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代理人的梦呓

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统一大业

编者按：近日，以陆克文，莫天成，吴哲等所谓“中国通”在媒体上特别活跃，大白天的在那里梦呓，废话一大堆，就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妥协，要么通过一个什么鸟协议来捆绑中国人的手脚，要么就是中国去帮美国人出钱出力，真他娘的也太小瞧了我们泱泱中华天朝大国了吧，这些美国的狗腿子们，毫无见地，以为中国还是那个卖国求荣的买办集团，却不知新中国70余年的大布局。

二战以来，美国对中国赢过吗？从来没有！在跟蒋光头内战时没有，在抗美援朝时没有，在对印战争时没有，在抗美援越战争时没有，在改革开放40年后也没有，无论是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还是所谓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还是生物战争也没有，美国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从来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

所以，那些活跃在中国媒体上的美国代理人，无论是美国的奴仆国家的所谓前政要，还是所谓的“中国通”砖家学渣，请睁开你们的伤眼，别再妄加揣测和白日做大梦了，一个被黄土都埋到脖子上的美国所率领的奴仆国家还能够挣扎得几天？天下一统，天下大同，一球一制，共产主义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陆克文：战争是中美竞争的失败，那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陆克文2021-02-22来源：观察者网

陆克文 | 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外交部长

【文/ 陆克文，译/ 观察者网 刘思雨】

近来，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两国之间的竞争将在2020年代进入决定性阶段。这十年将会在危险中度过。无论双方采取何种战略，无论事态如何发展，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都会加剧，竞争也会加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两国仍有可能采取防止灾难发生的措施：在我看来，建立一个“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的联合框架，将降低竞争升级为公开冲突的风险。

中共越来越有信心，10年之内，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将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西方精英可能会忽视这一里程碑的意义，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会。对中国来说，经济规模是很重要的一点。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将增强北京与华盛顿打交道时的信心、底气和影响力，使得中国央行能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开放资本账户，挑战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在其他领域也在继续前进。去年秋天，一项新的政策计划出台，旨在于2035年之前主导所有包括人工智能的新技术领域。北京现打算在2027年前完成其军事现代化计划（比原计划提前7年），主要是为了让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与美国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时能占有决定性优势。

华盛顿必须尽快决定如何回应北京的强硬议程。如果它选择与中国经济脱钩并公开对抗，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被迫选边站队，这只会使冲突升级的风险越来越大。华盛顿和北京能否避免这样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对此持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和中国领导人能否找到合适的框架，在商定的范围内处理他们的外交关系、军事行动和网络空间活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稳定性，避免意外升级，并为双方关系中的竞争和协作力量留出空间，许多人也是怀疑的。双方需要考虑在尽可能避免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的前提下，制定一种类似于美国和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处理两国关系的程序和机制。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包括对两国的安全政策和行为建立相应的硬性限制，但允许在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充分和公开的竞争。同时，华盛顿和北京还能通过双边安排和多边论坛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尽管这样的框架很难建立，但仍然是有可能的——否则就有可能导向灾难性的结果。

北京的深谋远虑

在美国，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大战略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驱动因素是什么、战略的内容或中国近几十年来实施该战略的方式。华盛顿的对话一直都是关于美国应该做什么，而没有太多思考怎样的行动路线可能导致中国战略路线的真正改变。

这种外交政策短视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去年7月发表的一次讲话，他大声疾呼：“我们作为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促使中国改变”，其中包括“赋予中国人民权力”。

2020年7月，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馆前的演讲，被称作是“新铁幕演讲”。

然而，唯一可能导致中国人民改变的，就是对某些内部事务的不满情绪。外界尤其是美国对这种不满情绪的煽动，不太可能有所帮助，甚至不会造成任何改变。此外，美国的盟友也绝不会支持这种做法；近几十年来，政权更迭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制胜策略。

最后，像蓬佩奥这样夸夸其谈的言论完全起了反作用，这些言论反而指出境外势力颠覆中国的威胁性，从而有理由日益加强国内的安全措施，也更容易团结中共精英来对抗外部的威胁。

