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百年中国为何丧魂落魄?

作者：黄河清  来源：A级论文发表5k8征稿网

百年中国为何丧魂落魄?

因为拿"进化论"当精神鸦片

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百年中国文化人，都背负深重的文化自卑感，否定中国文化。编者注：本文虽长，但思想犀利，堪称经典，值得阅读体会。

作者：黄河清，笔名河清，留法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

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

百年中国文化人，都背负深重的文化自卑感，否定中国文化。

六十多年前，中国终于走出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独立。今天中国也已成为具有相当物质经济实力的国家，但依然在文化上丢魂失魄，依然文化自卑，没有使用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西方文化价值，被当作“普世价值”。

文化上的无魂，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迷信西方的“新蒙昧主义”。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始终都面临被“精英”们引向崩溃的危险。

百年中国，何以丢魂？

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一条：全面“现代化”，实为全盘西化（美国化）。

中国文化“精英”自绝于自己文化，全身心拥抱西方文化。他们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

为什么百年中国丧魂落魄？为什么中国人一百年来文化自卑？为什么中国文化一百年来名不正言不顺？为什么今日中国缺乏文化软实力？总根源在于中国人接受了西方“进步论”也就是今日中国文化人普遍信奉的社会进化论进步论（社会进化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

精神鸦片的简略原理：社会进化论是以物质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先进与落后；物质经济水平先进则文化先进，物质经济水平落后则文化落后。

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因为物质经济落后，所以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伦理，甚至语言文字都“落后”。这构成近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坚定信念和思维定式，也构成百年中国人文化自卑的总根源。

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用了社会进化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中国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的整体落后。（如今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皆怨“体制”）。

百年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地诱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

社会进化论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朝野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没有独立，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一、何谓进步论？

“进步论”，简单地说，是一种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将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沿一直线无限进步和无限进化的哲学思想。这样的信仰，在今天现代人看来，简直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么自然和不言而喻。我们都是进步论者。

但这样一种几乎已成为天下公理的进步论，在西方产生的历史却短得出奇，不过是产生于18世纪末，确立于19世纪的东西，至今不过200多年。在中国的历史坐标上，不过是清朝乾隆年间。

１，进步论的特征和代表人物

进步论概括起来说，有四个特征。

（1）时间的直线

在世界大多数文明，一般是轮回型的时间观，因为大自然的节奏是轮回的：寒来暑往，冬去春来，太阳起落，月亮圆缺，草木荣枯，……一切周而复始，循环无终。

进步论，则是破天荒地将时间拉成一条直线。将无始无终、纷纭万千、浩茫莫测的时间，抽象为一条直线，由此创造了线型的“历史”概念。混茫的轮回变成明确的直线，犹如在万水千山间凿架出一条通直大道：“历史”之车，循着“必然规律”，直线而进……

(2) 世界主义（同一的人类)

进步论假设历史进步是人类整体的进步：人类不分种族、民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都具有同一的理性，同一的真善美价值标准，同一的精神和物质要求，同一的社会发展“规律”……正是进步论，首创了整体同一的“人类”概念。

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不管你信仰耶稣真主孔夫子，人和人都一样。因此，人类就应当有同一的、普世皆准的价值标准——普世价值。由此导致一种世界主义（普世主义）

就像进步论的首创者——孔多塞所说：

“既然真理、理性、正义、人权，对产权、自由和安全的关注，到处都是一样的，我看不出为什么所有国家不采用同样的刑法和同样的商法。一种好的法律，应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的，就像一个正确的命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正确的一样。”

进步论内涵的世界主义(普世主义)，认定人类社会“进步”规律，不仅仅适用于欧美，而且适用于全世界。世界主义在这里昭然若揭。

（3）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然而，进步论的世界主义是一种伪世界主义，其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因为进步论假设，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直线上最先进的。他们把欧洲置于人类最“进步”的位置，是欧洲民族最早摆脱原始蒙昧，进入文明状态。进步论者，都是以技术和物质生产为标准，把“文明”的封号留给欧洲，其他民族都处于野蛮、蒙昧或欠文明的状态。

进步论的世界主义，听起来很崇高：人同一心，天下同一理，人类普遍进步进化，然而却是以西方为中心。人类皆同一，为什么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状态事实上并不同一呢?进步论的解释是：人与人还是一样，只是他们处在历史进化线上的不同阶段。非常具有欺骗性。

中国古代是空间的自我中心（蛮夷戎狄），西方现代是时间的自我中心。

(4) 代替宗教的乌托邦(宗教代用品)

