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惠敏021-01-16来源：《满大人的荷包》

赖惠敏 |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导 读

1689年，《尼布楚条约》开启了中俄贸易的大门。晋商成为边贸的先驱，在恰克图开市后，更成为了边境口岸上一支活跃的力量。然而，伴随着清末民初的巨大变革，晋商的边贸事业也随之遭受了打击。

赖惠敏教授的新书《满大人的荷包》便还原了这段历史，本文摘编自著作结论部分，敬请关注。

【文/赖惠敏】

恰克图茶商面临的最大问题来自俄国。

第一，俄商的欠债。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俄商哨克约克儿密害儿未池、噶儿绉克密亥衣万未池、吓尔内个伏衣万以羊更伏木池、迷的儿样伏袜昔利未池、哨达个伏温居利衣万未池等五家欠华商债务达79万卢布，有商号大泉玉、大升玉、独慎玉、兴泰隆、祥发永、壁光发、公合盛、万庆大、公合濬、广全太、复源德、大珍玉、永玉和、兴茂盛、天和兴、锦泰亨、永玉恒、万庆泰等十八家。

其中商民贾济昌将俄商欠债照钞原册送呈外务部。五位俄商欠债共791，181.2卢布，每卢布折银0.7两，约银553，826.8两。根据档案记载五位俄商歇业，借欠常氏大泉玉、大升玉、独慎玉三家商号共416，030.2卢布，占总欠银一半以上，参见表9—1。

1914年5月《申报》记载，大德玉票号在库伦、恰克图、张家口诸联号迭见失败，大势始不能支矣。前此亦经债权之控告，而偿还乏术，终无如何，现已搁浅。常氏另一家账局大美玉也闭歇。

第二，俄国在边境增税问题。宣统元年（1909），俄国将设在吔力固斯坎之税关移设距离恰克图五十余里，增税四、五倍。俄国公使廓索维慈（Korostovetz,I.J.）认为在国境一百里内课税系按照条约，然有十四家商号恳请外务部照商俄政府减轻新税，这些恰克图的大商号为：大升玉、祥发永、中兴和、庆和达、大泉玉、公合全、独慎玉、永玉恒、庆成乾、天和兴、兴泰隆、锦泰亨、恒隆光、锦泉涌。

凡丝茶杂货以及食用调料无不加税，以红茶、曲绸两样税最重。红茶每箱价值二十余两，抽税五十余两。曲绸每匹价值不过五六两，抽税需十六七两，恰克图之货物堆积如山不能销售，“至于大库伦近年新设税局恰有分卡，华商过往之货，随意估价值百抽五。间有抽至八九成者，而洋商之货置而不问，以致库伦之土产牛、羊、马匹、生皮、生麝、蘑菇等物洋商用江汉三联单，一网打尽，利权又为洋商所夺矣”。

1910年经由恰克图运入的俄国货物约值1，847，373卢布，以各色喀喇羊绒、布匹、香牛皮、烟糖及各种面粉为主。此外，各有俄国纸币200万卢布流通于此。其中华商自俄国输入的货物有37万卢布为喀喇洋绒、布匹、糖7.5万卢布，火柴10.2万卢布。华商则以红茶、砖茶、曲丝绸、膻羊皮等兑买俄国。

第三，清末华商大量购买卢布造成莫大损失。俄国于1897年实行金本位，使得对白银需求减少，导致金贵银贱的趋势。当时每两黄金换34两白银，到1909年可换40两。卢布或称羌帖、俄金币等，每卢布可兑换白银5.8钱，后来可兑换8钱有余。恰克图的巨商挟资，纷纷群集，买了大量的俄金币。卢布与银两兑换有利可图，卢布后来也成为“商品”之一。

据《新金卢布之前途》载，俄国官家统计，1914年1月，俄国国内流通货币之种类及数量如表9—2所示。

1914年7月27日，俄政府因欧战将作下令停止兑换，并增加国家银行信用发行之额，于是金币不复流通，而纸币之发行乃随战费之膨胀逐年增巨。计自开战时起至革命时止，每年发行纸币之量如表9—3。