2020年初，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冠肺炎在中国的爆发，中共处于守势。但到了年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的混乱管理，中共强调这证明了中国制度固有的优势。

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已不用再害怕美国可能对中国及国内官员施加任何制裁。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经受住这样的制裁，党也可以保护官员免受任何影响。此外，其他国家不太可能采取美国这种单边制裁的方式，因为担心中国会报复。

尽管如此，中共对关于少数民族的国际舆论仍然比较敏感，这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全球品牌的声誉。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在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在内的国际论坛上越来越活跃的原因。在这些论坛上，北京争取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去抵制长久以来确立的普遍人权原则，同时还经常攻击美国自己涉嫌违反这些原则。

中国还致力于实现自给自足，以防止华盛顿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之后，利用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来阻止中国的崛起。这一推动力是中国“双循环经济”的核心：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并计划依靠自身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来吸引外国投资者和供应商。最近还宣布了一项新的技术研发和制造战略，以减少中国对某些核心技术（如半导体）的进口依赖。

这种方式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更重视政党的控制权和国有企业，而非勤奋、创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私营企业。恰恰是私营企业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做了主要贡献。为了应对已有的来自美国的外部经济威胁、以及长期影响中共权力的私人企业家的内部政治威胁，如何在不压制商业信心和活力的情况下加强中央的政治控制？

首要目标或许是确保对台湾的控制。面对这个目标，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北京似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大陆和台湾目前处于七十年来最不可能和平统一的时期。这可能是对的。但大陆常常无视自身在扩大双方鸿沟中所起的作用。

许多人相信，随着中国大陆逐渐开放其经济体制、逐渐与世界其他地区加深联系，也会逐渐放宽其政治制度。这些人希望，这一进程最终会使得台湾更认可某种形式的统一，但事与愿违。

在和平统一变得不可能的情况下，目前，北京的战略是很明确的：大幅度增强可以在台湾海峡发挥的军事力量，以至于美国会做出若开战自己有可能会输的判断。北京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要么屈服，要么独自进行战斗然后输掉战争。

但是，这种方法从根本上低估了三个因素：占领这样一个如荷兰大小、如挪威地形、拥有2500万良好武装人口的岛屿是很困难的；如此残酷地使用武力，将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合法性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美国国内政治变幻莫测，这决定了在危机产生之时美国应对措施的性质。而中国在将自己深刻的现实主义战略政策套用在美国上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美国不会去打无胜算之仗。如果它这样做了，美国当下的权力、威望、国际地位都会终结。

但在这样的构想中，中国忽视了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整个二战后时期，美国都支持了台湾这一“民主”伙伴。如果美国不为它而战，这同样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对于美国的看法方面。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即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美国安全保障毫无价值，而去寻求与中国缔结协议。

中国对于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和领土主张，不会妥协示弱。中国将继续对南海的东南亚邻国施加压力，积极反对“航行自由”行动，刺探单一国家或区域集体的决心是否弱化。但是中国将停止挑衅行为，以免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因为在现阶段，中国对赢得胜利还没有完全的信心。

同时，在与东南亚声索国就南海能源和渔业的联合开发问题进行的谈判中，中国将尽可能地作为“理性之光”参与谈判。与全球其他地区类似，在这里，中国将充分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以期在发生涉及美国或其盟国的军事事件或危机时，该地区能够保持中立。

在东海，中国将继续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尖阁列岛周边增加对日本的军事压力。但与在东南亚类似，中国不太可能冒武装冲突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明确地对日本提供了安全保障。无论可能性多小，中国若在此类冲突中落败，都会导致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无法维系下去，并且会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危害。

北京眼中的美国

在中国的这些战略选择之下，我们可以看出北京的想法。这些想法也反映在中国官方声明和中共文献上，即美国正在经历稳定的、不可逆转的结构性衰退。

如今，这种坚定不移的想法建立在相当多的证据之上。分裂的美国政府无法制定出一项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基础科学及技术研究方面进行长期投资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政府破坏了美国同盟，放弃了贸易自由化，使美国脱离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削弱了美国的外交能力。共和党已经被极右翼挟持。美国政客们和选民之间的分歧极度加深，以至于无论哪位总统都很难赢得选民对两党的对华战略的支持。

