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霖 · 2021-01-18 · 来源：保马

建国后为了促进新的通俗文艺作品在全社会普及，除了壮大作家队伍与增加案头作品，还需要依靠组织起来的艺人与党的宣传机关的协助。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在城市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艺人的组织与改造和传播渠道开辟来展开。

原编者按

建国后为了促进新的通俗文艺作品在全社会普及，除了壮大作家队伍与增加案头作品，还需要依靠组织起来的艺人与党的宣传机关的协助。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在城市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艺人的组织与改造和传播渠道开辟来展开。党的文化干部对北平进步艺人的有组织改造，从成立“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这样的全国性组织，使民间艺人组织化，到随后的开设讲习班，对艺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艺人们的思想得到提升，革新旧曲艺，发展新文艺。在传播渠道领域，开设了电台广播，成立大众游艺社，将演出进一步面向大众;在燕京大学开设民间文艺课，使通俗曲艺进入洋课堂，促进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学术化过程；改造旧通俗读物的出版与流通渠道，使旧的通俗读物出版市场为新文艺所用。

本文节选自《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三章第三节。感谢张霖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封面图片 | 1951年12月，在老舍（右）家中，老舍与作家王亚平（中）、赵树理（左）正在讨论通俗文艺的写作方法。新华社记者 盛继润 摄

建国后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城市传播渠道的开辟

文 | 张霖

作家队伍形成之后，虽然有了创作，但这仍然是案头的作品，行之不广。为了能够将新的通俗文艺作品向全社会普及，这就必须依靠组织起来的艺人、依靠党的宣传机构的协助。因而，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在城市中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艺人的组织和改造

1949年，由于社会制度的突然转变，戏曲、曲艺舞台一度出现了比较混乱的情形。特别是在天桥摆地摊演出和在茶园、小戏棚子里的演出，“往往外面贴的是一本正经的节目广告，里面却在兜售黄色下流的玩意儿。有时候新文艺干部一来，即慌忙改唱‘东方红’。也有的艺人，如吹鼓手之类，竟然在死人出殡的仪仗里，吹起了《解放区的天》等曲子。”还有的相声艺人积极地到工厂演出传统段子《俏皮话》，但是因为经常出现“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我的儿子”、“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我的孙子”之类比较庸俗、低级趣味的语言，工人们反应很冷淡，演出没有结束，就被工厂的领导‘请’出了。[1]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大多数艺人们虽然不拒绝或反对新社会，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以后，文化干部、知识分子和北平的进步艺人始携手对北京的市民通俗文艺进行改造。他们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将天桥的民间艺人组织化。首先，在1949年7月22日成立了艺人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周扬、赵树理、王尊三、王亚平、连阔如、毕革飞、曹宝禄等人，设立编辑出版部、搜集研究部、辅导部、组织联络部、福利部等部门，并通过了《筹备缘起》和《章程》。

随后，面向艺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迅速展开。主要开办了以下几次较大规模的艺人讲习班：

(1)“北平市戏曲艺人讲习班”。

这个讲习班的举办是由北京的曲艺艺人主动提议的。在他们的要求下，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旧剧处与北平市文艺工作委员会旧剧科在1949年8月和12月举办了两次“北平市戏曲艺人讲习班”，参加者有二千余人。学员分为京剧、评剧、曲艺(包括杂技)三个组，学制八周，每周三次，每次二小时，周一、周三讲课，周五为名家报告。欧阳予倩、田汉、洪深、赵树理、阿甲、马少波、王亚平、张梦庚、李伯钊、王颉竹等都曾来此讲座，内容包括革命人生观、政治修养、旧剧改革等问题。讲习班的主要课程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戏曲改革政策等。为了能够让艺人们易于接受，一般都是首先讲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社会地位，引导他们改变人生观，树立人民当家的观念;然后，再结合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讲阶级观点，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最后，谈业务改造问题，从具体的戏联系到如何改编与创作，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授课方式分为集体授课和分组讨论，以及出课堂活动墙报，交流心得，通过艺人教艺人，如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则统一解释。

(2)“北京市盲艺人讲习班”。

北京还有一些失明的艺人，他们地位比较低下，主要靠走街串巷的算命、唱吉祥话为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为了给这部分艺人找到出路，在老舍倡议下，1950年12月“北京市盲艺人讲习班”成立。该讲习班开办两次，共收学员近二百六十余名，讲授《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等政治理论课和民间音乐等业务理论课。[2]

