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骗子与谎言制造器

――中华文明为何被西方忽悠百年

来源：云阿云•文化战争

导读：真正掌握独立媒体的，不是西方社会99%的普通民众，而是大家族、大企业、大财团，是西方社会最有权势、被称为“1%”的那个群体。西方媒体本质上就是资本家和大财团的喉舌，是资本的代言人。它们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却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任性变更媒体所有人，但万变不离其宗，资本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则永远不会改变。

（一）

谎言制造器

一场美国大选暴露了西方主流媒体哪些大问题？从殖民时代开始，西方主流媒体怎样操控舆论？西方主流媒体操控舆论，现在它们为何又自食其果？

本期的《青年网络公开课》由复旦大学文扬主讲：自食其果的西方主流媒体。

美国主流媒体成为大选输家

1月5日美国《华尔街邮报》的一篇评论中提到：美国的主流媒体首先成了大选的输家。

为什么？

这篇评论中提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所有从业人员不肯相信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仍然是支持特朗普的，他们在美国大选之前一直都在预测拜登一定是决定性的胜利，特朗普一定会大败。但是结果完全不是他们所预测的那样。

1.西方主流媒体面临四大问题

就像《华盛顿邮报》的文章里归纳的，现在西方主流媒体至少面临如下四个大的问题。

第一，媒体是如何变成了少数人把持的一种工具；第二，精英集团用媒体这个工具做什么；第三，偏向如何被伪装成了客观公正；最后，媒体长期掩盖真相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2.西方故意混淆媒介自由和人权

媒体作为一个大型产业，从一开始它几乎就是垄断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媒介宣言》结合了东方阵营、南方阵营和西方阵营三方的意见，是三方立场的综合。

但是，西方阵营还牢牢把持着它的阵地，1981年在法国的特里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宣言，该宣言认为媒介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媒介是什么？媒介是一个建立起来的power（权力），西方把这个power（权力）说成是right（人权），这是严重的混淆视听。西方表面上看是政府不干涉媒介，实际上它的媒介被资本集团牢牢控制、代表大资本的利益。

3.西方用流行知识和公众舆论操控新闻

媒介自由权的长期行使，导致一个事件从发生到报道，再到关于这个事件流行的看法和舆论，这三者完全分离了。

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但只有一部分被报道出来了。被报道的就成了news（新闻），但现在新闻人人都可以报道，难以构成完全的垄断，在新闻之上还有一层，叫做current knowledge，一个新闻的流行知识，再高一层叫public opinion，公众舆论。

世界上关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的很多大事件的流行知识和公众舆论始终是被西方控制的。人们会不自觉地形成关于一个问题固定的看法——这些看法还是被其他人影响得来的，并不是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得来的。

4.西方成功的秘密是操控“精神武器”

伯特兰·罗素在《权力论》这本著作中讲到，舆论是万能的，其它一切权力形态皆导源于舆论，所有权力的根源都在舆论。一切社会事务中，舆论是最终的权力，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金钱加舆论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

5.西方用媒体霸权制造弥天大谎

在西方媒体霸权控制下的环境里，充满了可以称之为“弥天大谎”的东西。

第一个例子是发展中国家债务。发展中国家债务其实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发现自己深陷债务陷阱，每年还的利息都在不断增加。可是在西方的舆论当中，好像西方人一直都在慷慨地帮助他们的前殖民地国家改善经济状况，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例子是华盛顿共识。无论是拉美国家，还是东欧国家都发现它完全不适用。但是在推动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全球的舆论铺天盖地都是讲这是解救发展中国家的良方。最后斯蒂格利茨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华盛顿共识，“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共识，这是最坏的一个共识。”

现实的弥天大谎就是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大家都有目共睹。

6.西方用“三视角规则”掩盖真相

一个真实的事件，用三个视角、四个视角、五个视角来讲述甚至都是不够的，尤其是很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西方的主流媒体请两三个不同对立观点的嘉宾，对于观众来说，不同的对立观点都谈了，这个问题就清楚了。但其实就在这两三个不同视角的技术性设计当中掩盖了真正的真相。