进步论者认为，人类凭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达到一个尘世的天堂。这用人类编织的乌托邦，代替了对上帝天堂的信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步论可谓一种宗教，一种世俗的宗教。

正如法国哲人路易·鲁吉埃《从天堂到乌托邦》一书中所说：“一种新的宗教在十八世纪产生，以取代基督教，这就是进步的宗教。”确切地说，进步论是现代人的一种宗教代用品。正因为此，信奉进步论的现代人，尽管标举反宗教、反迷信，却仍然表现出宗教信徒般的狂热，不宽容，乃至殉道精神。

西方进步论产生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其主要代表人物有：

（1）孔多塞——十段论，是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的首创者。1794年，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历史图纲》，第一次线型地画出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十个阶段，配以各种科技的发明。第八阶段是“从古登伯格(印刷术)到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第九阶段是美法两个共和国建立，第十阶段是“精神解放的时代”……

（2）黑格尔——三段论：艺术—宗教—哲学。

黑格尔给进步论奠定了最坚实的哲学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人类理性“进步”的作品。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是第一个在哲学上最系统、最精致地把人类历史描写成一个线性的进步。自然界的纷纭，人世间的变幻，时间空间的混茫，都被黑格尔理顺，显现为一个向前运动的进步过程。历史有了目的，有了方向，所谓“历史目的论”。

这种进步论的黑格尔主义，在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现代知识理论界留下广泛、深刻、持续的影响。

（3）孔德——三段论。他把人类历史分为神学、玄学和实证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科学实证取代了宗教的神玄。孔德把人类的这种进步，看作是一种自然规律：正如重力把物体往下引，进步把人类历史引向前。(孔德的社会进化三段论给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巨大影响，尤其给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激励尤深)。

（4）斯宾塞——生物学意义的社会进化论，也叫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生物进化学说运用到社会进化论，认为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受一种进化规律的支配，优胜劣汰，趋向自身的完善，所谓“自然选择”。严复将其译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5）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创立生物进化论，给社会进化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但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首先，社会进化论比生物进化论出现要早。第二，生物进化论是基于相当的科学实证，而社会进化论却从未得到过实证。

（6）摩尔根——三段论。1877年出版《古代社会》，自发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以技术作为衡量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摩尔根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野蛮、蒙昧和文明，又把每一个阶段又细分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时期，实际上分出了九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配以一个技术发明为标志：文字、火药、印刷术、电力。

“技术”被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标志了社会进化的程度，决定了每个阶段的文明状态。因此，摩尔根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者。

（7）历史唯物主义——五段论。这是一种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进化论。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

2，西方学界对进步论的批判

（1）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过《种族与历史》小册子，直斥社会进化论为“伪进化论”。他认为生物进化论是科学，但社会进化论从未得到过科学实证。

莱氏指出，人类社会的演化要比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复杂得多：

“史前考古知识的发展，趋于把诸文明形式铺展于空间，而非我们习惯想象的那样序列于时间。这意味着两点，首先是，‘进步’……既非必然，又非持续，其过程显现为跳跳跃跃，或如生物学家们所说，表现为突变。这些跳跃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愈行愈远，而是伴随有方向的改变……只是偶尔在某些时期，历史才是积累的”。

列维-斯特劳斯更进一步揭露社会进化论的实质，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e)。社会进化论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以欧洲文化为尺度，给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分出“先进”、“落后”的定位，确立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关系。

社会进化论以时间性的先进和落后概念，偷换空间性的“差异”和“多样”概念，其逻辑结果是抹煞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莱氏指出：

“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抹煞文化多样性，同时又装出充分承认这种多样性的企图。因为，如果人们把诸古老或遥远的人类社会的差异状态，当作是某种发轫于同一起点又趋于同一目标的单一发展的诸阶段或时期，那么很显然，文化的多样性便成了表面的虚象。人类变成单一和同一化。只不过，这种单一性和同一性是渐进地实现，文化的多元性只是图解了一个过程的不同时刻。”

（2）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也对进步论严厉抨击，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确实存在进步，而在宗教、艺术、经济和政治等领域，不存在统一标准衡量的“进步”。

阿隆认为，

“经济并不以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为目的。经济的目的是解决人类根本的贫困问题，是保障尽可能多的人享有一种人的条件”，“一种有效的经济，并不必然是一种公正的经济。经济始终与社会有关。经济生产内部的标准，并不必然反映社会受益的程度。因此，经济的“进步”是“双重地靠不住”。