对北京的曲艺界来说，这样大规模的政治学习和专业培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是闻所未闻的。艺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热情来学习，有的是希望尽快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有的则是抱着混毕业证书，好重新搭班子唱戏的目的而来。经过学习和讨论，艺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步得到统一。过去，艺人们认为是因为自己“命中注定”、“生下来就命不好”才会卖艺，才会受人欺压，“通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大家的思想认识提高了，认识到过去不是命不好，是官僚资产阶级压迫我们，不让我们好。过去是低人一等，给阔佬、太太、小姐、少爷们唱，供他们开心取乐的；今天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大家一致感到有前途光明、有奔头。”[3]著名京剧艺人裘盛荣说：“经旧剧科诸位同志的苦心教导，知道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应改造自己过去的糊涂观念。……我们本身应更随时警觉努力，前进再前进，改革国剧。”[4]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则表示，“改造后的旧艺人有了政治头脑，都不愿唱旧戏曲。……愿唱反封建的、反迷信、反官僚的、反帝国主义等等的新戏曲”。[5]

不少艺人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著名京剧艺人李少春在参加讲习班的学习心得中写道：“听了欧阳(予倩)先生讲的《旧剧改革问题》，我彻底的明白了将来旧剧应走的路线。……尤其讲到‘群众观点’对于我们演剧的同志们，进一步的给了一个重大的启示，我感到我们舞台工作者，衣食于群众，拿出来的东西，必须注意有利于群众的行动。违反群众与不利于群众的作品，应当彻底毁灭，加紧的创造出新的有益于群众的东西来。”[6]著名单弦艺人曹宝禄回忆，“我记得有一次，欧阳予倩先生给我们讲京剧应该怎样才能和时代发展结合时，他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一句话：‘以前是爱好他们，而侮辱他们;如今我们要爱好他们，就要尊重他们。’我们听了以后，都情不自禁地哭了，立刻就把这两句话记在笔记本上。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我们艺人也受人尊重了!我们艺人也受人尊重了!直到今天还铭记在心。”[7]

在讲习班之后，艺人们回到原来的班子演出，在文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也都纷纷积极行动起来，革新旧曲艺，发展新文艺。1949年底，曹宝禄、连阔如、关德俊等说书艺人组织了“群英社”;1950年1月，相声艺人孙玉奎、侯宝林(也是大众文艺创研会成员)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市相声改进小组”;1951年3月，成立“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9月，盲艺人讲习班结业后，即成立首都盲艺人曲艺实验工作队等组织。

二、传播渠道的开辟

事实上，单纯的理论教育对艺人的影响是有限的，像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改造韩起祥一样，归根结底，需要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真正有效的改造艺人的方法是让他们加入到新文艺的传播工作中来，让他们尽快公开演出新唱词、新戏曲，而且，也只有通过他们的表演，新文艺才能够在城市中得到传播。

01电台广播和大众游艺社的开辟：面向大众的演出

北平解放后，设立在北平的新华电台主动与艺人联系，成立了广播小组，请他们在电台公开表演新曲艺节目。从1949年9月1日起，每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开始，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播送一段新曲艺节目。最初，参加的人只有十几个，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个。为了保证艺人的热情，电台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广播电台每月拨出九百斤小米，每演唱一次，艺人可得到三十斤小米。在这样的经济保障下，艺人学习、演出新曲艺的热情的确有所提高。[8]1950年3月，又增加了午间的新曲艺广播时间，在“工人时间”栏目中加了半小时的曲艺节目。但是，这样的规模，对大多数艺人来说仍然无法支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大量的新曲艺节目也无法获得充分的表演时间。而且，收听电台广播，主要是工人、干部在工厂和单位中可以享受的娱乐，在普通市民的生活中还不普及。因此，新文艺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于是，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倡议下，由曲改会市文委第二民教馆、曲艺公会商定，开辟一个演唱新词的阵地。在1949年9月29日的会议中，决定在前门箭楼开辟“大众游艺社”，推举连阔如、曹宝禄任正、副社长，并以“只唱新词，树立新作风”为演出原则。艺人演出的新词主要由大众文艺创研会提供。所谓新作风，包括多方面的改革，比如打倒明星制，演员作风要朴素，演唱要认真，去掉旧游艺场所的一切陋习，民主评定演员待遇等等。

