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 | 福建，特殊的存在

作者：王志纲  来源：智纲智库

导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福建今天再次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毫无疑问，事情正在起变化。所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今天摆在福建面前最大的道理，就是台海问题。从郑成功到施琅，历史上每一次收复台湾，都离不开福建人的身影。在下一个民族复兴的历史性时刻，福建将会扮演何种角色？又会有怎样的历史宿命和战略安排？这一切又将如何考验两岸之间的政治智慧？我们期盼着这一出民族复兴的史诗级大戏上演。

不知不觉，《大国大民》已问世半年有余，这本解读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闲书，在各界引起的反响，是我先前始料未及的。

读者的厚爱使我倍感欣慰，也平添了几分压力。书中未曾提及的地域，读者呼声愈烈，我亦有“事业未竟”之憾。思来想去，还是想趁尚有余力，将我过去四十年行走中国之见闻感受尽可能地多做分享。

适逢2021智纲智库大会落户厦门，这唤起了我关于福建的很多往事回忆。借此契机，向大家聊聊“我眼中的福建”，如果读者朋友能够因此开阔眼界，有所裨益，也算是别有一番风趣了。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版图中，福建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长期以来，它偏处东南沿海一隅，多山少地，交通不便，山川地理、人文风貌都独树一帜。再加上历史上一直远离中原王权，颇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感觉。

即使到了今天，福建也是东南沿海省份当中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较弱的那一个。当春晚小品把福建念成“胡建”，借以调侃福建人的普通话发音；当“广东人爱吃福建人”莫名其妙火遍全中国，福建人的“文化失语”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而这种“文化失语”，与福建的现实状况和历史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什么是福建？什么是福建人？福建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福建究竟要向何处去？

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拨开八闽大地之上的重重迷雾，还世人一个真实明晰的福建。

1

说文解“闽”

“福建”两字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唐朝，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王朝为了巩固边防，始设经略使，统领属地军政大权。在东南，朝廷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军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福建”二字从此出现。

在“福建”出现前的漫长时期，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的字，叫做“闽”。

“闽”字的最早记载，恐怕要追溯到上古先秦。《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写道：“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这与今天福建的地理分布结构是高度相似的。由此推断，福建在远古时期很可能是海浸之区。

先秦时，古人将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带的众多土著部族统称为越，即百越。而生活在今天福建地区的部族则被称为闽越。《周礼·禹贡》中将闽地称为“七闽”，意即闽地的七个小国或部族。公元前334年，闽地北部的越国为楚所灭，首领无诸率旧部进入闽地，统一“七闽”，自称闽越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征战百越，闽越王无诸被削去王号。秦朝在此设立闽中郡，但却未将其纳入秦三十六郡范围之内。换句话说，闽地只是名义上归属秦王朝，实际上仍归部落首领统治，这也是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羁縻制度前身之一。秦灭后，刘邦为体恤无诸协助灭秦之功，复封其为闽越王，辉煌一时的闽越王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

1999年，我在为武夷山市进行总体发展战略策划时，曾专门考察了武夷山南麓的闽越王城遗址。作为华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汉代考古遗址之一，规模宏大的闽越王城现存有48万平方米之巨。崇山峻岭掩映之下，大山深处的秦砖汉瓦更显恢弘肃穆。

与中原地区的古城遗址不同，闽越古城从建筑形态布局和出土文物上看，都颇具闽地特色，展现出古闽越国在各个领域的繁荣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讲到这，不得不提一则趣闻掌故。当时在考察时，有一个风水学专家同行。我看到闽越王城依山而建，以河为壕堑，以山为墙屏，固若金汤，实属易守难攻之地。于是便打趣问他，敢问先生从风水角度怎么看？

没想到这位老兄哈哈一笑，讲出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的金句：所谓风水，无非是“背后有靠，左右有抱，前面有水，水里有泡”。也就是说，凡风水宝地，皆需背后依山，两侧有屏障阻隔，前面有水，而且一定要是能“冒泡”的活水。

我听完会心一笑。按此标准，闽越王城确属风水极佳之地了，这句关于风水的十六字箴言，虽非方家正论，倒也颇有几分说服力了。

2

乱世入闽，盛世出洋

二十多年来，我带领团队在福建地区大大小小做过数十个项目，其中很多涉及到文化层面的策划。因此，对于福建的人文变迁史，也曾做过一些考究。

如果说闽越时期的福建，是中华人文版图上的边鄙之地，那么自汉、晋始的历次人口南迁，则是福建被中原文化同化的漫长历史进程。

历史上汉人大规模入闽，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其一是东汉末至两晋，其中以三国孙吴移民入闽和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两波为盛；