北京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恢复其作为地区和全球领导人的信誉和信心，并笃信随着未来十年的发展，其他世界领导人也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并开始相应地调整其战略态势：从支持美国反对中国，到在两个大国之间对冲，再到紧随中国政府其后。

但中国也担心，在美国权力烟消云散之前，中国可能会受到美国的猛烈攻击。担忧的不仅仅是潜在的军事冲突，也是任何迅速而彻底的经济脱钩行为。此外，中共的外交机构担心拜登政府意识到美国将很快无法独自与中国匹敌，于是美国很可能会在民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盟，其明确目标是集体制衡中国。

中共领导人尤其担心拜登总统关于举行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峰会的提议，他们担心这个提议就是这条路上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新政府上台之前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自身能在亚洲和欧洲达成新的贸易和投资协议。

中国考虑到面临的短期风险及其长期实力的发展，对拜登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定位于减轻当下的紧张局势，尽早稳定双边关系，并且尽一切可能防止两国之间的安全危机。为此，中国将寻求全面重新开放与美国高层的军事交流。这种军事交流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已经被切断；也有可能寻求召开定期的高层政治对话。尽管美国政府对重新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不感兴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主要渠道，直到2018-2019年的贸易战将其中断。

最后，如果拜登政府终止了对台湾地区的高层政治访问（这是特朗普政府执政最后一年的重要特征），中国政府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在直接与美军冲突的地区减少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在南海和台湾地区。不过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些只是战术上的变化，而非战略上的变化。

北京试图在短期内缓和紧张局势，将不得不做出决定，即是否继续对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采取强硬的战略措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上涉及到了外交上的互不来往与经济上的互相制裁——中国与印度甚至发展到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北京将等待美国政府发出的任何明确信号，即称稳定美中关系的一部分代价就是要结束对美国盟友的这种强制措施。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号出现（在特朗普总统治下是没有的），中国政府就会继续我行我素。

与此同时，北京将寻求与拜登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在极端天气事件中表现得越来越脆弱。鉴于拜登自己在气候变化上的承诺，如果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拜登将有机会赢得国际声誉。北京意识到拜登希望能够证明，他与中国打交道将有利于中国减少其碳排放量。在中国看来，这些因素将增加和拜登交往中的影响力，希望通过和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加强合作，美中关系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保持稳定。

然而，中国的政策调整仍可能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一直保持着显著的连续性，且北京一直对华盛顿相对有限的反击感到惊讶，至少直到最近仍是这样。在马列主义决定论意识的驱使下，北京相信历史站在自己这边。

在新的管理之下

总的来说，中国领导层更希望看到特朗普在去年的大选中再次当选。这并不是说，在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每个地方中都看到了战略价值；并非如此。中共认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是侮辱性的、其脱钩举措令人担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令人感到被冒犯、其正式宣布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使世人清醒。但大多数中共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认为，最近美国对华情绪的转变是结构性的——这是两国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事实上，一些人已经悄然松了一口气，因为公开的战略竞争已经取代了双边合作的幌子。他们认为，随着华盛顿摘掉面具，中国现在可以更迅速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公开——实现其战略目标，同时还可以自称是好战的美国的受害者。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送给北京的最大礼物，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在美国国内以及华盛顿和其盟友之间造成的巨大破坏。而在他们试图应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否认气候变化、民族主义和排斥所有形式的多边主义时，中国能够利用这些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出现的许多裂痕。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北京之所以受益，不是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什么，而是因为华盛顿不再提供什么。结果是，中国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大规模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Summary Agreement on Investment）。这两项协定将把中国和欧洲经济体联系在一起，其程度远比华盛顿所预期的更深。

