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应该在根本上理解成是对于中国文明意识自觉的激发。

西方文明以商业、资本为主轴，政治围绕着资本，这样才能理解美国跨国企业、欧洲老家族资本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这在根本上乃是欧洲封建社会、贵族社会在现代之顽固残留。根源于中国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绝不容许中国出现美国式的数字技术资本私人垄断帝国。欧洲与美国有所区分，欧洲提出向美国的数字垄断巨头征收数字税，这不止是国家竞争的需要，也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残留。

党和政府清醒意识到需要对于数字技术垄断企业加以合理的规训，这也要成为企业家的思想自觉，而这在根本上是要深刻理解我们的文明传统。两千年前汉武帝时，商人虽曾一时之盛，但为了中国文明的延续，商业、资本不能控制政治而通吃天下、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对于商业是在利用的同时要有能力加以规训，汉武帝及其后已对此做出了历史选择，这是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所在。

在数字文明时代回到历史的中国，是要意识到走国际化的中国数字化头部企业不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跨国资本主义。今天在新的全球化的新历史形势下，需要深刻理解数字文明时代的新技术与新资本，需要重新思考过往“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所具有的部分新意涵。

国家深刻意识到数字化、互联网下的新的组织、动员方向的转变，互联网的战争是一场只能打赢而不能失败的战争。欧美的跨国数字技术垄断帝国是将科技、资本、媒体直至与政治完全打通而通吃，中国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一些互联网垄断企业在结合数字技术、资本的同时，也通过进入数字媒体来最大地发挥数字的联通性，从而隐秘、不为人觉察地影响政治，从而固化其技术、资本的垄断性。垄断企业自身发展出的数字媒体是数字文明时代的软性的笔杆子，“履霜坚冰至”，对此不能不有所意识。

四

“风土人情”所具有的文明意义：回到中国文明“人与大地”的关系

中国文明过往是一种农业大国文明，它所具有的“天人相应”文明原理天然地具有整体、循环的思维方式，这在工业文明时代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将重新空前地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天人相应”中最直接的是人与土地、大地、陆地的紧密一体关系，与大地相应的“风土人情”具有文明意涵。

1、东西南北中：区域经济全体贯通、循环的整体新发展

说到区域经济，人们一般不会去联想到其中的人与大地的关系，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所在，我们已相对远离了农业文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对于五方之地气及其运行有着敏锐的感知。

就2021年的区域发展而言，面向海洋、辐射海洋而打通内外循环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无疑是最具创新活力。粤港澳大湾区已破题，长三角湾区的一体化则将赋予国家大战略的新使命，将以长三角的畅通循环来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长三角除了最为宝贵的人才优势，更有蕴蓄人才的作为底层结构的明清以来礼乐教化的文教、风化之深厚积累。

中国文明的原理要求中国东南西北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全体贯通、循环，而不是局部、片面的区域发展。在中国东南西北中的区域发展中，各大重要城市群如中医所说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一样，无疑具有区域经济内外循环的带动、协调、辐射作用。五脏六腑的气血贯通是为了气化，要有要能“化”的能力。一有不通则影响气化，在此意义上，也才同样能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四个全面”所具有的全体贯通、循环之意义。

除了东部沿海两大湾区的加速高质量发展并与京津冀形成一线的联动之外，还有中国广大的大西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2021年将进入破题，西安的战略位置将得到提升，西安依托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的人才优势，在发展具有战略科技意义的军民融合以及数字经济方面，将在西部与成都、重庆共同构成西三角战略的互相支撑。

西南的成都、重庆所构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在寻求破题。西安与成都、重庆将分别辐射、带动西北、西南的发展，同时也分别向中国周边国家的西向、南向辐射，成为西部内陆开放高地，并在共同形成大西部的循环时，与东部沿海形成东西、海陆的大循环。

处于东、西部之间的中部6省与长江经济带交集而有中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4省城市群的区域合作。如何同时做好“大保护”与“大创新”，尤其是“大创新”，更是不容易答好的题。而中部另外2省，同时也是居于北方的河南、山西，联系着中国文明的起源，而其发展的难度较之南方的长江经济带的中部四省无疑更大。

同样有难度的是北方的东北三省的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东北三省中以吉林的“数字吉林”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与国家粮食安全的二者同时并举，正在试图尝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东北不少人口的南下是一个问题，但它也同时带来东北的山林、土地的休养生息，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不过最根本的还是软性的因素，除了大家提到比较多的浅层的营商环境问题，更根本的是东北广大民众自身的精气神如何能够调动、激发，这是根本的内在动力所在，国家战略根本上也离不开此种激发。