其二则是唐及五代年间，以唐初陈政率军入闽、安史之乱移民、唐末王绪、王审知率军入闽三波为盛；

其三则是两宋年间，以靖康之难及宋末元初两波为盛。先来为闽，宋以后为客家，福建的人文变迁史大致如此。

历朝历代入闽的移民，以避乱为主，亦有流放或戍边之因。来自中原的汉人一般先迁至江浙赣，再迁至闽粤。他们当中有名门望族、士大夫，也有地主、农民、手工业者，这些人保留了大量中原的文化习俗、生产方式，极大的促进了闽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尤其到了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整体南移，福建一时间成了“东南全盛之邦”，进士人数居全国之首。也正是这一时期，“八闽”的人文地理概念开始形成，并影响至今。

北宋福建路设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邵武、兴化二军。南宋设一府、五州、二军，皆为八个同级行政机构，故称“八闽”。这也是八闽的实际由来。至于“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的说法，更多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福建得以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也日渐突出。福建本来就是东南小省，不仅面积小，更是以“八山一水一分田”闻名天下。耕地少，人口却越来越多怎么办？只能迁徙。

可福建三面环山，交通严重不便，往哪里迁呢？福建人环顾四周，只能是向海。因此，宋以后向海外迁徙便成了福建人的传统。时至今日，福建还流传着“门字里面是条虫，跳出门外便成龙”的说法，福建人对于走出去的渴望，可见一斑。

有人做过统计，海外祖籍福建的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总数可能超过千万。而走出去的福建人里，除了一部分东渡进入台湾，大部分则去到了东南亚。可以说，在下南洋方面，福建人比广东人还要厉害。尤其在距离福建相对较近的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华人直到今天都占据当地社会上层，掌握大量财富。

远的不说，近的有菲律宾的郑周敏、陈永栽，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这些鼎鼎有名的华人巨商在当地经营几代人，富可敌国，翻手云覆手雨。究其祖上，均是石狮、晋江、福清、福州而来的福建人。

至于华人立国的新加坡更不用说，41%的华人都是福建人，是新加坡最大的华人群体。甚至在1979年李光耀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福建话是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言，也是新加坡马来族和印度族跟华人沟通的语言。

客居东南亚的福建人还建立了不少“福建会馆”，以类似同乡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对内整合华人群体，对外代言华人利益。在整个东南亚近现代史上，福建会馆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相比较两广地区，福建人下南洋更广更深更猛，对当地的影响力也更大一些。

而这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福建人向海而生，长期在海上经营，产业都在海外。明清以降的海商集团，颜思齐、李旦、郑芝龙、郑成功等头面人物都是福建人。他们以海上贸易为生，掌握大量财富和私人武装，在台湾、东南亚和日本都具有很强的势力。他们内部自成体系，甚至可以与官府对抗，达到商业或政治目的。

其二，或许是因为福建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内敛性。历史上每逢战乱，相较其他沿海省份，福建更容易割据一方。从汉闽越国到五代闽国，再到近代史上的“福建事变”，皆是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福建历来是“兵家不争之地”，地狭人稠，交通不便，易守难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闵文化有很强的内敛性，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抱团自成一体。

我在分析潮汕时曾指出，潮汕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便是宗族和帮派文化。而潮汕人大都由闽地南迁入粤而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潮汕的这个特性与福建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依靠宗族和帮派支持，福建人很容易在海外站稳脚跟，甚至做大做强。

3

龙生九子，九子不同

如果说对外福建人是个整体，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那么对内，福建则成了“龙生有九子，九子不成龙”。

我走过中国很多地方，按照地理、历史和人文分野，这些地方都可谓是“三分天下”。比如说广东有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陕西有陕北、关中、陕南三个迥然不同的地理文化区；大四川地区则由巴、蜀、藏三个地理文化区组成。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很常见。

但福建绝非如此。八闽大地就像西瓜一样，可以被拆分成数个不同瓣，每瓣单拎出来都别有一番风味。合在一起，则是福建这块层次丰富又味道绝佳的“玲珑瓜”。

这种多元性可以算得上是福建文化的最鲜明特点。从闽南、闽北到闽东、闽西，八闽之间方言民俗、文化传统都各自迥异，差异鲜明。甚至在每个区域内部，又能细分出众多不同，每个地区都个性十足。

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可能有三点。

第一自然是地理原因。福建依山傍海，既是东南“山国”，又是“闽水泱泱”。高山急流阻隔，地理分区众多。这些区域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交流困难，因而都形成了各自封闭，自成一体的文化区。

武夷山的清幽肃穆与泉州港的富庶繁华截然不同，闽西人的克己谦恭与闽南人的热情豪放更是格格不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当代福建的一个奇特现象：沿海领风气之先，走在全国前列；内陆却仍然相对闭塞，发展缓慢。