《卢布赔偿问题》提到，俄帝俄政府所发行的称为罗曼诺夫票，俗称老票，亦名旧帖，印刷纸张均极精美。共有八种：计五百卢布、一百卢布、五十卢布、二十五卢布、十卢布、五卢布、三卢布、一卢布。流通额在欧战以前为16，403百万，当时以金本位，每卢布约值大洋1.2圆。

1917年成立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发行纸币称克伦斯基票，俗称新票，亦有称绿票或大帖。克伦斯基票分一千卢布、二百五十卢布等。在票面上注明每卢布等于金卢布的十五分之一。

1917年11月7日，苏俄政府继承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后，开始滥发纸币，发行的新币称为乞立温尼兹币，将历来所发行的各项纸币一概废止。

1918年每金卢布等于100纸卢布，1919年每金卢布等于1，156纸卢布，1920年每金卢布等于9，713纸卢布，1921年每金卢布等于97，016纸卢布，1922年每金卢布等于3，182，571纸卢布，1923年每金卢布等于20，000，000纸卢布。

在中国北京和哈尔滨两地，自1913—1920年卢布和洋圆兑换的变化，如图9—1。

库伦的西帮多数在天津各银号购买俄钞，如德瑞银号、利和银号、志通银号、永康银号、祥顺兴、永益银号、鸿记、爵丰银号、永益银号、慎源银号，另有张家口福成德银号。表9—4中16家原本在库伦、恰克图的商号，在中俄北京条约后，有6家往莫斯科，3家在比史坎、1家在上乌金斯克设分号。

16家商号，其中公合元、天和兴、永盛合三号共原存俄钞计1，120，000元，合成现洋共1，358，714元，尽数被抢损失无存。其余商号十三家共原存俄钞4，242，000元，合成现洋共5，206，128.5元，此十三家售出俄钞共4，237，000元，因俄钞贬值，仅得到现洋515，592元。

第四，蒙古独立所造成商民的重大损失。1912年蒙古第一次独立，北洋政府派官员陈箓担任库伦，并有兵丁驻守。孟矩（1885—？）原来担任乌里雅苏台都护副使，1921年赴库伦，遭逢俄国白军攻打库伦，写下商民的悲惨状况。

1921年2月1日拂晓，俄国白军二次开始攻击东营子，大炮轰声不断。3日上午约四时许，东营子溃陷，陈毅镇抚使乘汽车先行，地方更无主张，大起骚乱矣。是时炮声震天，兵民狂奔，使署秩序万难维持。八时许，孟矩只身逃匿日本吉田医院，旋与库伦商会会长沈昆同避居于日商三井洋行。

此时俄蒙军队志在复仇，一遇中国官商兵民即行开枪，孟矩的仆人赵印勋亦为蒙俄枪毙。新扎海（新商场、市场）及南扎海各处火亦大起，库伦行见灰烬。5日晚间逐商之商会长，惟有以商会名义，请求俄蒙两方出为保护，可稍遏乱势。商会会长等遂面见俄将军巴伦翁格尔那允许保商，然抢劫杀人之事时有所闻，2月17日商人被俄人胁迫，勉为开市。

1921年3月初间，恰克图因俄人进逼，陈毅镇抚使复乘汽车北行，路邦道民政员与俄人协议保商，讵料俄人丧心病狂，买卖城全付一炬，数百年经营之商务、商民数万万之财产同归于尽，至堪扼腕。

3月下旬，由恰克图败退之我军，原拟绕过库伦，迤西遄归内地，行至乌郎哈达，即遇俄蒙军队截堵，战颇得力，不意侦探被俄人拘获，泄漏军情，巴伦（龙）竟以单骑闯入我营，亲来说降。而我兵欲战不战，欲降不降，以致四分五散，其随从避难商民数尚逾万，多数毙于俄蒙军队之手，其幸未死之商民，或冻毁肢体，或刃伤筋骨，由俄蒙驱回库伦，前后数起，情形至可惨痛。

5月22日，巴伦（龙）带兵征恰，起行军队一律开拨。6月18日，听说白军军败，至7月3日消息确定，留在库伦的白军黑夜潜逃。蒙古方面已暗与红军有联络，华商尚幸无大损害。

