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淑娟：全球疫情危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审思

作者：姜淑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姜淑娟，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原稿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摘要］

公共危机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负面因素的显现，其中资本逻辑推动的现代性造成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是危机频发的根本原因。当前全球公共危机溢出经济领域，显现出环境、资源、人口、卫生、安全等多领域复杂耦合和风险叠加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典型的全球公共危机，凸显了目前全球危机治理规制的局限性与深层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对当前全球治理挑战的深刻考察，关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命运与共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是防范和化解全球化进程中重大风险挑战的中国方案，它的提出具有理论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公共危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逻辑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是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集体面临的一场大考。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以辩证批判的视角对资本主义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做出了科学研判，对其历史进步性和原始积累的罪恶性进行了全面考察。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也面临着更大的系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引发了人们对世界发展前景和人类整体命运的深入思考，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断言，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1]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Slavoj .i.ek）和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对疫情可能会强化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出预警[2] ；当代西方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体系能否经受住疫情冲击表示质疑，并认为这场危机或将导致消费主义式微、劳动力贬值、失业率上升等经济领域的连锁震荡。[3]

在这场世界性的危机面前，由资本逻辑推动的全球化在危机应对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更加凸显，为我们审视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应对理念提供了基本框架，也从根本上拷问着人类社会的生命价值选择和未来发展道路。疫情危机是人类与病毒的对抗，还是国家与国家的对抗？国家间是共商共建共享，还是霸权主导的角逐博弈？人类究竟需要怎样的全球交往与治理秩序？对本次全球疫情危机及其凸显的治理困境进行分析，构成考察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挑战和应对机制的有效基点，进而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理性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危机全球化是资本驱动世界历史进程的负面显现

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推动了交往的全球化，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深刻变革。在自由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本质的深刻洞察，指出资产阶级必然要开拓世界市场，占有新的资源和劳动，以实现攫取利润和转嫁危机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借助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打破了各地方、各民族的封闭状态，冲击着人们原有的时间和空间认知，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世界交往和普遍联系，推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主张从生产方式层面考察全球化进程，反对依托抽象观念解释世界和维护“虚假共同体”的统治，对理解今天的全球化大势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视角。

马克思认为，由于世界交往的形成，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在较低发展水平的地区产生连带反应，从而使得一国范围内的危机溢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4] 今天，世界一体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主流生产模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资本主义经历了新一轮的危机重构，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选择获得了快速发展。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面对这一趋势，首次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当下，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强力统合着普遍联系的世界场域，对此，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认为，任何科技都包含着相应的灾难。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时间空间间隔被迅速打破，导致突发事件变得实时广延，而人们失去了理性思考应对意外的时间。因此，绝对时间实现的时刻，也必然是“普遍意外”来临的时刻。[5] 事实上，危机的快速传播往往导致社会领域多重连锁共振，从而使得危机由单一形态向复合形态演化，不但进一步考验着现有治理体系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也进一步增强了全球危机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6]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公共危机事件接连不断，金融危机爆发、埃博拉病毒传播、恐怖主义频发等，表明当今各国相互联系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危机也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风险呈现出全球化趋势。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逻辑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的始源性致因，公共危机全球化实际上是伴随物质生产生活的全球化展开的，本质上是资本驱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负面因素的反映，其中制度性、结构性的隐患所导致的危机更具剧烈性、复杂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资产阶级不满足于在各自国家内部追求剩余价值，而是试图将资本积累扩大到世界市场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类自由解放的基本立场，对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历史进程的考察是辩证的，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及交往关系的巨大推动作用，视之为历史进步的必要基础，也对资本突破空间限制在全球范围内野蛮扩张给其他民族和地方造成的苦难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无止境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必然导致对生态限度的挑战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秩序危机。100多年来，资本驱动的全球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次经济危机，资本逻辑肆虐和宰制下国内国际维度的冲突始终存在，给人类社会造成了难以磨灭的重大灾难和历史创伤。当前，重大风险在更加复杂的全球交往链条之下具有进一步加深和扩大的趋势，并溢出传统领域而在资源、环境、卫生、人口等各层面叠加显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审思与时代研判，对资本驱动全球化的潜在危机做出重要论断，指出人类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挑战，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7] 可以预见，资本范畴自身的内在矛盾和悖论必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不断以危机的形式凸显和尖锐化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二、全球抗疫凸显资本逻辑下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层困境