2、生态与“国土空间”的自觉

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以中国文明原理而言，有可见与不可见、隐与显、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秦岭、祁连山生态破坏做出批示，之后视察秦岭、祁连山的生态恢复，以及视察长江经济带中部城市，视察浙江、东北等全国各地时，都有对于山川河流生态的极端重视。

中国传统文明重视山川形胜，所谓风水，也是生态保护下的天地山川河流保持大循环而不会出现不通。今天北方的大城市要求留出大风口，正是重新理解中国文明传统的天人相应的智慧。秦岭、祁连山等中国各地的山川形胜更有先天之场的意义，对于这些具有中医思维经脉贯通意义上重要自然山川的保护，其意义更不亚于考古文物之保护。

2021年，中国将更具有地上、地下、海上、海底等“国土空间”全面性保护、统筹的自觉，这不是纯粹技术的问题，而具有文明意识之意义。

为着生态保护的永续性，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接入国家电网已不存在之前的不稳定等技术问题，关键是之前国家电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成本投入核算问题，所以这是利益问题，在这方面国家可以平衡、协调。而国家电网、中石油、中海油等也在为迎接新能源的更大替代性做未雨绸缪的准备。继核能之后，氢能将是未来新能源的新选择，技术突破达到商业化也在加速。

3、回到中国文明的风化、诗教传统：自觉整顿文艺之娱乐、恶俗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养人，好山好水润人，而后则有孔子所强调的“富而好礼”的育人之教化。传统所谓“风化”，也与风土关联。中国文明传统之治理最重“正人心厚风俗”，2021年将开始在“文化强国”上自觉追求，文化强国之宗旨与标准不是文化产业，而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的内聚力。

中国文明向来有重视“诗教”的传统，诗教作用于人心、性情，人心、性情乃是政教之最精微者。2021年，中国对于文艺的风化功能将有更自觉的认识。文艺不能充斥娱乐、恶俗，娱乐、恶俗在日常生活中坏世道人心而不易察觉，需要加以自觉的整顿。

对于人心、性情之善的感发、激发，乃是精微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之道术所在，这也是回到历史的中国的文明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所在。

4、乡村振兴打通城乡之间的文明体循环：农村新基建将给中国带来未来百年红利

2020年扶贫完成后，2021年乡村振兴在后扶贫时代将具有打通城乡循环的功能。

乡村振兴将与数字化有更深度的结合，新基建不仅在城市，还应该包括广大的乡村。广大农村的新基建将是五十年代农田水利建设的升级，高标准农田建设也需要自觉地与农田的新基建充分结合。这样就能达到数字技术的精准化与中国农业文明传统的精细化的新的契合，而真正意义上的有机农业藉助数字化的技术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浙江、广东两省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实践。

所谓内循环、外循环，不能忘记了城乡之间的文明体循环，中国传统的告老还乡制度就是如此，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使得传统的告老还乡制度难以存续。而在新的数字文明之下，浙江这样的先行发达地区吸引新乡贤回乡定居正在形成新的告老还乡制度。因此，数字文明可能将在新的告老还乡制形成方面重新回到历史的中国。

乡村的天人相应，将吸引城市人到乡村休闲旅游，吸引城市老人到乡村康养，这也将在根本上重新理解、体会以致回到中国文明的天人相应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接地气，同时数字技术又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在乡村的休闲旅游在根本上应该是中国文明所重的在余暇中养“暇远之心”，这是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而这也离不开人与土地的原生关系。

5、从里甲到乡约：社区党建与超越网格化的社区治理

中国的城市住宅由单位福利分房转变成商品房的小区后，小区管理交给了商业化的物业公司，城市中国人由原来的单位共同体变成了互相孤立的原子。抗疫让我们看到了社区网格化的功能，但党和政府如何能有效入户而瞭解居民的需求，从而使社区形成自组织的共同体的困境还是没有根本突破。

社区的自组织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基层党组织的缺席，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基层党组织的深度融入其中，而这有赖于社区基层党组织成员具有传统儒家士大夫内圣外王的精神，从而能带动小区居民形成自组织的邻里文化。从中国文明原理而言，就是从里甲发展到乡约，社区党建需要超越网格化的社区治理，社区基层党组织成员应该成为新时代的新士大夫。如此，则小区内部自组织的凝聚力就能形成人与土地一样的深度有机联结。

