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徐剑雄  党的文献

封面图片 | 1941年，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讲演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决定设立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敌后抗战工作的领导。1939 年1 月，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1941 年5 月，中原局改为华中局。1942 年3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离开华中，踏上返回延安的征程。在华中三年多时间里，他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本文拟探析这一时期刘少奇加强华中敌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及其意义。

一、加强华中敌后党的建设的背景

全面抗战以来，随着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华中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如何在这个地区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打开新局面，是刘少奇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当时的形势和环境下，加强华中敌后党的建设显得极为紧迫和重要。

（一）纠正党内错误倾向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抗战初期，党内一度存在一些错误的倾向，这些错误倾向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军事上“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1937年12 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及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主张。由于王明称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干部容易被他的夸夸其谈所迷惑。此后，王明到长江局工作期间，开始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华中敌后抗战工作受右倾错误的影响显得十分被动，进展缓慢，明显落后于抗战形势，急需扭转。

二是游击习气、山头主义等残余的影响。为了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 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北发展，即向华中敌后发展。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于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新四军组建初期在思想准备和理论修养方面距离无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的先进的人民军队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如何提高军队干部的理论水平，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三是随着华中敌后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一大批新党员的加入，带来了一些不良意识和倾向。对此，刘少奇在《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报告中指出：“必须予这些倾向和意识以毫不让步的打击，然后才能更加巩固我党，并推动我党向更高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程度前进。”他还指出，一些中下级干部“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作风也有很多不正的。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弱点”。因此，提高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是加强华中敌后党的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但要维护它、巩固它需要各方的努力。一方面，要克服党内“左”的情绪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极影响。新四军组建初期，由于长期在山区活动，一些党员干部对国际国内形势不太了解，对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围剿”屠杀红军和革命群众仇恨未消，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度心存疑虑，贯彻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陈毅去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精神时，一开始并不被理解，据当时游击队负责人回忆：“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刀对刀、枪对枪跟我们打了十年之久，……无数优秀的同志牺牲了，还有许多同志仍然关在国民党监狱里，在这种情况下叫我们去跟国民党合作，那怎么可能呢？”

而在新四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事件，甚至后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党内外不少人认为，这将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这些情况表明，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敏锐性和应对政治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要警惕右倾错误对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1938年 5月徐州失守前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并指示长江局，长江以北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但当时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主要精力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等大城市组织开展“合法运动”上，帮助国民党巩固后方。

新四军东进之后，其主要领导人也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这些在实际工作中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举动不仅不能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反会葬送统一战线，而要消除这些右倾错误的影响也非一日之功，需要从加强党的建设着手，增强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完整准确地理解、坚定灵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壮大新四军和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华中地区在战略上是“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刘少奇有着领导建立、巩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丰富经验，他比较了华北和华中的不同特点，指出“由于华中根据地是在抗战两年后才建立，所以各方面的工作比华北要困难与复杂些，加上这里干部少而弱，部队与根据地还不够强，不够巩固”，“华北的经验不能简单搬用到华中去”。

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人对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在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由于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错过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好时机。

刘少奇到华中后，明确提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的任务，他指出：“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他强调，人民军队要“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要“提高干部的党性，向干部进行党的教育”。除了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也非常重要，刘少奇强调，抗日“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根据地建设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因此，需要培养一批又一批政治上可靠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工作的党员干部。总之，要按照党的性质、宗旨来教育党员、锻造干部、建设党组织，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为抗战胜利夯实基础。

二、加强华中敌后党的建设的举措

在华中工作期间，刘少奇将加强党的建设贯穿工作始终，并注重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撰写了许多党建论著，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多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推动了华中敌后党的建设的顺利开展。

（一）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

刘少奇来到华中以后，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召开了多场座谈会，以了解党员干部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一方面，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重视党性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刘少奇指出，“所谓党性，就是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一切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打算。这个基本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1940年 7月 1日，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9周年大会上，刘少奇作了题为《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党！”他还着重阐述了怎样成为一个好的党员：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第三，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亦即是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他还就党与党员的关系问题指出，党的胜利就是我们一切党员的胜利，“党员只有在党的胜利中才会有自己的胜利。……只有我们大多数党员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提高与增进自己的品质，努力前进，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党”。这个报告在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华中局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经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刘少奇亲自兼任校长，确定办学方针，并经常到党校讲课，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1941年 5月，在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强调，“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绝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策略，学习党性，学习军事，这都是最基本的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决定的作用”。即使后来回到延安，刘少奇仍关心着华中敌后党的建设，指示要“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

另一方面，刘少奇注重用总结华中敌后抗战工作的经验教训教育党员干部，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1939年 12月，在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方向不明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失去原则，没有抗日根据地等。”尽管当时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在皖东有初步的战略展开，但整个华中地区的工作还缺乏积极地大胆地深入敌后的打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来自各方，也各有自己的发展计划：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向北，而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则要求已经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重返江南。如果方向问题不解决，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就无法实现。中共中央在11月致刘少奇的复电中已明确，整个江北的新四军要“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在这次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全面分析敌、我、友情况，对为何要向东发展作出了深入的阐释。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达成一致，明确了新四军发展的方向。

