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

——驳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早产论”

余 斌  昆仑策研究院

【编者按】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考茨基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的社会主义早产，并不是社会主义早产。如果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十月革命从酝酿到发生进行总体性的回溯，发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认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一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末，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早产论”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因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2]。为进一步阐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回应所谓社会主义“早产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挑战，本文拟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进行一个总体性的回溯，给予社会主义“早产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反驳，以正视听。

一、社会主义并未早产

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社会主义的早产，而并非是指社会主义的早产。社会主义不但未早产，反而有点“过月”了。

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指出，“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

在1844年写作《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4]

这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深刻地概括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43

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两个必然”。

但是，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592

人们据此得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只要还能发挥出一些生产力，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出现，似乎马克思放弃了“两个必然”或把“两个必然”无限期推后了。但是，这些人忽略了马克思在这里紧接着写下的这句话：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592

按照这句话，既然《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那么解决这个任务的物质条件就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决不会”的问题。正是如此，马克思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任务：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更进一步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

“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3]26

因此，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观点，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早产；反之，就西欧而言，是“过月”了。“过月”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后，包括考茨基在内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成为马克思本人所否定的那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考茨基的背叛，列宁1918年专门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对其进行了清算，此不赘述。

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的可能性

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8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计划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来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明了革命的策略。实事求是地讲，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实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策略来进行的。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等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为他们卖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获得了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这个时候，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得当，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7]

实际上，马克思曾明确反对别人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8]466，并明确地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8]464

那么，为什么俄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不必走那条似乎注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们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只要这些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并且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对此，马克思解释道：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8]571

显然，只有像考茨基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才会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或不应当在俄国取得胜利。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已经指出，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9]138

于是，列宁在这里提出的任务，正是十月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9]138

三、列宁的革命策略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针对那些对他的“四月提纲”的质疑曾作出过回应。

列宁首先自问：“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然后，他指出，“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9]142。

这说明，列宁对俄国的阶级关系状况十分清醒。基于这种状况，列宁认为，俄国就不能冒险从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跳跃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还特别指出，“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9]142-143。

由此可见，列宁根本就没有实行早产社会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打算，其策略主要是争取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依据完全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革命理论。

恩格斯曾经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进行探讨。”[10]538

有人据此歪曲恩格斯的意思，说他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所探讨的是：“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10]538-539

而历史的事实则表明，“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已经有了经验教训从而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10]540

因此，恩格斯所反思的只是如何克服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并去追求多数人的革命；其目的是强调要从表面上的或自称的民主革命转向真正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放弃暴力革命。列宁的革命策略正是这样的：

“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在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9]133

这也正是列宁要求“工人阶级的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应当像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11]5的原因。

四、列宁对七月起义的叫停

俄历1917年7月3-4日（公历1917年7月16-17日），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一战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堡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爆发了群众性游行示威。这场自发的游行示威由第一机枪团带头，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是决定劝阻群众，然后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又努力将其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列宁本人于1917年7月4日赶回彼得堡，向游行的水兵发表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7月5日也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这场和平的游行示威，最后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镇压下去了，临时政府还以德国间谍罪的名义下令逮捕列宁。于是，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里，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12]469。这样，七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就被各方面的力量扼杀了。

列宁事后在答复彼得堡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受审通告时指出，“谁也不否认，7月4日出现在彼得堡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大多数是站在我们党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所说的‘组织武装暴动’的神话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着手撤换和逮捕几百个官员，占领几十座国家和政府的大厦和机关等等。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11]37。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列宁为什么要叫停七月起义，从而使可能的七月革命流产了呢？

这是因为，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虽然也能够走自己的道路，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数半无产者争取过来[12]412。而前面我们所阐述的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制定的革命策略意味着，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因为它依靠第二个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9]133。而且，“一小批人夺取政权是不够的。俄国革命已更进了一步：除苏维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资产阶级正是害怕这一点。只要苏维埃还没有取得政权，我们就不会把政权拿过来。但是必须由有生力量去推动苏维埃执掌政权”[9]240。于是，虽然“这个政府可以推翻，而且应当推翻，但要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9]240-241。

而正是在这场后来被称为“七月事变”的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因此，

“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实际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妥协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11]143。

可见，正是基于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尚不可能夺取国家政权而起义则会造成无谓牺牲这个原因，列宁作出了叫停七月起义的果断决策。

列宁叫停七月起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到7月4日之间，革命有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而且还由于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且代价最少地进行[11]7。但是，七月事变之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11]8。

不过，“工人的武装起义，只有同经济破坏和战争延长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巨大高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11]2。“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11]9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仍然要实际地争取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不是自以为可以代表多数的群众。

五、列宁对十月革命的坚持

1917年9月，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政权首都的工兵代表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列宁提出，“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11]232。他指出，“如果说在7月3—5日有错误的话，那只是错在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我认为，那时并不存在这个错误，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是多数。而现在如果还这样，那就是致命的错误，甚至比错误更坏”[11]379。

列宁还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11]235-236。

俄历1917年9月27日，列宁在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为此应当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寄给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11]259 他还直接给斯米尔加布置了军事准备任务。俄历1917年9月29日，列宁又撰写了《危机成熟了》一文。在该文中，列宁指出，“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11]268。同时，他还批评，“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或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11]276。

在这里，列宁不仅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起义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而且“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11]278，甚至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11]278。

这是列宁以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强势推动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

俄历1917年10月1日，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堡、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中又进一步强调：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得政权，那就应当立即举行起义。……胜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11]333-334

俄历1917年10月8日，列宁提出了如何把马克思关于起义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运用于俄国的办法，并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11]375。然而，列宁的这个预期落空了，他关于起义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

俄历1917年10月10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指出，“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早就应当注意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现在看来，大量的时间是放过了”[11]383。

在列宁的推动下，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尽管有两票反对）：“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11]385

俄历1917年10月16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上，“列宁同志同米柳亭和绍特曼发生争论，列宁同志证明，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问题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他不认为这里所谈的有什么悲观主义。他证明，资产阶级方面的力量并不强大。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从所有的材料都得不出这种结论”[11]388。

会议最后形成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11]389

然而，会后，彼得堡流传出一份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表示反对发起行动的手抄传单。对此，列宁愤怒地指出：

“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非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定！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还要卑鄙千倍，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11]412

正是这种工贼行为，使原定俄历1917年10月20日发动的十月革命被迫推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以采取一些对抗革命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俄历1917年10月24日晚上，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指出，“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11]430。在列宁的强势推动和坚持下、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革命群众的不懈努力，十月革命终于于俄历10月25日爆发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六、结  语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3]。

俄国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早产，也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人民证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实践问题。我们看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十月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了，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说明那里本该发生的社会主义“过月”了，这不仅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危害，也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929年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败和战争破坏，就是突出的例证。而1990年代苏联亡党亡国也不是验证了什么早产论，而是验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如果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葬送或中断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这一真理。今天我们纪念十月革命，首先应当像列宁那样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参考文献：

[1]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6.

[2]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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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4.

[7]余斌，古胜红.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C]//程恩富，蒋乾麟.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5-8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