小区居民何以黏合、何以联通，离不开邻里文化的养成，也离不开对于数字技术的充分利用。

6、中医的第二次大发展

中国抗疫的成功，除了举国体制、数字技术之外，还离不开中医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有效治疗。中医在抗疫中的独特优势，是靠着其天人相应的中医思维。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抗疫过程中对于中医的高度重视，中医在现代中国将迎来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次大发展。

2021年将是中医大发展的关键之年。必须紧紧抓住“中医思维”这个关键的牛鼻子来思考中医思维与中医产业的关系。③将中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才能解决中国的全面医保的可持续性问题。建立在中医思维基础之上的中医大发展，既是文化自信，也是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好治疗效果，这也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跨国制药企业高额垄断利益的克服。不能忘记这一大方向，中医的产业发展要与最大的公益化深度结合，而不能走向西方资本主义跨国制药企业高额垄断利益而吸血的歧途。

7、考古、历史与宗族：中国文明与家族的起源、发展

2021年，考古将获得更大的重视，它与中国史学一样，在于从地上、地下两重证据来探究、诠释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从而在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的意义上，旧邦新命，指向着中国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文明的延续很重要的是中国独有的通史写作中贯通的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中国的宗族、家族同样重视修史，2021年，家国同构意识下，族谱等家族修史将会更加自觉化。

8、文明大国的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

中国文明历来有与文明大国相应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今后将有对于大地之上，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新的天人相应的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

以上八个方面，都统合在回到中国文明“人与大地”的关系这一主轴上。

五

边疆、周边以及辐射：海陆一体化的全球化与回到历史的亚洲

中国自唐宋以下的开发，从北方依次向长三角、珠三角，从内陆转向海洋，海洋与内陆，北方的政治秩序与南方社会、经济的活力之间形成文明体的循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既是海陆一体化的新型全球化，也是根源于中国文明。

1、大国安全与联合作战能力养成

两千年前汉武帝面对匈奴这一北方游牧民族草原帝国的侵略而学习匈奴，发展出大规模骑兵的作战能力。今天面对与美国的大国竞争，同样面临当年的大国安全的问题而不能忘战，需要备战。为此需要发展联合作战能力，一切为了打仗。数字技术对于军队联合作战能力至为关键，5G+北斗的技术对于中国未来联合作战能力也甚为重要。军改、退伍军人的保障等都是让军队既能打，又没有后顾之忧。

中国的国防政策将是积极防御型，而不是西方的主动攻击型，这与中国文明的内外轻重选择有关，中国文明追求的“可大可久”之道不容出现因为海外殖民而外重内轻，故而不会出现西方式的国强必霸。

2、逼台湾上谈判桌

中国大一统的文明传统不容台湾长久分离，从2021年起，大陆在未来要逼台湾上谈判桌，签订最终统一协议。这过程类似于1984年中英之间签订协议，到97年香港正式回归。大陆将采用宣布战犯、封锁台湾等各种手段逼迫台湾。大陆不仅手段多得很，还要创造组合手段，包括宣传的威慑战等。

在软的一手上，大陆将提前做好对于台湾全岛的经济规划，而福建特别是厦门则在文化上将发挥其作用。总之，收台的手段将是全方位的。

面对美国的干预大陆收台，中美将面临意志力的较量，意志力正是中国文明的长处所在。

3、美国封锁不住中国、欧洲联不起来

美国新总统在2021年上台，一开始很可能会有所和缓，但其后可能继续对中国施压。因为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中国对此要提前做好准备。

美国想与欧洲联起来封锁中国，但也联不起来。一句话，锁不住、联不起。资本主义是要做生意的，美国的高科技、华尔街尤其如此，中美不会真的一战。

4、亚洲回到历史的亚洲

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将回到历史上的亚洲，东南亚会认识到中国这一大国作为地区秩序稳定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也将认识到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的秩序将延续中国文明“以大事小”的传统。而中国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为何能够成功，在于不干涉所在国的政治的高度政治智慧，在于中国文明的内外轻重选择。一带一路也将以新的面貌和使命重回到历史的一带一路。

一言以蔽之，中国将全面回到历史的中国的文明意识、文明原理，在熔旧铸新的创造中，建构新的中国文明！

注释：

①谢茂松、牟坚《文明史视野中的70年》，《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5期。

②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将世间知识区分为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技术知识是像数学的一加一等于二，是确定的、规则性的。实践知识则是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领会的，政治与艺术、道德等都是实践知识。见（英）欧克肖特着、张汝伦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7-10页。

③谢茂松《中医思维：破解中西医之争的关键点》，《人民论坛》杂志2020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