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论析

唐正芒 管胜昔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系列思想。他着眼于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立足发展“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社会主义新农业，以期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农村，打造成一个富裕、文明、美丽、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着力培育“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新农民。

摘 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系列思想。他着眼于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立足发展“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社会主义新农业，以期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农村，打造成一个富裕、文明、美丽、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着力培育“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新农民。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丰富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毛泽东出身于农村，与农村有着一份天然的情感联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同中国的农民与农村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1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自己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新村”计划，勾画了自己心中理想的“新村”形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迈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第一步便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确立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95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社论，正式吹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在毛泽东的积极号召和有力推动下，全国各地逐渐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局面。

01

发展“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社会主义新农业

农业兴则国家兴。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毛泽东认为其“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里的“机械化”是广义上的机械化，即运用电气动力机械、用机械进行水利建设和“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其实质包含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四个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这一思想通过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传达全党，并转化成了党的意志。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发展农业的根本道路是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1963年3月颁发的《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正式确立农业技术改革走“四化”的道路、方针和目标。

第一，“先合作化，后机械化”。

毛泽东认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因此，农业社会化是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其“新农村”的本质也就在于确立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农业技术革命，实现农业机械化，都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策略上置于农业合作化之后的。他认为不管是否已实现农业机械化都可先完成农业合作化。1951年9月，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通过新中国几年经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想法愈加明晰。1953年6月7日，他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会议的报告时指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但要发挥这种增产潜在力，靠小农经济是有限的，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这标志着他农业“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思想的确立。即便在遇到分歧和阻力时，他仍坚持这一方针。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在合作化过程中迈不开步子、“像小脚女人走路”的情况，强调“不能够认为先工业化、先机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我们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动工业化。”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是毛泽东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

农业合作化后期，毛泽东确如之前所设想的，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农业机械化问题上。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时间。全党必须为了实现这个伟大任务而奋斗。”1957年他正式提出由过去的革命转到技术革命的命题，并在1958年指示要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958年1月，他在杭州考察行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抽出时间去浙江农科所参观国内正在推广使用的双轮双铧犁，并亲自扶犁耕地。在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中，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农业机械化获得长足发展。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机械化仍然势头向好。这可以从该时期《人民日报》的系列报道中得到印证。如1973年《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新洲县(今武汉市新洲区)刘集公社机械化的发展情况:“只见广阔肥沃的田野里，一台台东方红牌拖拉机翻卷起黑色的泥土;宽坦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土杂肥的汽车和胶轮板车川流不息;举水堤畔的抽水机欢唱着;沙洲上的推土机、铲运机发出震天吼声。这里，呈现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图景。”1975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也报道了全国的农业机械化情况，称“最近四年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超过了前十五年”此外，还有197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结合起来——绥化县充分发挥农业机械作用，粮食连年高产》等报道。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农业机械化在20世纪70年代确有较为明显的发展。