1940年 1月，刘少奇在第二次中原局会议上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指出，华中地区抗战以来有些干部强调“情况特殊”，没有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大胆放手地向敌后发展的指示，丧失了时机。“只强调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是错误的。”他还耐心讲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刘少奇这些明确的思想，加上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解答了干部的思想困惑，统一了中原局以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五支队领导干部的思想，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一些干部“深刻地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不是出路，从而高度团结在中央的路线的周围”，“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以往那种‘寄人篱下’、因屡受挫折而造成的抑郁心情为之一扫”。

1940年春，华中地区国民党顽固势力发动的反共磨擦日益加紧，面对这种严峻局势，首先必须打破错误思想的桎梏，必须针锋相对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坚定了大家反磨擦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皖南事变后，由于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仓促进行，各师的发展很不平衡，全军还没有形成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有些人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当时中央指示在苏北和皖东北的八路军黄克诚部和彭雪枫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有的干部和战士不愿放弃八路军的番号；还有些北方战士有乡土观念，对到南方作战闹情绪。为了统一思想，刘少奇把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了两个星期，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带头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狭隘的家乡观念，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

1941年 5月 15日至 19日，华中局在盐城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题是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会上剖析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外原因。他指出，抗战爆发后，华中党在执行总的路线的过程中犯有原则性错误：没有了解在抗战爆发后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一味强调华中特殊，不敢向敌后发展；在统一战线中不了解保存自己独立性的必要，不善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付各种不同的同盟者，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6月 8日，刘少奇在军分会干部会议上就建军问题指出：“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严重的艰苦的，这个任务要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党的独立领导，是要共产党来实现的。”他还提出“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部队的正规化，加强我们部队党化的程度”的口号，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这些东西是最要紧的了”。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统一了华中地方和部队各级干部的思想，提高了执行中央路线的自觉性，为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造就了有利前提。

（二）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刘少奇在领导华中敌后抗战工作时，教育党员干部坚决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此加强华中敌后党的政治建设。

一方面，坚决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政治权威是一个政党实现政治目标、维护政治地位的基本要件。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时在华中敌后强调政治权威，至关紧要的是坚决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保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华中敌后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刘少奇身体力行，带着这样的认识和使命奔赴华中敌后，加强华中敌后党的政治建设，推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刘少奇来到华中后，利用各种机会在报告、讲话中，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例，广泛宣传毛泽东对党、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通过对党史上的具体事件进行正反两方面比较，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主张和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强调，党的全部发展历史证明，要使革命得到成功，没有正确的领袖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就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刘少奇的谆谆教导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

另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形势变化等制定特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经确定，就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抗战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怎样的呢？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等。

全面抗战初期，华中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对“准备与组织敌人后方和前线的游击战争，敌后乡村中的工作及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认识不足，致使华中地区的抗战工作进展缓慢，主要表现在没有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等。为改变这种局面，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期间，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教育党员干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刘少奇亲自指导华中敌后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党的既定方针政策。根据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原局确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刘少奇强调指出，在发动群众抗日斗争中，要着重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要严格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1939年 12月至1940年 2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如何落实中央制定的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他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央提出的东进指示。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华中敌后抗战打开了新局面。

刘少奇注重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总结，作好谋划。1941年 5月 6日，刘少奇在主持华中局会议时指出，“目前，在华中敌后地区，我们已占优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完成，接着的任务就是巩固华中的问题。发展易，巩固难，华中工作又比华北困难些，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这个重要讲话为华中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高了华中党政军干部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刘少奇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反复强调，在坚持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第一，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军。当时在华中地区，存在着三种力量、三种地区，即日伪力量、国民党力量、共产党力量；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根据地。要坚持持久抗战，就要不断削弱日伪力量，缩小敌占区，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扩大抗日根据地。因此，“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自力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

第二，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在第二次中原局会议上，针对华中地区“没有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创立根据地的思想弱”等问题，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进而筹粮、筹款、收税，不再向人家讨饭吃。第三，要正确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只有敢于坚决进行反磨擦斗争，敢于争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能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创造性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1938年 11月 6日，六届六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在会上作《党规党法的报告》，对由他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三个文件作了说明，其中就蕴含着刘少奇对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皖南事变以后，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并入了中原局，而东南离中原太远，为了加强对新四军与华中地区的领导，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刘少奇继续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由刘少奇兼任书记。

刘少奇领导完善了华中敌后各地党组织系统的工作，健全了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华中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的党的组织系统，为整个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确立了基本框架。