在政治领域，“显然更难以找到一个惟一的标准”。“不同的政治体制可以看成是对于一个问题的多种答案。人们从一个政体到另一个政体，并非从劣到优，从低级到高级，而是从一个方案到另一个方案。每个方案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不存在从某一政体到另一种政体的必然进步。

（3）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归纳历史上出现的26个文明时，并不是将它们在一条进化直线上排成一路纵队，列出先进与落后，而是将它们看成“哲学地同时代”，等量齐观地进行比较。

他的历史观，不是进步论的直线型，而是轮回型的。他认为每种文明都有起源、生长、衰落、灭亡的过程。

亨廷顿引述：“汤因比严厉批判了陷于‘自我中心幻觉’的西方所表露的‘狭隘和傲慢’，以为世界是围着西方而转动，东方‘静止不动’，‘进步’必不可免。他与斯宾格勒一样，不接受历史的单一性，拒绝认为‘只存在一条惟一的，即我们的文明之河，其他文明之河都是其支流，或将消失在荒漠中’”。

（4）梁漱溟先生其实也很早批判单线进化论。首先他认为人类文化一分为三：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三个文化是三股道上跑的车，不是在一个轨道上先进后随。他否定中国社会有“封建社会”，认为中国社会是“盘旋往复”，不是直线进步。

3，进步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美化、伪造西方历史，贬低其他民族文化历史）

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北美澳洲）的同时，还伴随一种“文化灭绝”政策。

这种文化灭绝，对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编撰历史，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

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世界史，是西方人虚构伪饰、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充满血腥的西方暴发史，被美化成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进步论”。19世纪进步论在西方盛行之时，即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之始。

根据西方“正史”，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隔千年中世纪，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是文明历史，照耀着文明、理性的光辉，其余人类皆处于蒙昧、野蛮、停滞的黑暗状态。

而事实上，西欧长期处于欧亚非文明的边缘，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还有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著作，都以详实的资料，揭示亚洲中华和伊斯兰文明长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边缘。

西方只是大量吸取了东方文明的成果，加上帝国主义和殖民掠夺，1800年之后，才后发优势最后崛起。

12世纪之前，西欧就是蛮族人的野蛮社会。所谓“12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向东方学习，才开始开化的历程。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严酷，邦国林立，强盗横行，瘟疫蔓延，文盲遍地，民不聊生，农业落后，农民是“封建”农奴。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可谓打着宗教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要等到东方给西欧送来了中国造纸术、印刷术、航海术（指南针）、火药、阿拉伯科学，从1450年起，西方才开始文明化！

在相当意义上，西方的文明历史，仅仅开始于西历1450年前后向东方文明的学习，迄今不过500多年，开始于中国明朝中叶。

1800年之前，西方一直“仰望着东方”（弗兰克语）。

中世纪欧洲“T”形世界地图，东方是在天上！

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提出“理性”的概念，批判宗教不宽容和君主专制，发生重大影响。

法国哲人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另一法国哲人魁奈，人称“欧洲孔夫子”，崇尚中国的“无为而治”，将“无为”翻译为“放任”（laissez-faire），后来成为英国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

这就是18世纪西欧诸国流行“中国风”，所谓“中国文化热”。

只是从1800年开始，随着海外殖民的扩张，军事经济的优势，西方人开始有了种族和文化优越感，自感比别人“进步”。于是，西方文化人开始了美化自己、抹黑别人历史的文化工程，编造了一部谎言连篇的伪史。

（1）西方伪造历史，美化自己。

“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

西方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历史学”。

第一，伪造“古希腊文明”。西方为了证明欧洲文明是独立自我创造的，将亚洲土耳其的“爱奥尼亚文明”，说成是欧洲“希腊”的。希腊半岛多是高山，九山一地，穷山恶水人稀（雅典和斯巴达都只有十几万人），不具备生发一个重大文明的人文和地理条件。而爱奥尼亚则土地肥沃，人口众多。

“西方第一个诗人”荷马、“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都是亚洲爱奥尼亚人。

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亚洲爱奥尼亚占了三个，希腊只有一个。参阅何新《希腊伪史考》，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等。

第二，伪造“拜占庭帝国”。

1557年，一位叫希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的德国历史学家，毫无凭据地把君士但丁堡（新罗马），叫做“拜占庭”，由此发明了“拜占庭帝国”的说法。

罗马城在蛮族侵掠下，毁坏殆尽。4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但丁在东方建新都，命名为君士但丁堡。这个庞大的帝国始终都叫做罗马帝国，自称“罗马尼亚”（Romania）。

