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实践

——以文化书社为中心的考察

原创 郝智浩  党的文献

1920年 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这一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化书社，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湖南各地得以广泛传播，带动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

一、积极创办文化书社

1920年，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范围还比较小。特别是湖南省督军张敬尧通过停发教育经费、停止招生等行径大肆摧残教育，并且严格控制新闻言论机构，导致当时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非常有限，新书报很少传入湖南。如《湘江评论》就因为宣传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受到张敬尧的不断阻挠，后来被彻底查封。

湖南驱张运动（即驱逐张敬尧的运动）胜利后，毛泽东认为，针对湖南进行“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缓也” 。因此，毛泽东联合湖南教育界、新闻界的先进人士以及部分新民学会成员，创办了文化书社这一立足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在文化书社的创立巩固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积极动员各界人士，为文化书社的顺利组建和发展提供了人力和财力保障。为了在长沙筹建文化书社，毛泽东在 1920年 7月初由上海返回湖南途中经过武汉时，专程与当时利群书社的创办人恽代英商议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的事宜，并邀请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一道返回湖南，共同创办文化书社。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立即联系湖南通俗报馆馆长何叔衡、长沙《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长沙《湖南日报》主编杨绩荪、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和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等人，共同筹划创办文化书社。

同时毛泽东还动员和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文化书社。“在文化书社社员中，一半是新民学会会员，有教育界、新闻界人士，也有政界、商界人士，这些人都与毛泽东有联系。”

为了筹措创办文化书社所需资金，毛泽东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新闻界有识之士给书社投资，并约定“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

另外，作为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毛泽东请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写信介绍，与“广东新青年社、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讲演会、武昌利群书社等”建立了业务往来，并且得以免去了当时一般书社做批发时所需要的押金。在这些出版社和团体的支持下，文化书社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及时地将大量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引入湖南。

第二，确定创办文化书社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制定文化书社运行的细则。首先，毛泽东在 1920年 7月 3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发起文化书社》一文，向大家阐释了创办文化书社的目的。文章指出，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对湖南的影响甚微，而“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因此，“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其次，为文化书社拟定组织大纲并于 1920年 8月 25日在《大公报》上公布于众。组织大纲明确指出：“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

在《营业细则》中，对书社主营业务、书报售价和结算方式作了详细规定。后来随着文化书社的不断发展和各地分社的相继建立，毛泽东还组织制定了《分社简章》《分社注意》等规章制度。另外，根据《文化书社大纲》规定，文化书社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

在毛泽东亲自编订下，文化书社定期向投资社员和社会各界公布“社务报告”。如刊登在《湖南通俗报》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详细说明了从 1920年 8月 2日至 1920年 10月 20日间，关于文化书社发起、筹备以及在临时营业销售书报杂志的基本情况。随着文化书社的业务发展和成熟，第二期报告内容涵盖了文化书社 1920年 9月至 1921年 3月的社务情况，故更名为社务报告。《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详细介绍了 1920年 9月初至 1921年 3月底间，文化书社的分社成立、畅销书目和收支等情况。

作为书社经费的直接管理人，毛泽东要求书社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及时清理账目，并亲自协助结算。正是在毛泽东坚持将文化书社的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诸于世的情况下，文化书社才能够更多地被社会大众所熟知，并获得了社会的好评和支持。

第三，大力宣传文化书社，扩大其传播影响力。在文化书社筹备期间，毛泽东就通过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向大家介绍和宣传文化书社的基本概况。1920年 7月 31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8月 24日，又将修改后的文章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发表在《大公报》上，进一步向大家宣传了创办文化书社的目的。9月 9日，筹备近两个月的文化书社以长沙潮宗街 56号湖南湘雅医学校的三间房屋为经营场所正式开业。

在文化书社经营过程中，毛泽东仍然注重广泛宣传，通过联系《新青年》和《大公报》等颇具影响力的报刊杂志，刊登公告，以进一步扩大文化书社的影响力。在《新青年》刊登《长沙文化书社广告》，指出文化书社是设立在湖南省城专门经售海内外新出版物的书报发行机构，目的是“务期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参见《新青年》第 9卷第 2号、3号、5号。）；在《大公报》刊登《潮宗街文化书社畅销书要目》，对畅销书目名称和价格进行了详细的公示，除此之外还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号召大家踊跃到文化书社购买各类新出版物。