中国对拜登政府帮助美国从这些自伤中恢复的能力持警惕态度。北京曾目睹过华盛顿从政治、经济和安全灾难中恢复过来。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相信，美国政治固有的分裂性质，将使新政府不可能巩固其制定的任何连贯的对华战略。

拜登试图证明北京认为美国目前正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之中是错误的。他将利用他在国会山的丰富经验，制定一项国内经济战略，以重建美国在后疫情时期世界中的权力基础。他还可能继续加强美国军事实力，并尽一切努力维持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地位。他组建了一个由经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顾问组成的团队，这些顾问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对中国了如指掌——这与他们的前任团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除了几个中等级别的例外）几乎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如何振兴美国。

拜登的顾问也明白，为了恢复美国在海外的权力，他们必须重建美国经济来减少国内惊人的不平等现状，并增加所有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样做将有助于拜登保持他需要的政治影响力，在两党的支持下制定一个持久的对华战略——然而当像蓬佩奥这样的机会主义对手有足够的动机来贬低他提出的任何计划，认为其仅仅起安抚作用的时候，这并非易事。

为了使他的战略具有可信度，拜登必须确保美国军队在中国日益成熟的军事能力面前保持领先。不过由于预算紧张，再加上民主党内一些派别要求削减军费以促进社会福利计划的压力，实施这项任务将更加困难。要想让中国政府认为其战略具有威慑力，拜登政府需要在国防预算总额上保持不变，并通过将军事资源从欧洲等压力较小的地区转移，来支付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增加的开支。

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美国最大和最亲密的盟友对华盛顿将变得更加重要。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美国面对对手时，需要联合盟国来保持整体力量平衡。中国将试图继续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和英国等国家与美国解绑。

为了防止中国成功，拜登政府需要承诺向美国主要战略伙伴全面开放美国经济。美国一向以拥有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而自豪。但即使是在特朗普转向保护主义之前，事实也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即使是对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也在贸易、投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领域设置了令人生畏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如果美国希望继续保持直到最近还被称为“自由世界”的中心地位，那么它就必须在其主要的亚洲、欧洲和北美伙伴和盟友的国家边界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经济联系。要做到这一点，拜登必须克服特朗普所利用的保护主义倾向，并为建立在开放市场基础上的新贸易协定争取支持。为了减轻持怀疑态度的选民的担忧，他需要向美国民众表明，这样的协议最终将使得商品价格下降、工资水平提高、美国工业有更多的机会、环境保护更为有力，并向他们保证，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可以帮助国内更好支付教育、儿童保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

拜登政府还将努力恢复美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在目睹四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大部分机制的破坏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对此表示欢迎。

但这些破坏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得以修复。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修复世界贸易组织已经破裂的争端解决程序、重返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加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化（在中国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为世界提供可信的替代方案）和恢复美国对重要联合国机构的资助。

这些组织不仅是美国输出软实力的工具，因为美国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后帮助建立了这些机构；它们的运作也在实质上影响美国在核扩散和军备控制等领域的硬实力。如果美国再不采取行动，国际体系的各个机构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的附庸，由中国的财政、影响力和人员来推动了。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

美中两国战略目标之间固有的冲突，以及双方关系的竞争性质可能使冲突甚至战争不可避免——即使双方都不希望出现这种结果。中国将寻求在不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实现超越美国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和地区军事优势。一旦它取得这种优势，中国将逐步改变其对其他国家的行为，特别是当它们的政策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其定义经常变化）发生冲突时。除此之外，中国已经逐步使多边体系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但是，与几年前相比，现在的国际秩序似乎不太可能逐步和平过渡到符合中国领导人心意的程度。尽管特朗普政府有种种古怪和缺陷，但它宣布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正式结束与中国战略交往的仗略、与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决定，成功地表明美国愿意进行一场重大斗争。

拜登政府计划在国内重建美国国力的基础，在国外重建美国联盟，并拒绝简单地回到与中国的早期战略接触形式，这表明竞争将继续，尽管在某些领域的合作会缓和这种对峙。

因此，华盛顿和北京面临的问题是，它们能否在达成一致的界限内，开展这种高水平的战略竞争，而这种界限能够降低危机、冲突和战争的风险。理论上，这是可能的；然而，在实践中，两国之间的信任几乎完全丧失，这从根本上增加了难度。