7.西方媒体“劣言驱逐良言”

2018年《科学》发表的《关于假新闻的科学》一文，该研究得出结论，谣言和谎言在互联网时代会到达更多的人，而且更深入人心，而且传播得更快。“我们已经来到了信息时代”，这句话已经过时了。我们实际上又进入了“假信息时代”。

互联网中每天产生的大量信息，大部分已经都是假信息了，尤其是在政治经济这些社会、文化领域里。

8.西方主流媒体不让人独立思考

在西方长期以来主流媒体制造的舆论环境当中，它不让人再对真假信息做分辨，也就是说不让人再去做过多的独立思考。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提出一个观点：娱乐越多，思考越少。

美国的公众打开电视，尤其是政论节目、政治新闻，他随时准备哈哈大笑，不是随时准备在思考、在分析。所有真正在电视去争取选民的政客们，也是希望用让观众哈哈大笑来获得对自己的好感，而不是让观众真正思考严肃的问题。

1920年，李普曼说过，一个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美国今天就是无法察觉什么是谎言，大家已经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了，无药可救了。

这就是自食其果的西方主流媒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好像回旋镖一样，打出去了它本来是要打别人的，但现在这个回旋镖转回来打到了它自己身上，已经变得没有办法来处理了。

（来源：共青团中央）

（二）

西方大报，都是由大财团掌管

标榜“独立媒体”的诸多西方大报，都是由大财团掌管的，如《华盛顿邮报》即由雷厄姆家族长期掌握。

一直以来，西方媒体都竭力标榜“客观报道”“政治中立”等新闻理念，竭力宣扬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实际上，西方媒体并不像他们所鼓吹的那样自由和中立，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党派性和倾向性。

西方媒体受资本控制，所谓“独立媒体”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西方新闻观标榜，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党派控制，保持“政治中立”，成为社会公器。但是，办媒体是要花钱的，只有有钱人才可能办媒体，而要办大媒体，只有大资本家、大财团才有可能。比如：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广播公司等属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摩根财团；美国苏兹伯格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公司，旗下有《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格雷厄姆家族长期掌握着《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则长期被钱德勒家族控制。在英国，汤姆逊家族掌握着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和拥有欧洲最大电视网络的培生电视集团同属于皮尔逊家族；英国《卫报》则一直控制在斯科特家族手中。其实，不仅办媒体要花钱，“自由的采访报道”也离不开金钱的支撑。没有钱，新闻媒体就不可能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就采集不到受市场欢迎的新闻信息，就只能购买那些财大气粗的大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产品，成为他们的传声筒、扩音器。

可见，真正掌握独立媒体的，不是西方社会99%的普通民众，而是大家族、大企业、大财团，是西方社会最有权势、被称为“1%”的那个群体。资本家既通过出资举办媒体直接控制媒体的所有权，也通过举办通讯社控制媒体的内容，还通过广告控制媒体的经济命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方媒体本质上就是资本家和大财团的喉舌，是资本的代言人。它们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却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任性变更媒体所有人，但万变不离其宗，资本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则永远不会改变。

同时，西方媒体还肩负着维护资本主义体制和进行民主输出的职责。对内，它们“小骂大帮忙”，但只要涉及资本主义体制机制的严肃话题，报道和讨论就会哑火，甚至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是为什么当华尔街金融大鳄们因贪婪无度而酿成国际金融危机时，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既无揭露又无预警，任其祸及全球；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对外，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同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一旦发生街头抗议事件，亦或发生暴力恐怖活动，西方媒体就会将其描绘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反抗暴政”的行动，不惜版面、时间大肆渲染。比如，对俄罗斯、叙利亚、伊朗等国，莫不如此。

