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解释

张可亮 · 2021-01-16 · 来源：文化政治经济学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年的顽强抗争和百年探索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重构了中华文明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并且毛泽东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构中华文明的理念价值，以期实现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完美契合。

原文 2020-12-26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27周年，早晨朋友圈都在转发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感觉这些年纪念的文章多了，转发的人也多了…

这些年所从事的行业有些沉沦，自己的言语中也有些消极。沉沦的时候就读书，就会把沉沦变成沉淀，读书读多了，难免想要表达，这几年断断续续的在读，在写。所有的阅读，都可以在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个框架下找到位置，也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以表达。

史料读的越多，越感觉到毛主席的伟大，越感觉到我们党的伟大。今天趁毛主席诞辰，把正在写的书中关于毛主席的一段发出来，以纪念我们的伟人，表达自己的缅怀之情。

新中国成立，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既是中国人民反对国内清王朝封建主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我们要创建的新中国，既不能走封建的道路也不会走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两大巨头之一，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苏联靠的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这套政治经济体制，这在当时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的社会实践，理所当然的成为我们学习参照的榜样。

除此之外，二战之后，全球迅速分化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政治敌视、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此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师，结合中国实际，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设计上，我们以马列为指导、以苏联为榜样，但是更多的还是依据共产党所掌握的中国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了，但是我们接手的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须依据新成立的政权，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重建，由此中华文明的重构由探索进入了实施的新时期。

01

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参照苏联模式对我们的国家政治组织层面进行了重构，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沿用这套政治组织构架，沿用这套社会制度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迅速的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国家治理机制，从中央政府到最基层的村庄、厂矿企业等单位都建立起了完备的党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皇权不下县”，依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的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实现党和国家与广大农民紧密相连的组织建制。”比如在农村，通过土地革命，打碎了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完成了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明清以后，代表中央政府权力的皇权只能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交给地方乡绅、地主和宗族进行统治。北洋政府期间，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民国时期的县以下委托式治理更为彻底，税收未能建立全国统一的体系，只能采取包税制，即由地方乡绅或豪强承包税收。

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常被忽视，但是如果我们对比来看，就会明白政治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政令只能贯彻到一定层级，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的管理，基础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础的权力要远大于政府。[1]

02

经济制度——区别于苏联的延安道路

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背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几乎被大大小小的战争摧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满目疮痍。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进行统筹安排。所以在经济层面，我们经过过渡期之后，进行了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的三大改造，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研发体系。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到1978年，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9%。可以说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经济奇迹。

这些科研、经济建设的成就是怎么来的呢?目前普遍的说法都认为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仿照苏联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这些成就。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即反对本本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我党在革命时期就懂得将马列原理跟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依然保持了这一优良作风。我们虽然学习苏联，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有所了解。所以实际上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我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1955年底，毛主席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1956年2月后，毛主席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主席集中概括出来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甘阳也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中引用美国学者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的研究和著作，提出了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中国走的并非是苏联模式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结构，在“地方分权化”基础上，延续了中共依靠地方依靠群众的“延安道路”。

甘阳在文中介绍了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2]。

不光在宏观领域，在微观领域，在厂矿车间的管理上，毛泽东都注意到了以苏为鉴，在不断总结探索自己的经验，标志性事件就是用《鞍钢宪法》来替代苏联的《马钢宪法》。

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究竟建立什么样的企业管理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并不是十分清楚的。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工业发展中，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即“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这种管理制度尽管有一些合理因素，但它毕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资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对于已经建立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管理绝对不可能照搬和借鉴过来。五六十年代的原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套企业管理制度即“马钢宪法”。这个“宪法”就是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因为建国初期，我们没有现成的企业管理制度，当时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也包括学习苏联的“马钢宪法”。作为新中国较大规模的的大型国营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也曾在许多方面照搬了“马钢宪法”。鞍钢老一辈工人阶级代表、劳动模范孟泰和王崇伦等工人同志不仅在生产劳动中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实践中摸索出来一套工作方法和操作技术，即著名的“孟泰工作法”。同时他们还带领更多的工友对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了60多项重大技术革新。所有这些都体现出鞍钢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爱国精神、钻研精神、苦干实干精神、主人翁精神和团结精神等等。当时的中共鞍山市委及鞍钢总经理、总工程师的马宾同志(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在实践中既发现了“马钢宪法”的缺陷，也发现了孟泰、王崇伦等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作风及管理方法。鞍钢市委和鞍钢领导在管理鞍山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典型的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延续党在民主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的优良作风，走与群众运动和专家相结合的道路，带领群众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努力探索和总结基层领导和工人群众创造的管理经验，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于是就把其系统总结为《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并以鞍山市委的名义于1960年3月11日上报辽宁省委转中共中央。毛主席3月22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是就写了重要批语，并把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命名为“鞍钢宪法”。[3]

《鞍钢宪法》的内涵包括以下五条核心内容：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所以我们看到，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新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厂矿车间的管理体制都没有唯苏联马首是瞻，都在深入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当然也是艰辛的探索。

虽然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要“以苏为鉴”，并在不但探索总结自己的经验，但是苏式科层等级制度中伴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很快嫁接了从井冈山“红色割据”时期延续下来的“山头主义”，形成了“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沉疴[4]，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滋生，这也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和沉思。

政府以及企业当中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在哪里?是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问题么?应该说建国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发挥地方积极性讲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的经济体制是匹配的，也跟我们当年一穷二白的实际状况是匹配的，在那种情况下，在工业领域，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才能完成一些重点项目。在农村，经年累月的战争已经牺牲了太多的青壮年，如果在当时分田单干，搞包田到户，将农户直接推向市场，很多家庭根本没有生存能力。所以必须实行集体合作化，才能够确保因战争失去劳动力的家庭和一些老弱病残的家庭有生产能力和生存希望。

如果政治和经济制度本身没问题，二者之间的匹配也没问题，那问题是不是出在思想文化领域?