从沿海到山区，仿佛是从第一世界穿越到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层次十分鲜明。当然，近些年福建发展今非昔比，少数贫困地区也早已脱贫，但整体上还是有很强的层次感。

其二，则是构成闽文化的成分和来源实属复杂。从秦汉到近代，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闽越遗风的影响，又有中原文化的潜移默化，还有宗教文化的和风细雨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冲击。各时期八闽各地都曾独领风骚，百花齐放，谁也取代不了谁。

其三，则是中原文化在闽地的相对弱势，无法在福建完成彻底的整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内核。历史上虽数次中原文化深入闽地，但整体上是分批次分时期进行的。闽地的封闭性加上中原文化入闽后被隔绝，最后都削弱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使得八闽大地始终缺乏一种强势文化的主导。这才形成了今天各个文化片区碎片割据的状态。

因此，要想读懂福建，需要先化整为零。拎起放大镜，在地图上仔细检索。“按图索骥”，方窥全身。

4

精彩闽南

福建版图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闽南了。一直以来，闽南人都以福建“老大哥”的身份出现在世人视野之中。

闽南话在海外有多大影响力？举个简单例子，今天东南亚华人最常用的通用语言就是闽南话，甚至很多当地民族都会讲闽南话。新加坡英语里有一个特定的词叫hokkien，指的是福建裔华人，但同时也是闽南话的意思。于是世人皆知闽南话为福建话，而不知有闽北、闽中、闽西、闽东之分。

今天的闽南，是福建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也是GDP龙头区域，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占据了强势地位，在海内外有着“闽南金三角”的美誉。这与闽南人的文化性格是密不可分的。

闽南人自古过番出洋，擅长海上贸易，喜爱外出打拼。农耕时代地狭人稠，想要生存只能走出去经商。这就形成了闽南人的海商传统，使得他们不信天命、不安现状、注重效率、敢于冒险。相应在性格上，也更为热情豪爽。一句“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道不尽闽南人闯荡四海的万丈豪情。

虽然同属闽南，厦漳泉三地在文化方面却各有差异。

厦门是闽南下的一颗金蛋，既珍奇又宝贝，如小家碧玉，恬静淡雅。

我出生在贵州大山里，儿时便对大海颇多向往。那时候每次听到《海滨音诗》、《渔舟唱晚》这些经典曲目，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大海相关的景象，而这些意象就构成了我对厦门的全部想象。音符跳动，恍惚间仿佛置身厦门海边，徜徉在鼓浪屿的绿树红瓦，碧海蓝天之间。偏安一隅，浪漫文艺，这便是我对厦门的第一印象。

后来到了2001年左右，厦门海沧投资集团请我去给海沧区做整体战略策划。站在海沧半岛的沿海滩涂上，迎面微风习习，听得涛声阵阵，阳光洒在海面泛起粼粼波光，正是我记忆中的厦门印象。

在这次策划案中，我提出了“厦门要从海岛城市向海湾城市发展”的思路，在这个大判断的基础上，海投集团要将厦门的美好意象倾心植入，打造一个包含碧海云天、浪漫清新、临海听涛等情调的“未来海岸”社区，寓意厦门向海湾发展的未来，重新定义了厦门人对美好人居的向往。通过海沧半岛的开发，让厦门从海岛到海湾城市的升级走出关键一步。海投集团时任董事长李少民对此非常赞同，并坚定不移的执行了下去，这一判断既帮助他的项目获得了提前量，也在厦门当地广为流传，如今二十年后回头看，战略就是预见，诚哉斯言！

厦门的另一个气质，是作为海港城市的开放包容。厦门港城建城近七百年，经历过太多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清末民初，西方人看中了这片岛屿的天然良港属性，和其在远东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宜人气候、碧海蓝天和神秘的东方气息让他们流连忘返。他们带来了西式的建筑、设施、制度、文化、生活方式。这些都奠定了厦门这座城市的开放气质。

这种开放气质在改革开放后，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厦门的腾飞。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厦门不仅成为台商和侨资投资的首选，更是成为整个闽南地区企业的总部基地，这其中也有智纲智库参与的身影。

2004年春天，厦门的老牌市属国企路桥集团找到我，诚邀智库为厦门岛东北部的钟宅湾做整体策划。

钟宅湾何许地也？这里原本是鹭岛东部的一大片围垦农田，是福建省最大的畲族聚居区。由于鹭岛东岸长期对台战备，即使在厦门特区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片区也未曾得到正式的开发建设，人口杂居，房屋破败，是典型的城郊农村。