第二，“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55年就提出要在20到25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想法。奈何中国当时机械化的基础过于薄弱，难以一步到位地全面机械化。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实施方针。他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讯》中，他再次强调农业机械化要遵循发展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的基本规律，工作规划要有目标、讲步骤，“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1960年5月4日，他到山东省珍珠泉大院观看了全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最新成就展览和工人表演的过程中叮嘱青年研究工作者:“要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土设备能解决大问题。”在他的再三强调下，农业“四化”都是坚持“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例如:水利化方面，坚持“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同时“应该注意到在以小型工程为基础的前提下，适当地发展中型工程和必要的可能的某些大型工程，并使大、中、小工程相互结合，有计划地逐渐形成为比较完整的水利工程系统。”在化学化方面，毛泽东强调:“我们是走洋化肥的道路，还是走现在人粪尿的道路?这是个方向问题。人粪尿有机质多，洋化肥容易使土壤板结。但这并不是不要洋化肥。土化肥与洋化肥基本是一样的，都是好肥料，但不要迷信洋化肥。”正是因为坚持“土洋并举”“机械化与半机械化并举”的发展方针和“全党抓，全民动，有钱先往农业上用”的指导思想，我国农业机械化在六七十年代取得了明显成绩。1970年与1966年相比，农机产品增加了300多种;耕作机械、排灌机械、加工机械、运输机械等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具成倍增长。全国90%以上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与优良农耕传统相结合。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优良农耕传统的总结、运用，以及与现代农业科技的结合和发展。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强调“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必须同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在1962年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上，毛泽东等与会人员再次确认:“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一定要同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定要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一定要把农民长期积累的经验，祖国的农业科学遗产，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毛泽东将他这一思想凝练成“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八个方面的农业增产经验和思想。以“土”为例，一方面，毛泽东非常推崇苏联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和利用合理耕作制度改良土地肥力的思想。因此，他两次接见并叮嘱年轻的女土壤学家陈文新，要她学习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的耕作学理论，并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他非常推崇中国传统的“松土深一寸，等于上趟粪”的思想，提倡以深耕的方式充分利用自然肥力。可见，在土地的利用和改造方面，毛泽东践行的就是将现代农业科技与优良农耕传统结合的思想。在“农肥”的使用方面亦然。他多次强调“化学肥料是无机肥料，中外的经验都已经证明，必须与有机肥料混合施用，才能更好地发挥肥效，避免土壤恶化，因此，绝不要因为化肥特别是土化肥的增产，而放松了农家积肥造肥。”提倡将传统农家肥与现代化肥相结合，以促进作物增产和保持土壤肥力。

为了更好地落实毛泽东关于总结发扬各地优良农耕传统、农民增产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的思想，农业部(现为农业农村部)党组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了关于农业增产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的系列书籍。根据农业部党组给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仅1959年就组织编写了水稻、小麦、棉花、果树、桑树栽培，农业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家畜传染病等9本重要理论著作，各省、市、区也分别积极编写了各种科学技术书籍280多种。毛泽东将现代农业科技与优良农耕传统相结合的思想，以及他由此形成的“农业八字宪法”，确实对新中国的农业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人民日报》1975年11月17日对绥化县(今绥化市)运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相结合取得粮食连年高产的报道:“为了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他们还根据本地条件，对作物栽培、施肥、中耕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变浅耕为深耕;变集中施肥为散施肥、深施肥;变垄作垄管为平播垄管、垄平结合;变先铲后趟为先趟后铲，以趟为主，等等。这些做法都起到了增产的效果。”1974年全县粮食亩产421斤，比1973年增长24%，比1965年增长60%。

02

建设富裕、文明、美丽、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958年4月，毛泽东曾在与刘少奇、陆定一谈话中描绘了自己心中理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图景:“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同年11月6日，山东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提出了1960年建成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设想:“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毛泽东对范县这一充满诗情画意的设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当即表示想邀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前去看看。可见他向往的是一个富裕、文明、美丽、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一，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泽东时刻把农民生活情况放在心上。1957年警卫员马维给毛泽东带回家乡农民吃的难以下咽的窝窝头，毛泽东一边自己吃，一边招呼身边工作人员吃。他沉痛地说:“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他为农民生活苦而伤心和忧虑，强调“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他决心以发展生产来改善农民生活。

首先，他倡导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早在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因此，他明确提出:“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他衡量合作社办得是否成功，其首要标准也是能否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从而使农民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经济繁荣看成是不断增进自己物质与文化幸福的主要源泉，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农业集体化确实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增收，正如《光明日报》1961年12月发表的两首七律所描绘的那样:“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即是说农民积极生产，农村焕发生机。毛泽东自己的诗歌《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也是对公社农民积极劳动而喜获丰收的热情歌颂。