此外，毛泽东还以文化书社同人的名义，撰写了《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以印发传单的方式，随书刊附给购买的读者，动员大家共同研究新思想，从而达到“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这一目的。

二、将文化书社作为早期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

文化书社创立后，毛泽东通过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发行介绍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引导广大湖南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将文化书社作为早期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

第一，通过文化书社将诸多马克思主义译著传播到湖南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当中去。五四运动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团体和出版社，大多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新出版物很少能传到湖南。文化书社的创办，使得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和期刊在湖南人民群众中间传播开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文化，严格来说，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的局面。

据《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统计，在 1920年 9月 9日至 10月 20日，文化书社临时营业期的 42天内，共销售《新青年》第 8卷第 1号 165份，第 8卷第 2号 155份；《劳动界》第 1号至第 9号各 130份。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统计，在成立 7个月内，文化书社在省内组建了 7个分社 7个贩卖部，并且售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200本、《社会主义史》 100部、《新青年》 2000本、《劳动界》 5000本，而有合作关系的出版社由第一期统计时的 11家增长到了65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向导》《中国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刊物更是大量销行。

除了主持长沙的文化书社之外，毛泽东还组织动员湖南进步人士在各地创办文化书社分社，以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浏西文化书社是陈章甫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 1920年 11月 10日正式开业的。在开业当天，浏西文化书社“销售各种进步书刊 234册，其中《向导》及《中国青年》全部售光”。

宝华文化书社是毛泽东委托新民学会会员贺民范、匡日休等在宝庆（今邵阳市）所设立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宝华文化书社在经营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书刊的保护。为了防止被军阀统治者查禁，宝华文化书社实际负责人黄麟对“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与中国》、《新青年》、《向导》等，特别注意保藏，书刊运到了，先收藏在自己家里，然后分几次拿到书社去卖”。

岳阳文化书社也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岳阳县城一些进步教师共同创办的。岳阳文化书社成立后，引进和销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促进青年觉醒和团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文化书社和各地分社努力下，湖南成为当时传播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 1925年 9月，《大公报》十周年纪念刊中特别刊文指出，“文化书社专门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于是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最多者，首推湖南与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第二，通过文化书社引导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随着文化书社的创办、发展以及各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的引进，有更多的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开始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分析，是因为大家“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刺激和旧思想的反面刺激，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书社不以盈利为经营目的，常常平价甚至折本出售书籍。为了让大家尽可能地都能够阅读到新书报，毛泽东要求文化书社所售书刊的售价“至多与出版原店一样，或且较原店酌减”。对于实在无力购买书刊的学生和工人，毛泽东主张在书社内设置阅览室，供大家免费阅读进步书刊和报纸。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推动下，除了长沙的文化书社以外，各地分社也在极力引导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平江县爱国知识分子李六如在结识毛泽东后，便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于 1920年 11月创办平江文化书社。平江文化书社开业后，当地去买书、看书的人络绎不绝，每天大概要接待二三百人左右。

“特别是启明女子师范和县立中学的学生，每天中午、晚饭后，成群结队去书社看书。到了星期天，那就更多，有的整天泡在书社看书、记笔记，甚至晚上九点以后不愿离开。”

除了主持平江文化书社的日常工作以外，李六如还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于1922-1923年间为安源夜校编写《平民读本》四册，向工人群众生动、具体、形象地揭示了工农遭受剥削的秘密，通俗地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宝庆文化书社开办以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前往该书社买书，其中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从这些新书刊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宁乡文化书社创办后在广大知识青年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宁乡县档案馆现在保存的当年云山学校教员、中共党员李甲秾的日记（ 1921-1922）中记载，仅他读过的从宁乡文化书社购买的新书就有《马克斯资本论入门》、《科学社会主义》、《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 23种，他还记下了阅读这些书刊后的收获。”

嘉禾文化书社的发起组织者李庠和唐朝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深刻认识到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才能够顺利地开展革命活动。因此，他们通过嘉禾文化书社开办了贫民星期学校、农民夜校。通过吸收贫困农民参加学校学习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水平。