参见：《看清西方新闻观的本质》

（三）

西方严密操控话语流向

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

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西方话语，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这个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我在这个国家客居越久，一开始光鲜的东西，渐渐就露出了它们的底色。需时漫长也是因为人家统治阶层内部并不存在不共戴天的阵营，不想让百姓知道的事，是抱团守着的，没有留信史的传统，外来者只能凭自己一双眼睛。

比如民选，五年看热闹，五年看门道，第三个五年看透彻。这种几年上演一次的大戏由金权作节目制作人，由传媒执导，再由制作人和导演联手挑选合适的政客担任演员，还得有外无强敌、内无分裂的布景舞台，可谓奢侈浪费、劳民伤财。再如对西媒，结交过程与前无异，也是先甜后苦，像中了糖衣炮弹，最后是庆幸这架谎言制造机还没有整个挪到中国。看来西人那些玩艺都有糖丸毒药的性质，没被毒死缓过劲来的人，大难不死多少磨出点火眼金睛。

这三十载我们最大的弯路就是把西方的富有当成他们具有美德的凭据，而把两个最简单的常识忘掉了：

一、被打劫一空的受害者与几百年来从明抢到暗劫累积了万千家财的强盗比谁过得好，进而得出人家过得滋润是因为普世美德，是不是做了连一加一都算错的傻事?

二、富国是不是一定必具“普世美德”?德国人比英、法人老实能干，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这两个“打手”整得穷困潦倒，跪地求饶后才被允许发财；石油国家富得流油，听话的就继续富，不听话的就被打穷，富与穷哪一个挨得上“普世美德”?由此看来，人要是  中了邪，就连常识都丢了。

找回了常识，很多看似漂亮的事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可回看这里的老百姓，却发现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能忍。读过笔者前文《“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的人，想必已能解读为什么他们上百年被浸在不真实中默不作声，被骗却根本不知被骗是仰仗哪路神仙。说实话，要摸清能把无用之物当高档货卖掉的高人还真不容易，那近乎完美的设计，不知迷惑了多少信徒，以致识破欲揭都后怕啊!

话语自古附着于权力，话语背后必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个人话语不可能保持独立，那是以道德和良心调节的。那么文明中恰恰缺少道德和良心的西方，到底是凭什么建立了“独立话语”？我们渐渐发现这个“独立话语”貌似独立于政权，其实对权力的依附延续了欧洲古代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模式，比所谓“集权”社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要紧密得多，只不过它把形式的“独立”最大化而把实际的“独立”最小化，事先设了很多雾障掩人耳目。

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既然新权力缔造的现代传媒，包括为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出版、教育、文艺甚至科研等领域，并不是独立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面目？按理，只有图谋不轨的人才有欺骗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依附传统权力(看得见的权力)的话语，相对要诚实，只有当传统权力或出于统治者个人私欲或出于国家利益想隐瞒什么时，话语才失去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并没有从起始就刻意编织一个谎言，也没有能力将真相彻底埋葬，它是亮明身份的，公开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让受众具有自己判断的能力。

这说明图谋不轨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么用“独立神话”迷惑人甚至攻打他文明的权力呢？这个权力为什么从一上来就要设一个局，把自己隐藏起来？它只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夺取公信力，还是确有见不得人的目的？

有人会问既然“独立”是虚，这里的“虚”还不光是行政、财政控制权问题，还有更高层次的是否“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长年看不出真相？我在《“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一文中解剖了这个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打下的“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的深厚社会基础，在这个普遍“免疫”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行内攻守同盟，与权力的关系及运作方式秘而不宣，颇似黑社会。偶然出个异类，铁板一块对付单枪匹马，封得你无声无息。政权的“专制”是明的，只有在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形成为时很短的思想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一种表层的一统，做不到铁板一块；而舆论权自身的“专制”则是暗的，堪称真正的思想暴政，在这里住久了才能感到，是一种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这时才悟到为什么这块土地产生过长达千年的宗教裁判所。