等实地考察完这片风水宝地后，我忍不住感叹：走过中国大陆如此多海湾城市，还未曾见过像钟宅湾这样的恬静美丽的海，丝毫不逊于“外婆的澎湖湾”。我当即建议有关部门大力整顿治理周边环境，还海于民，再现一个童谣般的现代海滨港湾。

当时我们策划方案的核心观点是，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总部经济区，将整个钟宅湾片区整合成集金融商务，科创研发，文化旅游，休闲养生，生态保护，高端生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综合片区，真正成为代表未来厦门城市运营水平的新“城市会客厅”。

方案得到了时任厦门市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后来，钟宅湾被改名“五缘湾”，寓意两岸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被上升到更为宏大的政治历史格局之上。

我近两年再访厦门，发现五缘湾已是厦门的高端城市名片，当初的战略构想，已逐个照进现实。恒安、戴尔、贵人鸟等众多名企总部纷至沓来，成百上千的漳泉地区企业总部和研发科创中心争相进驻，周边精品住宅比比皆是。商业服务、海滨公园，传统民俗，休闲娱乐等元素被有机的整合其中，五缘湾，成了厦门发展的“机缘湾”。

2019年，我在为宁波慈城项目进行战略策划时，与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也曾有过交流。多年前任厦门发改委主任的郑书记，提及五缘湾亦是印象深刻。回顾往昔，我们不约而同感慨，实在是流光容易把人抛啊。

此后十几年间，智库还先后承接了厦门园博会和鼓浪屿等战略策划项目，深度介入了整个厦门的高速城市化发展。这些年，我带领团队走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见证了她的容颜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厦门浪漫依旧，仍然是祖国东南海滨最美好的一个开放窗口。

相较于作为总部经济区的厦门，临近的泉州则是另一种画风。

如果说厦门是小家碧玉，那么泉州则是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家闺秀，秀外慧中，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在当代却是经济发达，文化黯然，以至于“养在深闺人未识”。

一方面，泉州多年来GDP总量长居福建第一，最早进入“万亿俱乐部”，以晋江、石狮为代表的轻工业制造高度繁荣，打造出名震天下的“泉州模式”，推动了整个福建民营经济的发展。以至于近几十年，泉州给外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商业发达，暴发户众多。

另一方面，泉州作为千年古城，素为文化鼎盛之地，同时又是著名侨乡，是海内外数千万闽南人的精神文化高地。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泉州的人文资源优势远未充分发掘出来。因此，泉州要想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下抢占制高点、掌握话语权、搭建新平台、开创新时代，就必须把自己的历史文化故事讲好。

历史上中原汉族多次南迁入闽，重要的落脚点就是泉州。泉州也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文化，同时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中土文化基因，是闽南文化的滥觞之地。

有学者考证，泉州话里保存的很多古音，比如“十五音系统“都是源自东晋中原汉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泉州的另一大特点则是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世人皆知宋元时期泉州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同时期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实际上泉州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第一大港。

当时的泉州港名叫刺桐港，港内帆樯林立，商贾如云，涨海声中万国商。史料载极盛时期港内有15000艘各型船舶，岸上侨居数万亚非商人。

这些商人来自今天的南亚、伊朗、阿拉伯甚至东非，他们当中有的娶妻生子，世代定居，并且带来了伊斯兰教，建造了礼拜寺、公共墓地。这些宗教痕迹现在泉州市区仍有遗存。

阿拉伯商人带来的西域香料、珍品等货物，被置换成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装运上船。这其中泉州产的上乘德化白瓷正是主力。

2006年，智库（ID:wzggzswx）曾受邀为泉州德化县域经济做整体战略策划。德化是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齐名的中国三大古瓷都。宋元以降销往海外的中国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产自德化。德化瓷因此也成了最早大量外销的中国陶瓷，变成了“China”一词最早的含义。

这些满载中国货物的商船乘季风和洋流南下，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终到达阿拉伯半岛或东非海岸，这便是海上丝绸之路。泉州也因此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中华文明是个陆地农耕文明，距海甚远；其实站在三千年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强的双重性。一面是内陆农耕文明，另一面则是海洋商业文明。而泉州正是这种千年海洋文明的最佳展示窗口。

2018年，我们在帮泉州文旅集团做发展战略策划时就曾提出，泉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全力打造世界海丝文化休闲旅游目的地，打响海丝文化和闽南文化两大文化品牌。

而这两者，正是泉州能够体现权威性、唯一性和排他性的文化瑰宝。古城泉州，下一步或许将要重现她千百年前的绝世芳华。

5

厚重福州

这些年我从事区域和城市战略咨询工作，走遍了中国的大小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一般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往往依靠一个中心城市带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省会城市。依靠强大的虹吸效应，省会城市积累了来自全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各资源要素，加上宏观政策倾斜，短时间内就会一家独大。