其次，他倡导发展农村工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中明确提出:“公社农民以农为主”，但“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集体办些小工厂”。农村工业化是毛泽东提高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乃至推行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手段。1970年编制的“四五”计划要求各省区发展县、社、队办的小机械、小煤窑、小水泥、小钢铁和小化肥，即“五小工业”，并决定由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80亿元用于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尤其是‘五小’工业发展迅速。”以山西晋城县(今晋城市)为例，1971年该县的县、社、队三级办的工矿企业，比“文革”前增长了两倍。“这个县从城镇到农村，小矿山、小高炉、小机械厂、小化肥厂等小型工业星罗棋布。”农村工业化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1975年9月27日，他亲自批示了浙江省永康县(今永康市)银行基层干部周长庚要求支持发展社队企业给他和中共中央的信，以及随信附上的1974年12月28日《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以《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的《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指示邓小平将三件材料印发给在京参加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各中央同志进行讨论。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部门和地方负责人都支持发展社队工业。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用闲置劳力、发展农村工业、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范式。

最后，他倡导“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毛泽东曾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对粮食的重视是由中国当时6亿人口的基数决定的，所以他确立了“以粮为纲”的方针。同时，他提倡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营。一方面，这是因为多种经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山川和湖海等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各项副业生产占农村收入的比重很大，在许多省份甚至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五十以上，如果忽视多种经营，势必影响到合作社和社员个人收入的增加，也同样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1956年6月，当他看到谭震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个材料时，他非常忧心，立刻指示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通知，强调“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为了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961年中共中央规定，应该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除了粮食、棉花以外，凡是第三类物资和完成国家合同任务以后的第二类物资，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同时，要求恢复农产品加工作坊，农村原有的农产品加工作坊，例如油坊、豆腐坊、粉坊以及其他作坊，应该经过充分酝酿，准备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起来，以便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活跃农村市场。1962年8月毛泽东又在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应放开对粮、棉、油进入自由市场的限制，他说:“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毛泽东指示恢复和发展农村商业、市场，对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也是他急于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即便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都始终强调要发展生产。他说:“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一切工作不能损伤农业生产，这是他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变理念。

第二，改革旧的思想习俗，树立农村文明新风。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被消灭，但人民的思想觉悟、文化水平、道德习俗不会因为新制度的确立而立刻得到根本改变。正如1964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立新风树新俗》中所指出的一样：“立新风，必须移旧风;树新俗，必须除旧俗;社会主义之风，不是从天上吹来的，而是在同不良的旧风旧俗作斗争中形成起来的。当然，旧风旧俗，不完全是坏的，有的可以保留，有的还要改造。但是，许多不良的旧风旧俗，必须移易。这些不良的旧风旧俗，往往同迷信活动、宗法思想、私有观念纠缠在一起，麻醉人们的头脑，束缚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对封建恶俗十分反感。他说:“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他要求人民“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禁毒、禁赌、除恶、禁卖淫嫖娼、处理反动淫秽书刊等活动，有效遏制了封建旧习。

此外，毛泽东力倡男女平等。他曾说:“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为了照顾女性的生理特点，他还多次强调妇女参加劳动要执行‘三期’(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的照顾。此外，毛泽东还推动了封建旧婚姻制度的革命。1950年颁布了《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形成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新风尚。1964年《人民日报》通讯《“望郎姑”出阁》，就是写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将自家收养的“望郎姑”腊梅作为女儿出嫁，而非按封建旧俗留给儿子做媳妇，是带头立新风树新俗的典型。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视下，新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60年代的电影《李双双》和《女社长》就反映了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塑造了不同于倍受压迫的传统女性的“农村新女性”形象。