东移的罗马帝国，疆域包括土耳其等大片东方亚洲地区，仍然是名正言顺的罗马帝国。而西边由日耳曼蛮族弄出来的“圣神罗马帝国”，则是僭越罗马帝国之名。伏尔泰讽刺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西方史学创造“拜占庭帝国”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东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正统延续。

但，西汉东汉都是汉，北宋南宋都是宋。

第三，伪造“文艺复兴”。

今天中国人都相信西方16世纪发生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谁会想到“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只是在1855年，由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歇莱（JulesMichelet）首次提出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意大利并没有发生一场叫作“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而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将其追加到三百年前的意大利。西方人历史造假的胆大包天，是具有两千多年信史的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伪造了“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西方就有了荣耀的祖先，复兴就有了对象。“黑暗的中世纪”就可以被忽略。多么完美的历史！

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和文明史，由此告成。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和无历史之人》：“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一个称作西方的实体，有人将这个西方安坐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和文明，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继而不同……历史就这样被改造成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

（2）美化自己的同时，贬低别人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西方被想象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

然后，东方就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

黑格尔，作为进步论的重要人物，非常鄙视中国，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一个“停滞的帝国”。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亚洲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变”，归入“东方专制主义”。

整个西历19世纪，西方一片欧洲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只有西方“进步”“文明”，其余世界，伊斯兰、中国、印度、日本等地，都是蒙昧野蛮。中国被描绘成停滞、封闭、专制，“沉睡的狮子”……中国人也是一付愚昧、迷信、邪恶、劣根性的形象。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西媒也大肆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中国“专制极权”；

美国学者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

“英国外交官和军官们常常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看做是一个教育过程，一个通过枪炮和笔所进行的、由教育和学习两个方面构成的过程。”

西方列强很懂得枪杆子和笔杆子双管齐下，不仅军事上打败你，经济上掠夺你，还要在精神上奴役你！

精神奴役和文化殖民，就要靠笔杆子，靠学校教育。

百年中国人的文化自卑，除了显性原因——进步论的直接棒喝，还有隐性原因——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注重在中国办学校，搞教育，倡“新学”（伪造的西方文明史），用学校教育给中国人洗脑。

百年的西式教育让中国人觉得自己有“文化原罪”，认为中国文化是“专制、野蛮、落后、黑暗、劣根、压抑人性”。所以，西式的学校教育也是百年中国人文化自卑的重要根源。

西方不仅向中国输入物质鸦片，也同时输入精神鸦片！

鸦片战争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大办西式学校。据统计，到西历1899年，中国教会学校有1766所，其中有许多中学和5所大学。西历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旧学（国学）中绝，新学（西学）大盛。到西历1918年，中国教会学校达13000多所，学生超过35万人。

西方传教士除了办学校，同时也在中国办报纸，宣扬西方宪政，影响巨广。创刊于西历1868年的《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是清末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还有《申江新报》（《申报》前身）、《字林沪报》、《新闻报》等，都是西方人在中国的办的报纸。

尤其《万国公报》主张：“中国必须变法，但变法须不存畛域之见，由洋人为导师，走西方的道路。”

康有为、梁启超受影响，康梁变法，清廷也尝试君主立宪；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某种程度上是一场颜色革命，一场和平演变。清王朝与其说是被暴力推翻的，不如说是被舆论宣传推翻的。当时的“共和”思想宣传，与今日中国的“民主”宣传一样，广泛深入人心。

西方人的宣传，加上中国人自己对社会进化论的迷信，中国读书人和武将们脑子里早已满是“共和”宣传，厌弃君主“专制”。清王朝其实是被信奉“共和”的中国文人武将们抛弃掉的。（请想想今日……）

辛亥革命不反帝，只摧毁了中国皇帝制，实行西方宪政（过西方新年）。

一百多年来，西方人尤其美国人，在中国大办学校搞教育，成功地教化了中国知识“精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亲西方、亲美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西方文化。他们动不动就要求中国文化“现代化”、“创造性转化”或“现代转型”，其实都是西方化（美国化）。

二、进步论对中国文化的三重否定

——导致迷信西方的“新蒙昧主义”

１，价值否定--百年国人文化自卑

进步论是以物质生产力水平作为衡量社会文化“进步”的标准，认定中国文化“落后”，直接从价值上否定中国文化。

一百多年前，严复译出“天演论”，将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社会进化论立即在中国成为一种“准宗教”的信仰。这一信仰首先表现为一种深重的文化自卑感，先验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存在理由。