这一点在东部沿海地区截然不同。沿海地区城市首位度往往都会低于内陆。这是因为但凡是沿海省份，必然会出现两个强中心，一个省会，另一个一般是传统港口城市。这种现象，我姑且把它称作“双子星”现象。沿着东部广阔绵延的海岸线由北向南，概莫能外。

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浙江的杭州和宁波，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江苏情况特殊一些，但实质上相似，即沿江的南京和沿湖且依靠上海出海的苏州。

“双子星”城市，在发展格局上往往是功能互补，长短相济，既相互竞争又相辅相成；相应的在两地人的人文性格上，往往都是既相互鄙视，又惺惺相惜。

这一现象的背后，盖因沿海城市更容易得地理之利，开风气之先，经济发展便利；而腹地政治中心则相对文化底蕴深厚，更多依靠政策扶植集中资源。一言以蔽之，是不同的城市定位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福建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于福建来说，福州长期以来都是政治中心。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复国，在今天的福州建都，号冶，此乃福州建城之始。此后两千多年，福州都长期作为闽地的政治中心存在。

福州的定位，与其历史地理条件密不可分。发源于武夷山脉的闽江在福建境内穿山越岭，终于能够在福州落下脚来汇入东海，形成了福建稀有的福州平原。

福州平原以盆地的形式存在，周围的高山险阻提供了天然屏障。加上地处险远，福州成了“兵家不争之地”，历史上几乎没有怎么遭受战火冲击。同时，闽江水网提供的交通便利，肥沃耕地提供的生产支持，都让福州成为入闽中原人士的定居首选。放眼福建，没有比福州更适合作为政治中心的了。

有了长期安稳的政治环境，加上移民不断的人文交流碰撞，福州的文化积淀逐渐深厚起来了。

这种文化底蕴的直接体现，就是三坊七巷。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开篇，曾描绘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福威镖局，这个镖局坐落在福州府西门大街。西门大街虽是虚构，但是这个西门现实对应的其实就是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堪称“明清建筑博物馆”。我第一次去福州考察时，曾被三坊七巷的格局深深震撼。走遍大江南北，没想到在东部沿海能保存这样完好的古城，而且样样都是绝版资源。

建筑的背后，是悠久的文化底蕴。晋以后入闽的世家大族多聚居于此，而这种士大夫式的文脉延续，到了晚清时期达到顶峰。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小小的三坊七巷，从清末到民国，短短几十年，竟然能走出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宝琛、林纾、林旭、林白水、冰心、林觉民、林徽因、王冷斋、黄乃裳等几十位清末民初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覆盖了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几乎各个领域，堪称是群英荟萃，众星璀璨。“晚清风流出侯官”实属名不虚传。

更有趣的是，这些激荡风云的杰出人物扎堆在三坊七巷做邻居，大姓之间互相通婚，不是姻亲血缘就是师出同门，以至于1936年去福州任职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写道：“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像林文忠公的林氏、刘氏、郑氏，沈葆桢家沈氏，都住在这里，两旁进士之匾额，多如市上招牌，大约也是风水好的缘故……”

风水虽有调侃之嫌，但坊巷长深，家风久远是真。这些世家大族家风清正、治家严谨、爱国忧民，很多故事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林则徐三个女婿和一个儿子都曾经在宫巷居住过。当时参观林公祠，有一句林公留给子女的对联给我很大启发，叫做：“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当然，照林公此联，应该还有一句横联叫做“不给子女留钱财”。大抵林家家学渊源，盖因重精神遗产轻钱财外物，也难怪林家子女最后大都名垂青史，为民称道。

福州在近现代史上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乃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最早西风东渐的地方。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列强进驻，沿码头设立洋行，西方文化开始以福州为桥头堡传入中国。当时的福州，是仅此于广州的商埠。

洋务运动时期，福州成为了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和发展民族军事工业的基地。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设福州船政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之后福建船政大臣，福州人沈葆桢筹办了近代第一座海军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后来又创办第一支成军的海军舰队——福建水师。那个时候的福州，乃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福州将这种西洋之风输向全国，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严复、詹天佑、林纾、王寿昌、陈季同等一大批人，或直接推动民族工业发展，或翻译西方著作启迪民智，皆成为西学东渐的先驱。福州这种“洋气”是绝无仅有的。