第三，经营生态美丽农村，改善农村卫生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村环境和绿化问题。1958年8月5日毛泽东在安国县(今安国市)巡视，当即表示河北省委提出的农村园田化的口号很好，应大量这样搞。8月30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指出:“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耕。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具体来说，就是“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的种起树来”。为了动员农民积极种树栽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规定:鼓励社员在自己的宅旁种树，自种自有。较大程度地激发了农民绿化乡村的积极性，农村绿化情况得到很大改善。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农村卫生环境的改善。他说:“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意识到农村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后，毛泽东身体力行地推动农村环境卫生的革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7条就规定要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后改为“臭虫”)、苍蝇、蚊子”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序幕。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如当时农民中流传的顺口溜“处处无雀叫，户户无鼠跑，茅房没有蛆，家无臭虫、虱子、蚊蝇蚤。”“毛主席好领导，八害基本消灭了，黑夜睡觉不受咬，白天劳动精神好。”都是农民歌颂爱国卫生运动的生动反映。这也可以从《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富足、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李辉代表报告太阳村消灭“四害”促进生产的模范事迹》的报道得到印证。报道称:“宅旁、路旁、村旁和农民的院里，从一九五六年起开始栽起了花草树木。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优美的风景。在这里，家家是窗明屋净，锅头、桌凳和箱柜上没有尘土，碗筷和灶具放在用白纱布遮盖着的厨柜里。全村定期进行室内消毒，户户有痰盂，几千年来人们随地吐痰的恶习破除了。在这里，讲究个人卫生也开始形成新的风尚。”“把一个又脏又穷的‘瘟村’变成了人畜健康，五谷丰登，人们过着文明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山西稷山县也因此成了党中央推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环境美化的模范典型。卫生部(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同年11月12日至21日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主要目的是推广稷山县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广泛交流全国各地的经验，以促使爱国卫生运动更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建设农村公益事业，保障农民幸福生活。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毛泽东认为，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人民的“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

首先，毛泽东主张在农村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制度。在合作社时期，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社员，农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予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农村实行“五保”、救济困难、优待烈属和残疾革命军人的制度被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后，中共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规定:生产大队可以从大队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生产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实行供给或者给予补助。这个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公社还普遍建立了幸福院，收容没有儿女的老年人，组织他们参加轻微的劳动，给予必要的生活物资，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此外，对于缺乏劳动力的烈属和享受残疾抚恤金以后仍然不能维持生活的残疾革命军人，则按照国家规定的优待办法给以优待，使他们的生活不致低于一般社员的水平。在制度上保障了困难社员的生活。“五保”制度和集中供养孤寡老人的做法保留到了现在。

其次，毛泽东强调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后，严肃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称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的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毛泽东作出“六二六”指示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狠抓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第一，在农村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从县到生产队的四级医疗卫生机构，一般采取县设医院，公社设卫生院，生产大队设卫生所，生产队设不脱产卫生人员的卫生室的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农村的医疗卫生网。第二，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培养农村医卫人员。1965年1月，毛泽东作出了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的指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量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为农村培养了一支中西医结合、高中初级卫生人员结合、脱产与不脱产人员结合的卫生队伍。“背起医箱当医生，拿起锄头当农民”的“赤脚医生”由此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1968年9月，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示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他盛赞“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该报告于同年9月10日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刊出。在毛泽东的重视和倡导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赤脚医生”发展的春天。1975年出品的电影《红雨》就反映了当时农村“赤脚医生”的生产生活情况。“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这首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体现了当时农村“赤脚医生”辛勤为民的整体形象。同年，美国拍摄制作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医疗卫生状况。

最后，毛泽东批示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最早是河南省正阳县王庄乡团结社以农业合作社保健站的形式办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而发展。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则形成了每年由社员交纳一定的保健费，看病只交药费或少量挂号费，在可能的范围内，由公社、生产队的公益金补助一部分的形式并得到推广。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示的、由湖北省宜昌地区革委会、长阳县革委会、长阳县人民武装部调查组撰写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文，显示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深厚群众基础和强大生命力。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有效缓解了当时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其作用意义影响至今。