最近法国某大电台记者在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大意如下：敬告所有的女同仁：做爱有道，就能当上第一夫人。此文一上网，作者当天即被任职媒体解雇。充满浪漫想像的中国读者一定狐疑不解，为什么这句看似并不太尖锐的话而且一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二没有指名道姓却让其作者在24小时内丢了饭碗?一般的分析是此话对新任总统指桑骂槐，尤其侮辱了总统的同居女友(女记者)。但真正的解雇原因并不在得罪总统，而是触犯了行规，不光揭了同行的短，而且动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与权力的秘事。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反叛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整个行业会联手封杀，下场很惨。

二是骗人技巧，有一整套研究透人的习性弱点设计的烟幕弹，声东击西，漫天火彩。而这些技巧在长期的接力中潜移默化地变成正确观念成为行业技术标准，培训着一代一代的从业人员。我花了十多年才破解“独立”媒体的实质，也是因为烟幕弹放得实在太漂亮了，让人难以摆脱“信徒”的角色，脱不出这个角色，什么都看不到。其实我们从一上来就被诱导着丢掉了常识，看一个话语是否有相对的独立，如果我们以独立性来判断公正性的话，单从话语的公有和私有角度判断，是误入歧途，判断标准应该只有一个：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常识，只有常识操纵者没法随意偷换概念。

当眼睛逐渐穿透迷雾，听不到的声音才一点点浮上来，让人看到一些惊人的数字：法国达索家族不光掌管着一国军工业，还拥有70余家传媒，其权力和疆域不仅在法国境内，还延伸到比利时和捷克。

大军火商曾拥有捷克最大的报纸(想像一下《人民日报》的东主是外国财阀，这一天恐怕不远了)，后来把它转卖给了德国商人，一国的舆论心脏、一群“独立”知识分子，就在几个国际财阀的手上买来卖去；法国最大的左翼报纸《解放报》(最反华的报纸)的业主可不是什么左翼斗士，而是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分支；《世界报》则掌控在拥有圆明园两个被劫兽首的奢侈品大老板贝尔热手里，此君还通过赞助方式控制了一些博物馆；拉加德尔家族控制了法国出版(包括教科书)和私人电视，其业务触角伸至40个国家；而掌握LVMH奢侈品集团(从箱包、化妆品到名酒及至中国白酒)的阿尔诺家族，则是法国两家最重要经济报纸的业主(各电视和电台经济评论员的摇篮)，还不算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时尚刊物(这些时尚刊物早已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为集团推销产品洗脑)。即便官办电视和广播，他们也通过广告、节目制作私有化和“卒子”渗透，掌控在手。以法国一国看，不超过五个家族攥住了上层建筑的舆论心脏，且他们之间同族抱团、利益互绑，行动一致。

最近由“窃听门”事件而略有暴露的默多克传媒帝国之权力和疆域，虽只是冰山一角，但毕竟揭开了魔术匣子。两百年来主导世界的几大国最值得炫耀的招牌——“丰富多彩、各有其主、独立自由”的传媒业，居然同属一个“帝国”和它的世袭皇帝!这就比一国政权控制更“专”且“制”了：它是跨国的，权力更大;幕后还不是按规章办事的官僚机构，而是绝不透明的家族！如此大的公共权力因资本是私人的，不但是终身制而且是世袭制!

但到了这一步你只是从被悉心掩藏的真相里看到一些数据，曾经的信徒还留有顽固的尾巴。真正捉住作弊的手要到我看明白了他们的套路，再声东击西，时间久了也能让有心人摸到规律。

媒体幕后的真实主人为“独立”外壳可谓精思巧构，作弊有三大套路：一是蓄意说谎。媒体偶尔出几个说假话的，或者失误错报，甚至禁言(不越红线)，不在此一作弊套路内。蓄意说谎是针对某类议题和对象以接力的方式长年累月、线路不变、万家齐声的造谣惑众、无中生有、涂抹真实、制造假像。做这种事轻车熟路且无良心自责，是源于传统，攻打“异教”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话语在他们从来不以真实为底线，而是以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底线，因而目的并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攻击的武器，永远都是武器!这不得不引起你的疑异，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受制于传统权力的话语的宣传角色，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打手。