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许多人认为，中共为了欺骗对手而撒谎或隐藏其真实意图，却从未对此感到内疚。在这种观点下，中国外交旨在束缚对手的双手，为北京的军事、安全和情报机构赢得时间，以取得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既成事实。因此，为了赢得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精英的广泛支持，任何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的概念都需要双方共同参与，制定以“经过核实的信任”以及互惠实践为基础的新规则。

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理念植根于对全球秩序的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观点，它承认各国将继续通过建立对其有利的力量平衡来寻求安全环境，同时认识到这样做可能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困境，损害其根本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诀窍是在竞争的同时通过共同制定有限的规则来减少双方的风险，以防止战争。这样双方就能够在所有政策性和地区性领域毫无顾忌地展开竞争。但如果任何一方违反了规则，那么所有规则都将失效，一切又回到了丛林法则支配的危险的不确定性中。

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的第一步将是确定为了进行实质性对话，双方必须立即采取的几个步骤，并确定双方（以及美国的盟友）必须遵守的有限的硬性规定。例如，双方都必须避免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华盛顿必须重新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特别是结束特朗普政府对台北进行的挑衅性的、不必要的高层访问。

就北京方面而言，它必须撤回最近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一系列挑衅性军事演习和部署。在南海问题上，北京方面不得再填海造地或将任何岛屿军事化，必须承诺尊重并且不挑衅航行自由和飞行活动自由；相对地，（只有）到那时，美国及其盟友才能减少他们在海上的行动次数。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日本可以通过相互协议削减在东海的军事部署。

如果双方能够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那么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各自仍将试图最大化自己的优势，但又同时避免超出限制。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在世界各个地区就战略和经济影响力进行竞争。他们将继续试图进入对方市场，并且在被拒绝时，仍将采取报复性措施；他们还将在外国投资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竞争；还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场争夺人心的竞赛：华盛顿强调民主、开放经济和人权的重要性，北京则强调其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即使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在一些关键领域也会有一些合作空间。甚至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也能够有合作。现在，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风险远没有那么大，合作当然是有可能的。

除了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外，两国还可以进行双边核武器控制谈判，包括相互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并就可接受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达成协议；可以在朝鲜核裁军和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可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例如协调救灾和人道主义行动；可以共同努力，改善全球金融稳定，特别是同意重新安排受疫情严重打击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在发展中国家分发新冠肺炎的疫苗。

这份清单远远不够详尽。但所有这些事项的战略原理都是一样的：对两国而言，在一个有管控的竞争的整合框架内运作，总比完全没有规则要好。框架需要由拜登指定值得信赖的高级代表同中国类似级别的北京所信任的代表共同商议。只有通过这种直接的高层接触渠道，才能就双方都要尊重的硬性限制达成保密性的理解。当发生侵犯行为时，双方的团队也会成为两国的接触中介（这是他们时不时必须做的），并要去处理任何这类侵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最低水平的战略互信。或许双方还会发现，在共同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上继续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开始影响到两国关系中其他更具竞争性、甚至存在冲突的领域。

很多人会批评这种做法太天真。然而，他们的责任就是提出更好的方案。目前，美国和中国都在寻找一种模式，以便在未来危险的十年中处理两国关系。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除非双方就管理条款达成基本协议，否则任何关系都无法得到妥善处理。

游戏开始

如果美国和中国就这样一个联合战略框架达成一致，那么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成功的一个迹象是，到2030年，他们是否避免了一场军事危机、台海冲突，或一场削弱双方力量的网络攻击。一项禁止各种形式的机器人战争的公约会是一场明确的胜利。美国和中国立即采取共同行动，并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一起，以抗击下一次大流行，也会是一次胜利。

然而，成功的最重要标志可能是两国公开而激烈地竞争，以争取全球对各自体系所提供的思想、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支持——并且竞争结果仍未揭晓。