在大众游艺社开幕前，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10月15日的成立大会上就先招待本会的会员、演员表演了《百鸟朝凤》、《打黄狼》、《考神婆》、《侯昭银杀敌救女》、《解放军横过小西天》等新曲艺节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了扩大影响，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游艺社成立的消息。[9]

为了筹备大众游艺社的开幕，许多演职员都亲自参加劳动，主动出钱出力。根据沈彭年回忆，“大众游艺社的开幕很不容易，靠了热心的演职员们，东挪西借来的一点钱，草草的修建和布置了一下，前台主任全国华和侯一尘，都参加劳动：挂幕布，抬锅炉，侯一尘把自己家里的台灯和铜盆都拿来公用，演职员都有信心，有的说：‘只要赚得出来车钱就唱’，有的说：‘赚不出来车钱走着也来唱。’”[10]

但是，新曲艺并不是因为艺人有信心就能迅速推广的。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果然连车钱都卖不出来。大众游艺社虽然设立在前门闹市区，每天日夜两场，有二三十个艺人演出，其中不乏名角儿。但是，新词起初并不特别吸引观众，每场只卖到十几个、几十个座，观众往往没有演员多。直到11月6日，第一次卖了一个满座。终于鼓舞了士气。但是，群众对新曲艺的接受才是刚刚开始，需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受众范围。

02．燕京大学的民间文艺课：面向知识分子的演出

为了能够让改造了的通俗文艺在北京生根，为改造通俗文艺培养理论研究人才，赵树理决定把天桥的艺术送到知识分子中去，唱到高等学府里去。1951年秋季，赵树理与燕京大学教授林庚共同协作，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开了一门民间文艺课，两周一次，每周两小时，讲授内容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艺，如相声、大鼓、牌子曲、甚至还有被民间蔑称为“蹦蹦戏”的评戏等曲艺形式，计划每次介绍一种民间文艺体裁的历史沿革和艺术特色。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这门课受到了燕京大学高级知识分子们非常热烈地欢迎。

这门课程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它的讲授方式不同以往，不是由教授在讲台上授课，而是采取专家讲课和著名演员现场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在燕京大学的音乐系礼堂里讲演和表演的有作家赵树理、说山东评书的连阔如讲、说山东快书的高元钧、唱京韵大鼓的良小楼、唱评戏的新凤霞、唱奉调大鼓的魏喜奎、说相声的孙玉奎，以及表演旗人曲艺八角鼓的顾荣甫和尹福来等等。[11]这种新鲜的讲、演方式吸引了不少燕京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前来观看。据上过这门课的燕京大学学生潘俊桐回忆，上课地点原定在睿楼，后来转移到音乐系小礼堂，因为那里可以自由加座，也便于说唱。可容纳一百多人的礼堂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者只有在后边站着，或者靠在门外，在听课的学生中还包括不少讲师和助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新凤霞的评戏《刘巧儿》和连阔如的山东评书《潘金莲》，称新凤霞歌喉婉转，“听后大有绕梁三日之叹”;而连阔如声音宏亮，模仿人物惟妙惟肖，百多名听众“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12]

正如参与这一课程组织的大众文艺创研会成员沈彭年所说，《刘巧儿》等等新曲艺都闯进了洋学堂。这一“闯进”，对通俗文艺改造运动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燕京大学是著名的教会大学，有深厚的西学传统。能够将民间曲艺形式和新文艺作品介绍到这样的高等学府中，通过研究性的讲授，使高级知识分子对之有所接触，让他们参与到民间曲艺的研究工作中来，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学术化过程。另一方面，也正是以这一课程为契机，民间文学研究开始带有某种政治色彩，它以工农兵文艺这种政治化了的文艺形态进入大学课堂，从而逐步将建国后的民间文学研究由人类学、民俗学的纯学术道路，引向了为工农兵的服务的政治路径。

03．宝文堂：新通俗读物的出版

除了对旧小说家和旧艺人的改造外，建国初年，还特别注意对旧通俗读物的出版和流通渠道的改造。因为通俗读物是普通市民阅读最多的书籍。特别是唱本和连环画(又称“小人书”)是最受下层民众欢迎的文学读物。因此，为了夺取这个重要的通俗文学阵地，《文艺报》曾多次讨论相关问题：1949年10月10日，《文艺报》在“工作通讯”中批评上海的《白毛女》连环画出版比较混乱的问题；王亚平相继在11月10日的《大众文艺工作的推进》一文中也谈到占领北京的通俗读物市场的重要性；11月25日，又发表署名耕耘的短论，讨论《连环画的改造问题》；1950年5月10日，《文艺报》又以较大篇幅组织了一组文章，专门介绍北京的通俗读物市场改造。[13]