这些“独立”媒体究竟为了谁作打手？步调一致地弄虚做假，有时还 明显有背本国利益，图什么？再探下去，发觉他们的行事逻辑有不变的规律，就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国际势力唱合。这种唱合从十九世纪在欧美以报纸、书刊的形式遍地开花，与跨国利益集团征服世界的脚步密切配合，构成征服之鼎——战争、资本之外的另一足，并随着冷战结束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形成巨大回音壁。

形成回音壁是现代传媒的天性，如果不人为控制，发出第一声，叫得最响的永远是赢家，这就是为什么深知传媒本性的西方要严密操控话语的流向，只传递源头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信息！信息传递=制造舆论，大至国际关系小至气候天灾，在西方不存在客观传递，没有一则新闻炒作的背后不藏着策划和目的。

比如近些年气候天灾成了国际新闻的优选话题，给人天灾日益频繁的印象，表面看有灾才报，怎么可能操纵呢?其实现实在接力炒作和对事件的解释面前是无足轻重的，后者在西方百分百来自策划，而不是一种追逐声源的模仿和惯性。以往除了大灾，旱涝风灾都是区域新闻，出不了国界，但若在源头上放出将其纳入“国际媒体”的接力渠道，在这个回音壁上转一圈，就可以制造天灾大大增多的印象，为人们接受“气候变暖”理论铺设思想轨道。而这个理论是为“碳政治”刻意打造的，“碳政治”的目的是为工业后进国追赶的步伐套上道德绳索以谋利。说到底还是为永握解释权设的套!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对非传递性信息)可鸡鸣狗盗各行其事，为得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

只有非传递性信息的出现存在偶然性，如区域性社会新闻，或突然曝出的重大政治丑闻(如新近发生的“棱镜”窃听案，斯诺登的叛离是突发事件，避免不了尤其最后矛头是指向美国政府，西媒会报道以示“独立”，但操控西媒的核心国美英法会非常技巧的低调报道，不会主动做煽动性炒作);必传递性信息则无一例外皆有幕后策划，如国际新闻。

事实上目前世界的所谓“国际新闻”，就是西媒的“必传递性信息”。中国不管财力多大，作不出“国际新闻”，一是控制不了信息源(反而无意识地被纳入对方信息源的接力渠道)，二是对方的有意封堵，三是自身没有自觉意识的作战“军团”。不在“必传递性信息”谋划范围内的不接力甚至联手封堵，才能保证控制“国际新闻”的信息源，让“必传递性信息”占据垄断渠道，手法颇似黑社会秘密垄断渠道以“杀人越货”。

比如对中国，负面新闻是“必传递性信息”，正面的则联手封堵；对印度则正好反过来。一正一反经长年接力，可以完全涂抹现实，篡改历史。正是这一暗手(操作隐秘、微妙、持久)导演着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这个人工舞台上的角色和面目，而且真的达到了潜意识操纵的高超水平。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自古弃国者都是夹着尾巴作人的，这个道德天平如果被翻倒，亡国的最后冲刺已经开始。

关键是控制信息源和解释权，而看似自发实为有组织的接力(或其反向一致封堵)是制造所谓“国际舆论”的核心技术，是褫夺话语权秘不示人的手段。这不光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商品广告机器，用制造并接力新闻的方法为“集团”掌握的各种商业利益作隐形广告(从梦露、杰克逊、茱莉到美国蓝球、世界足球、网球明星，从瑞士表到苹果机，从美国赌城到法国奢侈品，从谷歌到脸书)，或帮其摧毁竞争对手，而且建立了一个史所未有的“国际道德法庭”，一刻不停地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文化战，有心人都可在“必传递性信息”中找到战线在哪里。