当然，成功可以有一千种原因，失败却只有一种。但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失败的最明显例子将会是台湾问题。如果北京认为可以通过单方面破坏与华盛顿私下达成的任何协议，来揭露华盛顿的虚张声势，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的痛苦。这样一场危机将一举改写全球秩序的未来。

在拜登就职前几天，中共高层人士表示：“东方崛起、西方衰落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国际格局的变化对我们有利。”事实上，这场竞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媒体很少注意到中国国内存在的许多弱点。另一方面，美国总是在公众面前完全展示自己的弱点，却一再证明自己有重塑和修复的能力。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将突出两个大国的优势，并考验它们的弱点——希望最好的体制能获得胜利。

莫天成等：拜登“老人老办法”，给了中国一年宝贵窗口期

莫天成 吴哲2021-02-22来源：观察者网

莫天成 | 美国财政部前总审计长

吴哲 | 中美关系研究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莫天成、吴哲】

早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经常打“中国牌”，说中国更希望拜登上台，拜登会对华更加友好。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在，拜登政府的执政团队已现雏形，我们对拜登的对华策略，也能有一个初步预测了。

就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这种强硬政策在拜登执政期间不会有太大改变。然而两届政府执行和实施此方针的方式将会有很大不同 ——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是在用“泰拳”挑衅中国，那么拜登团队很可能会通过“柔道”的方式去达到同样的目标。在未来，拜登团队将继续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开展强硬的对话，但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们私下亦会为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一定的努力。

拜登政府第一年的首要任务即是解决美国国内的危机，其中包括战胜新冠疫情（COVID-19），刺激国内经济的V型复苏，协调种族间关系，与其他国家一起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若在任期的第一年，拜登政府无法控制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播，减少感染和住院人员的数量，共和党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重新获得国会的控制权，并让他和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失去将来2024年的连任。也就是说，战胜新冠疫情将会是他接下来这一年内最为重点关注的问题。

纵观拜登的团队，他与他主要的国家安全官员大多为欧洲派，因此他们在就职第一年里，外交方面的重点关注对象将会是前任总统搁置了很久的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和欧盟，而伊朗和朝鲜方面的问题也会重新提上日程，以色列亦会在下一个目标“任务”之中。

整个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的外交事务团队均来自奥巴马/拜登（Obama&Biden）团队，而这当中有许多人在美苏问题上投入了毕生的职业生涯，因此他们在美苏问题上面拥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这些人都深度参与处理了与俄罗斯有关的多项敏感危机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美国非洲裔的团队官员以外，其余的官员全部都是欧洲血统，与欧洲或前苏联有着家族、祖传或文化上面的联系。一般情况下，处理自己熟悉的事情总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这些官员亦会自然而然地，将重点放在欧盟和俄罗斯上。

美国一直将欧洲视为自己的后花园，而俄罗斯则是总爱在栅栏边上“虎视眈眈”的邻居。但最近中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加上其“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早期成就，会让许多美国外交事务领域的人都对另一位可能会进入其“后花园”的“入侵者”感到震惊。特朗普政府未能在其欧洲盟友中完全封锁华为，给美国带来一项艰巨的挑战，而美国军工复合体也不会让拜登/哈里斯团队忽略这个问题。因此，对于拜登/哈里斯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为被特朗普削弱的北约提供支持，防止弱势的北约成员溜走，并减缓中国对美国在欧洲战略利益的潜在威胁。

拜登个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恢复与欧洲和北美盟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牢固和信任关系将是他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他用“美国又回来了”来称呼这项政策。拜登“重返欧洲”，会不会导致欧洲加入制裁中国企业的行业？我们还不得而知。如果拜登尝试用“同行压力”来限制中国的灵活性和影响力，这毫不奇怪。拜登更喜欢与联盟和团队一起达成目标，而特朗普则选择了独行侠的道路。