福州的另一个“洋气”之处，是民国时期的福州才女。林徽因、冰心、庐隐皆是福州人。这当中最著名的代表自然就是林徽因。

林徽因出身福州名门望族，风华绝代，才貌双全，追求者如过江之鲫，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名副其实的名媛。她把福州的“洋气”带到北京，进而影响了整个民国。以至于世人常常关注其周旋在三个男人中的风流往事，却忽略了其作为著名留美建筑学家，与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中国建筑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6

多彩两翼

如果说福州和厦门是福建的两个内核，那么八闽的两翼，则是闽东和闽西。闽东以宁德为代表，闽西则以龙岩、三明为代表。闽北的南平、武夷山则可以算是广义的闽西地区。再加上福厦之间一个特立独行的莆田，八闽的人文版图才算拼凑整齐。

总的来说，福建的两翼，在历史上虽不如福州、闽南那般浓墨重彩，但却是支撑起八闽的四梁八柱，缺一不可。

闽东的宁德是典型的海滨小城，海岸线纵横曲折，港阔水深，是天然的优良军港。我第一次去三都澳时，一下子就被那种碧波万顷，风起浪涌的苍茫海景所震撼。仿佛置身天涯海角，世界尽头，感受到苏武北海牧羊式的壮阔悲凉。

相较于闽南人的粗犷豪放，闽东人更为内敛笃定。闽东的制造业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与闽东人这种勤勉踏实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八十年代邀请我去宁德的闽东电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算得上是制造业标杆；而今天资本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宁德时代更是成为了中国新兴制造业的优秀代表。在接下来这个实业勃发的时代，闽东不容小觑。

提到闽北，就不能不提武夷山。上个世纪末，福建集全省之力，要将武夷山推上世界遗产名录。当时主打两张牌，一是丹霞地貌，二是人文历史。但其实申报团队心里也没底，之所以报两个，纯属碰碰运气。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又遇到了大难题：浩如烟海的材料里面却找不到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而这恰恰是智纲智库所擅长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找魂”。受当地邀请，我当时刚好带领团队在做武夷山的城市发展战略，在山中徜徉了七八天。于是受人之托，为申遗团队出谋划策。

针对申遗团队的痛点，我们基于前期的调研成果分析指出：“武夷山在山水人文上与其他名山大川比，都不具备绝对优势。但不是单项冠军，可以做全能冠军。如果我们开创一个先河，把这一桌满汉全席端出来，那么就能开创一个新时代，西方人也会倍感震撼。”

这个思路获得了申报团队的高度认同。经过两天“山中悟道”，终于在最后关头灵感来了，我提笔写了两行字“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中国武夷山”。

儒家有孔庙，释家有峨眉，道家有武当。但三教同山，只有武夷山可以开此先河。朱熹蛰居武夷山四十年，开办紫阳书院讲学；秦汉以降，武夷山就是羽流禅家栖息之地，宫观、道院和庵堂故址不胜枚举。而山水茶都具备，且把这些要素打通的，也只有武夷山。

方案提交后，不到半年，消息传来，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表决全票通过，武夷山赢得世界上仅有的23顶“双世遗”桂冠之一。

武夷山申遗成功，大红袍也衍生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了岩茶代表。为了表示感谢，时任市委书记在我离开的时候，很神秘的拿出一个礼物，一层层绸缎打开以后，露出一个锡罐，他说：“王老师啊，非常感谢你对我们武夷山的贡献，我们没什么别的礼品，只有这个东西了。”

原来罐里是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三棵老茶树一年的产量也就二两左右。按照书记的说法，采摘下来后一分为三，一份送中央，一份送省委，剩下一份送给最敬重的客人。像这么一罐茶，在香港可以拍卖出二十万港币。

当时我只是当成礼品收下，谁知2006年，母树大红袍的血脉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使得以延续，武夷山立即决定对母树实行停采养护。2007年，最后一次采摘自福建武夷山350年母树的20克大红袍正式存入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此母树大红袍绝迹江湖。

这罐茶拿回家以后，一放就是十年。我虽平时很喜欢喝茶，但是没什么讲究。这个锡罐子就一直放在桌子上，也没人动，只有灰尘落了又擦。直到有天一位香港人来拜访我，这位老兄人称“香江怪杰”，特别之懂茶，兼之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是个很有造诣的文化人。

我正发愁如何招待客人，突然目光一转，看到了桌上的那罐茶，顿时一拍大腿：“有了，你又不喝酒，又不吃肉，正好我这里有个东西，你帮我鉴赏鉴赏。”

这位老兄打开锡罐，一会儿闻一会儿看，最后感慨道：“不得了不得了，这是极品大红袍，一定要好好地保存起来。”

我说：“最难风雨故人来，寒夜客来茶当酒。今天我们就把它消灭了。”他忙说：“受用不起、受用不起。”