在华中期间，刘少奇发表了一系列报告和文章，比如，1940年 7月 1日所作的题为《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同时刊登在华中的《抗敌报》《前锋报》和《迈进报》上；1941年 7月 2日，他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报告；这一年，他在华中局党校还作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等演讲。这些报告和文章中蕴含的关于组织建设的思想为华中地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刘少奇系统阐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并强调把民主集中制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来到华中后，刘少奇发现，党员干部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全面甚至存在偏差，在贯彻执行中也不到位，许多新成长起来的干部还不懂得怎样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1941年11月，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第二期培训班作题为《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对民主集中制理论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结合的具体形态，反映着党内的组织关系，确定党内领导与被领导（小组长与组员、支部书记与支部中各成员、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中央与全体党员）之间的关系的”，是“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统一的具体形式”。

对于党员如何加强组织上的修养，刘少奇强调，党员“必须依照自己所处的地位来确定对上下、对左右的关系，以达到党内的团结，加强党的战斗力，推动党前进”。报告对普遍提高华中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指导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刘少奇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对党员干部在党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要把工作做好，首先要我们党员好”。随着华中各地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干部缺乏问题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加强华中地区党组织的建设，1939年 2月起，刘少奇在竹沟举办了多种类型的干部和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课，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为开辟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

1940年 10月底，刘少奇到达盐城后，继续着手抓干部教育工作，积极筹办干校和党校。经过短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备，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在盐城办起了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和华中局党校等。1940年 11月，抗大五分校成立，陈毅兼任校长，全校共有学员 1400多人。1941年初，鲁艺华中分院正式成立，刘少奇兼任院长，第一期招收学员 400人。同年春，华中局党校也在盐城正式成立，刘少奇兼任校长，第一期学员 200人左右，在盐城、阜宁办完两期，第三期开学不久即迁往淮南新浦镇继续举办。

在刘少奇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创办的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和华中局党校，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地培训干部作出了榜样，推动了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培训工作的开展，此后在华中各地先后办起了许多各类干部学校。

此外，刘少奇号召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充实干部队伍。1939年 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针对苏北地区文化相对发达、知识分子众多的特点，刘少奇十分注意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建设。他多次指示各根据地，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每月每人薪水最高达二百元。

这些政策吸引了大批文化人聚集苏北，充实了建设根据地的干部队伍。1941年 4月 17日，刘少奇等人专门向新四军各师发电指示：“各政治机关须即审查一次知识分子的军政干部，对于有能力、有特长、思想正确，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工作时间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即大胆提拔。”各根据地、新四军各级干部队伍中知识分子的加入，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加强华中敌后党的建设的理论意义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深入华中敌后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在华中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始终抓住党的建设工作不放松，不仅推动了华中敌后党的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也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第一，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政治方向。在华中工作期间，刘少奇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华中敌后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仅始终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而且在实现政治任务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了政治方向，指引着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正如有的新四军干部所说，少奇同志把中央正确的方针带到了华中，创造性地指导了华中的工作，就像春天降临江淮平原，立即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大发展的景象。1943年 3月，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总结指出，“一般地说，开辟与发展华中敌后工作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斗争以至于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已经打下了基础”。

第二，为彻底肃清王明右倾错误影响提供了理论武器。刘少奇在华中敌后进行的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厘清了错误认识，使广大党员干部认清了王明右倾错误的本质和危害，也认识到了党中央决策的正确，从而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刘少奇总结指出，由于“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彻底纠正了华中党在前一时期的错误路线，我们才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危险，并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提升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就很难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以前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实现转变，重新武装自己，发动群众，应对可能的事变和困难。刘少奇坦言，不具备这些条件，“要克服当时的危险是不可能的，当然更说不上创造华中敌后的新局面了”。

第三，极大地加强了华中敌后干部队伍建设，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应对政治风险的能力。政治素质是党员干部参与政治生活和开展政治活动的必备素质。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提升离不开党组织的长期教育培养，也通过艰苦的甚至残酷的革命实践不断历练。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地处日、伪、顽包围中，其发展壮大极其艰难，其间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甚至发生了皖南事变那样的大事件，如何克服困难、应对风险，考验着华中敌后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的智慧和能力。刘少奇指出：“须要很好地进行学习，提高我们的嗅觉。”刘少奇在华中敌后开展的党建实践使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逐渐具备了在复杂形势下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他们沉着应对，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发展壮大了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

第四，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1939年 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阐述了关于党的建设的许多观点。他指出，党的建设是“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党的建设目标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刘少奇在华中敌后的党建理论与实践包含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等多方面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比如，1938年底，刘少奇在赴中原局就任途中，为豫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讲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深入华中后，他更感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的民主共和国决定的因素”。刘少奇是党内比较早地集中论述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华中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丰富了党的组织建设内涵，夯实了党的组织建设基础。

对党的建设的重视贯穿了刘少奇在华中敌后开展工作的全过程。在为华中局党校授课期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学习状况，他索性搬到党校，和学员在群众家里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据时任华中局党校副校长的温仰春回忆，“那时的党校，没有课堂，没有礼堂，更没有扩音设备。少奇授课时，新搭成的大草棚里坐满了学员，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场子上，场子上也坐得满满的”。华中敌后党的建设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与刘少奇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作者徐剑雄，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