03

思想文化领域——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百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世界风云激荡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屈辱与抗争的一百年，而所有的这些矛盾冲突，都会反映在思想领域，也都会引发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彼时的中国是各种势力演变、交会的战场，也是各种思想产生、交汇的战场，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思潮，既有清王朝的封建思想，又有西方列强的资产阶级思想，既有北洋军阀地方官僚的割据思想，又有依托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甚至还有汪伪政权的卖国投敌思想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用政治制度保证了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实施、改造，地主、官僚作为阶级被消灭了，可是封建思想和官僚思想不会立刻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劳动人民的小农意识也不会立刻消失。

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主义在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历史，影响着中国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封建主义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如何区分封建思想当中的精华和糟粕，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个十分艰巨且复杂的任务。这一点上，人们群众没有这个自觉性。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相比于东亚的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现实优势。当年的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以西方为师，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误以为现代化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余英时在1984年 9 月 1 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

“五四”的知识分子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把西方的历史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了。他们对儒教的攻击即在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近代西方人对中古教会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俗世化”所必经的途径。但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教会的传统，纵使我们勉强把六朝隋唐的佛教比附于西方中古的基督教，那么禅宗和宋明理学也早已完成了“俗世化”的运动。中国的古典研究从来未曾中断，自然不需要什么“文艺复兴”，中国并无信仰与理性的对峙，更不是理性长期处在信仰压抑之下的局面，因此“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没有着落的。[5]

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现代社会的模板，西方资产阶级所宣言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这就更不用说在建国之初，在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可度、亲和度会有多大了。

此外，由于共产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新生事物，1949年后成立的新中国是新生政权，如何在中国的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建立了新政权。但是大部分的干部和士兵靠的是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对于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所以这些人头脑中笼统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面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时候，容易产生迷茫、发生动摇。

比如说官僚主义。很多党政军干部当中可能很多就一直持有官本位的思想，只不过战争时期不明显，条件也不允许。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领导干部之后，一方面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心态发生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比国民党更加官僚，更加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比如说小农思想。中国的主体是农民，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着深厚的家庭观念和族群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到：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

从这些事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私人关系圈层关系的思想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的。虽然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政治制度人与人的关系也得到重建，但是民众的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传统社会，封建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正是基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基于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不断探索和思考，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角度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做了客观的总结，毫不回避问题，承认它的不完善和不巩固。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的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紧接着，毛泽东指出：“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6]

毛泽东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高度准确的把握了建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深刻的揭示了问题所在。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确立但是还很不完善，需要继续探索完善；另一方面我们的上层建筑即建国以后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这就是说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是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也是相适应的，这是主流，但是也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矛盾的。这就必须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批判，否则也将影响和阻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思想工作和整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整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基于这一科学判断，要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造干部和民众的思想，和过去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弘扬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才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相衔接，才能更好的发挥干部的引领作用，让“官员”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公仆，才能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匹配，让老百姓成为主人，才能更好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主席在1963年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弘扬雷锋同志所说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党中央在1964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都是基于这一认识和思想。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要求各地从四个方面学大寨：一要学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二要学敢于藐视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优良作风；三要学以整体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四要学永远向前、并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如下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奋战，位于东北松辽盆地的大庆油田完成探明和建设，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使大庆成为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得到全国工业交通战线的崇敬和学习。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其他部门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同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指出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

毛主席和党中央树立“雷锋精神”、“大寨精神”和“大庆精神”，弘扬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用来抵制官僚主义和小农意识，以期重塑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发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奉献精神。

于此同时，二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就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且此认识被当时东西方阵营的领导人所接纳。在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即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中整整十天，闭关思索。在这期间，毛主席做的一首七律，颇说明他这时思绪：“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十天后，1966年6月26日毛主席在滴水洞召集湖南省、地、县三级干部开会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壮语：“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7]大家都认为，此后的10年文革就是毛泽东领导的新“长征”。

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王力反思录》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但是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是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儿，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推进，毛主席凭借着个人的威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孔斗私，让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希望从文化层面，理念价值观层面进行改造，使之与新建立的规范价值(政治制度)和实用价值(经济基础)相适用。毛泽东因为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人民心中有着巨大的威望，人民愿意追随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去建设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

建国70周年，大型文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毛泽东的文革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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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生前事，何记身后评

中国的儒家传统在文革的过程中，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和破坏，其影响程度远远大于20世纪初那场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是思想领域的观点争锋，并未深入到社会大众的生活实践层面，而60年代的那场文化革命，则是通过政权统一推动，全国人民集体参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全方位的批判，这不光是对全体国民的思想洗礼，这些思想上的改变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日常行动当中，很多人开始自觉自发的抵制私的一面，发扬公的一面。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年的顽强抗争和百年探索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重构了中华文明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并且毛泽东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构中华文明的理念价值，以期实现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完美契合。但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他想要带领人民进行的新长征，也随即戛然而止，中国自此进入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

[1]萧武：《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中信出版社，第7页

[2]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17第六期

[3]郝贵生：《“鞍钢宪法”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复兴网，2020年3月

[4]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

[5]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年9月1日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