比如某段时间(有时跨度很长)，你会在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里发现与剧情无关的同类细节，诸如拉斯维加斯赌博、巴黎风光，与此同时一些总能绕到这两个主题的“新闻”也隔三忿五、看似偶然地被抛出来，这类接力是为“集团”赚钱的，接力的有效性来自对非“我”话语自觉有意的围堵。

还有各种不同的接力，如英国王室与美国总统皆属“必传递性信息”，也有的在电影和新闻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持续不变地出现，诸如同性恋、英语歌星、好印度人坏俄罗斯人、好记者坏政府，以及恒久不变的“独裁者”等，这类接力是为“集团”暗地操纵人的心理，进而控制人的潜意识服务的，利用人模仿的天性和思维惯性的弱点，在对手不知不觉中将其舆论引入设定好的渠道。而茫然无知的模仿者追着赶着去传声，就连“不战而降”都算不上，而是“投敌送命”!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实际掌握的权力只剩下发工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让我彻底看破“独立”骗局的，是后两个作弊套路，这也是曾几何时最诱惑信徒的焰火。为了让“独立”外表变成某种似乎难以辩驳的现实，设计者从一开始就释放了两颗烟幕弹，一颗是独立于政权。此雾障妙不可言，巧妙地将政权与体制分开，分开是为了一个隐身在后，一个放出作靶子，民选政府和掌控体制的各司其职。

为了这第一颗烟幕弹，有一系列运作技巧，其中政客戏子化是操作核心，常识告诉我们：越假越要表演。具体有迫其客串正反角、掀私生活裙角和揭劣行等。媒体监督权力本是好事，但长期观察会发现，组织好的“透明”与自发的“透明”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有高度组织纪律，业内核心人物心里都有一本细账，而普通从业人员则紧紧跟随，从不问个为什么。比如可以对总统讽刺挖苦历数祖宗八代，但对其秘密社团成员身份却万马齐喑。这些关键的沉默藏在丰富多采的花絮里，绝大多数人都不注意。还有敲打的只是政客，而传媒及背后的金权却从不做自我暴露，打着“独立”的旗号，便凌驾于一切权力之。

《福布斯》杂志就是专门用来释放烟幕弹的，它的全球富人排行榜只是资本食肉链暴露在外的次级链环，为得是掩护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何况敲打政客揭谁不揭谁也不是以正义为标准，而时常有弃卒保车或挟持的目的；二揭的总是一些只触及政府不触动体制的事，或在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抛掉卒子，好象这些政客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临时舞台的客串角色。以法国为例，真能撼动体制的劣行，永远都调查不下去，左右两党在这种时候攻守同盟，终了多半是暗杀封嘴不了了之。

具体技巧如在对欧盟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的报道中，媒体合力挑选有用的“偶然事件”并刻意统一词语将民众对紧缩政策的怒火往各国政府身上引，再默契协调地将全欧的怒火集中往德国甚至默克尔个人身上引。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地一致怎么协调?读过《教士》一文的人知道，由于历史积垫，他们有“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之传统，所以看起来上百家媒体，定调的却只有一两家，对“必传递性信息”一旦定了调，全体跟随。因为“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与靠拢强权是有本质差别的，后者仅仅是趋炎附势(口服心不服)，前者则是思想的统一!