甲午惨败，更兼“天演论”风行，中国读书人深感中国文化不行，中国要亡国灭种了。中国读书人普遍相信，中国被列强打败，不只是我们船炮不如人，而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如人家“进步”。因此中国必须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才有可能把中国引向“进步”和“文明”。

也就是说，中国人为求新生必须进行“文化自宫”！这是人类历史上何等惨烈的情景！在一种深深的文化自卑感之下，也在西方“新学”学校教育之下，中国文化人开始了文化自我否定、文化自我灭绝的百年历程！

中国的文化自我否定，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1905年废除科举制，断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流脉，绝了“士”的传统。

第二，1911年的辛亥革命，断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流脉。同时，民国元年新政府颁布“废止尊孔读经”，已经预示了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的非常西化，除了搞西方宪政，还废除了中国新年，改名“春节”，要过西方的新年）

第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流脉：打倒孔家店，呼唤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全面认同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

这是一部悲壮的中国人文化自我否定的三部曲。

五四运动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空前否定：一要消灭中国的文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一定要学西方搞拼音文字。瞿秋白的拉丁拼音，赵元任的罗马拼音；二中医是巫术，要予以取消。三国画是“恶画”（陈独秀）等等。

当时著名的文化人，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中国文化，主张西化。

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全盘西化的呐喊者：“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为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独有，即西洋文明也……”(《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他还支持钱玄同废除汉字，斥骂中医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巫玄迷信”。

学者常乃德，也深受孔德三段论影响：

“我们就晓得现在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实在就是第二期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却是第三期的文明……文明的趋势只有从第二期向第三期进行，没有从第三期倒退着往第二期走的道理。”“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没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近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进化线上必经的，不是东洋人便不适用的。”

鲁迅，从中国历史中只读出“吃人”两个字。

胡适公开打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在他眼中，中国“固有文化”只是“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我们的固有文化是贫乏的……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我们几千年的“固有文化是不足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胡适反复呼吁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

这是说，中国人负有“文化原罪”。

80年代，五四运动批判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又一次在中国达到高潮，形成所谓“文化热”或“新启蒙”。

一些文化人几乎照搬复述了五四运动的说法。

“文化热”的高潮是电视片《河殇》，在知识界影响巨大。该片仍然套用五四时期流行的三段论，只是用“农业文明”替换“第二期文明”，用“工业文明”替换“第三期文明”。中国的黄河、黄土地、“黄色”的农业文明不行了，必须走向西方“蔚蓝色”工业文明。

还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几乎汇集了当时文化人的主要论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已经陈腐，必须要走向西方“现代文明”。

当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中国“现代化”经历三个阶段：最初试图改革器物，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有洋务运动，失败了；接着试图改革典章制度，于是有戊戌变法，也失败了；最后想到必须改革文化，于是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后来救亡压倒了五四启蒙，所以今天要继续五四的启蒙……

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大量“精英”否定中国文化、文化自卑、认同西方文化，与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依然毫无改变。

这种“河殇式思维”，或“80年代思维”，今天仍然在大量学界政界知识“精英”中广泛存在，思维定式，根深蒂固。

其实，进步论以物质性的科技生产力水平作为衡量文化的先进或落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化并不必然是物质经济的简单反映。

我指称的文化，是狭义精神性的，指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习俗传统。科学技术面对的是物质世界，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文化涉及的是精神的问题，有关善恶、美丑、正邪、义与不义、人生幸福、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问题。文化和科技不能混为一谈。

用政治经济学术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那么文化大致相当于“上层建筑”。

如果用80年代“文化热”期间流传的定义，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科学技术、典章制度、心理思维，那么我以为后两个层次才属于文化。

我们还可以借用德国学派对“文明”与“文化”的区分：

“19世纪，德国思想家将文明和文化截然分开来。前者指机械、技术和物质因素，后者指一个社会的价值、理想以及更高级的理智、艺术和道德的特性”（亨廷顿语）。

“文明”是一种外在的、物质的、人类一般意义的活动，指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等。

“文化”，是指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人类生存方式，包括习俗、宗教、艺术、道德等，尤指一种民族精神(“民族魂”)。

科技与文化不是一回事。

但在中国，“文化”常常是一个用滥的字眼。随便什么都是“文化”，都可以归纳到泛义的“文化”。于是，物质科技经济都属于“文化”。因此，中国物质科技经济落后，当然也就是“文化落后”了。