全球性危机不同于国家危机、国际性危机，二者在影响范围和治理难度上具有明显区别。国家危机通常发生在一国范围内，并对该国的政权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国际性危机指两个国家以上为主要行为者的危机，而全球性危机不分国界，具有扩散范围广、控制难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8] 在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世界里，全球性公共危机，尤其是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无论发生在哪个地方，都极易在短时间内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当前，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持续攀升和蔓延，已发展成为一场典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议题。疫情当前，必须推动国际合作，才能化危机为生机，打赢这场全球范围的危机攻坚战。然而，资本逻辑内在的弱肉强食和博弈对抗法则深刻主导着当前的治理理念和体系规制，成为本次疫情危机治理陷入深层次困境的根本原因。舆论场域异常激烈的交锋、东西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和撕裂，在喧嚣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意识形态偏见下凸显并成为危机治理中显著的负效能。可以说，全球治理的任何现存困境和潜在风险在这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面前都得到了放大。具体来说，在西方国家内部表现为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私有化浪潮下公共服务的式微，在国际范围内则表现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算计一度压倒疫情应对的现实需要。

1.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下的新自由主义危机

病毒无国界，重大流行病危机面前各国利益攸关、命运与共，而任何国家在疫情应对中“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后果都是由全球共担的。整体上看，西方民主治理是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指导的，主张自由竞争、自我负责，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为政府有限干预和最终应对不力，这不仅成为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暴发的重要原因，更成为全球防控系统中的显著负效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是具有极大自我调节能力的制度体系，将危机治理效能的表象置于社会结构和历史生成趋势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危机后的一次重大历史转向和自我调节，其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内部资本特殊利益与民众共同利益的根本异质。大卫·哈维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启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推动了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及意识形态层面个人至上的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了更加灵活多样的资本积累模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自身的矛盾性。事实上，危机从来没有被真正消除，资本像“一架穷凶极恶的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并只能费力地借助扩张抽搐等方式进行自我修复”。[9] 其中潜藏的制度和结构性危机在本次全球流行病应对中再次显现，资本垄断下的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空前压力，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调度困难，人民的生命健康难以保障。知名欧盟事务记者雷·菲利普斯（Leigh Phillips）撰文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下的企业主体坚持赢利导向，无力应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10] 大卫·哈维更是直言，“我们病得越重，资本家赚得越多”。“新冠肺炎是大自然对40多年来在暴力和不受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手中所遭受的粗暴虐待的报复。”[11] 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家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虚假的个人自由时指出，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不断深化的情况下，鼓吹不受干预的消极自由实则是无视物质生活领域的真正不平等。[12]

可见，当代西方社会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境根源于资本逻辑困境的历史演绎。相较之下，我国在资本运作问题上主要把资本范畴限定在经济领域，而没有出现资本占有整个社会劳动并控制整个社会的所谓资本主导的逻辑，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3] 应当看到，全球流行病危机带来的社会风险一方面在空间上是广延的，另一方面对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影响也是差别化的。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限制人口流动和贸易往来，对全球复杂而脆弱的供应链造成了冲击。发达国家和社会上层群体具有相对较强的应对能力，因而也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疫情之下的系列连锁效应对边缘和贫困地区人口产生的影响难以预测，加之复杂的政治议程和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必将加剧经济逆全球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和疫情本身的反弹风险。目前中国疫情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而国外却迎来疫情大暴发，本应在人类福祉等重大问题上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西方大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并没有很好地抓住中国通过封城等强力干预措施争取的宝贵初始时间，最终不仅自身陷入疲于应对的境地，更在命运互联的全球化时代将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和边缘地区置于多重风险之中，暴露出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道”的虚伪性和无效性。

2.甚嚣尘上的地缘政治算计消解全球危机治理合力

世界市场的开拓从原始积累时期就伴随着对他国尤其是弱国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对国内危机的转嫁。具体来说，就是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模式移至边缘和半边缘的民族国家，建立西方国家主导的利润攫取等级秩序和资本积累的有利环境。可见，从历史维度考察，资本的全球扩张进程一开始就伴随着地缘政治斗争。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实际上仍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并将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制度和观念向外输出的全球化，在面对重大危机而不断提上议程的“危机共同体”之下，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危机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深入考察全球化的历史谱系可以发现，当前全球治理的法律和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是大国霸权主导下所制定的世界秩序，从而把世界治理的职责赋予了少数大国。这种治理逻辑与现实中多元主体参与并积极发挥作用的全球化情境相悖，往往导致某些国家基于地缘政治与利益博弈的考量而罔顾国际责任，乃至将国内“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从而导致在不断升级的重大全球性危机面前集体行动困难，治理效能无法匹配危机传播速度和威胁程度。