文化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对通俗文学市场的格外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建国初年，北京最有名的通俗读物出版商集中在打磨厂街一带。比较著名的通俗读物书店有宝文堂、学古堂、泰山堂、二酉堂等十几家，大多都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些书店的主要读者不是城市知识分子，而是城市里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民众和华北农村的广大农民。也就是说，他们的读者正是通俗文艺改造运动要争取的最主要的读者群。但是，这些书店印刷的书籍却恰恰被新文艺工作者视为充满了“麻醉人民大众思想”的封建毒素，比如：蒙学读物，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左传春秋、《古文观止》、各类字帖仿影等；生活用书，如皇历、日历、《万事不求人》、珠算口诀等;还有大量的章回小说、各种曲艺唱本，甚至包括和尚的“戒律”。在新文艺工作者眼中，这些图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搀杂着宣扬迷信、忠孝、色情等不健康的内容，而且更让他们忧虑的是，其印刷数量非常大，每种图书通常都以几十万份计。再加上行销非常广泛，除了在华北一带的书店和数以千计的租书摊长期销售外，他们还有自己的远销渠道，每逢庙会、节日或农闲时节，就有许多货郎会把热销的图书带到东北、西北地区，直接送到农民手中。因此，如何改造旧的通俗读物出版市场，使之为新文艺所用，就成为实现新文艺有效传播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上述这些北京的旧书店中，宝文堂不仅是生意做得比较大的，也是比较积极参与改造的一家书店。这个书店于同治元年(1862)开业，位于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东口，前店后厂，最初为一懂说唱的刘姓人与一刻工合开，主要采用雕版刻印各种小唱本。同治八年(1870)，有文人韩小窗等加盟，大量供应稿件，宝文堂日渐壮大。到民国初年，宝文堂出版的通俗读物，如唱本、戏本(共计六百余种，一千两百多段曲词)、皇历等畅销全华北地区，渐及东北沈阳、西北包头、宁夏等地，解放前每年的销售量：皇历可达四十至五十万册，唱本可达七十万册。[14]民国二十年(1931)，第三代经理刘善政购置了十六页平版机，开始采用铅字排印，曾经出版过《日寇火烧北大营》、《马占山江桥抗日寇》、《东北义勇军》等宣传抗日的唱本，即使在抗战生意最萧条时仍可销售三十万册以上。1949年到1950年间，第四代经理刘玉铮遇到了新问题，解放了，和平了，皇历和旧唱本的销量反而大幅度下降。以最好销的皇历为例，1949年仅卖出了十七万册，比往年少了六成。因此，经理刘玉铮常常到街上问做宣传的学生今后“应该印什么?”[15]宝文堂开始主动考虑市场的转型问题，但却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事实上，宝文堂的困境也是建国初期的旧通俗读物书店普遍面临的问题。

旧书店的经理们的普遍烦恼，也正是新文艺工作者与之合作的机会。大众文艺创研会就在这时派人访问了宝文堂，与之商量合作出版新唱词、《新历书》等问题。大众文艺创研会答应为宝文堂提供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作品，并希望宝文堂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市场和畅通的销售渠道。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合作。为了表示诚意，在大众文艺创研会的邀请下，宝文堂的两代经理——刘善政和刘玉铮父子一起加入该会，成为正式会员。在加入大众文艺创研会后，积极投入新文艺传播事业的宝文堂书店，其政治地位也得到提高。1950年，老经理刘善政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并在晚会上见到了毛主席。他为此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骄傲。

除了政治地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宝文堂和大众文艺创研会在这次合作中一起实现了他们预期的目标。在宝文堂协助下，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新曲艺、新评戏、《东方红》的仿影等等新的通俗读物都得以大量印行，仅在1950年一年，就出版该会会员作品六十余种。从1951年到1952年，新唱本已经卖了两百多万册，仅《小女婿》一个唱本就卖了近二十万册，而且销售范围从华北地区进一步扩大到齐齐哈尔、库伦、迪化、成都和上海;而宝文堂因为有了大众文艺创研会供应新稿件，仅在1950年底到1951年初两、三个月里，就销售了该研究会编写的《新历书》五万余册。《新历书》之所以受群众欢迎，是因为它既有新的进步内容，又兼顾了老的说唱形式。比如，旧的皇历上都有‘金钱六十四卦’，而《新历书》的编辑也编写了六十四小段金钱游戏快板儿，以之代替‘卦词’，可以作游戏材料。这里略举两例：