除了“揭”，外围还有很多配套手法，不愧为漫天烟花。比如为了让民众相信媒体“独立”于国家和政权，当国家机器为了社稷民生镇压犯罪者，媒体一般总是选择同情或理解罪犯的立场(但限于刑事犯，对政治犯的同情只发生在国外)。为此大肆炒作偶然出现的冤案，反死刑反到死刑犯比他的受害者值得同情，强调罪犯的人权强调到姑息犯罪，长年观察发觉这是设计好的套路，因为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例却是循着一条话语线路的。人为制造舆论的结果，是左右了立法和执法，整个社会没有了正义。同理，支持少数尤其极少数群体的诉求，制造与国家对立的各种庞杂力量，也是制造烟幕的技巧之一。

循着这条线路，现代社会被人为雕塑的面目一道道失去“进步”的光环。这是一群无祖国却欲夺人之国的人，为决心或无知无觉抛弃祖国的人设计的套路，因为他们是游猎世界的“国际人”，搞乱搞垮一个国家，只要中饱私囊，移到另一个国家就是了。在他们设计出“独立理念”和与之配套的操作技巧之前，历史上没有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民族敢这么操纵舆论，因为这无一例外将是亡国之路。这颗独立于政权的烟幕弹制造得天衣无缝，因为目的并非掩盖与政权的关系，而是掩盖与真实主人的关系，不明白这一点很多事都看不透。

比如揭露美军的劣行(时不时敲打美国政府)是经常燃放的烟幕弹，因为这是最高效烟幕弹，放一次可以暗地里做一堆见不得人的事。很多人是据此坚信西方媒体的“公正”与“独立”性的，并跟着模仿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以为这才够得上作“良知”。人们被这颗完美的烟幕弹蒙上了眼睛，从而看不见一些最简单的事实：这个“公正”、“独立”的媒体的确不怕美国政府，甚至藐视为其卖命的美国军方，但对真正的主子却不敢有一丝怠慢，他们对暗杀伊朗科学家的行为集体禁声。在塔利班被击毙者身上解手与暗杀科学家，性质和严重性截然不同，一个是属于士兵个人品质的流氓行为，一个是某个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个人的流氓行为存在偶然性，国家或组织的流氓行为则属于黑社会运作。如果以揭露前一行为的光明磊落来报道后一行为，按正常逻辑应该形成什么阵势，可恰恰是无逻辑可循，整个童话故事的马脚即在此。

第二颗烟幕弹是站在弱者一边。媒体在政权与百姓间偏向后者本是合乎逻辑的，但细看会发现设计的行为与自发的行为之根本差别。在这里，同情穷人并非站在百姓一边，而是挑选了一些特定角色以混淆视听，具体操作之诡异让人惊叹。比如民众若与政府、民间或国有实业资本发生冲突，媒体会不分青红皂白站在小民一边，明知打击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或本国实业资本家是帮助国际强权和垄断资本，有损民众的长远利益;若冲突方是跨国垄断集团(发生的机率本来就小，因为很多事都是事先设好替罪羊的)，他们的立场就没那么鲜明了。

例如对发动自西班牙的欧洲“愤怒者”运动和对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报道策略完全不同。前者是报而不鼓动(已经大大有别于对“阿拉伯之春”和对中俄的“茉莉花运动”、“选弊运动”的煽动性报道)；后者则是封锁、低调处理和故意误报。对大西洋两岸同样带有政治色彩而非只是经济诉求的青年运动之区别对待，表面看似乎难以解释，因为两个运动很多口号是类似的，仔细看才能找到微妙的不同。两个运动在一个关键点上侧重不同：前者的侧重点在反政府的紧缩政策；后者不反政府而直指华尔街金融集团。我们看到放烟幕弹首先需要控制源头的人极其敏锐灵活，有高度的使命感，能及时准确地抓到每一个运动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人的微妙不同，重放轻收，利用差异两害相权取其轻，而绝不会留下一刀切的指令；其次就是“军团”的高度组织纪律性，能跟着掌控闸门的手一丝不差地起舞。

除了上述的捡轻避重，还有夸大弱势群体中边缘体的权益，化整为零，表面强调实为分散注意力。为此有一些固定的同情对象，如拒绝社会法规以偷抢为业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团伙作案的罗姆人)，艾滋病人(在西方艾滋病人并不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而主要由吸毒者和同性恋构成)、无家可归者(吵吵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御寒之所，而有意忽略真正的祸首是房地产业被利益集团垄断)，等等，最后一个“烟幕角色”就是动物。本文并不质疑保护濒危的野生动物，但泛泛地崇尚动物的的确确是一颗事先设计好的烟幕弹。