事实上，物质科技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25年前我在《现代与后现代》一书已作结论：中西文化不是“差距”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平等关系。

中国文化绝不“落后”，而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等方面，非常“先进”，显示了伟大的智慧。

2，时间否定--过于强调时代精神（“时代崇拜”）

进步论根本上是一种线型时间思维，把人类各文明放到一根时间直线上，排出先进、落后的序列。西方被置于最“先进”的“现代”，中国等非西方文化则排在“传统”“落后”“前现代”的位置。所以，进步论在时间上否定中国文化。

今日中国，一说“中国”自己的东西，马上就说是“传统”（如建筑界）。而一说“传统”，就没有存在理由！（话语操控）

进步论强调时间直线上的进步，直接导致一种“时间崇拜”或“时代崇拜”。

时代变了，一切都要跟着变。尤其这种时间（时代）崇拜常常与一种现代“新之崇拜”相联：时代变了，一切旧、昔、过去、传统之物就先验丧失价值，都将被“历史淘汰”；一切新、今、现代、当代之物先验就是价值，先验就是好的。

在这样一种拜新的“时代崇拜”主宰下，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旧文化”便失去价值。

进步论夸大时间（时代）的作用，新旧更替，破旧立新，将新旧、今昔、传统和现代……绝对化，截然对立，否定前者肯定后者，也是一种“革命式思维”，

文化的演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取代旧、今取代昔、现代取代传统的时间上的更替，而不如说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新旧共存，今昔兼容，现代与传统的并蓄。

忽视一种文化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性，偏谬之极。旧事物未必都没有存在理由。中国文化强调“通变”。

这种“时间崇拜”导致中国人只会一根线的“时间思维”：开口闭口都是“发展”“差距”……

几代文化人也只会在时间的直线上给中国社会定位：先是定位“封建社会”，定位“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众说纷纭，后来一度曾把时间标尺拨向人类理想社会的阶段，之后又退到“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人提出要补资本主义“阶段”的课……

一切都归结为时间（时代），而不会从“空间思维”——“差异”的角度看中国。

德国有一对概念：时代精神（zeitgeist）和民族精神(volksgeist)。

中国人今天是过于强调“时代精神”，忽略“民族精神”。

3，空间否定——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

进步论标举“人类”的名义，认定西方文化最“先进”，并设定这种“先进”的西方文化普世皆准，导致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让中国人丧失“国家”和“民族”概念，丧失民族文化的概念，迷信“世界文明”的幻象。

西方即“现代”，西方即“世界”。进步论不仅将西方文明奉为“现代文明”，还将其作为全人类都要向其“进步”的“世界文明”，将西方文化普世化，作为“普世价值”。由此，进步论的伪世界主义，也在空间（国族）意义上否定中国文化。

今日中国知识“精英”非常世界主义，常以“世界公民”自居（高行健）。在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情怀中，和“世界文明”的幻象中，中国人忘却了自己是中国人，忽略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个性。

我曾在《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一书扉页，模仿罗兰夫人浩叹：“世界主义啊，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

“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全球化”等口号，都是以否定中国的国族个性或文化个性为前提。

列维－斯特劳斯核心概念——“文化多样性”，亨廷顿核心概念——“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他们都批判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否定“世界文明”的概念，主张“复数的文化（文明）”。

列维－斯特劳斯揭露：“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个非常贫乏而简略的概念。”“世界文明只能是各种保存各自独特性的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联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亨廷顿更是抖出老底：“世界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0世纪末，世界文明的概念被用来为西方对其他社会实施文化统治、为那些汲汲乎模仿西方习俗和体制的社会作辩护。世界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

郑昶先生当年就批评过艺术的世界主义：“‘艺术无国界’一语，实为彼帝国主义者所以实行文化侵略之口号。……（它）犹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决非弱小民族所能轻信奢谈也。盖实行文化侵略者，尝利用‘艺术是人类的艺术’的原则，冲破国界，使自弃其固有之艺术”。

国人不能继续陶醉于一种虚幻的世界主义，否定中国文化个性，不能继续受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蛊惑，将西方文化价值当作“普世价值”。

三、破除对西方文化的迷信

要消解中国知识“精英”的新蒙昧主义迷信，最有效的解药，就是要认清西方文化的三个核心价值——人权、自由、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

１.人权并非天赋

法国哲人鲁吉埃在《民主的玄虚——其起源及其幻觉》一书中指出：“天赋人权”概念，本是出于一种道德激情，而没有任何实证。

美国《独立宣言》开篇就宣告：“我们认为如下真理是无可争议和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秉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首先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们终于应该看到，这些神圣权利，只是被宣布“无可争议”、“不言自明”，并未得到科学实证。都说“君权神授”是迷信，那么“人权天赋”是不是迷信呢？