在毛泽东和各地文化书社的引导下，湖南广大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逐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认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尝试着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当时在雅礼大学读书的柳直荀是文化书社的热心读者之一。柳直荀利用业余时间经常到文化书社“来选购和爱不释手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回到学校后，柳直荀经常组织同学共同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真理。在柳直荀的影响下，同学们都争着阅读各类进步书籍。黄爱和庞人铨组织的湖南劳工会曾一度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劳工会的组织和宣传下，有许多工人经常购买书刊，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1921年 2月 25日至 28日，《大公报》“读者论坛”栏目连载了由湖南某工厂的机械工人罗谷荪撰写的文章《工头的黑暗》，文章详细讲述了包工头无端开除他的过程，并疾呼：“黑暗！黑暗！黑暗！这是什么世界到了，马格斯呀，你到我们中国来吗？这种十重地狱里面的日子实在难过呢。”

由此可见，通过毛泽东和文化书社的引导，湖南广大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步加深，并开始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揭露资本家对劳苦大众的压迫和剥削。

第三，通过文化书社发行《新时代》月刊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革命主张。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书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除了销售其他出版社发行的进步书刊以外，毛泽东还通过文化书社发行刊物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月刊就是由文化书社直接出版发行的代表性刊物。

毛泽东于 1921年 8月在湖南组织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毛泽东又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湖南》月刊，并极力邀请李达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兼任《新时代》月刊主编，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新时代》月刊主要以研究“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使命。因其鲜明的观点、斗争的风格、犀利的文字，一经出版就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喜爱。

《新时代》月刊创刊号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所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阐释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相互勾结作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并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作彻底的斗争。

《新时代》月刊先后登载了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以及他所翻译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等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另外，《新时代》月刊所刊登的其他文章，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如陈佑魁的文章《货币革命观》，称赞“物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最精彩之点”。李达所著《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指出，“一种政治组织是建设在一种适宜的经济组织上面的。这种经济组织若是变动了，那种政治组织也要随着变动”，简单明了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针对党的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所提出的“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这一主张，《新时代》月刊发文指出，“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新时代》月刊还发表文章深刻阐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重要意义，认为要想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国，必须要推翻他们的黑暗统治。

虽然《新时代》月刊仅出版四期就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查封，但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它积极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对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初步探讨，因而实际成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对帮助党的干部和革命青年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重要作用。

三、发挥文化书社作用，开展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时，蔡和森来信说“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因此，为了能够使建党工作顺利开展，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经常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开展相关活动。

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规模也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逐步在各地建立起了 9个分社和 7个贩卖部，而这些分社和贩卖部的主要管理和经营者多为新民学会会员和早期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先进分子。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同时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1920年毛泽东依托文化书社，着手在青年群体中物色建团骨干，先后发展了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和张文亮等 20余人为团员。1921年 1月 1日至 3日，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在文化书社举行。大家热烈讨论了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尼尔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

在新年大会上，毛泽东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应该学习俄国十月革命，而想取得革命的成功，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最为有效的。毛泽东在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也标志着他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开展中国革命。因此，“可以说，文化书社的这种组织架构非常有利于推动湖南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

长沙党团组织成立后，文化书社又承担起了秘密联络机关的工作。1921年 12月中旬，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由上海前往桂林与孙中山会谈经过长沙时，毛泽东和易礼容、黄爱及庞人铨在文化书社与马林进行了交谈，马林还向黄爱及庞人铨等工人代表介绍了俄国革命情况。

1923年 3月 17日，夏曦给施存统和朱务善等人写信报告长沙地方团组织、教育及劳动运动情况时提到“文化书社表面是与团外人合作的事业，实际是由同志主持”。1923年 4月 14日，团湘区代理书记戴晓云就报告长沙、安阳、衡阳等地方团负责人和团员人数一事给施存统的信的末尾注明：“以后中局来信请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可也。”

根据 1925年1月长沙地方团组织工作报告中的附表可知，1925年文化书社隶属团湘区第 15团支部的支部机关。当党团组织活动经费遇到困难时，也是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协调解决，以解燃眉之急。中央给湘区党委每月划拨的活动经费，也是通过银行邮寄，由文化书社代收的。作为分社之一的衡阳文化书社，一度还成为中共湘南特委的对外联络点之一，湖南省委曾用“王达三”“丁月生”等代号所下发的文件和信函，都是由衡阳文化书社收转。直到后来党在全国建立起通讯系统后，文化书社才逐渐地减轻了秘密联络机关的任务。由此可见，文化书社有力地推动了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发展。

作者：郝智浩，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