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少年救国志——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书信往来

田心2021年02月26日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同学少年救国志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一首《沁园春·长沙》，不仅记录了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们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也记录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理想“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矫健身姿。一起展开1920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一组往来书信，回望那段他们满怀救国之志，通过艰苦研究、探索、选择、创新最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程。

书信原文(节选)

润之兄：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灭于西欧东欧。

一九二〇，八，一三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弟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1

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毛泽东汇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第三集可见毛泽东与蔡和森于1920年远隔重洋的书信往来。正是在这几封信件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从中可以读到他们追求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谋取幸福的初心，看到他们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思考。

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分别从湘乡永丰和湘潭韶山冲来到省城求学。虽非同班，但同为杨昌济、徐特立等名师的学生，两人很快相识，并结为志同道合的学友。

“志”是一个人毕生事业的开始。毛泽东与蔡和森之所以都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们从小即抱有远大的救国之志。

毛泽东成长在农民家庭，很早就有了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年少时即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给黎锦熙先生写了一封信，谈论了他对当时中国时局的看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他认为，变革中国的方子开了不少，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抓住病根，“俱从枝节入手”而“本源未得”。

这个本源是什么?那就是哲学、伦理和人心。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主张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阅读了大量哲学、伦理学的书籍。在《心之力》一文中，青年毛泽东这样写道：“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这其中洋溢着何等充沛的救亡信念与担当使命。

无独有偶，蔡和森也是16岁在蔡广祥辣酱店学徒期满后，为改造社会，弃商求学，立志走读书救国之路。他们当时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就要有本领。为救国救民而读书，这是蔡和森与毛泽东共同的求学目的，也是他们的共同志向与所求道路。

他们进入湖南一师后，便利用一切条件刻苦学习。毛泽东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蔡和森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态度，使他们在后来历经曲折的探索之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1917年夏，蔡和森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定居，从此，蔡家成了毛泽东等一班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他们与“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的彭璜、“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的罗学瓒等20多个青年渐渐走近，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在橘子洲头漫谈“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新民学会应运而生。

古往今来，所有高尚的心之共同所系，从来都是关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与使命。新民学会团结凝聚了一批有血性、有志气、有担当的爱国青年。他们朝气蓬勃，目光远大，“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树立了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致力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唤醒中国这只沉睡已久的“狮子”;他们还要以非凡的担当意识，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贡献力量。

2

“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就作出向省外、国外开拓发展的决策。

毛泽东指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打先锋的人。”

1918年夏，新民学会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8月，毛泽东同罗章龙、李维汉等20余名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与先去北京联系有关事宜的蔡和森会合。他和蔡和森等8人租住在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挤在一个通铺上“大被同眠”，连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这些有志青年为了国家、为了理想，在北京城内四处奔走。他们邀请李石曾等人介绍留学情况，制定留法工作计划，筹措出国经费，并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举办留法预备班。一切基本就绪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商定，一个“出洋”，观察外部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个“暂不出国去”，“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1919年底，蔡和森率一批会员及湖南青年赴法，毛泽东等人则留在中国“从事实际的改造”。新民学会从此分成了“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两大部分，彼此之间以书信为桥梁，保持了团体的一致性。

在法国，蔡和森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列著作的重要章节，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求索真理，并及时向国内会友宣传介绍，相互讨论分析。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刘清扬、蔡畅等其他会员亦都积极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等另一部分会员则在国内继续他们的求索之路。毛泽东两次到北京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帮助，迅速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响应五四运动，开展“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出版《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筹办文化书社，深入工农，努力使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他们在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中，积聚了力量，也成熟了自己。

从中国到法国，从长沙到蒙达尔纪，跨越国界，相距万里。在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日渐深入的交流中，一段横亘亚欧大陆的思想共鸣日渐被引发。

3

“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1920年7月，法国小镇蒙达尔纪，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召集新民学会旅欧分会和工学世界社社员共20余人在杜吉公园开会，史称“蒙达尼会议”。

会上，大家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然而，讨论出现了意见分歧，蔡和森提出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萧子升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这两种意见各自拥有部分支持者，都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因此，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别写信将各自主张告诉国内的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

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共有2700余字，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将它加了一个“给毛泽东信——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标题。

在信中，蔡和森称毛泽东为“润之兄”。他首先从阐明共产党性质的角度入手，强调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而在这“四种利器”中“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在信中，蔡和森还热切地希望毛泽东：“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因当时交通条件的制约，蔡和森这封写于1920年8月的信，一直到11月才跨越重洋送到毛泽东手中。

接到信后，经过深思熟虑，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近5000字的回信，表明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理想。在信中，毛泽东反对了萧子升主张的温和的革命，对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彼时在法国的蔡和森，在焦急等待毛泽东回信期间，又给他写下一封长信。这封长达6000余字的信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他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具体思路。毛泽东在后来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时，把这封信加了一个“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标题。

信中，蔡和森阐明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和步骤。他指出，一定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这些人应确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蔡和森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要有严格的纪律。他说：“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出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关于组建党的步骤问题，他认为应该“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加以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可“潜在从事”。待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充满激情的来信，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热情回复：“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和森国内建党情况：“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透过这些书信中的激扬文字，仍能感受到他们挥斥方遒的豪情。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是何等的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途径上，虽然一个侧重在国内研究中国实情，一个侧重在国外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由于两颗心紧紧相印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的，所以能够相互应和、互相取长补短，走上同一道路。而在那一时期，瞿秋白、李达、邓中夏……有多少觉醒的青年如毛泽东、蔡和森一样，心怀救国之志，经过反复研究、探索、比较、选择，最终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彷徨呐喊，到觉醒探索，再到笃定践行，茫茫黑夜中，信仰就这样日渐清晰、坚定，革命旅途从此无畏。