人既已生活在civil状态，又去要natural的权利，是不是牛头不对马嘴？

事实上，人权从来都不是自然“天赋”的，而是特定社会赋予的。是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特定的风俗习惯，规定了一个具体的人能享有什么权利。因此，人权从来都是一种社会权利。

鲁吉埃的一段话何其深刻：

“天然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概念，是一个空无意义的概念。任何权利都必须要求三个因素：权利的主体，该权利的对象，最后还有一个被动的主体，即与权利的享有者相对的那个个体，一个孤立的人没有任何权利。个体，只有当他与他同类发生关系，即当他生活于社会之时，才有权利。因而，人从他的本性上说，没有任何先于社会和强加于社会的权利。人的个人权利，只产生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法律地位。实际上，他除了社会愿意承认他的权利之外，毫无任何其他权利。”

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

“那些宏伟的人权宣言，也同时兼有这份力量和虚弱，在宣告一种理想时，容易经常地忘记一个事实：人并不是在一种抽象的人类中实现他的本性，而是在一些传统的文化里。”

“不分种族和文化，简单地宣告所有人之间的天然平等，宣告应当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博爱，却包含某种令人们心智失望的东西，因为这样的宣言忽视了一种事实上的多样性。”

芬凯尔克劳特批判“世界人”：“什么人?是人权和国民权宣言中那个抽象而普遍的人?是那些充满于世界主义宏论的无实体的存在，无生命、无血肉、无色彩、无特质的造物?”(44)

法国哲人丹纳(H.Taine)也质疑“世界人”的概念：“(难道这是)一些天生就二十岁、没有父母、没有过去、没有传统、没有义务、没有祖国……的人?”

人，从来都是一个具体的人，文化的人，属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特定的历史传统、特定的社会形态之中。一种遗世独立、“抽象而普遍”的“世界人”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2.自由实为法制（法治）

其实西语的“自由”一词，从来没有国人常常以为的是“由自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意思。将法语liberté或英语freedom翻译成“自由”，是百年中国诸多美化西方的误译之一。

英国哲人霍布斯说：freedom是“法律的沉默”：在法律不予限制之时，你才可以“由自己”。

严复当年就把“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正因为此，严复的“群己权界”，表明由法律规定保障了“群”（社会）与“己”（个人）的权利界限，比“自由”的译法更为准确。

中文“自由”只翻译了freedom一半的意思，没有译出另一半法律的在场。

我个人以为，将freedom译为“无拘”似乎更好一些。无拘，即无法律之拘。无拘，始终暗示着“拘”：虽然无了拘，但法律之拘依然言外“在场”。这是中文“自由”一词完全没有表达的。

人们往往忽略，无论是美国“独立宣言”还是法国“人权与国民权宣言”，在宣告个人享有各种“无拘”的同时，其后都挂有一条限定性的“有拘”小尾巴：

个人的无拘，始终是有限度的，始终受到法律的拘束。

所以，西方的自由（无拘），始终与法律（有拘）相联同在，也与法律与生俱来。因为，西方人要求“自由”的斗争，从来都是与要求“法制（法治）”同时并行的。只有当人们痛感缺少某东西时，人们才会强烈要求得到这个东西。

西方人强烈要求“人权”“自由”，正是因为历史上西方人长期没有“人权自由”“自由”。因为，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奴隶制，以致专门设置一个历史阶段——“奴隶社会”。

在卢梭那里，“自由”首先意味着摆脱“主人”的奴役（无拘）。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卢梭那一声呐喊：“人生而自由，但到处都戴着锁链！”

“解除拘束”，使人“无拘”，英语为liberation，中文译成“解放”，这就更清楚了。西方产生“自由”的概念，本是西方不那么的文明的历史之结果。

3.民主只是乌托邦

西方政治是以“民主”为其名，法制（自由）为其实。从来没有我们以为的是“人民自己当政作主”这回事。

我写过《西方民主的乌托邦》一书。概括地说，民主之所以是乌托邦，是因为真正的民主（人民自主，所谓“直接民主”）和真正的平等（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的平等最为彻底），这两点不可能实现。

（1）代议制并非民主。它已明确告知是“代民作主”，而非“人民自主”。

林肯的'民有”of the people, “'民治”by the people，从来没有实现过。只有”民享”for the people，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2)普选确是西方现代“民主”的一个特色。但，普选也非“民主”。