03

培育“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新农民

毛泽东深知“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受封建愚民政策的影响，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状况表现出深深的忧思，认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层普及教育，造就新民，以推动社会发展。他还身体力行地以办夜校的方式来为贫苦劳动人民提供学习机会。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将教育农民、培养农民提到了战略高度。1958年8月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为了落实培养新型农民的目标，他要求“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共青团的工作的领导，使团的组织在团结广大青年，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将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教育广大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毛泽东认为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新型农民，首先就要重视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他深知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深受小农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表现出“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因此，他认为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就必须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克服其个体性、保守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多次强调:“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群众，使农民逐步地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我们党的一项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具体来说，就是“乡村党的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必须善于联系社员的实际生活，不断地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人剥削人、而使大家都富裕起来)和资本主义(最少数人剥削最大多数人、而使大多人贫穷、只有很少的人富裕)两条新旧不同道路的教育;进行关于工农联盟的教育;教育社员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教育社员积极从事劳动，使他们懂得劳动好和劳动多，而比别人获得较多的报酬，并依靠自己劳动的所得改善自己的生活，是光荣的，不努力劳动并因而减少了收入，这是可耻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毛泽东则先后于1957年起和1964年上半年起在农村开展了两次颇具声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此外，他还在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号召各地政府和广大农民“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学大寨虽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过曲折，但它确实对于改变当时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中存在的“怨上不支持，怨下不听话，怨天不帮忙，怨地不打粮”“喊困难、等条件、靠投资”等消极思想，形成团结奋进、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力量，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第二，“国家办学与集体或个人办学并举”，多种办学扫除文盲。

为了全面提升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率和受教育程度，毛泽东认为农村教育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主要是国家办学与集体或个人办学并举，普及教育与提高教育相结合。“要在全国农村中普及小学教育，办好全日制的中学和半日制的农业中学，或者其他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在成人中要认真地扫除文盲，组织各种业余学校，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间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此外，各公社还必须选送一部分青年去投考城市中的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以便为国家和公社培养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员。”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好处甚多:一是既有利于普及教育，又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二是既可以为各级学校提供合格学生，又可以为各项建设特别是农业建设培养劳动后备力量。为了提高私人办学的积极性，他强调:农村中的私立中学“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村教育要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农村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办学方式。有半耕半读式的简易小学，即后来的“耕读小学”，其中又包含了隔日制、半日制、季节性小学与识字班等办学形式;农业中学也在轰轰烈烈的办学运动中应运而生，它以培养农村技术力量为目标，以文化课程与技术课程相结合为教学特色。此外村塾改良学校、流动小学、戴帽中学等多种办学形式与普通的公立中小学并存。如当年的韶山学校以小学为主，又办了初中、高中班，“是一个戴帽子的学校”。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曾满意地戏称学生是“坐在帽子下面读书。”

农村教育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法使新中国的农村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农村的入学人数快速增加。据统计，1949年我国农村小学数量为34.68万所，在校生2439.1万人。到1964年，我国农村民办小学数量为58.54万所，其数量远远超过农村公办学校数量。1965年农村小学生增长到9399.9万人，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80.9%，大大改善了农村基础教育极度缺乏的状态，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文化技术水平。

第三，知青下乡，干部下放，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为了推动农村教育事业和生产力的发展，1955年12月，毛泽东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求广大知识青年支援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了妥善安置到农村插队的广大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要求“一定要加强领导，配备起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把这项工作做好。安置工作也要做到五好:教育好，组织好，准备好，安置好，巩固好。使下乡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学生，在贫下中农和农场工人的教育影响下，真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的农业劳动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使知识青年通过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的锻炼，在实践中成长为新型农民；另一方面，让他们指导并参与农村文化教育活动，进一步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通过“选用当地的和下乡插队的成分好、思想好、作风好、劳动好、合乎教学条件的知识青年担任教师”的方式，充分运用知识青年的力量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同时要求“教师不采用全部脱产教书的办法，实行半耕半教，在农闲教学期间给以一定的工资或采取学生交工分的办法，国家根据具体情况给以一定的补助，农忙期间回队劳动”。这种民办教师制度和前述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度一起，成为当年效果好、影响大、深受农民欢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事物。