因此，在未来四年中，中国必须对欧洲方向的变数做好准备。

至于更直接的对华政策，由于拜登团队仍集中精力在处理新冠疫情、经济危机、种族关系等国内事务上，除非有拜登政府没预料到的外部因素出现，不会立即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目前美国在台湾、香港或新疆问题上有些剑拔弩张，但只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大部分问题仍将是“背景杂音”。

我经常思考，有多少来自肯塔基、阿肯色、德克萨斯或其他州的美国父母，会同意让他们的子女为一个10000公里以外，台湾华人居住的地区去战斗并战死？或将儿女们的鲜血撒到一个比罗得岛州还小的城市香港，只为了那里的一些中国人之间的内部分歧？然而如果有人去北京或广州，问那里的年轻人是否准备战斗并死去来捍卫中国对台湾和香港的主权，答案很可能为“是”。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得到中英以及世界各国承认的。况且，就算中美在这些地区发生战争，中国军队也有着重要的主场优势。

至于新疆，其实鉴于美国人对穆斯林的恐惧，他们对新疆维吾尔族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出于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更多在于为反对中国政府找政治借口。你甚至有可能会见到一些抱怨中国不公平对待维吾尔人的美国人，不能正确地拼写“维吾尔人”这个词，甚至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找到乌鲁木齐。

当然，就中美关税问题而言，我们不应期待在拜登政府的管理下，特朗普提出的关税会迅速回落。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考虑，针对中国技术和通信公司的施压很有可能会持续存在。

对此，我们应该要清楚，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与他相信或喜欢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关系，他做的决定和制定的政策通常只是反映政治利益的博弈，这其中涉及的利益群体包括美国商会、主要国防承包商、以及一些发声能力极强以至于能在国会投票时获得回应的左翼或右翼的极端分子。于此同时，总统的主要顾问亦像是这一大碗面团中的酵母一样不断发挥作用。因此，若我们试图弄清拜登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和决定，特别是长期计划，就像试图弄清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天里大量蝗虫将飞向何处一样困难。

回顾历史，美国国会对外交事务几乎没有兴趣，除非那里有“猪肉”或“培根”（合同、资本、工作）能被带到某位国会代表的家乡或他们需要获得选票的地方。譬如，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中西部国会议员的重要议题，是由于他们的农产品出口原因。同时，全球化以来制造业岗位在“铁锈带”地区流失的问题，使得中国成为了位于“铁锈带”的国会议员眼中的敏感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比其在国内问题上具有更多的自由度，但是由于总统任期的限制、主要总统顾问的高离职率、各种游说团体的潮起潮落等问题，从长远来看的话，所有总统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也不过是一系列针对当前（国内外）危机的应激反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因政治竞选需要所出现的举措。

总体而言，拜登/哈里斯团队之所以能以更加务实和文明的方式与中国合作，只是因为没有更多的外部因素迫使他们采取更多极端行动。当然，为了安抚共和党及其极端的右派追随者，以及五角大楼的鹰派，还有左翼民主人士，特别是工会和人权活动家，他们必须继续在公开场合对中国进行强硬的讨论。然而拜登/哈里斯团队亦将欢迎私下能有谨慎的机会，可以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他们亦会想取消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和贸易战政策，只要这行动不会使拜登看起来像是对中国态度“软弱”，正如特朗普对俄罗斯方面被人诟病的一样。拜登很清楚，共和党人将想方设法寻找借口，特别是“对中国软弱”这一理由，去破坏他的任期和他2024年竞选。

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未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将面临极端主义者压力。

在美国商业和军事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拜登/哈里斯政府以及美国国会很可能会继续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加以限制，以抑制中国的竞争力和军事扩张。然而好消息是，尽管拜登总统竞选期间持续遭到反对者的抨击和诱惑，但他仅是将中国称为“竞争者”，却并没有同意或认可任何特朗普政府曾对中国做出的负面指控。目前看来，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留些回转余地，且看他未来是否能在中美之间营造更融洽的氛围。