且不说，西方最早的普选是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治下，与现代“民主”并非天然匹配。

男女老少，贤与不肖，人人一票，给某个并不熟识而只是通过媒体听得一些许诺的候选人，或给某党某派画个押，选大象不选毛驴，是否就是“由人民当政”了呢?  显然不是。

法国学者沃里乌也说：“选举并不意味给人民自我当政的权力。”

普选不过是在“民主”的名义下，赋予政府合法性的一种程序，一场游戏，与人民自主当政无关。

普选也不保证选出最贤能的人。（希特勒）

西方实际上是“财阀当政”（ploutocratie）

（3）多党制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

有人谈民主，言必称多党制，委实有一党必然“专制”、多党必然“民主”的味道。其实，一党执政也好，两党或多党执政也好，都与“人民自己当政”无关。都是政党在“代民作主”。

从民主的本义上讲，党派政制甚至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的正宗卢梭是反对“党派”政治的：因为“人民最高主权”是“不可让与”，而且“不可分裂”（三权分立），而且“人民是不可被代表的”。

人民必须集体地自己去行使主权，自己当政！

卢梭最反对“协会”（association,就是党派）。所以当英国为了选举需要而出现政党时，中气是不足的。

政党政治（代议制）与“民主”挂钩，只是在二战以后。

雷蒙集·阿隆说：“政治的本质，乃在于为，而不在于由集体（人民）作出决策。”

所以“人民自主”是乌托邦，“为民作主”才是政治的本质。

在民主问题上，左右两派都信奉“人民最高主权”。但左派信奉的是卢梭——法国大革命模式的直接民主，真要搞人民自己当政，是“正宗”；而右派信奉的是孟德斯鸠——英美自由主义模式的间接民主，搞代议制“代民作主”，不那么正宗。

今天中国的右派自由主义“民主教”信徒们以为，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搞多党宪政，中国也会成为人间天堂，“一切都是体制问题”……

其实今日之右，与当年之左，都是信奉同一个西方“民主乌托邦”。

左的法国大革命的龙种已收获过跳蚤，右的美国恐龙种将在中国收获什么呢？

尤其人们要注意：今日中国许多“民主宪政”鼓吹者，背后藏有试图用“民主”概念颠覆中国的美国西方势力推手，就像当年用“人权”概念颠覆苏联一样。

在理论上如此美妙的民主，可以在实践上导致巨大的暴行！——法国哲人阿兰

几乎人人都同意，人民最高主权产生专制暴政。——雅克·朱利亚尔

希特勒是卢梭的直接结果。——罗素

那些人民的福音使徒，经常是人民最大的祸殃者。——路易·鲁吉埃

几百年来，人类为“卢梭之错”已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其中也包括多少中国人的鲜血！——引自拙著《西方民主的乌托邦》

中国有三个核心文化价值，完全可以对应、对等西方三个文化核心价值：

仁对等人权

义对等自由

为民对等民主

人权是从一个人出发要求人的尊严；仁者二人，是从两个人互相尊重仁爱来获得人的尊严。

自由，是在法律的规范内为所欲为、得所欲得；义，是在伦理的规范内为所欲为、得所欲得。

民主，从来就是一个虚口号；为民（民本），才是政治的本质（拙文“集权为民是政道”）。

结 论

百年来西方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三重否定中国文化，让国人背负了深重的文化自卑感。

今日中国物质经济科技水平有很大提高，“精英们”文化自卑依然如故，依然迷信西方“普世价值”，“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毒害何其深！

一个文化自卑、否定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文化软实力的。

一个文化自卑、否定自己文化的民族，也决无可能实现民族复兴。

所以清算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应是今日中国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在于它有多少大学、图书馆、剧院等“文化产业”，而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今日中国在民族国家意义上早已独立，但依然没有（或没有使用）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使用的是西方文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

文化话语权依然掌握在西方手里，在文化上依然没有独立。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即使是经济巨人，军事强国，依然是文化侏儒，没有文化软实力。

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运动已过去近百年，应该有一个历史转折了。

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重新使用中国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仁政、为民……

我们应当用中国自己的政治理念（为民），为自己的政制合法性辩护。用中国自己的文化概念，重树中国的话语权。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只有重返中国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来，真正文化独立，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

被西方教化日久，重归自己的精神家园、重续自己的文化根脉，一定充满困难曲折。

但归故乡之路，必定亲切，充满了惊喜……

（黄河清：笔名河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