可见，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对抗思维与全球合作治理公共危机的现实需求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发文对目前各国各自为战而非统一行动的局面表示担忧，他认为，世界各国必须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做出选择，而事实上只有后者才是有效应对全球危机的根本出路。“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团结，这不仅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对抗所有可能在21世纪再次袭击人类的未来流行病的胜利。”[14] 然而，在本次全球疫情应对中，地缘政治斗争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凸显。特朗普一度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纽约时报》也将中国封城抗疫指责为无视民众生活需要、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而将意大利封城表述为牺牲国内经济而顾全民众生命健康的举措，进而大加赞赏。部分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放任舆论领域的双重标准乃至有针对性地进行污名化传播，不仅扰乱正常的国际信息流通机制，更将地缘政治算计凌驾于人类生命健康之上，严重损害了全球合作和危机应对机制。面对病毒传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西方国家在疫情之初试图作壁上观的舆论姿态也很快被来势汹汹的疫情所破除以致自身陷于疫情之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5] 与真正共同体的人类整体性关切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在疫情中进一步显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如少数国家为自保禁止粮食出口，这使得受疫情威胁而变得脆弱的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流雪上加霜；特朗普宣布暂停受理外国公民赴美移民，“通过暂停移民，帮助失业的美国人在美国经济重新开放时找到工作”。从本质上看，这些“逆全球化”措施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效率与公平陷入失衡危机所做出的反应，正如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机器作为“虚假共同体”，面对重大危机必须“战略性地保存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首要地位”。[16] 一度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的西方发达国家如今成为“逆全球化”的积极煽动者和决策执行者，他们不顾国际责任与担当，罔顾危机世界中人类命运与共的事实而向国家主义回归，试图从本国利益出发延续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斗争逻辑。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及其治理理念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面对全球疫情的重大世界性危机，亟须新的变革。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突破全球危机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

深入思考全球合作治理规制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是化解全球性危机的迫切需求。从世界范围来看，此次疫情对全球生产流通和生活秩序都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在疫情暴发后迅速行动，举全国之力应对疫情，表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对全球抗疫做出了重大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防范重大风险、迎接重大挑战中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17] 应当看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效率之高、行动速度之快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相较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在西方理论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和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针对资本弊端的历史解决方案成为高频词汇。齐泽克认为，疫情中让人焦虑的不确定性激发出人们对未来秩序的想象力，唤起了一种隐含的共产主义[18] ；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资本垄断医疗体系之下个人权利的脆弱性，重振了美国民众集体的“社会主义想象”[19]；大卫·哈维从消费不足的角度对疫情之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遭受的冲击进行了研判，认为解决的方案是美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化。[20]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更是提议采取直接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21] 国外思想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集中阐发，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的区域性组织作为“虚假共同体”在国内公共治理和全球抗疫合作领域不作为与乱作为的批判，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世界各国在重大全球性危机面前团结协作，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国际关系的超越，是上述社会主义理想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展现，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维度提出的中国方案。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人类自由解放的全球视阈，契合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必然性

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人们在物质生产生活中结成的社会交往关系和普遍联系的生存共同体。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是将其理论关切置于单个民族国家或特定人群的局部场域，而是立足于整体人类社会的自由解放，并将解放哲学从抽象的云端拉回到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在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做出科学分析。全球疫情危机将人类社会带入共克时艰的紧急状态，虽然流行病毒本身不会区别对待每个个体，然而不同的所有制与分配体系却会使生命遭遇悬殊的阶层化差别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瘟疫等灾难发生之时，首先遭殃的便是无产阶级。“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22] 在资本控制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体系中，被置于疫情风险前沿的仍是边缘阶层与边缘的民族国家。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呼吁关注疫情中缺乏健全医疗保障的人群和贫困边缘国家。这种现实情境中的利益异质与真正对抗是“虚假共同体”理念的必然产物。与之相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在全球流行病风险面前更能彰显其真理性价值，在于其关注危机中更加凸显的世界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重大生命健康议题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利的平等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联性。面对以社会交往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病毒，只有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个个体、每个国家的安全，才有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这其中彰显的致思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旨归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变迁轨迹可以发现，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共同体范式与交往形态，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当前资本逻辑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危机频现，必须根据历史情境的转换构建符合现实治理需要的共同体理念。在当前举全球之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这场伟大斗争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这场攸关全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战“疫”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23] 这就决定了应当根据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动态调整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建立与国际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治理机制。随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转变，人类社会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之间经济共生、政治共存和文化共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经济的基本面而独立发展。坚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阈出发审视时代变化，打破大国霸权规制，推动不同主体平等参与到治理理念和规则的建构中，形成基本的治理共识，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逻辑推演。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来源和根本存在论依据。