总之，白军在库伦的俄人势力颇大，蒙古惟有服从。蒙古设置五部衙门皆有俄官监视，另设俄国市政官管理中俄商民，中国、边业两家银行的动产全被俄人收没，并指北通达店收存革命货物，抄没财产约有四十余万，其他商店亦有被抄没者。

祁县乔氏著名的票号大德通、大德恒在库伦地区没设立分号，但乔氏的复盛公在恰克图财产损失共49，150洋圆，汇兑买卖损失187万两。可知乔氏亦以账局、汇兑为大宗。在西库伦的北京商号，属于外馆杂货行。损失大洋1，863，543元、银209，893两、卢布2，680，360元。

原先在库伦资本较雄厚的通和号、福来号、协和公、隆和玉、人和厚、隆兴和、隆聚和等，都损失比较惨重，其中通和堂损失俄钞50万卢布，隆兴和、隆聚和两家损失也将近五十万元。人和厚与长兴厚的股东都是徐彦臣，长兴厚购买俄钞176，000元，售时跌落价剩21，371洋元，又在库伦损失财物银35，736.27两。

苏俄培植蒙古的青年党势力，仇视华商，不仅扰及商业并将危及生命。青年党专擅政权压迫各部王公将与华商历来交易之账簿单据，一律搜出销毁，并经公布断绝往来。专与所立之协和公司交易，则中蒙数百年之商务将至此断绝渊源。华商每年入蒙之货以烟茶布匹各项为大宗，俄蒙非法取税数多于本，甚且稍有理论全数充公。

第五，蒙古的增税。马鹤天在外蒙各地考察时，许多汉商向他诉说蒙古政府的压迫情形。外蒙当局积极整理财政，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节省支出，民国十五年收入不过八百余万元，民国十六年即增至一千万元，各种税目如下。

（一）关税

外蒙自脱离中国后，关税自主，凡出入货物，按库伦价值，由税关人员估价，普通货物值百抽六，烟酒加倍。且估价时按国民的需要，分别抵制。如为蒙人需要的物品，估价低，抽税少；如认为消耗奢侈品，便估价极高，尤其对于汉商的货物，任意估计。

（二）财产累进税

外蒙财产，仅有驼马牛羊的畜牧，所谓问其富，数畜以对，所以他的财产税，便是驼马牛羊税。但以牛为标准，马与牛同，每羊七头抵一牛，每一驼抵二牛，其税率如表9—5。

此种财产税，固多为蒙人负担。然汉商在外蒙各地买卖，大半不用金钱，即以货物换驼马牛羊，于是亦负担财产税。因数不符，每受重罚，或发生许多争执。又有兽疫税局，用俄人为医生，据说系预防并医治畜牲的病，每牛生后，必施预防医治一次，纳税十元，此外凡驼马牛羊出口入口经过时，一律纳检查税，骆驼每头二元五角，牛马各一元五角，羊二角五分，违者重罚。是汉商所有驼马牛羊，连上数次税，且多受重罚。

（三）人口税及职业捐

人口税是专对外国人征收的，也可说是专对汉人征收的。因在外蒙的外国人，只有俄人和汉人，俄人比汉人，不过百分之一。从前外蒙有中国官吏，汉商极其自由，现在被视为外国人，特别征收重税，以冀汉商日减。其税共分两种：一是领票税，即汉人在外蒙者，须领一证票，每年每人十二元；一是验照税，商界每人每年五元，工界一元，政界二元，因每年每人须纳十数元的人口税，故汉商贫苦者异常困难。

又有职业捐，对商工界征收，然实际也可说是专为汉人征收。因外蒙古商工业，除少数俄人外几全为汉人。其商界税率，又随着阶级而不同。掌柜每年每人十二元，坐柜六元，学徒二元，工界每年每人十二元。又挑贩商每年每人亦须纳五元职业捐，如是每年每人需数十元税。又有入境护照及领票验票的手续麻烦，并无照无票者，一律驱逐，汉人自日日减少。