第二十四“卦”找好方向，诗曰：“为人行路不容易，偶一不慎方向迷，指路明灯共产党，路只一条莫迟疑。”

第二十六“卦”打井防旱，诗曰：“风雨阴晴莫靠天，有井便能过旱年，种田必须多打井，多收庄稼不犯难。”

这两个例子基本体现了《新历书》编写的宗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的通俗读物改造的主要任务，即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普及科学知识。而政府所宣传的生硬的政治理念，也正是通过旧形式的软包装，逐渐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并逐渐被他们接受和认同。

如果说《新历书》的销量大，是因为它是必备的生活用书，那么其他普通群众不大熟悉的新唱本为什么也能迅速畅销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市场对新通俗读物的需求量大。这主要是因为建国初政府不断颁布各项政策、法规，开展各种活动，为了配合宣传工作，全国各级组织、各个单位的宣传机构都需要各种文宣手册、曲艺作品。比如1951年宣传《婚姻法》，宝文堂就印行了鼓词、单弦、快板、相声等手册十五种，邮局总发行就有六十万册。

二是宝文堂奉行薄利多销原则，其书价非常便宜，有“鸡蛋书”之称，即一只鸡蛋就可以买一本书。因此，代销商就非常多。而特别让人觉得有趣的是，书价便宜，在建国初年被视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优越制度的体现。一个采访宝文堂的记者曾经骄傲地说：“‘鸡蛋书’只能在制度优越的、人民生活美好的、有毛主席光辉的文艺政策照耀着文艺工作美丽远景的人民中国出现!比如英国人就会听也听不懂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连鸡蛋都吃不上吗!……我们却真可以从宝文堂这一间小书铺看到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突飞猛进的提高呢!”[16]

虽然这样的自信现在看起来颇有些盲目，但是，应该承认，在建国初年，宝文堂的改造是比较成功的。这成功，表现为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双方都受益，宝文堂顺利地完成了市场的转型，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大众文艺创研会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也取得显著的社会成效，完成了党的宣传任务。正如苗培时所说，新文艺工作者与旧书店的合作是“建国后的文艺普及运动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收获”。[17]

[1] 薛宝琨：《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页。

[2] 参见《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第500-502页。其中“北平戏曲讲习班”的部分还参考了梦庚《北平戏曲界在进步中》，《文艺报》第一卷第一期，1949年9月25日。

[3] 曹宝禄：《曲坛沧桑——我曲艺表演生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4] 裘盛荣：《学习后的感想》，收入《北京戏曲界讲习班概况》一书，转引自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市艺术研究所编《中国京剧史》，下册，第一分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年，第1534页。

[5] 连阔如：《我对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希望》，《大众文艺通讯》，第1期，1950年2月，第19页。

[6] 李少春：《参加北京戏曲界讲习班的学习心得》，收入《北京戏曲界讲习班概况》一书，转引自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市艺术研究所编《中国京剧史》，下册，第一分册，第1533-1534页。

[7] 参见曹宝禄：《曲坛沧桑——我曲艺表演生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8] 参见王亚平：《大众文艺工作的推进》，《文艺报》，第一卷第四期，1949年11月10日，第29页。

[9] 《开展新曲艺 大众游艺社成立 明起在箭楼演唱》，《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第4版。

[10] 沈彭年：《记大众游艺社》，《大众文艺通讯》第1期，1950年2月，第23页。

[11] 沈彭年：《老赵剪影》，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212-213页。

[12] 潘俊桐：《别开生面的民间文艺课——回忆赵树理》，高捷编：《回忆赵树理》，第186-187页。

[13] 这组文章是白融：《夺取旧小人书阵地》、康濯：《谈北京租书摊》、苗培时：《且说打磨厂》三篇，发表在《文艺报》第二卷第四期，1950年5月10日。

[14] 苗培时：《且说打磨厂》，《文艺报》，第二卷第四期，1950年5月10日。

[15] 陈逢春：《话说宝文堂》，《说说唱唱》，1952年第7期，第34页。

[16] 陈逢春：《话说宝文堂》，《说说唱唱》，1952年第7期，第27页。

[17] 苗培时：《且说打磨厂》，《文艺报》，第二卷第四期，1950年5月10日，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