2.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指风险社会中命运与共的整体性，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危机治理困境的现实回应

来势汹汹、迅速蔓延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将全球治理秩序和国际合作治理问题再次抛出，考验着人类应对危机的共同智慧。可以说，此次疫情既是一场人类的生命安全危机、地球的生态环境危机、世界的经济秩序危机，更是一场各国间的政治危机、全球治理危机。面对风险全球化趋势日渐突出、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威胁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情境，迫切需要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构建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探索有效的国际协作方式。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指各种公共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活动中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4] 可见，全球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积极互动、达成共识并集体行动的过程，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当前大国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必然导致不同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失衡，极大地消解全球危机治理的系统合力与整体效能。应当看到，疫情危机之下的地缘政治算计、制度体系差别和文化价值冲突一方面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理念面临的深刻结构性挑战，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在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没有退场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面对全球风险防控与危机治理的现实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直面资本逻辑下应对危机的重重困难。这就决定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尊重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规律，又要在实践中回应历史发展的内在过程性和现实复杂性；既要客观看到资本逻辑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进步性，更要立足于扬弃主要大国霸权惯性在应对全球危机面前的深刻局限性。事实上，关于全球性危机，理论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和论断。有关注信息技术推动危机广延的论点，也有针对消费不足趋势提出的流通领域危机论，还有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速度学，即将历史进程的危机叠加、社会机构和国家之间的摩擦归结于过快的社会发展速度，等等。不同于以上林林总总乃至相互抵牾的理论学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把握时代大势的科学依据。正是基于与各类国家性和地区性的“虚假共同体”必将长期共存的情境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在国内将资本逻辑限制在市场经济领域，严格防止其对公共领域的侵蚀，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也是其坚定践行者和深刻诠释者。在此次疫情危机中，我国先后向一些疫情严重、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组，提供抗疫经验支持和医疗物资援助，在疫苗研发、经验共享、信息公开以及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为全球抗疫做出了重大贡献，展现出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大国担当，再次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大的现实感召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人类已经进入“地球村”时代，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的分歧，在面对生态危机、核武器威胁、极端主义等各种公共危机时，人类应当真正成为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其中涉及的流行病防治技术攻关、复杂的全球人口流动、紧密互联的供应链体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危机等都凸显了现实世界的系统性、整体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一己之力独自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中国提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就是强调要直面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整体性，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挑战，在遵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在全球层面以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构建综合危机治理格局，促进更加有效的全球危机治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防范化解全球化进程中重大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注释：

[1]Henry A.Kissinger，“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https://www.voltairenet.org/article209639.html.

[2]《疫情考验下，全球化何去何从》，《新华日报》2020年3月29日。

[3]David Harvey，“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https://jacobinmag.com/2020/03/david-harvey-coronavirus-political-economy-disruptions.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8页。

[5]Sylvère Lotringer and Paul Virilio，The Accident of Art，New York:Semiotext（e），2005，p.13.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6页。

[8]王晓成：《论公共危机全球化趋势》，《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9]Fredric Jameson，Representing Capital:A Reading of Volume One，London:Verso，2011，p.87.

[10]Leigh Phillips，“The Free Market Isn.t Up to the Coronavirus Challenge”，https://jacobinmag.com/2020/02/coronavirus-outbreak-free-market-pharmaceutical-industry.

[11]David Harvey，“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https://jacobinmag.com/2020/03/david-harvey-coronavirus-political-economy-disruptions.

[12]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London·New York:Verso，2015，p.52.

[13]韩庆祥、黄相怀等：《历史不会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页。

[14]Yuval Noah Harari，“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6页。

[16]Alain Badiou，“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8-on-the-epidemic-situation.

[17]许庆光：《涵养收放自如的本领》，《人民日报》2020年6月22日。

[18]Slavoj .i.ek，“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https://critinq.wordpress.com/2020/03/18/is-barbarism-with-a-human-face-our-fate/.

[19]Judith Butler，“Capitalism Has Its Limits”，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3-capitalism-has-its-limits.

[20]David Harvey，“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https://jacobinmag.com/2020/03/david-harvey-coronavirus-political-economy-disruptions.

[21]Antonio Negri，“Coronavirus，La Fase Attuale Ed Il Futuro”，https://www.radiondadurto.org/2020/03/21/coronavirus-la-fase-attuale-ed-il-futuro-lintervista-a-toni-negri/.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576页。

[24]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