为了使干部接受劳动教育，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上百万的干部陆续分批被下放到工厂、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且其最主要的流动方向是农村。为了弥补农村教师资源的缺陷，中央还指示各地从下放干部中“挑选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去代替那些不称职的教员”，指导下放干部农闲时兼课和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农忙时参加生产劳动，使下放干部“在文化、卫生，特别是改进生产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是对干部进行劳动锻炼、加强思想教育、密切干群联系、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的有效方式，也有效推动了农村文教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养。

04

吸取历史智慧助力乡村振兴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殷殷之情和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拳拳之心。他的这种开拓创新、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发扬。他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成功经验，是我们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宝贵财富;而他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暂时曲折和失误，有些在今天终于成功而变成美好现实甚至实现超越，有些则成为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避免再走弯路的警示明灯。

第一，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生产力标准，就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将社会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作为判断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根本标准。虽然毛泽东本人没有提出“生产力标准”这一概念，但他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诸多实践都是在践行“生产力标准”。如前文所述，他曾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强调，要将能否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增加物质基础作为检验是否办好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准。只是在后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他并未能将生产力标准贯彻到底。“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产力的后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抓好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产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现阶段，振兴农村产业，就是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当前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应不足并存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首先，要合理遴选和培育农村产业项目，壮大农村新业态，优化农村产品产业结构，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其次，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深挖农村生态休闲、文化旅游、农产品深度加工等功能，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最后，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农村产业发展。一方面，及时将新技术运用到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以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发展;另一方面，是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互联网+现代农业”新形态，打通供需通道，提升产业效益。多措并举振兴农村产业，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主要表现为他非常重视农民的教育问题。他提倡在农村普及基础教育，通过多种办学方式扫除文盲，将农民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新型农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人才振兴，能力提升是关键。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民教育问题的重视和实践经验能为我们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首先，要重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造就乡村振兴“带头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的充分重视才能带来行动上的坚定不移。在教育和培养农民的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坚决贯彻和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指示精神，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要拓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和培育途径。一方面，要推动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型;另一方面，要鼓励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农民工等返乡创业人员加入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问题上，要将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相结合，将线上培训与线下教育相结合，实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渠道的多样化。

第三，“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在《文化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农村文化的建设：一是通过在农村兴办各类学校，大办文教事业，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通过鼓励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提倡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深入工农群众，通过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方式来强化农村文化建设；三是通过在农村禁止赌博、道会门、童养媳等树立农村文明新风。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农村的文化建设确实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也要重视文化建设，以文化振兴带动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多渠道宣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农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农村文明新风尚；其次，是要充分挖掘、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一村一品”，壮大农村文化产业；再次，是要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县文化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为基础的三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体系，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基础库群;最后，大力开展“送文化下乡”“戏剧下乡”等活动，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启发农民将不同文艺形态与当地文化传统相结合进行创新，激发农民进行文化创造的内生动力，实现由“输血式”送文化到“造血式”自主创新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之魂。

第四，建设农村公益事业:改善民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如前所述，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指示卫生部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鼓励农村发展“赤脚医生”队伍，批示推广合作医疗制度，推行“五保”制度等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区别于中国传统农村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也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宗旨，抓牢乡村振兴的根本，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一是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乡村振兴为了人民、乡村振兴依靠人民、乡村振兴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二是要决胜脱贫攻坚，兜住防止致贫返贫的底线，确保小康路上“无一人掉队”。三是要建立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村医疗、养老和社会救助制度，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是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保障和改善民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和实践的根本所在，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检验党的“三农”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唯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守人民立场，切实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宗旨，才能更好地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忠实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