关键技巧就是话题不离“边缘”，日久天长地吵吵，对人的心理操纵神不知鬼不觉。比如累月经年盯着流浪汉，镜头却尽量少对准有工作而贫困的广大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操作也循着这条线路，垂泪非洲饥民，讴歌原始部落，关怀少数族群，已经是烟幕弹的固定节目，一为西方掌控的国际慈善机构敛钱(“集团”最大的情报收集网)，二掩盖自己以不公手段欺压竞争对手，三掩护真正的少数族群专制。

在这部传媒精心导演的大戏中，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有一个新剧本，新剧中黑人、印第安人一直扮演被同情角色，尽管在社会现实中民间并不太买账。但这是事先设定好的角色，选定他们是因为他们最无可能动摇世界统治者的地位，还能掩饰强权的意图。天真的我们在好莱坞电影的主题或细节接力中，在西媒那些“必传递性信息”中(从体育比赛到社会新闻)，一直将此视为西方知识分子道德和良心的表现(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真心，但他们被执行使命的少数人操纵)，却不知这是事先写好的剧本，是为人为导演的剧情服务的。

新剧本要比十九世纪的公开戏情节复杂，旨在不让人看出真正的悲剧和真实的故事，两百年来世界最大的悲剧是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及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组织有方略的解体和歧视。这颗烟幕弹在西方国家内部掩盖了政权被少数族群独裁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拉起了一条看得见却摸不着的虚幻的“正义”战线。在同情弱者上走极端，既让大众看不见真正的不公在哪里，又为自己的“独立”、“公正”外衣增光添彩。

由于传媒长年释放定向烟雾弹，为西方打造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外壳，以此外壳攻打别国，并通过此一心理操纵，左右世人对现实和历史的判断。更由于烟雾弹的方向是被严格控制的，久而久之，上至上层建筑，下至平民百姓，形成了约定俗成、紧箍咒似的政治正确红线。

这条政治正确红线剥去不同的诉求，内核是一个东西：为“帝国”征服世界作清道夫。更由于看似自发实为操控的接力传递，引来世界各地大批模仿者和传声筒，形成看起来不可控实则可从源头把控的巨大回音壁。从此任何试图阻断这个回间壁的行为均会遭致来自内部的反叛，完全丧失道德依据，被自动扣上“逆流而动”的大帽，这个有着庞大引力的“百幕大三角”已经旋转到没有一支力量可以置身度外，逃出沉没的命运。真佩服这帮“隐身人”的魔术技巧，抛出那么多五彩缤纷的绣球，把政治变成了幻术，把百姓全变成了痴迷的观众!

看清西方传媒的教会角色，以及它延续下来的传统基督教廷与王权之“政教合一”模式，便明白它的真实使命绝非信息传递或陈述历史，而是传教、反异教和圈养信徒。这是翻转西方现代文明的神话、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的钥匙。近代以来，这个由看不见的手暗中导航、由传媒军团(隐藏在西方数国内)接力或封堵而人工搭建的“世界舆论”回音壁，左右了近现代史，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引爆源，是战争的隐形发动者，是人类古典文明消失的推土机，是史无前例的思想一统的推进器。全世界都被这架庞大而无形的机器包围、纠缠、绑架、勒索，反抗者无一例外都已被和将被摧毁。

机器之可怕即在于它是以“信仰”的方式先渗入被攻击方的大脑，令对手无还手之力；它有别于人类有史以来各种思想渗透和覆盖，它是单向的因而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征服者，它躲在一个个被绑架者的身后，靠出假牌欺骗对手；它与所有侵土夺财的攻击者戴然不同，它是有预谋和长远计划的，有坚定不移但不示人的目的：统治世界。

(本文为旅法作家、学者  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