2021年，中国有大约一年的时机，可以在不被美国的一些政治极端主义者或“纵火主义者”的行为打扰而反应过激的前提下，重新投入于“重建”中美关系中。

目前，中国政府对敏感问题还是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例如，中国政府对TECRO（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首席代表萧美琴出席2021年1月20日拜登和哈里斯的就职典礼一事，做出了非常明智和合理的反应。就职典礼属于公众活动，任何拥有入场券的人都有资格参加，所以拜登政府并没有承认萧美琴代表是作为外国外交使团的成员参加本次活动，也未将其视为成员进行对待。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正确的衡量和处理，结果便是这一事件既没成为国际新闻，也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

未来，两国政府尚有很多机会，在不付出更多政治代价的前提下，用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去为未来两国政府间的合作建立更坚实的基础。在全球新冠疫情控制、气候变化管控、国际反恐执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救灾领域上，中国政府可以与拜登政府一起参与并协助美国相关方面取得早期成果，建立相互信任，以及加强双边沟通。这将在未来处理更敏感和更复杂的问题时，给各方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间。

从现在起大约一年后，若拜登/哈里斯团队未能在接种疫苗、减缓新冠感染和住院率方面取得显著的改善，并在2021年秋天开始启动V型经济复苏，那么任期两年后，美国国会将会退回到共和党一方，拜登总统亦将成为跛脚鸭政府。所以，若中国政府和人民能采取任何非政治方式，为拜登减缓新冠提供帮助，这将会为两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打下坚定的基础，并为更长久的合作敞开一扇门。

我们可以畅想一些很有潜力的举措，比如允许并鼓励中国的私有资本对美国个人防疫物资与新冠治疗相关医疗设备领域进行资金和技术支持，特别是在美国一些经济不景气的地区，帮助创造就业机会。还有就是当我们恢复国际旅行时，可以组织一些精通英语的数学和科学退休老师（通过J签证）志愿前往美国，帮助经济困难和贫困地区的美国儿童补习，以“追赶”由于2020年的在线学习而落后的教育现状。一旦新冠得到控制，拜登/哈里斯团队将不得不面对教育不平等这一严峻问题，而黑人、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的孩子由于数字鸿沟的原因，在获取教育资源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该项计划可以以反向的“中国和平队（Chinese Peace Corp）”的模式运作，这可以成为两国国民之间更广泛的“人民对人民”的公共外交计划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看，拜登/舒默（Biden Schumer）一同启动的美国经济V型复苏计划，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然而，由于新冠刺激政策中庞大的民生支出，这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将会非常稀缺。中国政府可以将其每年拿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的一部分钱，重新分配给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市政债券。市政债券使用实体资产来担保投资，其收益会更高，而且它还会带来美国地方政府的善意。

当然，如果能有选择性，并有针对性地免除中国资本（包括公共和私有）对美国房地产项目投资的限制，对缓解中美关系也是有益的。这些豁免应仅集中在地方和联邦政府批准的“经济适用房”开发和建设项目中。中方可以通过此类项目，要求部署大量（符合美国标准的）中国建筑材料而受益，也能通过这样的项目帮助中国供应商进入美国市场并建立品牌。

比较现实地来看，我们也可以重新将一些以往比较成功的中美合作项目放在“人民对人民”外交计划内，来加强两国之间基层的联系，比如“奥巴马十万强计划”和“中国国家园林”等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期间发起的，当时的中国团队也展示了高度的支持。重塑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潜力和可能性，只是要吸取之前“千人计划”和“孔子学院”的惨痛教训，为两国之间搭建更坚固，更持久的关系。

尽管美国两党政客对中国的敌意都根深蒂固，中国仍然不应放弃增进中美关系的努力。永远不要低估美国民间对华友好势力的潜能，就好比要做一个面团，我们只需要一点点酵母即可。中美关系将会是一场持久战，这一路上会有高山低谷，有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的美国总统会不断来来走走，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利益将会越来越大，不要因为政治上的杂音，就放弃两国人民的友谊。

（莫天成先生为美国国家中国园基金会主席，曾任美国劳工部首席财务官、美国财政部总审计长及首席财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