我说：“只有在懂行人眼里，它才有价值。给不懂的人喝，就是暴殄天物。今天一定要把它消灭了。”

这位老兄听了以后相当激动。焚香沐浴，开始虔诚地泡功夫茶。一会儿春风拂面，一会儿关公巡城，一会儿韩信点兵。一整套礼数毕后，两人对坐，一人十杯，大红袍悉数下肚。

喝完后，我打趣道：“这茶究竟值不值”？此君抬头望天：“说值也值，说不值也不值，归根结底，还是物有所值”。两人相视，哈哈大笑，这也算是一段后话了。

关于闽西，我原本了解的并不算多，几次去福建都是缘悭一面。去年我在龙岩考察项目时，特意去看了一下永定土楼，这才把客家这堂课给补上。

唐宋以后中原汉人为避战乱一再南迁，最终落脚到闽西大山里，千百年来形成了辉煌灿烂的客家文化。闽西客家人不接触海，为避战祸移民至此，与外界接触也甚少。这就形成了客家人低调沉稳，纯朴厚重的文化性格。

这种文化秉性有一个很深刻的代表，就是永定土楼。客家人迁居至永定，为求生存，聚族而居，共御外敌。他们保留了大量中原的传统习俗，把儒家文化传承的很好。

历史上客家人耕读传家，擅取功名，一直是体制内报国为主。然而今天历史终于给了客家人一个新的创业舞台——互联网。当新一代客商的商业头脑、创新意识和扎实的知识背景结合，客家人的爆发就变得不可阻挡了。

字节跳动的张一鸣和美团的王兴就是非常生动的代表。他们既继承了客家人踏实读书、低调营商的传统，又具备了年轻一代的商业敏感性和创新能力，在互联网这个大平台上，用聪明才智开疆拓土，未来前景不可估量。

讲福建，还有必要聊一下莆田。

放眼整个中国，似乎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地区是类似本省“犹太人”的存在。这些地区的人往往非常善于经商，以精明强干著称，当然，也免不了因过于精明而承受非议。

对于福建而言，这个地方就是莆田。莆田地处福州和闽南之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人文阜盛之地，“海滨邹鲁”之邦。自隋朝至清末，莆田进士累计达2000余人，占尽科举风流。

即使到了今天，这个不足300万常住人口的小城仍然很有存在感。莆商遍布海内外，且在很多领域都颇有成就；但外人对莆田的第一印象，却是从近些年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开始的。泛滥的假鞋产业链，争议重重的莆田系医院，这些都容易让外人对莆田产生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

尤其是对于莆田系医疗而言，隔三差五出现在舆论漩涡中心已是家常便饭。精明的莆商发现了现行医疗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并试图把它变成盈利的商机。

这从商业角度上来看，是行得通的，但却选错了行道。毕竟医院永远要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而不是把治病救人当做一门生意来做。当商人在生意和道德之间对生意“一边倒”时，那么纵使他能在短时间内四处攻城掠地，基业也终究不会长久。

莆田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美食。多年前我受友人相邀去湄洲湾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就是在那家名不见经传的球会餐厅里，我吃到了正宗的莆田菜。具体菜品如今早已记不清，只记得虽看似简单家常，却味道鲜美，用料讲究，烹制也恰到好处。本想因此多逗留几日，但行程匆匆，遗憾错过。

说来也怪，先前我多次造访福建，都感觉福建尤其是闽南的饮食不尽人意，但莆田这一餐却令我刮目相看。由此可见，福建并不缺乏美食，而是多大隐隐于市，在渔村深山，藏于背街陋巷的民间。

要知道，但凡是美食之都，必定是文化昌明、人杰地灵之地，毕竟文化底蕴的最直接载体便是饮食。人们常说的从饮食风物看文化，正是如此。

7

坐商与行商

谈福建，躲不开闽商这个话题。

明清以降，中国以地理文化差异形成了众多商帮，包括晋商、徽商、粤商、浙商等等。这些商帮时至今日都在对中国的商业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无论是哪里的商人，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坐商”，一类是“行商”。

所谓“坐商”，顾名思义就是坐地生财。坐商所处的地区，往往商业资源丰富，营商环境好，经商传统深厚。再加上社会风气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深刻，即使是商人也相对安土重迁，做大之后也不愿背井离乡。

而行商则不同，行商多发迹于农耕时代的贫瘠之地，是人们穷则思变的产物。行商行走天下，少有故土乡情束缚，机敏灵活，敢于冒险，往往更具开拓意识。浙江、福建自古以来便是多山临海之地，农耕条件差，人地矛盾深，行商的产生自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作为行商的杰出代表，闽商对中国乃至世界商业文明的贡献不可谓不大。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闽商。东南亚自不必多说，就连在欧洲和南美定居的都有很多早年外出经商的福建人。这些侨居国外的闽商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乘改革开放之东风，摇身一变成了侨资，纷纷回来投资兴业，光宗耀祖。