（四）营业捐及印花税

营业捐共分八等，如表9—6。

苛捐杂税关于商工业者有如表9—7。

这两种捐，直接、间接地也是汉人负担。因此两种捐，实际限于都市，凡经营都市马车等多汉人，瓦房也大半是汉人居住。

最后笔者想以大盛魁为例，说明利用档案和口述资料所得到不同结果。许多论文讲大盛魁商号说他们茶叶行销俄罗斯、蒙古。大玉川、三玉川、巨盛川为大盛魁投资。俄国政体改革后，商号纷纷倒闭，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务档所呈现的商人损失不仅是以上城市，连山西商人的本籍包括汾阳县、太谷县、孝义县、祁县、平遥县等都损失惨重。

再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贩售茶叶的商号在本籍所在地的损失较多，譬如大玉川在祁县损失二十万洋圆，恰克图损失约三万洋圆。本书探讨大盛魁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蒙古各旗的贸易兴盛，至于跟俄罗斯的贸易并没有出现大盛魁的字号。

大盛魁的口述都说是经理段履庄（敬斋）太挥霍、开办绥远电灯公司亏损等等。安承武是段敬斋担任总号经理时的副经理，他说：“要不是段敬斋办电灯公司，大盛魁不至于彻底完蛋。”段子峰口述说大盛魁最兴盛约有三十年，从光绪二十几年到民国十年，它的铺底银有1，280万两。就是外蒙不通，它本身连小号也有500万两。大盛魁失败的原因之一：“段敬斋贪头太大，没把小号的生意掌握好，开办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前后赔款六十万块银洋。周转不零，把小号戳倒了。”

又段履庄简介说民国十年（1921）大盛魁联股承办绥远电灯公司，翌年因搬迁停业。民国十三年开工，次年发电，不久以机器故障停业。他仍雄心不已，亲自主持复业，改为绥远塞北第一电灯公司。大盛魁因此耗资七十余万两。

根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绥远电灯公司的档案，段敬斋呈称，在绥远电灯公司之前有沈文炳创办归绥电灯公司，又荣耀宸创办归绥地方电灯公司，又陈华、庄乐峰等于民国十年间先后呈请交通部备案。彼时同一地点立同等营业，互相争执。嗣经交通部咨请绥远督统署转令实业厅、绥远道、警察厅会同查复。复经绥远商会双方调停决定，统由段商敬斋援照沈文炳原案，接续承办。初次改为绥远地方电灯公司，其股东商号大盛魁暨各支号认股垫资最巨。

自民国十一年开办以来，因电机不良发生障碍，时开时停，迨至十五年五月间，电机损坏，无力供给，遂宣告停业。迨后二次又延聘工程师王梦龄购置瑞士国卜郎比厂特尔宾电机及英国拨伯葛锅炉等，全部改定名称为塞北电灯公司。于十八年四月间另行择地兴工建筑，至十一月间竣工。

讵商号大盛魁暨各支号，因外蒙商号不通，致受重大损失、经济困难、周转不零、无力兼营此业，宣告退出。为维持电业起见，纠合官绅商在绥远省政府迭开联席会议，经众一致决议，接收办法。兹定名西绥远电灯公司。已将股本金额收足326，700元，计3，267股。发起人有大盛魁、段敬斋、冯子和、仇砚田、郭并卿、陈镜堂、王赞廷、樊弼予、石子璋、平市官银局、阎静亭、王梦龄、武荩卿。绥远电灯公司每股100元，共有147户，1，804权。大盛魁认100股等，二十三年一月一日续缴19股。支号裕盛厚入9股900元。段敬斋本人认7股，另三晋堂、九如堂各认1股。两堂是段敬斋堂名，而股东代表人义合源或许也是段敬斋的商号。绥远电灯公司最大股东为绥远平市官钱总局，认股304股。

大盛魁首次办绥远地方电灯公司股份多少并不清楚，而到民国二十年官绅商联合重组绥远电灯公司，股本才32万多，大盛魁办之前办的电灯公司如何能亏损70余万两？这数字和大盛魁铺底银1，280万两来说，差距颇大。蒙古独立，大盛魁丧失一百五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商贸据点才是其衰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