这些叱咤风云的闽商里，有陈嘉庚、胡文虎、林文镜等老一辈爱国侨商，也有赖昌星这样的乱世枭雄。以赖氏家族为代表的一批闽商，简直是将海商文明里生猛胆大的一面发扬到了极致。在那个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年代里，他们善用各种手段，为拿下目标官员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人性的捉摸和把握堪称一绝，认为“男人只要贪财好色，没有摆不平的”，而且常常一腐蚀就是腐蚀整个生态。可以说，在信奉“种地不如种人”的生意经方面，那个年代的闽商比潮商还要厉害。

从八十年代的晋江假药案到九十年代末的远华大案，再到近十年层出不穷的“莆田系”，上一时代的闽商在各行各业攻城拔寨，野蛮生长，把那种野性、激进、没有底线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到今天，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闽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今天的新一代闽商，与他们的父辈、祖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将知识、科技和商业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继承了闽商传统的创新意识和打拼精神，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无论是互联网圈企业家，还是今天处在市场风口浪尖的宁德时代曾毓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比起目不识丁，全靠一腔胆识和气魄在血雨腥风中杀将出来的老闽商，他们的成长环境更为优越，往往都接受过良好甚至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对技术创新、法治管理、市场规则的理解程度远比老一辈深刻。同时，血液里流淌的商业野性使得他们又比一般人敢于尝试和冒险。

尤其是新一轮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革命，福建人可以说成了这个广阔舞台的弄潮儿。从最早8848的王峻涛，再到占据今天互联网界半壁江山的张一鸣、王兴，更不必说拼多多的陈磊、喜马拉雅的余建军这些后起之秀，以及雪球方三文、美图吴欣鸿等一众闽籍互联网优秀创业者，福建人的商业基因仿佛天生与互联网有着某种神秘的契合点，而这种契合使得闽商能够在互联网时代一骑绝尘，再次领天下风气之先。

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闽商极强的开拓创新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之驱动；另一方面则是福建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荟萃的优势传递。福建人善读书、会读书的特点在互联网创业机遇的加持下，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了完美再现。这正是新闽商的核心竞争力。

我相信，在新基建大潮汹涌，科技兴邦气势如虹的时代，闽商的传统商业基因与知识经济、技术革命的有机结合一定会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在这些新赛道里，一定会有更多空手夺枪的商业奇迹被福建人创造出来。

8

福建，向何处去？

走笔行文至此，文章也接近尾声了。福建之精彩，文章所述，不过十之一二。面对如此精彩的历史演义和如此丰厚的文化积淀，福建要真正摆脱“文化失语”的困境，就需要让世人重新认识福建。

正如谈民族复兴离不开祖国统一，谈福建崛起一样离不开台海关系。台海恩怨三百年，福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躲不开台湾这个是非之地的影响。

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施琅统一台湾；从甲午海战日据台湾到台湾光复；从蒋介石败退台湾再到台湾解严；从李登辉、陈水扁之流误台到今天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台海三百年风云变幻，两岸关系载浮载沉，数不清的恩怨情仇，利害纠缠。

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摆在福建人面前。无论是从地理、历史、文化还是政治上，台湾自始至终都是福建下的一个蛋。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必定会藕断丝连，台湾斩不断，福建逃不开。两岸和则福建兴，两岸分则福建损，福建与台湾就像被绑在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改革开放前台海长期战备，福建牺牲了数十年发展的战略窗口期；关系缓和，台商回归，福建人抓住机遇，自力更生，这才慢慢找回失去的那数十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福建今天再次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毫无疑问，事情正在起变化。两岸的实力差距正发生质的深刻改变，过去长期施加在福建身上的枷锁正在慢慢挣脱。

今天的福建，各项经济指标排名连年上涨，在全国范围内异军突起，八闽大地的面貌正在焕然一新，前途无限光明。往后几年，福建在综合实力方面的提升将会势不可挡，总有一天会全方位碾压台湾。

我们有理由相信，祖国统一一定会在我们可见的时间范围内实现。中华民族要完成伟大复兴，台湾问题是迟早必须要解决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来解决。

所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今天摆在福建面前最大的道理，就是台海问题。从郑成功到施琅，历史上每一次收复台湾，都离不开福建人的身影。

在下一个民族复兴的历史性时刻，福建将会扮演何种角色？又会有怎样的历史宿命和战略安排？这一切又将如何考验两岸之间的政治智慧？我们期盼着这一出民族复兴的史诗级大戏上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